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總統的“對等”關稅攻勢中，亞太地區受到的打擊最大。
盡管暫停了90天征收關稅，越南、泰國、印度尼西亞、孟加拉國和斯裏蘭卡等高度依賴貿易的發展中經濟體仍然麵臨特朗普施加的最高稅率。他還威脅要對富裕的貿易夥伴——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實施相對低但仍很嚴重的懲罰，這些國家和台灣一樣，都是美國在該地區的重要地緣政治盟友。
特朗普認為這將降低美國的貿易逆差，並將製造業帶回美國。效果如何還有待觀察。
但是，他對全球貿易的錯誤、無能的攻擊，可能會對美國在世界上最具商業活力的地區的影響力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害，並留下可以由中國來填補的真空。從長遠來看，特朗普的行動使美國有可能放棄其在亞太安全領域的主導地位。畢竟，一個日益向內轉的美國為什麽會保衛一個經濟上對它已經不那麽重要的地區呢？
特朗普拿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做賭注，這一地位是幾代人耐心建立起來的。“二戰”後，喬治·凱南等外交官製定了一項戰勝蘇聯的戰略，將世界上最繁榮的地區——美國、歐洲和日本——編織成一個政治和經濟集團。由此產生的以規則為基礎的經濟體係後來擴展到整個亞洲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體。
與此相伴的是安全聯盟——歐洲的北約，以及與日本、韓國和亞太其他國家的防務條約。這將美國的盟友置於美國的軍事保護傘之下，並保護了更廣泛的自由經濟秩序。自由貿易和資本流動蓬勃發展。美國跨國公司從植根於亞洲的供應鏈中獲利，美國消費者享受到更便宜的產品，亞洲國家迅速發展並融入了美國主導的體係。隨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優勢地位持續了數十年。
事實上，在特朗普時代之前，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美國的主導地位就已經在減弱。特朗普在第一個任期退出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從而加速了這一趨勢。這個環太平洋貿易協定本可以加強美國的影響力，並起到製衡中國的作用。相反，中國成了幾乎所有亞洲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並成為該地區的主要經濟力量。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然而，即使在特朗普的第一個任期，以及拜登總統的任期內，仍然可以說華盛頓是在支持開放貿易，部分是作為對抗中國力量的一道壁壘。特朗普不分青紅皂白的關稅相當於對這一體係的攻擊，嚴重損害了人們對美國作為貿易夥伴的信任，並給尋求將生產從中國轉移到其他亞洲國家的美國製造商造成了嚴重破壞。
越南是美國體係互利共贏的典型例子，也突出說明了特朗普的措施的短視。河內對貿易的開放推動了該國在過去十年中的快速經濟增長，並幫助一個美國的舊敵轉變為位於中國家門口的重要經濟夥伴，具有戰略意義。如今，越南約三分之一的出口產品銷往美國。
如果越南受到接近特朗普最初威脅要征收的46%關稅的打擊，該國可能麵臨經濟崩潰。這還不是唯一的一例。斯裏蘭卡正從嚴重的經濟危機中複蘇，如果美國繼續高關稅，該國麵臨的關稅可能高達44%；在民主革命後艱難地重新站起來的孟加拉國可能麵臨37%的關稅。在美國與中國的地緣政治較量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台灣、該地區人口僅次於中國和印度的第三大國印度尼西亞也可能麵臨32%的關稅。
這些國家麵臨著艱難的抉擇。
一些國家將不得不屈服於美國的要求，這可能會損害其脆弱的經濟。越南領導人蘇林已經提出將該國對美國商品的關稅降至零。
但特朗普反複無常的性格最終可能會迫使各國考慮與美國貿易之外的替代方案。擁有巨大經濟和資源需求的中國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選擇。隨著特朗普評估對中國商品征收更高的關稅，北京也將更加開放地尋找其他貿易渠道。這幾乎肯定會增加中國在該地區已經相當大的影響力，並有助於其努力建立一個新的全球化模式，為中國而不是西方的利益服務。這些努力仍在繼續：3月底，中國與韓國和日本就可能達成的三方自由貿易協定舉行了聯合會談，習近平主席上周訪問了越南、馬來西亞和柬埔寨，以促進經濟聯係。
所有這些都使人們對美國在亞洲的安全承諾產生了疑問。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原則反對代價高昂的海外安全布局——問問烏克蘭人就知道了——美國公眾對卷入外國事務的興趣也在減弱。如果特朗普的貿易戰削弱了美國與亞洲的經濟接觸，這種情緒可能會加劇。
美國安全力量減弱的影響將是深遠的。中國可能會加強其在該地區的政治和軍事統治。反過來，美國的盟友，如日本和韓國，可能會覺得需要發展核武器來確保安全（兩國已經開始討論這個問題）。認為美國不可靠的看法可能會導致它們——以及越南等其他國家——與北京達成某種安全妥協，而不是抵抗北京。
這些情景目前看來還很遙遠。特朗普團隊的一些成員仍然傾向於堅持或擴大美國在亞洲的安全承諾，哪怕同時減少美國在歐洲的安全承諾。國防部長皮特·海格塞斯3月底訪問了日本和菲律賓，向緊張不安的盟友保證這一點。
特朗普最終可能會取消關稅，或者民主黨可能會在四年後重新掌權，並試圖重建關係。但美國不太可能完全恢複它曾經享有的信任，這種信任曾使它成為亞太地區無可爭議的商業和軍事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