山西訂婚強奸案入選最高法案例庫，有何意義？

5月14日，記者獲悉，此前備受關注的山西大同訂婚強奸案入選人民法院案例庫。

該案例庫係最高人民法院於2023年7月啟動建設，2024年2月，案例庫正式上線並麵向社會開放。案例庫收錄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和經最高人民法院審核認為對類案審判具有示範價值的參考案例。

兩個裁判要旨：訂婚不等於性同意

泄露案件不應公開的信息需承擔法律責任

基本案情

2023年1月30日，被告人席某平與被害人吳某某經婚介機構介紹相識後確定戀愛關係。交往期間，雙方約定訂婚彩禮人民幣18.8萬元(幣種下同)。5月1日，席某平家人為二人舉辦訂婚儀式，並於當日通過婚介機構人員向女方交付彩禮10萬元和7.2克金戒指，席某平及其父母書麵承諾，結婚一年後在房屋產權證上添加吳某某的名字。

5月2日中午，吳某某家按照當地習俗宴請席某平。飯後，席某平和吳某某一同來到席某平位於山西省陽高縣某小區的家中，二人在室內休息至當日17時許，席某平向吳某某提出發生性關係，因吳某某不願在婚前發生性關係而遭拒絕。席某平不顧吳某某反抗，將吳某某衣服脫掉，強行與吳某某發生了性關係。其間，吳某某一隻手被席某平抓住，用另一隻手推擋席某平，反抗過程中將榻榻米上的窗簾扯下。事後，吳某某即跑到衛生間衝洗，情緒激動急欲回家。席某平控製吳某某手機並將吳某某反鎖於屋內，自行下樓取車。席某平返回後，吳某某用點燃的衛生紙燒榻榻米邊的櫃腳，用打火機點燃客廳窗簾。在席某平取水滅火時，吳某某趁機跑出房間通過步梯下至13層呼救，被席某平追至13層抓住吳某某的手臂將其拖入電梯。電梯到14層(席某平家所在樓層)後，吳某某坐在電梯內用腳蹬電梯轎廂予以反抗，被席某平強行拖出電梯拽回室內。之後，應吳某某再次要求，席某平開車送吳某某回家。途中，吳某某向其母親電話哭訴其被席某平強暴。

吳某某的親屬為了促成二人的婚姻，盡可能減少對被害人造成的傷害，曾多次與席某平及其家人溝通，希望席某平和被害人盡快到民政局登記結婚，同時表示為了減輕席某平一方的經濟壓力，之前商定的其餘彩禮可暫不給付，將在房產證上添加被害人名字的時間提前，但席某平一方未予回應。5月2日晚，吳某某與其母親撥打電話報警稱吳某某被席某平強奸。5月4日16時許，吳某某到公安機關控告被席某平強奸。案發後，吳某某已將彩禮10萬元和7.2克金戒指退還至婚介機構，但席某平一方以各種理由推托不予領取。

公安機關受案後，於5月4日對吳某某進行了身體檢查，吳某某手腕、雙臂上有淤青。5月5日，公安機關決定立案偵查，經電話通知，席某平主動到案接受調查。經鑒定，現場提取的榻榻米上的花格床單可疑斑跡中檢出的混合基因型包含吳某某、席某平的基因分型；花格床單可疑斑跡中檢出人精斑，與席某平的血樣基因型相同。

山西省陽高縣人民法院於2023年12月21日作出(2023)晉0221刑初36號刑事判決：被告人席某平犯強奸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宣判後，被告人席某平提出上訴。山西省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25年4月10日作出(2024)晉02刑終15號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此外，因涉及被害人個人隱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本案采取不公開審理的方式。但被告人席某平的母親作為辯護人之一，多次擅自把涉及被害人個人隱私的信息發布到網上，侵犯被害人隱私權，故二審期間法院依法對其予以訓誡。

裁判理由

本案的爭議焦點有二：一是本案證據是否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二是被告人是否構成強奸罪，以及應當如何裁量刑罰。其一，本案證據確實、充分，形成完整的證據鏈，足以認定被告人席某平實施強奸犯罪。具體而言：(1)案發前，被害人與席某平未發生過性關係。根據被害人陳述，其在與席某平談戀愛時，明確表示自己不接受婚前性行為。與席某平二審當庭供述被害人和其說過發生性關係必須在結婚後亦相互印證，能夠認定被害人反對婚前性行為，案發前與席某平未發生過性關係。(2)案發時，席某平不顧被害人反抗強行與其發生性關係，違背了被害人意誌。一是被害人陳述與席某平的供述關於二人發生性行為詳細經過和具體細節相互印證，足以認定。案發現場提取的花格床單上的可疑斑跡中檢出席某平的精斑和席某平、被害人的混合基因分型，印證了被害人與席某平關於二人發生性關係的事實。二是現場勘驗、人身檢查筆錄及照片顯示，現場榻榻米上的窗簾被扯下、客廳窗簾有被點燃的痕跡、被害人的手腕、雙臂有淤青；與被害人關於反抗席某平強行與其發生性關係，反抗過程中窗簾被扯下的陳述相吻合。三是席某平行車記錄儀中音頻資料顯示，席某平在與被害人母親談話時稱“我既敢做就敢擔這個事情，我從來也沒說我沒做”;被害人母親與席某平的通話錄音顯示，被害人母親在電話中問席某平“但是你把(吳)某某強暴了，這也是不可否認的東西，是吧?”席某平回答“哦哦，對對”。以上對話內容證實，席某平對其強奸被害人的事實予以認可。(3)案發後，被害人的行為表現表明其對發生性關係持強烈反對態度。在案證據足以證實事後被害人衝洗，情緒激動急欲離開，席某平控製被害人的手機並將被害人反鎖在屋內；被害人實施了燒窗簾等行為；被害人趁席某平滅火時跑出房外並呼救，後又被席某平強行拖拽回房內；被害人母親給被害人打電話，接通電話後被害人即向母親哭訴被席某平強暴等。從案發前、案發中、案發後被害人的一係列表現來看，席某平與被害人發生性關係違背被害人意誌，不存在被害人事先或者事中自願、事後反悔誣告的可能。

關於被告人席某平及其辯護人以被害人處女膜完整為由主張構成強奸罪證據不足的意見。經查，發生性行為是否必然導致處女膜破裂，與性行為本身的程度和個體差異有關。處女膜狀況不能證明是否發生性行為，國內外醫學界對此已形成共識。由此，處女膜狀況不能作為認定或者否定強奸罪行的依據，故該項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

其二，訂婚事實不影響強奸罪的認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的規定，違背婦女意誌，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行與婦女發生性關係的，構成強奸罪。據此，是否違背婦女意誌是強奸罪犯罪構成的關鍵要素，與雙方是否訂婚沒有關係。訂婚是男女雙方根據當地風俗而為，以將來結婚為目的所作的事先約定。訂婚不同於結婚，不意味對性行為存在默示同意，不存在所謂的“訂婚就有性權利”,故訂婚事實不影響對強奸犯罪的認定。本案中，雖然雙方已經訂婚，但綜合全案證據，被害人在事前明確表示反對婚前性行為，事中具有明確反抗行為，被告人席某平違背被害人意誌，強行與被害人發生性關係，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關於強奸罪的規定，依法應當以強奸罪論處。

其三，被告人席某平不符合適用緩刑的法定條件。刑法第七十二條第一款規定：“對於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宣告緩刑……(一)犯罪情節較輕；(二)有悔罪表現；(三)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四)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本案中，鑒於席某平在偵查階段經電話通知主動到案接受調查、二審期間曾有悔過表現，且犯罪情節較輕，可以考慮適用緩刑。但二審庭審中席某平拒不認罪。依照法律規定，二審法院委托社區矯正機構對席某平的社會危險性和對所居住社區的影響進行調查評估，席某平的父母接受評估機構調查時表示不同意對席某平判處緩刑，亦不接納、不配合監管；社區矯正機構認為，席某平不認罪悔罪，未取得被害人及其家人的諒解，不符合社區矯正要求。因此，席某平不符合適用緩刑的法定條件。經綜合考慮全案情節，法院以強奸罪判處席某平有期徒刑三年。

此外，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一款規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應當公開進行。但是有關國家秘密或者個人隱私的案件，不公開審理……”泄露和傳播依法不公開審理的案件中不應當公開的信息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既損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又對法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造成不利影響，應當依法承擔相應法律責任。本案係強奸案件，涉及被害人個人隱私，依法屬於不公開審理的案件。但案件審理期間，網上不實信息的公開傳播、不明真相網民的網絡暴力、人肉搜索對被害人造成二次傷害，對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和日常生活均造成嚴重影響。針對這一情況，一審宣判後，法院在法律規定範圍內最大限度回應社會關切，澄清事實；二審宣判後，法院在保護雙方隱私的前提下，及時向社會通報案件中可以公開的信息。同時，針對作為辯護人的席某平母親多次擅自把涉及被害人個人隱私的信息發布到網上，侵犯被害人隱私權的行為，二審期間法院依法對其予以訓誡。

記者注意到，該案例法院裁判要旨主要提及兩點：

1.訂婚不意味著對性行為存在默示同意，不存在所謂的“訂婚就有性權利”。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的訂婚事實不影響對強奸罪的認定。行為人違背婦女意誌，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行與婦女發生性關係，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規定的，應當依法以強奸罪定罪處罰。

2.泄露依法不公開審理的案件中不應當公開的信息的，應當依法承擔法律責任；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對於審判程序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等泄露依法不公開審理的案件中不應當公開的信息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具體情況，依法予以訓誡或者給予其他處罰。

律師：入庫案例在實踐中將起參照作用

河南澤槿律師事務所主任付建律師認為，大同訂婚強奸案彰顯了法治社會的公平正義，入庫案例在實踐中起到參照作用，法院在遇到類似案例需要參照適用相應的法條以及幅度，實現同案同判提高司法公信力。

北京安劍律師事務所周兆成律師認為，山西大同“訂婚強奸”案入選人民法院案例庫，具有裏程碑式的司法意義。

“案件引發的廣泛討論，也促使社會重新審視婚姻本質與性別平等，同時強化了公眾對法律權威的尊重。”周兆成表示，該案明確否定了“訂婚即默示性同意”的陳舊觀念，強調即便存在婚約關係，違背婦女意誌的性行為仍構成強奸罪，為司法實踐確立了清晰的裁判規則。此判決不僅是對傳統婚戀觀念中“婚姻即性義務”認知的突破，更將性自主權保護延伸至私密關係領域，彰顯了司法對性別暴力的零容忍態度。

該案的司法實踐價值體現在兩方麵：一是重申強奸罪認定核心在於“是否違背婦女意誌”，親密關係不構成豁免理由；二是警示公眾，婚姻或訂婚關係絕非侵犯性自主權的擋箭牌，任何性暴力都應受法律嚴懲。

此外，案件也間接厘清了彩禮的法律屬性，明確其作為婚姻禮儀的經濟屬性，反對將彩禮異化為婚姻交易的保證金，更否定以財產承諾捆綁性行為的錯誤觀念，進一步強化了法律對個人權益的保障。

入選案例庫有何意義？

據法治日報報道，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加海在《建好用好人民法院案例庫 為法官辦案提供智力支持和規則參考》理論文章中表示，案例是人民法院公正司法的重要“法治產品”，具有多方麵重要價值。

文章指出，案例具有及時靈活、針對性強、易於把握的優勢，用已決案例指導類似案件的裁判，可以在“抽象到具體”的法律適用之中提供“具體到具體”的參照，符合司法規律，有利於統一裁判尺度、推動法律統一適用、做實嚴格公正司法。

為了確保入庫案例的指導性、權威性、時效性，特別是，在案例庫建設過程中，沒有為了追求穩妥而刻意選編那些沒有爭議、四平八穩的案例，注重圍繞疑難、複雜、爭議問題選編案例，強調入庫案例不僅要滿足“沒有錯”這個底線要求，還要切實達到“有價值”的入庫標準。

文章指出，根據《人民法院案例庫建設運行工作規程》，還對入庫參考案例的效力作出明確，即“各級人民法院審理案件時，應當檢索人民法院案例庫，嚴格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釋、規範性文件，並參考入庫類似案例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