潑皮牛二橫行東京開封府多年,一朝斃命於街市之上,街坊鄰居拍手稱快,沒聽施耐庵說有人抱以憐惜之情的。
不能不說,司馬南之形象、氣質與作為,與沒毛大蟲牛二有驚人相似之處。司馬氏此番轟然撲倒,卻有不少人呼天搶地,為之叫屈哭冤。
盡管痛打落水狗很有必要,但實在不想就司馬之爛人爛事再寫一個字,嫌髒了自己的鍵盤。
隻是因為這幾日,寫了兩篇與此有關的文字,後台留言區招來一群蒼蠅,嚶嚶嗡嗡地叫,拉一泡屎就四散逃遁。
照舊一律隨手拉黑,總共有六七十個吧。也不免要去想,人神共憤的司馬氏栽得其所,到底是些什麽人在替其訴不公、鳴不平?
隻能結合司馬氏特有的言行特征去分析。也不乏有司馬氏的同道大V,盡管鼓吹的某些觀點一樣的臭氣熏天,但起碼有點當年姚棍子的遺風,多少講究那麽點“理論味”。
司馬南揪鬥民企、咒罵資本、撕咬精英,一副市井潑皮牛二瞪眼咧嘴、揮拳動腳、橫不講理的姿態,竟然招徠數千萬擁躉,跟著起哄叫好。
這些趨奉諂附者,大抵跟開封府破落戶牛二同類,屬於流氓無產者了——不說全都是,至少有相當一部分。
說到流氓無產者,不能不提到魯迅筆下的阿Q、古華《芙蓉鎮》中的王秋赦、張煒《古船》中的趙多多。
阿Q欲“投降革命黨“,是想變“闊”,“過趙太爺、錢太爺的生活”,其“理想”底牌不過是,要好好處置“未莊的一群鳥男女”,“要什麽就是什麽,喜歡誰就是誰”。
王秋赦在吊腳樓上做著春夢,幻想著“要是老子掌了權,當了政,一年劃一回成分,一年搞一回土改,一年分一回浮財”;“吃公家的,穿公家的,住公家的,要公家的”,永遠不勞而獲卻有口腹之享。
趙多多當上民兵自衛團團長後,開會抄老隋家,將他們趕出正屋。當看到有人被遊鬥,他總是喜不自勝:“嘿呀!革命群眾的好日子又來了!”其革命、改革理想,不外“食色”二字加上飛揚跋扈、橫行鄉裏。
這些流氓無產者有著相同的物質前提條件和生成背景,即處於弱勢、失意和邊緣化境地;有著相同的負麵人格和精神背景,即蒙昧、投機、鄙俗、暴戾。
更有著相同的行為動機和理想,即通過破壞性的社會運動,由邊緣地位的“人下人”,躍升為可以任意支配他人、可以為所欲為的“人上人”。
他們大多沒有什麽財產,或者是曾經沒有,但共同的特點是都沾染上流氓習氣和流氓意識。他們反對並破壞現存的一切秩序,帶有濃重的仇恨社會傾向。
與阿Q、王秋赦、趙多多相比,他們加披著一塊“愛國”的遮羞布。但在骨子裏仍像魯迅所說的,他們最為熱衷的事情,是“剪發女人他來嘲笑,社會改革者他來憎惡,為的是寶愛秩序”。
處於“脫序”狀態的他們,卻又是舊有秩序盲目而頑固的維護者,這是一種極為吊詭的思想情態。
“著名愛國家”司馬南宣揚的仇富、仇外和仇精英,對於當今的流氓無產者而言,不啻為“精神鴉片”。
司馬南輸出的一係列偏激思想觀念,迎合了流氓無產者強烈的反叛性、反社會性和價值尺度。
司馬南認準並吃定了他們:這些人不隻是普通平民,而是平民中道德敗壞缺乏原則的特殊群體,他們是“所有各個階級中淘汰出來的渣滓、殘屑和糟粕”。
但凡相信通過自食其力,依靠辛勤勞動可以逐漸改變個人生存狀態者,決計不會因為司馬南的一通無腦蠱惑,便激起適逢其時般的興奮。
後革命時代敘事話語中,流氓無產者們多以欲望支配行動,沒有穩定的信仰和操守,沒有固定且可以示人的價值觀念。
司馬南正是洞悉了他們“有奶便是娘”的投機品性,即便他們表現出人性中最為低劣的部分,卻可以躲在無產階級的外衣下被忽略,何不為我所用?
當代學界對於流氓無產者的批評極為激烈:“中國的流氓不曾勞動,也不想勞動,社會並不依靠他們而存在,他們卻要依靠社會討生活。他們完全是一種過剩人口,縱令他們全部滅亡,也不妨害社會的存在,反而他們的滅亡卻可使社會的秩序因之穩定。”
他們“輕佻浮躁,凡事皆傾於過激,喜破壞,常懷憤恨,視當世之人皆惡,幾無一不可殺者”。
殺之而後快的簡單粗暴觀點顯然有失偏頗,但充溢其間的鄙夷與憤懣可見一斑。
對於這個破壞有餘而建設性不足的邊際性群體,司馬南作為公共言說者,不是去提醒社會加以防範和改造,而是變本加厲、毫無節製地進行流量收割,牢牢操控並將他們吃幹榨盡。
司馬南深知,流氓無產者根本不相信公義和秩序,沒有什麽正經的、神聖的價值信仰。
故對於司馬南的種種劣跡,他們視若無物,甚至要以自己腳後跟都不相信的理由,偏執地替司馬南辯解、開脫。他們本來就認同和主張,或以堂皇的名義欺詐,或以卑鄙下流手段豪奪,隻管目的而不擇手段。
一切理論、口號乃至道德宣傳,包括所謂的“愛國”,都不過是謀利的外衣。他們深信作為破壞者的司馬南,其主張是可能給他們帶來實際利益的,因此將之視為偶像、奉為圭臬。
從這個視角去看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司馬南“愛國”人設已經徹底坍塌,他們仍要成群結隊為其叫屈哭冤。
後革命時代的革命之風雖然遠去,但是流氓無產者並未因此退出曆史舞台,他們對中國現代化的阻礙,應該引起我們的充分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