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春風十裏
網上曾討論過一個熱門話題：婚內單身，是一種什麽體驗？
其中一個高讚回答是這樣的：“婚內單身，顧名思義，就是兩個人沒離婚，但是女人把自己過成了單身的狀態。形式上，和老公彼此尊重，保留各自的空間；本質上，是女人不再奢求老公給自己完美婚姻，有能力靠自己把生活過得更好。”
傳統的婚姻模式中，晨昏相依，四時相對，似乎是一對夫妻相濡以沫的寫照，可隨著“她經濟”的崛起和“她意識”的覺醒，一個在物質和精神上實現雙重獨立的婚內女性，對傳統體製裏塑造出的賢妻良母式的完美女性已然祛魅。
在婚姻裏，她們願意成全孩子的未來，願意成就丈夫的事業，但前提是，她們必須先回歸自我，絕不輕易地任由世俗賦予的妻職與母職，無底線地壓縮，甚至讓渡本我的生存空間。
在這樣的語境下，已婚獨居，逐漸成為了一種新的婚姻形式，成為婚內女性平衡家庭與自我的一個情緒出口。
2021年，日媒《MAG2NEWS》報道，日本演員新垣結衣與星野源結婚5個月後，選擇在同一棟樓裏，分居生活。
外界的視角裏，分居，即是夫妻情感破裂的征兆。
但三年過去了，新垣結衣與星野源不但沒有如外界預測的那般走向離婚的結局，還迎來了兩人的第一個孩子。
當初新垣結衣選擇這樣的婚姻方式，是因為婚內獨居，可以讓“兩人都有獨立的時間，開心的時候，一起度過，家務也要一起分擔。”
過去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夫妻分工，在女性可以頂半邊天的時代敘事裏，已漸漸失去了說服力。
從傳統的視角來看，女性從家庭走進職場，擁有了更廣闊的空間和視野，但事實上，來自職場的壓力難以讓女性放鬆警惕的同時，她們還要承擔幾乎全部的家務勞動。
當婚姻逐漸成為一個枷鎖，困住一個女性的獨立人格時，已婚獨居作為一種高階版的婚姻形式，讓婚內女性擁有私人領域的設想，有了實現的可能。
王琳是一名高中老師，結婚10年，和丈夫育有兩個兒子。
丈夫選擇王琳作為自己另一半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覺得老師工作相對輕鬆，有時間照顧家庭。
但事實卻是，王琳作為一名語文老師，承擔著兩個班的教學任務，每天除了固定的兩節課程外，絕大部分時間裏，開會、備課、聽課、批作業、和學生談心……
等到下午5：30下班後，王琳像一個隻剩下10%電量的手機，能量已幾近耗盡。
可等待她的，不是充電休息，是兩個一直嚷嚷著找媽媽的兒子，是全家人的晚飯，是淩亂的房間……
待一切結束，已是深夜11點。
有一次，她剛將雜亂的屋子收拾幹淨，剛剛回來的丈夫，隨手就將脫下的髒襪子扔在了沙發上。
這件看起來不大的事，瞬間觸怒了王琳幾近崩壞的神經：
“把襪子扔進贓衣簍裏很難嗎？我用了半個小時的時間才把沙發收拾出來，就是讓你扔襪子的？”
“你以前那麽溫柔體貼，最近怎麽了？就這麽一件事，值得大呼小叫嗎？”
王琳一邊對丈夫感到失望，一邊也在問自己：到底怎麽了？
她穿上大衣，拿著包，奪門而出。
她給好朋友然然打去了電話，然然既是王琳的同事，也是學校的心理老師。
然然讓王琳開一個豪華酒店套房，點一些愛吃的零食，看一個好看的電影。
王琳照著然然的話，在一個五星級酒店開了一間房，拉上了酒店的窗簾，窩在沙發的一腳，一邊吃著零食，一邊看著最近熱播的電影，獨享這久違的一個人的時光。
第二天晚上，丈夫沒有加班，早早回到了家，還做了他拿手的清蒸鱸魚。
飯桌上，王琳和丈夫進行了一場深度溝通，她覺得丈夫的一部分應該向內回歸家庭，而自己也需要抽離一部分，向外探尋自我。
最終，兩人決定在城中村租個房子，那個隻有40多平的小房子距離家裏和單位都有一段距離。
王琳一周可以有3個夜晚的時間在那個小房子獨處，甚至獨住。
“不是完全脫離家人，一個人去獨居。而是每天能預留一段和自己相處的時間，先生和孩子都不圍著我，獨處結束後，再返回家庭。”
在王琳有了自己的獨立空間後，丈夫也分擔了部分家務。
當他複製妻子從前的家務時間才發現，家務瑣事雖小，但並不輕鬆，照顧兩個孩子，也絕非是陪著搭個積木那樣簡單。
不僅如此，丈夫學會了幾樣菜，還習慣了吃完飯就順手刷了碗，還將廚房收拾幹淨，有時加班回來，他也會自然而然地接過王琳手中的拖布。
那個僅有40平的出租屋，不僅讓王琳與丈夫越來越緊張的關係有了一個“緩衝帶”，還在兩人關係中催生出了新的情感張力。
從前因為角色的固化和自我讓渡，無形中製造出一個牢籠，囚住了王琳的獨立人格。
但已婚獨居，以一種“間歇性親密”的方式，為親密關係“留白”，更為像王琳一樣在婚內超負荷運轉的女性，解構出一個獨立的空間。
這個不需要多大的空間裏,是一個自我休養生息的地方，更是一個向內探求自我的過程。
蘇敏的前半生，一邊拖拽著女兒的前程與幸福，一邊又被丈夫的PUA和家暴撕扯著。
直到女兒有了歸宿，蘇敏被撕裂的人生，才在年過半白之際，在一場漫長的自駕之旅中，有了逐漸合體的跡象。
那個小小的房車，何嚐不是自我意識的歸位，又何嚐不是對自我獨立人格的捍衛呢！
波伏娃19歲時，就發表了個人的獨立宣言：“我決不讓我的生命屈從於他人的意誌。”
因為自我人格的泯滅，意味著生命能量的損耗。
傳統的家庭關係裏，絕大多數女性都無意識地以一種“忘我”的姿態，支撐起整個家庭的飲食起居，那些看起來不需要耗費多少力氣的瑣事，卻以侵占擠壓自我時間的隱形方式，蠶食侵吞著婚內女性本身具備的社會能力和自我價值。
而婚內獨居，將家庭時間和責任分解，把原來完全由一方付出的時間和精力，分攤一部分給另一半，這並非一種自私自利的責任轉嫁，而是一種既允許另一半獨立生長，又在分離中接納並尊重彼此生命特質的親密關係。
因為某種程度上，1+1>2的前提，是允許1+1=1的存在。
生活在小城市的瑩瑩，婚前全款買了一套68平的毛坯。
家人並不理解她的做法：“這筆錢存起來不好嗎？一個姑娘家未來是要嫁人的，幹嘛要自己買房子！”
但對於瑩瑩來說，這套房子，是她給自己進入婚姻的勇氣，也是她可以撤出婚姻的退路。
“以後和老公吵架，或是在婆家受了委屈，不愁沒地方去。”
瑩瑩是80後，家裏是農村的，她有一個姐姐，還有一個弟弟。
姐姐上初中那年，父親在西屋隔出兩個單間，一間是姐姐的，另一間是弟弟的，而她作為家裏的次女，和父母睡在一鋪土炕上。
父母的偏心，讓瑩瑩很難過，也讓她特別羨慕擁有獨立空間的姐姐和弟弟。
大抵從那個時候開始，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成了瑩瑩長大後的執念。
因為自小沒有被充分重視，比起姐姐和弟弟，瑩瑩話很少，需要父母操心的事更少，久而久之，即便是一家五口坐在一起看電視，內心也充斥著被邊緣化的冷落不安之感。
等到瑩瑩可以憑一己之力實現經濟獨立時，她也早已和孤獨融為一體。
大二的時候，瑩瑩選修了一年的心理學。
心理課上，瑩瑩才知道，原來孤獨是一個人一生的常態，人與這個世界的相處，歸根結底是和自己相處。
後來在同學的推薦下，瑩瑩讀了畢淑敏的書，畢淑敏細膩的女性視角和深刻的心理解讀，解構了從前她以為的“孤獨即可恥”的偏執想法。
在漫長的治愈中，瑩瑩學會了在孤獨中更愛自己。
瑜伽、讀書、考研……獨居的日子裏，瑩瑩在逐漸自我完善的過程中，也在慢慢療愈原生家庭劃在她身上的傷痕。
獨居的日子越長，瑩瑩越覺得婚姻的反人性。
夫妻關係，親子關係，及兩姓之好後形成的更複雜關係網，是瑩瑩不願意麵對的，哪怕是敷衍周旋，她也覺得身心俱疲，所以那時的瑩瑩，比起婚嫁，更願意一直單身下去。
直到遇見李鳴，一個和瑩瑩一樣需要獨立空間的人。
或許是因為獨生子的緣故，李鳴並不習慣親密無間的婚姻關係。
他被瑩瑩吸引，不僅僅是瑩瑩鮮少幹涉他的生活，他更被瑩瑩獨立自由，豐盈昂揚的精神狀態所吸引。
瑩瑩不願意因為婚姻過多的讓步，李鳴也不想改變他喜歡的瑩瑩，所以婚前，兩人達成了婚姻生活的共識：各過各的。
三室兩衛的空間裏，李鳴一間，瑩瑩一間，另外的一間，留給兩人未來的孩子。
兩人並不經常分房睡，當李鳴有工作要處理到深夜時，當瑩瑩看書或追劇到很晚時，兩人就睡在各自的房間裏，互不幹擾。
瑩瑩有時會想起畢淑敏的話：“親近地保持距離，或許才是最恰當的交際方式。”
音樂藝術家陳其鋼在40歲左右的時候，和妻子各自獨居。
兩人共同養育孩子，共同守護親情，在彼此擁有獨立自由的空間裏，兩人一起走過了30年。
直至現在，兩人之間的婚姻堅固如初，亦親密如初。
無論是瑩瑩和李鳴，還是音樂大家陳其鋼和妻子，他們之所以選擇婚內獨居，是看見了對方的需求，也看見了自我的需求。
在婚姻內“被看見”，意味著被理解和接納，更允許距離的產生，和個體自我的回歸，以這樣一種慈悲和共情的心理，和另一個人產生鏈接，或許才是親密關係長久保鮮的密鑰。
但已婚獨居不是萬能解，這樣新興的婚姻形式雖為當前的婚姻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可它並不是一種社會剛需，可以滿足所有人的婚姻需求。
社會學家Bella DePaulo指出：“分居婚更適合高獨立性、高情感成熟度的伴侶。它並非萬能解藥，而是婚姻多元形態中的一種選擇。”
如果缺乏信任基礎，如果沒有強大的心理對抗來自社會的輿論壓力，如果沒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承載額外的住房等開銷，已婚獨居，也許，隻會加速冷卻親密關係。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多麗絲·萊辛，在她的作品《到19號房間去》裏，就講述了一個婚內女性以獨居的方式，找尋自我的故事。
蘇珊和丈夫馬修都是高知分子，在外人眼裏，這樣的門當戶對的夫妻簡直是頂配。
蘇珊懷孕後，兩人在鄉下購置了一套寬敞的花園別墅。在那裏，兩人孕育了四個孩子。
四個孩子的日常生活，瑣碎繁重的家庭勞務，以及越來越風流的丈夫，讓蘇珊漸漸感到家庭生活的窒息。
蘇珊想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間，就像丈夫擁有一間獨屬於他自己的辦公室，就像孩子們擁有可以玩耍的大花園。
於是，蘇珊把樓頂的閣樓清掃出來，開鑿出了一件狹小但獨屬於自己的空間。
但孩子們經常來閣樓找媽媽，丈夫會為家族聚餐的事上樓交代妻子任務，有時甚至是保姆，也會來閣樓找這個女主人拿主意。
“我是誰？羅林斯太太？女主人？孩子們的媽媽？”
那個花園別墅裏，沒有一個角落，可以安放蘇珊的靈魂。
她放棄了那個小閣樓，但叮囑女傭，每周上午十點到下午三點不要聯係她。
每天消失5個小時的蘇珊去哪裏了呢？
她乘電車跨越了一個區，在一個無人認識的酒店裏，租下了19號房間。
在這個陌生的房間裏，蘇珊有時候什麽也不做，有時看看書，有時也會下樓在周邊的小街上散著步。
不被打擾的時空裏，孤獨的蘇珊，內心無比的輕鬆暢快。
可惜，蘇珊的“固定失蹤”，讓丈夫起了疑心，他認定妻子背叛了婚姻，還聘請了一個私家偵探跟蹤妻子。
很快，蘇珊的秘密基地被發現。
當得知這個和她一起生活了12年的男人懷疑自己出軌時，極度失望的蘇珊未做任何解釋，她杜撰了一個並不存在的男人，承認自己有了所謂的外遇。
最終，與丈夫不歡而散後，蘇珊關上了門窗，打開了煤氣，躺在了她的19號房間裏。
蘇珊的結局，是婚姻陰影下潛滋暗長成的一出悲劇，但作者多麗絲·萊辛之所以沒有如讀者期待的那般，讓蘇珊在19號房間裏痛定思痛，成長為一個逆風翻盤的大女主，意在告誡婚內女性，婚姻與人生破局的關鍵，是活出獨立鮮活的自我。
一位婚內女性說：“不要以為結了婚，我們的關係就永遠是這樣的，結婚才是我們關係的開始，如果你不願意維係，這段婚姻我也可以不要。”
無論何種婚姻形式，既要置頂自我，又不執迷於“自我”；既允許對方做自己，也要保護並不斷拓展自己的邊界。
因為“一段好的婚姻關係裏，雙方的自我都是流動的。”
能讓自我流動起來的彼此，才能更舒展，更深入地，延展進對方和自己的生命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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