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台灣出版社總編輯,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

一位兼有兩岸身份的出版人的失蹤與被捕，在零散的聲援和萬馬齊喑的靜默中，成為繁簡中文世界知識分子在當代的命運寫照。

2024年3月，台灣作家、媒體人阿潑得知，有一個和出版相關的活動要談台灣出版品牌“八旗文化”的總編輯富察，連記者都已經聯係好了。但沒多久，她又收到消息，活動取消了，理由據說是考慮到家屬此前一直希望保持低調的意願。

那是富察失聯一周年之際。2023年3月，富察延賀回上海時失聯。一個月後，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在回應相關提問時表示：“據了解，李延賀因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正在接受國際安全機關的調查。”



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延賀

李延賀是富察的原名，這位在東北出生長大，在上海求學和工作多年的出版人和台灣妻子結了婚，於2009遷居到台灣，隨後受到台灣本土出版集團“讀書共和國”的邀請，開始內部創業，成立了八旗文化。因以非主流史觀談中國曆史的書籍而出名的八旗文化，是組成台灣出版界多元樣貌的重要單元。

2023年，富察失聯的消息起初在小圈子裏流傳了一個月，有人期待這是一場誤會，直到居住台灣的大陸流亡作家貝嶺發文，將這件事放到了公眾麵前。“我是很感謝他‘大嘴巴’的”，阿潑在台灣研究白色恐怖時期曆史，訪談過同在中國被捕的李明哲，她堅持，“曆史告訴我們，這樣（沉默）是不對的”。

此後的一年多裏，關於如何聲援，一直有兩派聲音存在。有一些友人選擇尊重家屬的意願，保持沉默；另一些人認為，固然要理解家屬的態度，“因為無論如何，最終的結果沒有人替家屬去承擔”，但與此同時，“富察被捕這件事裏麵，有關於公共利益的部分，要……反複拿出來說。”

[…] 本文記錄了富察的故事。這些講述來自富察的同事、友人，有些也來自富察的公開寫作。富察在台灣十四年，一直在兩岸來來往往，也許他忽視了自己已經離開的這片大陸上悄然發生的巨變，也忽視了伴隨而來的危險。

從2010年開始，獨立導演、作家張讚波去湖南漵懷高速公路臥底拍攝了三年，他和路橋公司職工、修路民工、包工頭、基層官員等人深入接觸，記錄下一條高速公路修建的背後，普通人的命運如何被影響。2013年，他把拍攝手記寫成了書稿。在香港某個電影活動上，他見到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台灣編輯，他把書稿給了對方，對方又將書稿帶回了台灣，之後，他認識了這位出版社的主編，富察。

八旗決定出版他的書，他和富察由此開始了郵件往來。幾十封郵件，主要是改稿，富察提意見，叫他增添細節，強化場景，幫他梳理結構，事無巨細地跟他說出版作業的時間線，關於什時候定稿，什麽時候再找一個台灣編輯從台灣讀者的角度來讀一遍。

期間，他們也聊到很多旅遊和工作的往事。他在給張讚波的郵件裏寫：“那時我讀了太久的書，畢業後想換口味體驗下，就去做了圖書發行，試著和客戶喝酒，一杯酒一萬碼洋……我在圖書批發的行業做了兩年，就轉行做雜誌，開始也是管銷售”。富察還講到，自己當時負責“雲貴川兩湖”五個省份，自稱“西南王”。

富察從華東師範大學文藝學博士畢業之後，去了上海文藝出版社，去台灣前，職位是該出版社管經營的副社長。他在華東師範大學的一位校友說，華東師大人文社科研究生進入上海出版行業的人很多，但都是做編輯，像富察這樣主動選擇去做發行與銷售的，是“獨一份”。

2014年，張讚波的《大路：高速中國裏的低速人生》（以下簡稱《大路》）由八旗出版，一舉拿下了2014年《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好書獎和2015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

張讚波去台灣領獎，第一次見到了富察，對富察的第一印象是“很熱情、很真誠，身上有一種赤子之心”，富察帶著張讚波去參加活動，見台灣文化和出版界的人士，帶他去台灣基隆海邊吃海鮮。



2014年9月，張讚波與富察同遊陽明山時的合影。2023年9月，張讚波在matters上發表《寫給富察的一封信》，談及富察被捕後自己因恐懼而噤聲的經曆。

2015年，《大路》的簡體版《大路：高速中國裏的工地紀事》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張讚波說，許多人以為，是因為《大路》在台灣拿了獎，才出的簡體版。但事實上，在遇到八旗之前，張讚波就將書稿給了廣西師大出版社，由於漫長的審查，簡體版的麵世整整晚了一年。

2020年，疫情來臨，張讚波無處可去，“被迫”開始寫作，他的寫作主題是內蒙草原上的旅遊經濟和網紅，和第一本書一樣，他在內蒙生活拍攝了很久。2023年3月13日，張讚波和富察通了一個多小時的電話，他們聊起新書的出版計劃。富察此前看了他的書稿，給他發來長信，讚他：“你的寫作比第一本更震撼我，故事和分析的力度都更加精彩和有吸引力”。

那時的張讚波，在大陸已經是“禁書作家”，他離開北京，離群索居，將近四年沒有機會參加任何公共活動，富察的稱讚（或許也有對新書即將出版的期待）讓他覺得“自己在草原上潛伏拍攝一年多、閉門寫作兩年多是值得的，一直以來的堅持和孤獨也是正確的”。

4月，張讚波給富察發去了修改好的新書稿和簡介，富察好幾天也沒有回，他當時預感到不祥，“富察這個人做事非常認真的，對朋友也非常真誠，不存在你給他寫個郵件，他過一周還不回你”。

正當他猶豫是否要發郵件詢問富察的同事，他看見富察失聯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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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回家變成冒險

自從2009年依親來台灣定居，富察一直正常往返兩岸，從未受到過任何有關方麵的騷擾。

據了解，2023年回大陸，富察一方麵是為了探親，另一方麵是為了處理戶籍的問題。2009年，富察依親來台灣定居，2013年取得了台灣居留卡，但一直保留了中國戶籍，此次回大陸，是要去戶籍地消除戶籍，才能回台灣走完入籍的流程。

做出版這些年，富察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要回大陸的，也有朋友提示過他風險問題，但他總是認為，那些書籍學術意義更大，更何況，那些書既沒有賣到大陸去，自己也不是作者。

事實上富察很少談時政，他有一次被邀請上矢板明夫的節目，在節目裏，富察隻談宋朝和清朝的政治，絕口不提現代政治。王家軒也有類似的印象：“（他）大部分公開言論都是批評中國文化或曆史，不會涉及到現代治理，也完全不會談論兩岸關係”。

阿潑最後一次去中國是2015年。那一年，她還在給中國的南方係報社寫稿，一篇和台灣政治有關“但沒有那麽直接”的稿子，後來稿子沒發成，編輯跟她說“上頭”不給發了。那一年去中國，她發現她認識的媒體人幾乎都辭職了，有些去做了新媒體或者出走商業領域，有人去開民宿。她說不出來具體發生了什麽事情，但“那股風向”讓她決定之後不要再進入中國。

八旗的作者、國際政治評論員汪浩告訴“women我們”：“從2019年到2023年之間發生了什麽，中國的尺度發生什麽變化，完全沒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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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察的被捕，在台灣知識人社區的寒蟬效應是明顯的。一位研究海洋學的學者提起參與了聯署，很快就收到友人提醒，“你以後不要去中國了，連在香港轉機也不要去。”

王家軒說：“這件事對台灣社會來說，最大的影響是，富察在台灣做的所有事情都符合台灣法律，這些書在台灣都是合法出版的，可是（做）這些事情卻要在中國坐監獄，這樣（遭遇）的人太多了，大家都不知道中國的紅線是什麽，這對很多想與中國交流或互相認識的台灣人會產生很嚴重的衝擊……”

王家軒多次在公開場合呼籲，中國政府不要關閉和平交流的渠道、傷害台灣社會。王家軒的父親是在山東出生的，作為外省小孩，王記得，自己2004年去北京大學交換學習，對北方的印象是“吃餃子有很多口味”，上學的時候，他也常常去秀水街購物。

作為一個曾經的圖書編輯，王家軒感覺到：“大部分台灣人都希望跟中國人維持和平友好的關係，至少是可以一起做生意的。我們讀的書很多都是談中國曆史的，哪怕是這幾年，台灣出版的書籍裏麵，仍然有很大一部分跟中國曆史有關，即使過了這麽多年，台灣本土意識有提升，講台灣曆史的書不見得比講中國曆史的書賣得好。”

然而，出版僅僅是“生意”嗎？莊瑞琳在《大衛們的故事》中提出過這個問題。她還說：“人社書的工作者或許是最不甘被消音的，因為我們做的書，就是一種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