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俄羅斯
瓦格納首領葉夫根尼·普裏戈任的政變企圖揭示了俄國精英階層的內部矛盾，同時也暴露了普通民眾在政治上的消極被動。在今天的俄國，法西斯主義的暴力崇拜已經在一個民眾高度原子化、非政治化的社會中紮根。
作者：巴爾薩紮·德·羅比亞諾 喬恩·泰爾
本文寫於2023年6月27日
自特朗普和隨後的博爾索納羅拒絕接受選舉失敗，甚至支持暴徒占領象征權力機關的場所以來，越來越多評論將這些極右翼領導人以及類似的極右翼領導人與法西斯主義聯係在一起。
坦白說，這一立場很難達成共識。就比如安東·耶格爾（Anton Jäger）認為，近幾十年來決定性的社會學變革--社會原子化加劇和結社生活減少--雖然從根本上說不利於民主，有利於資本，但並沒有為法西斯主義的抬頭提供條件。
回望上世紀的曆史案例，我們可以觀察到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圖景：資本集團與部分民眾形成跨階級聯盟，將一支接近掌權的有組織左翼力量擊潰。而在原子化的"超政治"現實中，耶格爾教授隻能發現新自由主義取得最終勝利的跡象。他認為，當今政治已被極大地剝奪了追究財產所有權與社會控製權的可能性。但是，在分析當前政治演變時，我們需要突破二十世紀曆史創傷的思維定式，重構觀察當代政治發展的曆史坐標體係。
在耶格爾看來，今天的政治鬥爭更像是十九世紀中葉的政治鬥爭。不同群體高度對立，但彼此都缺乏強有力的組織力量，難以將個體關於正義的認知轉化為以政治目標為依托的共同訴求——即使社會秩序仍有陷入動蕩的可能。就像馬克思所處時代的情形，麵對社會動蕩加劇，那些分散無力的群體最終會向家長製的愷撒式（波拿巴式）威權統治讓渡自主權以換取安寧。
然而，從曆史類比中對現代性的洞察必然是片麵的，這同樣也是事實。耶格爾正確地描述了為什麽引用法西斯主義與左翼力量對抗的曆史無法解釋當前雙方所處的混亂狀態。例如，今天的意大利政府由一個有著明顯法西斯血統的政黨主導，但卻植根於歐洲的秩序自由主義，這與表麵上是自由主義的法國馬克龍政府略有不同。然而，耶格爾在提及十九世紀曆史時，沒有看到法西斯主義從現代原子化社會中萌芽並迅速適應社會的潛力。
因此，曆史類比需要輔之以比較性案例。我們可以通過考察具有更先進的現代化條件的國家（諷刺的是，俄國便屬此列），更深入地了解當今的政治和社會變革及其可能的未來。
在俄國發生的失敗政變被稱為“向莫斯科進軍”--展示準軍事力量，迫使首都發生變革，這與曆史上如出一轍。然而，在這些事件中引人注目的是，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瓦格納，都缺乏任何形式的民眾動員。從這個意義上說，與民眾在1991年和1993年政變中發揮的積極作用相比，周末的事件體現了俄國社會的非政治化。此外，瓦格納作為一個準合法雇傭軍組織的迅速崛起--它本身就是俄羅斯國家的產物，與意大利的黑衫軍或德國的突衝鋒隊不同—這表明政府對非國家力量所實施暴力的支持，甚至達到了讓準軍事組織威脅到國家官僚機構本身的地步。
俄國無疑是一個高度原子化和非政治化的社會，與二戰時的法西斯政權並不相似。然而，俄國的政治秩序卻再現了曆史上法西斯政權的主要意識形態要素，包括鼓吹陽剛文化、信仰暴力至上以及試圖通過戰爭振興民族國家。
俄羅斯的“先進性”
俄國社會結社生活的衰落與大西洋彼岸自由公司製國家的情況並不類似，相反，它是前勃列日涅夫秩序演變的結果，在這一秩序中，有組織的社會生活被嚴重官僚化，而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傾向則被視為反社會而被定罪。在俄羅斯的自由主義-犯罪主義（1991-2002年）、新自由主義-消費主義（2002-2012年）和極端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2012年）政權的統治下，這些機構被收編或摧毀，其中一些機構以較弱的形式繼續存在，而新形式的結社生活卻沒有出現。
要想了解官僚化的蘇聯時代組織在當代的再現，我們隻需看看工會。波蘭的“團結工會”（Solidarność）在某些時候確實代表了一種不受國家主義紀律和黨派統治的真正的群眾運動，但俄國的獨立工會聯合會卻與之不同--雖然自向資本主義過渡以來官方一直允許這種組織存在，但它從未達掌握超過5%的勞工。
與此同時，全俄羅斯工會中央理事會（FNPR）是蘇聯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ACCTU）的正式繼承者，目前擁有3 100萬名會員，比1990年的5 500萬名會員有所減少，其重要性也大不如前。勞工罷工在蘇聯的最後幾年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但在1993年的危機之後，葉利欽以軍事手段鎮壓了俄羅斯國會對其經濟改革的反對意見，理事會的領導層也被取代。
在隨後的幾年裏，工會理事會的官僚機構非但沒有反對政府通過休克療法摧毀工人權利和建立寡頭政權，反而通過使政府能夠在全國範圍內抵禦任何重大爭議來維護其巨大的特權（繼承蘇聯時代給ACCTU提供的龐大福利）。例如，1998年8月政府拖欠和停止支付工資時，全國各地聚集了2500萬名抗議者。隨後，工會理事會發表聲明，反對“擾亂政府活動”。
同樣的是，黨員人數也在急劇下降：1989年，蘇聯共產黨擁有2000萬黨員（約占成年人口的10%）。蘇聯解體以後出現了大量政黨，但沒有一個政黨能取代前共產黨的社會結構及其準國家結構。如今執政的“大帳篷”黨“統一俄羅斯黨”聲稱有200萬名黨員，不到成年人口的2%。盡管許多政黨都聲稱自己擁有數以萬計的黨員，但這隻是遵守法律限製的產物，在2021年之前，各政黨必須提供5萬個（2011年降至4萬個）簽名才能登記選舉名單。自2021年起，在俄國議會中擁有民選議員的黨派可免除這一義務，但其他黨派必須提供20萬個簽名才能登記。
總體而言，俄國的政治轉型本質上是一場以民意反對戈爾巴喬夫時期蘇聯體製為基礎的運動，但取代了舊秩序的現存體製同樣缺乏廣泛的民意基礎。俄羅斯領導人的高支持率以及對入侵烏克蘭的更高支持率與其說是對政府的支持，不如說是對俄國人民政治冷漠和社會原子化的深刻反映。當然，某些群體中依然存在政治活躍分子——最具代表性的當屬Yabloko成員、阿列克謝·納瓦利內（Alexei Navalny）的自由派支持者與極端民族主義陣營在Telegram平台上的信息渠道。但他們對大眾的影響可謂是微不足道。
最新的統計數據揭示了這種社會原子化現象：近四分之一人口經常感到孤獨。關於去政治化的特征，統計顯示近80%成年人聲稱身邊都是誌同道合的人群——這些人在國家與世界重大事件議題上同自己觀點一致。這組數據並非如表麵所見在暗示社會分裂為互不往來的派係，反而更深層地折射出民眾對政治議題和國際事件普遍存在的疏離狀態。
社會原子化與去政治化的相互作用會強化人們的從眾心理。以俄羅斯東正教會的複興為例就很典型。雖然真正參加教堂活動的信徒比例依然不高（成年信徒中僅有6%參與活動），但自我認同為東正教徒的俄羅斯成年人比例較1991年翻了一番還多（從31%上升到71%）。但是，即便是這種看似脫離主流的現象，也可能滋生出帶有強烈道德傾向的政治手段。例如強化"個人責任至上"的反集體主義觀念，或默許社會對少數群體實施政治經濟層麵的打壓。
不過，原子化的群眾（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成袋馬鈴薯”）可以聚集在一起，表達對政府選舉操縱的反對（例如，2011年底抗議莫斯科市長選舉舞弊的示威）、對計劃削減養老金的反對，甚至在更局部的地方，反對加劇貧困的土地和住房政策。但即使不與俄國的人口規模進行比較，這些抗議活動的規模也是微不足道的（2011年廣場上的抗議者人數在八萬到十五萬之間）。
相反，就像法國的“黃馬甲”運動或2013年烏克蘭的“廣場革命”抗議者一樣，這類抗議活動所能指望的唯一——通常也不是那麽重要的——政治力量，取決於它們在普通民眾中獲得的同情，而這些民眾缺乏任何其他表達意願的機製，隻能寄希望於自發的反抗，並希望政府迅速在政治上垮台（就像1848年的法國和2014年的烏克蘭那樣，而不像1848年的維也納和2021年的白俄羅斯）。
俄國和許多富裕的西方國家一樣，左翼和右翼都缺乏動員群眾的力量。在美國、巴西、意大利或匈牙利，都沒有出現像貝尼托·墨索裏尼法西斯黨那樣的規模。但在西方國家和俄國，如今的政治鬥爭與一百年前的鬥爭毫無相似之處，並不意味著法西斯政權就不可能出現。社會原子化使我們的政治類似於大規模組織出現之前的時期，但與19世紀中期不同的是，如今的自由主義在壓製了其社會民主的自我調節手段後，占據了絕對優勢，因而再次處於自我毀滅的邊緣。
俄國——一個原子化政體的典型——表明了現代法西斯主義出現的可能性。當然，從本質上講，俄國政府既不像墨索裏尼時期的意大利政府那樣，其政治結構也與之不同。
然而在政治方麵，俄國政府卻開始重現其核心特征：當前的體製是從自由主義消費主義體製中演變而來，並未出現明顯的政治斷裂。自2012年以來，俄國政府開始反對自由主義，指責其破壞了“自然的社會秩序”。在意識形態方麵，它還試圖在道德和地緣政治領域複興這種“自然秩序”。
當前政權不僅延續甚至強化了蘇聯時期最保守的道德管控。比如對同性戀的迫害——雖然過去被汙名化為"反社會"群體，但如今已直接升級為"道德與社會秩序的破壞者"。更令人震驚的是，男性家暴合法化標誌著暴力行為被正式接納，國家暴力與個人暴力，這些都披上了"自然法則與社會等級"的外衣。
當權者在塑造俄國形象時，創造了一個充滿末世論色彩的圖景。這個被定義為"獨特文明國家"的政權，自詡肩負著曆史賦予的"維護全球力量平衡"的特殊使命（其理念源自普京經常援引的極端民族主義哲學家杜金和伊林）。為了守護所謂的"精神道德價值觀"，當局要求采取先發製人的手段對抗"外來意識形態的心理侵蝕"。
在俄羅斯領導人構建的話語體係中，"西方陣營"儼然演變成了生存層麵的宿敵。基於施密特式的政治哲學，這場被描繪為關乎文明存亡的對抗中，敵人始終威脅著國家主權安全，且無法通過理性溝通解決——因為這個被妖魔化的"反俄勢力"，正不遺餘力削弱俄國及其"優秀文明"。這種敘事巧妙將內外矛盾轉化為文明衝突，為壓製異見提供了合法性外衣。
敵人的形象從來不是某個具體的政權，而是一個虛無縹緲的意識形態存在——俄國新出台的法律持續將更多國家劃入"不友好國家"名單。這個想象中的敵人既是國家實體，也是操縱他國政府的幕後黑手，還是維係美國經濟霸權的華爾街銀行家，更是盤踞在蘇聯故土的"烏克蘭納粹分子"。俄國界定敵人的標準無關政治立場，而是看對方是否威脅到自己在國際秩序中的地位。因此，進攻烏克蘭被包裝成了"保衛[俄國]在烏克蘭地區的重大利益"。
從給烏克蘭“去納粹化"的宣戰旗號，到刻意挑選"祖國保衛者日"次日開戰的心機安排，這場戰爭被不斷與偉大的衛國戰爭捆綁在一起以塑造意識形態合法性。
在俄羅斯領導人的敘事裏，俄國如今再次扛起"道德守衛者"的重任，要對抗西方世界的圍剿。但吊詭的是，這位總統將烏克蘭危機的禍根歸咎於蘇聯共產黨——當年蘇聯當局給予烏克蘭正式加盟共和國地位的做法，被俄羅斯領導人視為對"大俄羅斯"天然秩序的破壞。西方輿論津津樂道的"蘇聯情結"實則是個誤解，那個人懷念的是完整的地緣版圖，而非紅色帝國的意識形態。
當下俄軍已成為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存在（去年俄國出台法律，任何"抹黑"軍隊的行為都將麵臨最高十五年流放勞改的懲罰）。作為法西斯國家暴力機器的主要構成，軍隊與警察係統（盡管納粹德國與意大利法西斯最初都是依靠街頭暴力組織奪權，但前者很快清洗了衝鋒隊等組織，後者則將黑衫軍整合進官僚體係）如今被刻意美化，並與理想化的"輝煌過去"形成意識形態紐帶。這種神聖暴力工具的執行力，被塑造為國家重振雄風的象征——"我們能再次做到"成為流行口號，映射著人們對攻入柏林與戰爭勝利後黃金時代的想象。
這類話語雖不可全盤接收，卻折射出社會原子化與道德極端化的土壤確實可能催生以暴力為核心的法西斯意識形態。當然，原子化不必然導向暴力極端思維。但結社生活崩潰導致個體難以重獲歸屬感，在此背景下重構社會秩序的說辭恰恰能為人們提供虛幻的意義寄托。
所謂救贖性暴力的吸引力並不需要真實的群體認同，將暴力闡釋為民族複興的表征，本質上也是強化個體陽剛氣概與道德純粹性的表演。這種意識形態建構使原子化的根本症結持續惡化，卻營造出虛假的歸屬假象（正如集體皈依東正教的輿論造勢所呈現的那樣）。
原子化的法西斯主義在俄羅斯及其他地區的蔓延
經典法西斯主義與它所產生的政治體製的結構特征有關：群眾動員、強大的政黨組織、對工業的控製、獨裁/專製權力，這種力量壓製了有組織勞工威脅資本統治的能力。
需要有一個以群眾為基礎的政黨，擁有激進的意識形態，以暴力手段追求內部純潔和外部擴張，這樣的政府才能被視為法西斯。有人說，因為俄國缺乏這些結構性要素，所以很難被視作法西斯。
然而，法西斯主義不僅具有結構性特征，還具有意識形態特征：法西斯主義的主要特征是暴力和民族複興思想的意識形態中心地位。凱撒主義（波拿巴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區別在於，前者隻包含集權的信念。然而，法西斯主義產生於自由主義，也反對自由主義，是對自由主義自我毀滅弱點的暴力反擊：自由主義容忍某些形式的社會競爭，這使得社會主義者、工會主義者、女權主義者和其他“不值得反對的反對派”（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自決主義者）能夠積累影響力，威脅所謂的“自然”社會秩序。
法西斯政權的特點是積極擁抱暴力，不僅將其作為一種工具，還將其作為陽剛之氣的一種表達，通過美化暴力本身來體現民族複興。將暴力合法化本身就是一種目的，這就要求將暴力作為我們解讀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具有威脅的都是敵人，敵人潛在的代理人必須受到製裁，厭惡或反對暴力被認為是一種缺陷，會導致混亂、動蕩和進一步的暴力。
需要指出，這並不意味著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等其他意識形態秩序拒絕暴力：它們可以接受暴力----甚至可能達到很高的程度（殖民主義、奴隸製、帝國主義、父權製等），將其作為達到目的（原始積累和利潤積累）的手段。此外，由於自然化的非平等主義做法，他們甚至可以忽視某些形式暴力的現實。然而，與法西斯主義者不同的是，他們並不把暴力作為這種秩序的受歡迎的表現形式。
耶格爾認為，法西斯政府建立在動員的基礎上，從而確保民眾與執政者在意識形態上的高度一致，而在當今原子化的背景下，缺乏群眾運動，政治動員的渠道也很少。因此，法西斯主義的關鍵特征是缺失的。
然而，這些現象是蘇聯解體以後俄國社會演變出的新特點，原子化的法西斯主義作為一種政治製度首次出現了。這裏說的法西斯主義，特指那種“通過暴力行徑展現陽剛之氣來對抗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秩序，被證明可以在原子化和非政治化的條件下產生，也可以適應這種條件。更要緊的是，誰也不能保證，這種情況隻會在俄國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