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體感:為什麽這幾年"不正常"的孩子越來越多了？

春節前夕，華北某鄉鎮小學教師王強（化名）在批改期末試卷時，突然把紅筆重重摔在桌上。“拚音聲調全錯，補全句子寫不出完整通順的話，現在連‘春節’的‘春’字都能少一橫。”這位從教十三年的教師對著同事們感慨，“現在的孩子真是越來越莫名其妙了！”這句看似武斷的抱怨，卻並非空穴來風。辦公室教授其他科目的老師同樣發出吐槽：三年級孩子上課時突然站起來拍桌子大喊“某某某是傻X”，隨即和那位同學扭打在一起；因為管理紀律時訓斥了幾句，二年級的孩子下課後就合夥兒偷偷往老師杯子裏倒粉筆末；行課過程中，學生突然把作業遞到講台，原因竟是覺得嚇一嚇老師很好玩……



這樣來看，一線教師們口中的“問題學生”似乎一屆比一屆更多了。“我真的覺得不正常的越來越多，不是學習差，是那種精神異常、發育遲緩、多動、讀寫障礙、嚴重自閉、跟人無法正常溝通、想嚎叫就嚎叫想發瘋就發瘋的不正常孩子越來越多。我十二年前剛上班的時候，全校也就那麽一兩個，後來每個年級一兩個，今年直接一個班有三個”

“我媽是小學老師，三年網課前聽她念叨班上的孩子頂多是不寫作業，笨或者懶，網課三年後尤其這幾年帶的班，每班少說一個抑鬱症。最好笑的是有一次一個孩子拉褲了怕同學笑話把糞便坐扁後裝飯兜裏帶走了”

“現在的小孩，除了很笨記性差，和以前小孩最明顯的區別就是不努力，愛走神。以前小孩成績再不好也會趕作業，問問題。現在的動不動就說‘那咋了’‘想鼠’‘曼波’一類的網絡俏皮話”。



這種情況帶來的最直接影響就是擾亂正常教學秩序，加重一線教學負擔，隔閡“師—生”、“生—生”和“家—校”關係。據調查，一些鄉鎮學校的班級規模保持在三十至五十名學生之間，在此情境下，教師需要分配很大精力來關注有特殊需求的學生。這些學生中，有的存在自理難題，如日常生活如廁、甚至是生理期的管理，均需教師和熱心同學的協助。另一些學生則可能表現出多動症狀，難以長時間靜坐聽課，會隨意離開座位，發出異響，或做出不自主的身體扭動等異常行為，幹擾到課堂秩序，需要教師頻繁地進行引導與提醒，這無疑會對正常的教學進度構成一定影響。此外，由於存在所謂的“學弱生”，在缺乏有力的醫學證明的情況下，需要納入班級期末成績平均分核算範疇並給任課教師排名，令教師苦不堪言。

在家校關係方麵，對於特殊需求的孩子而言，及早進行幹預和治療是至關重要的。然而，現實中卻常有家長不願正視自己孩子可能存在的問題。通常，在孩子一年級入學的第一個月，老師便能敏銳地察覺到一些端倪。但出於對孩子和家長的尊重與考慮，老師往往難以直接與家長溝通這一問題，而隻能采取委婉、側麵的方式進行提醒。回想起孩子在幼兒園時期，家長們或許已經多次聽到過老師類似的隱晦反饋。遺憾的是，每當老師試圖反映這些情況時，家長們的反應往往不盡如人意：有的情緒激動，堅決否認孩子的問題，並反稱學校推卸責任；有的則故意岔開話題，不願深入探討。這種不理解、不配合的態度，往往最終導致了孩子錯過了最佳的幹預時機，令人扼腕歎息。



那麽，為什麽這幾年“不正常”的孩子越來越多了？或許我們應該意識到：這不是簡單的智力退化，而是新一代鄉村兒童在多重擠壓下的集體性認知塌方。

第一，短視頻算法圍城：被數字鴉片摧毀的注意力邊疆

教師孫奚（化名）發現班裏超過七成學生能模仿短視頻網紅“跳坤舞”，唱“蘋果香”、“孤勇者”，說“你幹嘛，哎呦~”，卻無法連續閱讀10分鍾課文。她所帶班級的40人中，確診發育遲緩、自閉症或多動症的學生多達5人。

《全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調查報告》顯示，八成以上青少年每周都會上網，自主擁有的上網設備中以智能手表、平板學習機最為多見，41.2%的青少年用家長或他人的手機上網。另一份調查顯示，農村6-12歲兒童日均使用電子設備達4.2小時，是城市兒童的1.6倍。當算法工程師精心設計的即時反饋機製，撞上留守兒童缺乏監管的成長環境，便造就了無數個“電子難民”。

短視頻快速呈現和即時滿足的特性，讓孩子期望迅速獲得信息和快樂，導致耐心降低，專注時間縮短，難以長時間深入思考和學習。孩子長期沉迷短視頻，大腦會形成“蜻蜓點水”式的注意力分布，不斷切換注意點以追求新刺激，使注意力穩定性變差，在學習等活動中易分心、走神。短視頻多為碎片化信息，長期觀看會使孩子習慣於被動接受，懶得主動思考，進而影響前額葉的認知功能發展，導致孩子在麵對複雜問題時難以進行深入分析和係統思考，決策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會受到影響。

這種數字代償與教育妥協的雙重作用，正在製造海量的“功能性文盲”——他們能操作複雜智能設備，卻解不出簡單的二元一次方程。



第二，手機養娃困境：被異化的家庭教育圖景

目前，鄉村養育麵臨著一個的殘酷真相：家長圖方便直接給孩子玩手機。這種“電子帶娃神器”的泛濫，催生出新型代際創傷。中國社會科學院調研顯示，留守兒童家庭中，祖輩監護人日均陪伴學習時間不足，而通過零食玩具補償愧疚心理的家長占多數。更隱蔽的危機來自教育期待的扭曲。“糞便裝飯兜”事件，實質是焦慮症兒童病態自尊的極端表現；“家長拒絕特殊教育”現象，則暴露出農村家庭對教育分層的集體性恐慌。當城市中產在“雞娃”與“佛係”間精準調控時，鄉村家庭正陷入“放任不管”與“過度補償”的鍾擺式困境。

研究顯示，前額葉主要負責注意力、推理決策、情緒情感、社會認知等多方麵的高級皮層功能。它的發育始於妊娠第3個月，一直持續到青少年期。神經發育的過程就是在包括短視頻在內的各種外界因素刺激下，大腦神經元之間的不斷修剪和連接的過程。過度沉迷手機，會令孩子的多巴胺長期處於高水平、多巴胺受體數量下降，導致情緒調節失衡，孩子易出現情緒波動、衝動等問題，影響前額葉對情緒的控製功能。缺乏現實社交還會使孩子減少現實中的麵對麵交流，影響其溝通能力、同理心等社交技能的發展，進而影響前額葉在社交認知和行為調節方麵的功能發展，導致孩子在真實社交場景中出現障礙，難以建立和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

鄉村養育中“電子帶娃神器”的泛濫，不僅折射出家庭陪伴的缺失與教育方式的扭曲，更深刻地揭示了代際創傷的新形態，而用“沒有錢”“每天忙的要死哪有時間管”“太累了，懶得管”來作為懶惰式教育的托辭未免過於牽強——畢竟生育是個人的自由權利，不愛可以不必生育。



第三，基因與保胎：技術幹預倫理問題的再思考

關於“不正常”孩子越來越多的原因，網友給出了自己的解釋。有網友認為，“因為學曆高的普遍晚婚晚育和不婚不育，低學曆的早入社會的生的孩子占大比，在普通三四線城市更為明顯，基因和家庭環境等多方麵造成大部分孩子其實是比較笨的。說白了就是笨的人生的孩子越來越多”，還有網友認為“以前的醫療條件差，孩子生下來都是優勝劣汰，差的就早夭了，剩下來的都是優秀的。而現在，保胎技術越來越好，所以啥樣的孩子都能活下來”。

保胎技術的成功應用，無疑為許多家庭帶來了希望和喜悅。然而，當這些經過保胎技術挽救的生命進入成長階段後，一些問題開始逐漸顯現。由於保胎技術往往隻能挽救生命，而無法完全消除潛在的遺傳缺陷或健康問題，這些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可能麵臨各種學習和行為上的困難。更為嚴重的是，保胎技術的普及可能導致了一種“幸存者偏差”的現象，即那些經過保胎技術挽救的生命，可能隻是眾多潛在問題兒童中的一小部分“幸存者”。而那些因自然選擇而未能存活下來的孩子，則可能被忽視或遺忘。這種偏差可能導致我們對“問題學生”現象的理解出現偏差，從而無法有效地應對和解決這一問題。

但不可否認，技術是時代前行的車輪，保胎技術的飛躍為無數家庭點亮了希望。麵對伴隨而來的“問題學生”現象，我們不應畏懼退縮，更不應否定技術進步的意義。關鍵在於，我們要精準駕馭技術之力，強化教育研究與支持體係，確保每個孩子都能在適宜的土壤中綻放。同時，技術與倫理的天平需謹慎平衡。保胎技術雖能跨越生死界限，卻非完美塑造生命的神筆。每個生命都承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技術的邊界不應觸及對生命本質的輕慢。在尊重生命、守護尊嚴的前提下，推動技術與倫理的和諧共生，方為明智之舉。



如何破局？重建鄉村教育共同體是關鍵，因而需要構建三層緩衝帶：其一，建立“數字宵禁”製度，對未成年人電子設備使用實施分層管理；其二，推廣“特教資源教室”模式，通過巡回指導教師為特殊兒童提供支持；其三，創建“家庭教育銀行”，將家長教育投入轉化為信用積分，用於兌換教育服務。

所謂“笨學生”“不正常學生”，不過是教育係統缺陷的人質。破解這場困局的關鍵，不在於尋找更聰明的學生，而在於構建更具包容性的教育生態。或許就像某所小學圍牆上的標語：“每個孩子都是待點燃的火把，而不是待填滿的容器。”在鄉村振興的藍圖上，唯有讓教育的火光抵達每個褶皺中的童年，才能真正照亮鄉土中國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