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倫·福斯特·斯諾（美國楊百翰大學圖書館/圖）
編號為206的記者證上，貼著一個年輕女孩的照片，上麵壓著《紐約太陽報》的鋼印。旁邊是一張“在緊急狀況中進出租界”的通行證，還有一張第2663號的宵禁時刻的通行證。剪貼簿裏的這幾樣東西，暗示著主人海倫·福斯特·斯諾戰地記者的身份。
1937年5月2日，來自美國的記者海倫抵達延安，成為第一個全麵了解並報道陝甘寧邊區的外國記者。到了9月，她要去前線采訪，毛澤東為她寫了一封介紹信，要求任弼時、鄧小平為她在前線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方便。
去陝北蘇區並不容易，海倫一到西安就被特務監視尾隨。為了甩掉“尾巴”，她翻窗逃出賓館，在美國朋友的幫助下才逃出西安，到達紅軍駐地。
這樣一位富有冒險精神的女性，在漫長的曆史中卻被遺忘了，人們更多知道的是她的丈夫埃德加·斯諾——著名的美國記者，也是《西行漫記》（又名《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少有人知的是，在寫作的過程中，埃德加·斯諾從未到過延安，他到的是保安（今誌丹縣），距延安尚有幾小時車程。這本書是兩人合作、兩次西行的產物。
“海倫是一位未被頌揚的偉大女性，曆史對她是不公正的，”翻譯員安危奔波半生，往返中美，多次與海倫會麵，整理曆史資料，翻譯海倫作品，“讓海倫回到中國讀者的懷抱。”這位布衣譯者一生踐行斯諾的“架橋精神”，成為中美民間外交的推動者之一。
2025年4月22日，陝西省翻譯協會發布訃告：資深翻譯家、斯諾研究專家、陝西省斯諾研究中心創始人安危先生於2025年4月21日21時30分在陝西西安逝世，享年83歲。遵照安危先生遺願，喪事從簡，不舉行公眾悼念活動。
海倫·福斯特·斯諾小姐的第206號記者證和第2663號宵禁時刻通行證（資料圖/圖）
兩個斯諾
北大未名湖南畔，正對著“慈濟寺”山門的小丘上，樹立著一方白色大理石製的長方形墓碑。碑上鐫刻著葉劍英親筆題寫的金字“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之墓”，下方注有英文。
1905年7月19日，埃德加·斯諾出生於美國密蘇裏州堪薩斯城的一個普通家庭，自幼便展現出對冒險和探索的濃厚興趣。1925年，埃德加·斯諾在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就讀，畢業後從事新聞工作。
1936年6月，埃德加·斯諾在宋慶齡的聯係和幫助下，訪問陝甘寧邊區，寫了大量通訊報道，成為第一個采訪中國共產黨的西方記者。在那裏，埃德加·斯諾與毛澤東等人進行長談，到邊區各地采訪，搜集關於二萬五千裏長征的第一手資料，次年寫出《紅星照耀中國》。
“亞洲看起來的確好像是我實際的家，而美國則是一個未知的世界。此刻，我的身體和精神似乎處於完全分裂的狀態，我的身體是在飛機上，但我的精神卻留在中國。”在中國旅居13年之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1941年離開中國時，寫下這樣的話。
1972年2月15日，埃德加·斯諾逝世。臨終時，他說“我熱愛中國”，並要求把自己的一半骨灰留在中國。
毛澤東曾評價，“埃德加·斯諾是一位偉大的記者和作家，他的作品讓世界了解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真實麵貌。他對中國的熱愛和對真理的追求讓我們深感敬佩。”
半個多世紀以來，在埃德加·斯諾的故事流傳於世、“斯諾精神”廣為人知的同時，曆史遮蔽了另一個名字，他的第一任妻子海倫·福斯特·斯諾。
海倫與她的丈夫埃德加·斯諾一樣，同為美國記者，也是中國1930年代許多重大曆史事件的參與者和見證人。1937年4月，海倫從西京招待所半夜翻窗，逃脫國民黨特務對她的監視，克服艱難險阻，奔赴延安采訪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紅軍領導人，向西方世界講述真實的中國故事。
由於在性格、氣質和對生活的態度上有所不同，埃德加·斯諾與海倫·福斯特·斯諾在1949年離婚。離婚那年，海倫42歲，她終身沒有再婚，名字中始終保留著“斯諾”這個夫姓。其後，海倫用筆名尼姆·威爾斯繼續寫作。
海倫的後半生專注於著述。在一台古老的英文打字機上，她總共完成了四五十部著作，其中一半跟中國有關。由於受朝鮮戰爭和麥卡錫主義的影響，它們中的絕大多數沒能出版，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海倫對此不以為意，“我的書不是為出版商而寫的，我是為了中美兩國青年人而寫的。”
兩個斯諾離異後，埃德加·斯諾在1960-1970年間三次重返中國，都是帶著他的第二任妻子路易斯·惠勒，而海倫這位為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貢獻的偉大女性，在中國媒體上被回避了，被忽略了長達半個世紀之久。
海倫這個名字重新進入中國，得益於安危半生的奔波。
海倫·福斯特·斯諾送給宋慶齡的1937年在延安采訪時的留影（資料圖/圖）
“讓她重新回到中國讀者中來”
1942年，安危出生於陝西扶風一個農民家庭。1966年，安危大學畢業，被下放到延安南泥灣的“五七幹校”接受再教育，1971年被調到延安革命紀念館寫講解詞。
在延安革命紀念館的資料室裏，安危閱讀了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和海倫·斯諾的《續西行漫記》。這是他第一次看到外國人撰寫的有關中國革命的著作，安危記住了這位極具冒險精神的女性——海倫·斯諾。
1978年9月，海倫應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邀請，以《續西行漫記》作者尼姆·威爾斯的身份來華。尼姆·威爾斯是海倫的筆名，可見當時國內關於海倫的研究之少。
來華後，海倫主動給安危寫信，並將自己1978年重訪中國的所見所聞撰寫成長篇報告文學《一個美國人在中國的經曆》的書稿寄給他。安危把其中關於中國西北的幾個章節翻譯出來，1980年，陝西人民出版社以《70年代西行漫記》為書名正式出版發行。此後，兩人通信越來越多，海倫將自己的著作和手稿一本接一本寄給安危，希望他在中國翻譯出版。
19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海倫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也沒辦法靠寫文章賺錢。1982年，安危首次訪美時第一次去麥迪遜小鎮看望海倫。她獨居在一間1752年修建的小農舍裏，每個月隻靠一百多美元生活，因為沒有車，買生活用品都得靠鄰居代勞。即便如此，她依然沒有放棄寫作。
“海倫說，她寫作不是為了出版，而是為了中美兩國的子孫後代。”安危曾這樣回憶那次會麵，“我要盡最大的努力，多做些她期望做而她本人又無法做的事情。”
1985年7月，學界在內蒙古召開了埃德加·斯諾專題研討會，安危當時想寫一篇關於海倫·斯諾的文章，但還是有所顧慮。為了證實海倫對《西行漫記》的貢獻，他將1937年海倫在延安采訪紅軍的四個半月裏與斯諾互通的十多封信函翻譯後印發給參會代表。那時埃德加·斯諾在北平寫作《西行漫記》，還缺少什麽內容、需要什麽照片，給夫人的信中寫得很清楚；海倫給斯諾的回信也說明了她采訪的對象包括毛澤東是怎麽說的——當時國內的主要矛盾、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等，強調要擁護統一戰線；海倫再三叮囑丈夫，要用第一人稱寫毛澤東的生平傳記，要使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偉大勝利曆史貢獻”主題展，海倫·福斯特·斯諾著《續西行漫記》（1938年）（視覺中國/圖）
斯諾夫婦之間的這些信函，明確無誤地揭示了《西行漫記》不是埃德加·斯諾一次西北之行的產物，從而證實了還有海倫·斯諾的功勞。然而當時卻有一些學者質問安危怎麽要去研究海倫·斯諾？安危意識到自己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
1985年9月，安危應美國特爾尼蒂等大學的邀請，到哈特福德市講學。在長達13個月的講學期間，安危幾乎每個周末都去麥迪遜小鎮，幫助海倫整理塵封多年的資料。在此期間，安危與海倫多次長談，凡是重要的內容，他都錄音，共錄製了二十多盤磁帶，拍攝了近百張幻燈片、上百張照片，搜集、複印了8大紙箱兩百多件有關埃德加·斯諾和海倫·斯諾的文物和資料，並帶回了國內。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後，安危更加確定了自己的結論：海倫是一位未被頌揚的偉大女性，曆史對她是不公正的。
安危決心“要為海倫有所作為”，“讓她重新回到中國讀者中來。”他一本本地翻譯海倫·斯諾的作品，先後出版了《70年代西行漫記》《逃往延安的美國人》《我在中國的歲月》《延安采訪錄》《毛澤東的故鄉》《中國為民主奠基》等海倫著作。
安危先生（資料圖/圖）
海倫·福斯特小姐的熱度
1987年7月，為紀念海倫曆史性的延安之行50周年和海倫80歲生日，安危精心籌劃組織了一係列學術活動，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紀念館舉辦的《偉大的女性——海倫·福斯特·斯諾生平展》，鄧穎超、康克清、黃華等領導人發來賀電。通過媒體的廣泛報道，國內掀起“海倫熱”。
1988年6月，安危在北大舉辦的斯諾國際研討會上，發表了長篇論文《未被頌揚的偉大女性──〈西行漫記〉與海倫·斯諾》，又一次披露了許多史料，論證了海倫在《西行漫記》創作中的曆史貢獻。比如《西行漫記》中有關朱德生平及延安章節的原始材料是海倫1937年去延安采訪的，斯諾1936年訪問了保安（誌丹），沒到訪過延安，也沒見過朱德；書中的珍貴照片，有十幾幅是海倫在延安親自拍攝的，等等。安危認為，《西行漫記》應該是斯諾夫婦兩人合作的產物。
1991年12月25日，是埃德加·斯諾和海倫·斯諾結婚60周年紀念日，由安危發起和創建的陝西省斯諾研究中心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紀念館宣告成立。這是國內最早專注於研究埃德加·斯諾和海倫·斯諾的學術團體。
2022年1月2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複信美國海倫·福斯特·斯諾基金會主席亞當·福斯特，高度評價埃德加·斯諾和海倫·斯諾夫婦為推動中國工合運動、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的重要貢獻，以及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真摯情誼。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對斯諾夫婦的讚譽和肯定，這樣規格的讚譽和肯定對海倫·斯諾還是第一次。
這距離海倫·福斯特小姐上一次的熱度過去了整整90年。1932年1月28日，上海的華埠陷入了一場荷槍實彈的戰鬥。一方是日寇侵略，一方是十九路軍奮起自衛。在上海聯合公寓的頂樓上，海倫·福斯特小姐占據了一個正麵觀望的位置。連續34天，她都能聽到炮彈的爆炸聲。
“那是我渴望抓住的一個機會。假如你為我搞到一張記者證，”海倫對埃德加·斯諾說，“我會成為這個大千世界裏獨一無二的戰地女記者！”經過一番周折，海倫終於獲得《紐約太陽報》的第206號記者證。此前，海倫采訪了上海市長吳鐵城，還視察了霍亂、傷寒和痢疾流行的難民營。
很快，美國的報紙上登出了戰地記者海倫·福斯特小姐的照片，大標題是“在上海麵臨危險”。
海倫·福斯特·斯諾（左）和埃德加·斯諾（資料圖/圖）
退而不休的“架橋者”
幾十年間，安危多次組織召開海倫·斯諾國際研討會，用翔實的史料證實海倫·斯諾為中美友誼作出的偉大貢獻，被學界公認為“為海倫·斯諾正名的中國學者”。隨著海倫·斯諾在中國獲得廣泛讚譽，在美國，特別是海倫的故鄉引起強烈反響，拉開了中美兩國人民友好和交往的序幕。
1989年5月，埃德加·斯諾的故鄉美國密蘇裏州堪薩斯城與西安市締結為友好城市。2004年，經中國外交部批準，陝西西安豎立了中國唯一一座“中美人民友好紀念碑”。安危還組織陝西省翻譯協會開展了“美國環球誌願者服務項目”，促成大批美國誌願者來到陝西開展義務英語教學、企業培訓、捐建愛心友誼工程等服務，同時還組織派出多批次陝西誌願者赴美義務服務。從1996年開始，安危領導的陝西省翻譯協會共接待150多個美國誌願隊、2500餘名誌願者，為陝西各界義務服務累計超過16萬小時，增進了中美兩國人民的了解和友誼。安危也被譽為中美民間友好的“架橋者”。
由於安危在研究埃德加·斯諾和海倫·斯諾方麵的傑出貢獻，1985年他被埃德加·斯諾故鄉授予“堪薩斯城榮譽市民”稱號，1995年榮獲美國“20世紀成就獎”，2009年被海倫·斯諾故鄉授予“錫達城榮譽市民”稱號。
2021年3月，安危在陝西西安西京學院的“一個翻譯家的外交人生”講座上作分享交流。他從少年時期的求學之路談起，講述自己從畢業後開始做口譯到後來曾為美國總統、聯合國秘書長、國內外政要、學者及世界名流做翻譯的諸多經曆。在總結自己的過去、暢想自己的人生時提出一個問題，“人活著的意義是什麽？”他從自己的自身經曆給出了問題的答案，稱自己是搭橋人，翻譯工作是橋梁，要為國家建設和發展服務。
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委員、寶雞文理學院西北工合研究中心首席專家兼研究員張占勤與安危有過翻譯工作上的合作。2016年北京出版社與陝西省翻譯協會簽約，要求在三個月內完成英國記者喬治·何克的著作《我看到一個新的中國》的翻譯工作。安危讓張占勤牽頭組織翻譯。
作為審稿人，張占勤經常給譯者統一翻譯標準和措辭。記得有一次，他要求將書稿中所有的“日軍、日本人”都改成“日本鬼子”。他認為這樣翻譯更能體現作者的愛憎立場。安危收到抄送的郵件後立即回複：“英譯漢，漢語盡量忠於原文。在這本書裏，凡涉及到日本和日本人，根據不同場所和上下文，擬譯為：日本，日本人，日本士兵，日本戰俘，日本侵略者，日本法西斯，日本軍國主義者。請不要譯為：鬼子，日本鬼子，小日本，除非原文是Japs，或aJap（日本鬼子，或小鬼子）。何克當然是反日的，但他畢竟是英國人，不一定像中國軍民那樣稱呼日本鬼子。另外，這本書一定會成為經典，麵對的是全世界的讀者，包括日本讀者。所以，我們不宜使用戲謔性、汙蔑性，甚至侮辱性的語言（除非原文是那樣）。”
安危曾接受陝西省翻譯協會采訪，將翻譯工作的體會概括為“苦中作樂”。他稱，自己在漫長的翻譯生涯中沒有想到過要放棄。“我是一個永不言棄的人，做學問是這樣，做人也是如此。我承認，我是一個笨手笨腳的人，搞翻譯、寫文章，速度都很慢。有朋友說我是‘追求完美，慢工出細活’。這話隻說對了一半。真正原因是‘翻譯心理’有了毛病，有一種職業的責任心在苛求著翻譯活動。按理說，搞了幾十年口譯、筆譯，應當是輕車熟路，拿起來翻譯就是了，不應當是拖拖拉拉。但實際上是：越翻譯，就越感到難翻譯，越擔心譯文出問題。反複校譯、反複斟酌，對譯文終稿總是感到不滿意。”
安危對翻譯工作的精益求精收獲了成果，他曾為來訪的二十多位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做過口譯，陝西境內39處開放點的第一份英文介紹材料均出自他手。
幾十年來，安危一直有一份確定的行程。9月21日是國際和平日，也是海倫·斯諾的生日。每年的這一天，安危都會早早來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紀念館《偉大的女性》展廳，給國內外遊客進行中英文講解，從1997年以來，從未間斷。
（參考資料：惠樹成《一位為海倫·斯諾正名的中國學者——安危》、蔡馨逸《海倫·斯諾和跨越90年的中美友誼之橋》、張占勤《安危先生發來的238封郵件》、丁淩《翻譯工作的苦與樂》、郭娜《安危先生與兩個斯諾研究》、安危《紀念埃德加·斯諾逝世50周年||他的一半為何留在中國？》《兩個斯諾的江西情結》《偉大的女性——海倫·斯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