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車脾氣就變差”是現代人對駕駛機動車的一種總結,“你會不會開車”是大多數司機可能都吐槽過的。
當駕駛者腳踩油門,手握方向盤,整個人無限地向機械延伸,並超越肉身的限製。接著,車架和輪轂好像也有了像人一樣的脾氣,通過喇叭和遠燈光瘋狂輸出:或咆哮如雷,或高頻閃爍。如果說這還隻是“語言”衝突,那麽“怒路症”的別車和碰撞則涉嫌危險駕駛。車輛與車輛之間的衝突糾紛或許總是產生在某些沒法預測的瞬間,但是,從冠冕堂皇逆行、變道絕不打燈到若無其人插隊,凡此種種問題並不少見。當一些戲劇性的交通糾紛被拍下來發布到網上,也經常能引發熱議,登上熱搜。
與走路相比,駕駛是一項需要接受技術和規範訓練方可進行的活動。機動車(本專題所論機動車指四輪乘用車、卡車等,不包括摩托車等其他類別機動車)往往隻被當作一種物,所以我們討論不文明的駕駛行為,習慣認為那純粹就是司機的個人素質問題,此話沒問題,一個不守規則、不講道德的駕駛者開車上路後是不會思考如何與其他車輛友好相處的。不過,當他們作為行人時,可能不是這樣的,會克製許多,哪怕沒有明確的行人規則要求。機動車和駕駛者兩者不是單向度的人與物關係。
《粉身碎骨》(Vanishing Point,1971)劇照。
駕駛這項活動受兩股力量的拉扯。第一,機動車提供了一種私人空間,駕駛者在踩下油門踏板的那一刻起暫離日常生活的控製,如果是前往荒野之地,還可能暫離現代生活規則的束縛,進入一種類似“例外”的狀態,就如薩拉菲安經典公路片《粉身碎骨》(Vanishing
Point,1971)中的科瓦斯基,不顧束縛,一路狂奔。第二,機動車上路,必須處理與其他交通參與者(車輛、行人等)的關係,接受法律規則和文明規範的管束。
為了協調機動車上路的秩序,經過上百年的改造,機動車發展出了一套語言。一方麵,燈光、透視玻璃、反光鏡和反光條都是車輛出廠必備調校裝置;另一方麵,成文的(法定的條文)和不成文的(自發形成)規則約束著駕駛者如何使用它們。我們不妨稱之為機動車的語言問題。有趣的是,行人之間並未發生過多麽嚴重的溝通障礙,所以行人與行人的交流,被稱為最好的交通係統。為什麽這一步對機動車來說那麽難?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3月14日專題《機動車的道德狀況》B02-03版。????
B01「主題」機動車的道德狀況??
B02-03「主題」不隻是物:機動車人格的誕生????????
B04「主題」機動車,請文明回答
B05「文學」《軌道》:因出版缺陷而被冷落的小說
B06-B07「文學」《雅各布之書》:在啟蒙與後現代之間構建當代神話
B08「訪談」對話李沁雲:谘詢室裏的“表達”和“沉默”
撰文|羅東
“無馬時代”的出現
1895年,第一本機動車雜誌《無馬時代》(The Horseless
Age)在美國紐約創刊。此時世界處於“第二次工業革命”與“一戰”之間,距德國曆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於1918年初次出版還有23年,現代技術勢如破竹,蒸汽機、電動機和內燃機作為動力逐漸被推廣。機動車正在改寫過去由馬匹驅動的“車水馬龍”之城市街景。這本雜誌在第一期發表了激昂的發刊詞,對無馬之車的未來滿懷希望,認為此一動力變革不僅將減少街道上的嘈雜和垃圾,也能讓受苦的馬匹終得解放,結束被人使喚的勞役史。
《無馬時代》(The Horseless Age)雜誌,1895年至1918年發行。
《無馬時代》於1918年停刊,並未見到此後車載蒸汽機被內燃機大麵積接替的年代。水泥和柏油打造的公路狂肆鋪開,石塊、塵土和馬匹糞便,還有喧囂的馬夫嗬斥聲也在機動車的轟鳴聲中接近尾聲。尤其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世界各地紛紛挺進“無馬時代”。以私家乘用汽車為例,德國、日本、英國和美國是“二戰”後初期的汽車生產消費大國,中國市場於20世紀90年代迅速崛起,至本世紀已經發展為全球最大的汽車消費市場,也是最主要的生產地之一。此時回看機動車上百年的演進,人們會驚訝地發現,大概很少有哪件產品能像它這樣如此深刻地體現現代性:福特式流水線的生產(分工-理性)、汽車消費社會的興起(消費-符號)、私家車私有產權的確認(商品-產權),以及人和貨物跨空間的大流動(商品-流動)等。從生產到消費,均有例子可說。
再說回交通。《無馬時代》當年的發刊詞預測“無馬時代”將產生的兩大變化:其一,通勤效率將提高;其二,事故發生率將降低。這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盛行的進步主義看法。他們認為,這是因為機動車比馬車更理性,更容易操控。
早期紀錄片《汽車》(Voitures automobiles,1896)中的機動車影像。
機動車比馬車更容易操控嗎?答案仿佛一目了然。馬為動物,有它的意識和脾氣。中國古人說的“野馬無韁”“桀驁不馴”,就是對駕馭馬匹經驗的概括。19世紀俄國作家果戈理的諷刺小說《馬車》(人民文學出版社《彼得堡故事》2022年3月版)之所以處處令人啼笑皆非,從馬匹方麵來說也就是因為馬不可被完全操控的特性。且看他的這一段:“另一個士兵,身穿肥大的白外衣,蓄著黑色的大胡子,牽著那匹驚惶而戰栗的馬的籠頭走出來了,那匹馬忽然昂起頭,把蹲在地上的士兵連同他的胡子一起掀了起來。”馬匹還有一絲野性,有經驗的馬夫也招架不住,不得不由著它的性子。傲慢的人類因為自己的局限而無奈,而可笑。當然,馬匹的這一性子反倒可能喚起某些人試圖馴服動物的鬥誌和趣味。這是競賽遊戲範疇了,當另說。
相反,機動車全然接受人的駕馭。隻要車輛未出故障,待引擎發動後,一個操作、一項指令,整車上千個零部件為駕駛者工作,反饋以加速、轉向、刹停等數十種動作。隻不過由於懸掛、馬力、扭力、輪胎高寬比等條件的不同,快者快,慢者慢,沒有統一的反應速度。但就基本的操控來說,無論是性能車還是一般的家庭乘用車,在“輸入指令-反饋動作”的因果關係上並無本質區別。這套駕駛操控方法是現代人思維的寫照,其特征是毋庸置疑的因果關係——當然到了“晚期現代”或所謂“後現代”重新變得不確定——機動車是一個物,對物施加某個動作,就能得到計劃之中的、確定的、與指令匹配的結果。
山東嘉祥出土的漢代畫像石上的車輪製作圖,體現了漢代中國精湛的(帶輪輻)車輪製造技術。圖片來自《中國古代機械複原研究》。
在過去馬匹驅動的車輛上,符合現代人對確定性或者理性定義的隻有車輪,此一構件最顯古人智慧:多次革新,從滾子到輇,再到帶輪輻的車輪(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中國古代機械複原研究》2019年6月版)。至於動力,馬匹總歸有控製偏差,也因為這種不確定,過去的馬夫可能會反思自己是否虔誠學習了師傅傳授的技藝,與馬匹的緣分是否夠。
機動車這個工業產物消滅了這種不確定性和自我懷疑,提升了人們操控的自信。然而,從機動車駛離私人車位進入公共道路那刻起,一種新的不確定性開始浮現。我們不能隻把機動車視為物。
非絕對的理性之物
機動車是這樣一種機械和電子裝置:它能精準反饋駕駛者的指令,從引擎動力輸出、傳動轉速、前輪轉向、車燈開關到喇叭聲響都聽命於駕駛者的大腦神經。無論它是小客車、大客車、摩托車還是卡車,都是人的延伸。人的欲望、性格、情緒,種種精神狀態都無條件地擴展至每個機械零部件末梢。機動車人格由此誕生。
《火車進站》(L'arrivée d'un train à La Ciotat,1896)劇照。
機動車在這層意義上不是絕對的理性之物,要證明這一點,可拿同時期的火車與之對比。後者的動力雖然也有過馬匹,此後才發展為蒸汽機、內燃機和電動機,卻因為聽命於統一係統指令(火車司機隻是執行指令的裝置),沿著軌道前進,“不以主觀意識為轉移”,如此就抑製了大多數不確定情況,堪稱現代性的標準。唯有當動物、泥石流或暴風闖入軌道,其秩序才可能被打亂。當然一旦發生如此情況,破壞力是毀滅性的。如果說火車的神經係統是物的係統,那麽機動車的神經係統就是機動車人格的係統,是人的欲望、性格、情緒之延伸。有意思的是,在早期火車接受史上,火車經常被描述為一種怪物,它的嘶吼、體積和速度讓人畏懼,仿佛動物一般具有生命。實際上更像動物的是機動車,由機械和電子組裝,神經中樞則來自有意識有情感的人類個體。
讀者諸君大概已經猜到,接下來無非是要說不文明駕駛、危險駕駛給交通帶來了種種不確定性,致使“危機四伏”,讓其他交通參與者處處提心吊膽。在展開對駕駛機動車的審視前,有必要補充說明,由馬車造成的交通事故也未必比機動車少。
以英國倫敦為例,它在19世紀後半葉迎來城市人口高峰,街道擁堵不堪,馬車的車禍頻發,市政最終於1868年12月安裝了第一個交通信號燈,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紅綠燈。這組信號燈由鐵鑄,塗裝金綠色,燈源是煤氣,力圖控製駕駛惡習。不料它兩年後忽然爆炸。交通紅綠燈在全世界的推廣因此延遲了約半個世紀。科普人詹姆斯·摩爾在《遺失的創意》(科學普及出版社2021年1月版)這本書中把它稱為一個噩耗。1866年,倫敦有102人因為交通事故喪生,而摩爾為了說明這個數據的嚴重性,對比說2009年倫敦有184人因為交通事故喪生。算上城市人口基數,馬車造成的事故比例遠遠高於機動車。在近代中國,上海也在馬車時代被堵塞和事故問題纏繞。19世紀70、80年代,上海接連不斷發生車禍,《申報》在1982年的8月曾頭版刊登評論文章《慎選馬夫論》,批評會車不避讓、隨意變道、紈絝子弟“挾妓並駕”和肇事逃逸等陋習。由近代倫敦和上海的例子可見,當一群有性格,容易受驚的生物被人類集結在一起,危險總是不可預測,再加上馬夫極壞的駕駛習慣,動力和駕駛者兩方麵都充滿不確定性,可見馬車時代的街道並非安全。
《功夫》(2004)劇照。
我們沒有辦法假設,如果當時的紅綠燈實驗沒有失敗而是很快在世界各地輔助交通警察,是否就能減少馬車的事故。馬匹有它的脾氣和野性,不完全受馬夫的人為控製,即便有經驗的馬夫與其馬匹親如故人,一旦進入街道紮堆,也會在馬群中失控,亂作一團,不可收拾。機動車替代馬車,降低了動力方麵的不確定性,但機動車人格又決定了機動車不可能是完全可控的物。
機動車人格形成後
在歐·亨利1903年小說《汽車等待的時候》末尾,飯店的出納員小姐眼見自己偽裝的貴族身份將被識破,要起身離開,並謊稱停在公園拐角處的白色汽車是她的。汽車在這裏既是一種經濟財富,也是一種社會資本,駕駛它穿梭在城市街道(雖然當時最快的車速也不過每小時40公裏,1908年的福特T型四輪車勉強能到這個時速),出入高貴場所結識各色人等。人因為擁有機動車並能展示駕駛技藝而“高貴”。此種諷刺故事在現代社會早期不勝枚舉,它體現的是當時人們對待機動車的一種態度,也就是接受機動車的“社會-經濟”屬性或其符號意義,而不是反之,考慮如何讓機動車融入本有的社會生活規製。
這就意味著,反而是行人需要一段時間、一點準備,來被迫適應這個現代機械的到來。費孝通在《鄉土中國》講鄉下人聽到車鳴聲驚慌失措,碰上脾氣大的司機,他們還可能被罵上一句“笨蛋”或“蠢人”,因為司機具備了一套駕駛知識,了解肉身在機動車麵前的脆弱性,而鄉下人不知機動車鐵皮的厲害,在認知上就被認為“低人一等”。馮友蘭寫《辯城鄉》,說了這麽一段話:“城裏的狗,看見一輛汽車,行所無事,坦然地躲在一邊。而鄉下的人,看見一輛汽車,不是驚奇地聚觀,即慌張地亂跑。”見到機動車不慌不忙,“坦然地躲在一邊”才算是基本學習了現代生活知識。
《幸福的拉紮羅》(Lazzaro felice,2018)劇照。
機動車人格對行人的傲慢,最終以沉重的代價得到解決。以日本社會為例,日本在“二戰”後大力發展汽車工業,當經濟學家宇澤弘文從美國回到日本時,被街道上的轎車和卡車數量驚嚇,呼嘯而過的、絲毫沒有減速的車輛,瘋狂地侵占行人的城市空間,交通的混亂滋生了逐年增加的車禍,而低廉的賠償拉低了交通違法的成本。他把這些侵占和車禍稱為汽車的社會性費用,隨後在1974年出版了同名之作《汽車的社會性費用》(四川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版),批判日本汽車工業似癌細胞一樣擴張,主張行人權利至上,汽車的路權當次之。
在今天,讓機動車適應行人的觀念已經被廣泛接受,越來越多的國家將車讓行人作為劃分責任的依據。北京上海杭州等中國城市已經普遍執行“禮讓行人”,將其作為交通法則,而不隻是文明道德上的呼喚。不守交通規則的行人——更別說“鬼探頭”“碰瓷”等——有時反倒成了新的問題。比如在美國紐約,據威廉·H.懷特《城市:重新發現市中心》(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年10月版)的描述,行人是反感紅綠燈這種東西的,過馬路很少看燈,他們有經驗有辦法叫停機動車,“他們甚至會恐嚇小汽車。一個司機減速,打算右轉彎,這時,行人會做任何一件可能的事來妨礙這個司機轉彎”,還有人忽然將手上的咖啡潑向小轎車的機蓋,用棒球杆敲打後視鏡,司機隻好默不作聲。
機動車的社會交流
“路怒症”的凝視。《決鬥》(Duel,1971)劇照。
最危險的,也是最不可測的,還是機動車與機動車之間的社會交流。剛才說,“司機隻好默不作聲”,隻要默不作聲,忍一忍興許也就過去了,要是有視頻監控作證,以此要求肇事行人道歉賠償當然為好;如果司機咽不下這口氣,把機動車作為報複武器直接撞上去,或者已經開走一段路卻越想越來氣,轉而掉頭找人算賬,其危險駕駛的結局讓人不敢想象。絕大多數駕駛者不會選擇這個做法。假如把行人換作機動車,情況就大不同了,好吧,彼此都是機動車之鐵皮包人身,當鐵甲對鐵甲,剛硬碰剛硬,喇叭嘶鳴不過是“決鬥”初啟,別車示警如刀光掠影,撞擊報複若驚雷裂空。隻有某一方偃旗息鼓,回歸人的冷靜,不與另一方繼續計較了,躲之,遠之,方可翻篇。
而不幸的是遇上怒路症患者,一旦他們被激怒,哪怕是誤會,哪怕你退出了,他們也是不肯罷休的。
在斯皮爾伯格電影《決鬥》(Duel,1971)的那場生死追打中,卡車司機或許隻是因為主人公駕駛的小轎車超過他,或是因為在這個超車過程中,主人公略帶嬉笑的麵容通過反光鏡進入他的眼簾,總之他認定被冒犯了,非得置其於死地不可。當然,是因為卡車司機在家庭或事業上受挫,剛好在路上遇到一位駕駛小轎車的戰後“新中產”而心生怨恨,也未可知。作為觀眾,我們隻看見卡車這個龐然大物無數次地逼近挑釁,其車身在小轎車的後視鏡中越來越大,飛揚的塵土渲染著緊張氣氛,而卡車司機卻一直未在鏡頭中露麵,他是誰變得不再重要,他可以是任何人,他的情緒和精神狀況全都由灰塵遮蓋的卡車來傳達。寧浩的公路片《無人區》(2013)也采用卡車和小轎車來表達沙漠公路上的搏鬥,不同的是兩者都爆發了“路怒症”。機動車人格在此種場景被表現得淋漓盡致,它暗喻著看似風平浪靜的現代社會,隨時可能被一個潛伏在某處的人格化機動車攪動。
安全檢查和安全提示。《無人區》(2013)劇照。
本來,機動車並非缺乏語言。此事可分開說,一是車輛出廠的燈光、透視玻璃、反光鏡、反光條等設備是語言的載體,二是交通規則是語法。
當一輛機動車希望右轉,當提前踩下刹車減速並打右轉向燈,這個時候刹車燈、轉向燈雙雙開啟,後車接收到信號也就明白前車意圖,接著保持車距或直接變道;從輔路駛入主路,當提速並開啟左轉向燈,如果主路擁堵,則需要以拉鏈式方法和主路右側車輛交錯前進;準備變道也當提前開啟左轉向燈,並隨時根據車流狀況提速或減速。凡此種種,是車輛上路應守的規則。缺乏語言交流的機動車,無異於裸車上路。其實在長期的交流實踐中,機動車甚至在法規外還自發形成一些額外的交流語言,比如說,輕按一聲喇叭以表示對讓行車輛的感謝,連續踩兩次或三次刹車以提醒後方來車注意車距,請別跟太緊。遺憾的是,無論是法定的還是自發產生的語言規則,都可能出現溝通障礙。要麽是“我行我素”不給其他車輛任何提示,要麽是給了提示,卻被誤會:按了喇叭,是要提示前車,但陰差陽錯激怒了正在變道進來的某輛車。有時不小心誤碰了遠光燈,給其他車輛造成困惑,也可能引發一場“你追我趕”的刀光劍影搏鬥。多麽無效的溝通!如果這個時候一方微笑點頭,“沒事兒”“對不起”“剛才誤會了”,另一方立馬領會到其善意,也還之以微笑,什麽事兒都沒有了。然而這是機動車不可能具備的溝通條件。
《熱帶往事》(2021)劇照。
社會交流的收縮
《還有明天》(C'è ancora domani,2023)劇照。
機動車終究不是行人。作為行人,我們都知道讓自己去適應他人,與他人保持一個雖未講明卻彼此認可的距離。如果有人從旁邊超過,沒有人會認為那是在挑釁什麽,如果迎麵有人走來,大概在七八米遠的時候,我們就開始稍作調整,為接下來的錯身準備,接著,數秒後安全地擦肩而過。對於這一現象,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公共場所的行為:聚會的社會組織》(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10月版)是有概括的,那就是“僅僅避免碰撞即可成為明確合作的明證”,看似機械的行人錯身,實則是社會成員基於共享規則的無言協作。
唯有緊急情況出現——比如《悲慘世界》中冉阿讓被追捕時在人群中低吼著“讓開!讓開!”——這套規則才可能被打破。當然,“並排走”擋了其他行人的道,就是一種不合作。不過例外的情形並不妨礙我們得出如下判斷:行人與行人之間的互動,是最好的交通係統。即便撞了別人或者踩了他人的鞋,也可以用“歉意微笑”或“抬手致意”瞬時修複。這是機動車無法向行人學習的,並且與之漸行漸遠。
20世紀初半封閉的機動車。圖為1913年《無馬時代》雜誌刊登的一款車。
在“馬車時代”,車廂是一個外形類似帳篷的設備裝置,車輛的空間半開半關。在搭載內燃機之初的“無馬時代”,機動車也是這般的形製。兩輛車會車,駕駛者抬手,彼此會意。駕駛者還處於“人”的狀態。封閉的車身改變了這個狀態,駕駛者嵌進機動車,隻剩下車窗玻璃和後視鏡片與外界關聯,人的狀態從此不一樣。當人進入機動車打造的封閉空間,成為司機,一切有關情緒的、欲望的東西都延伸至機械部件,數十倍擴大,瞬間變身為一隻凶猛的卻不善言語的怪獸。沒有臉,沒有表情,沒有眼神,誤會發生了,沒有糾正的可能性。一個微笑就可以輕鬆化解的誤會,可能最終演變成一場可怕的搏鬥,瞬間,“那些控製你的繩索突然鬆開了,好像讓你回到了原始森林”(來自《決鬥》主人公台詞),道德和為人柔軟的方麵統統都失效。
這絕不是說要卸掉機動車的機殼,讓我們退回到早期的車輛構造之中:其一是因為那將犧牲速度和安全,其二是因為“無馬時代”的交通事故發生率並不比此後低。我們需要知道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失去了什麽。
《編輯部的故事》(1992)劇照。
沒有人願意與他人發生衝突。孟子說“惻隱之心”,這是人性中能理解他人處境的部分,甚至按照蘭德爾·柯林斯《暴力》(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6月版)的解釋,哪怕是製造衝突的施暴者也難免緊張,並反映到心跳、呼吸的變化上,所以他們會使用一些策略,比如躲避對方眼神。而機動車就“完美”地避開了人的麵部。尤其車窗和後擋風玻璃緊緊貼上一層所謂“保護車內隱私”的隔熱膜,拒絕與其他司機交流。且不說無法借助人之常情解決誤會,連本可避免的追尾也難以避免:當一輛車急刹,刹車燈亮起,後來的第三輛車卻無法透過第二輛車的擋風玻璃提前看到信號,不能預判,不能提前減速,後麵的其他車輛也如此,每輛車被前車遮擋,也遮擋後車。當新的技術將周圍的車輛變為一個一個的方塊呈現在屏幕上,它幫駕駛者收集了更多信息,但是如果駕駛者將判斷完全交付於影像,拒絕去看看真實的世界,交流又進一步收縮了。路上的機動車,在彼此眼裏都不過是一個僵硬的方塊罷了。
某天,如果我們看到有人在安全前提下伸出手豎起大拇指,感謝為其讓行(北京的公交車司機們就是這樣做的),大概都會感動。這是交流的力量。
當然,不是所有的情形都適用這種交流方法。那麽,作為駕駛者的司機就必須規範地使用車燈、喇叭(其規範包括法規和自發形成的語言係統),就必須分毫不差地接收並解讀其他車輛發出的信號。轉向打燈、變道打燈、主動禮讓,請文明駕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