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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專科生到斯坦福,再到協和博士後,他真的太拚了

文章來源: 醫學界 於 2025-01-30 07:44:55 -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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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專科生到斯坦福,再到北京協和醫院神經外科博士後,何世豪的醫學之路被稱為是“專升天”。


何世豪有兩個“外號”:一個叫“專升天”,另一個是“何五點”。

從2013年至今,他從醫學專科院校畢業後,通過專升本考試考入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神經外科研究生、讀博,之後進入美國斯坦福大學訪學,再到北京協和醫院神經外科博士後,求學經曆堪稱“開掛”。

風光背後,是他玩命般的拚搏。無論是讀專科時借著廁所的明燈學到淩晨五點,還是備戰考研時的艱難曲折,他都沒有因為學曆起點低而放棄對醫學的追求,立誌成為下一代頂尖神經外科專家。

何世豪

“拚了10年,終於把不敢想的夢想變成了我奮鬥一生的事業。”何世豪希望,自己未來能在煙霧病的科研領域內貢獻更多力量。

以下為何世豪的自述:

專科出身,

考上北京天壇醫院研究生

我在高中是典型的差生,坐在班級最後一排,老師對我的期望是不要影響其他人上課。當時我喜歡玩遊戲和看課外書,成績一直是倒數第一,要是考了倒數第二,可能是有一個人沒來考試。

最後我的高考成績是400分出頭,因為不想複讀,就報了山東醫學高等專科學校臨床醫學專業。學醫更多是受家庭影響,父親是山東菏澤一家傳染病醫院的醫生,母親是一名鄉村醫生,從小我就是在醫院旁邊長大,所以耳濡目染對醫學更親近。

剛上專科的時候,我開始對醫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上臨床案例課和實踐課會很認真地聽。但實話說,專科的整體學習氛圍不是太好,剛開始我也會為了更合群一些,偶爾和同學們一起去網吧玩遊戲之類的。

我們宿舍當時一共8個人。有一天,一個室友在玩遊戲,旁邊很多人圍觀,而我當時正在預習病理課,很多同學就說我“你挺能裝啊”,因為他們覺得考試及格就行了。還有一次,室友淩晨三四點還在看恐怖片,我睡不著就開個小台燈學習,他們覺得氛圍被破壞了,把我的台燈砸了、筆記本撕了。

這些嘲諷和排擠行為讓我感到痛苦和壓抑,但他們這樣做反而激發了我的好勝心,我更想去證明自己了,而逃離的唯一方式就是專升本,我開始買本科的醫學教材提前學習。

那段時間,宿舍晚上10點之後斷電,我就帶著小凳子到男廁所看1000多頁的內科學教材,沒桌子的話我就把臉盆扣過來當桌子用,一直學習到淩晨五點,兩三年就那樣過去了,當時同學們都覺得我腦子有問題,“何五點”的外號也由此得來。

三年專科生涯為我打下了非常紮實的醫學基礎,專升本報考了泰山醫學院(現“山東第一醫科大學”),雖然在幾千人中隻錄取全省前100名,不過我特別有信心,最後也通過了考試。

何世豪(左一)專科畢業

到了本科臨床學習階段,我接觸到了神經外科,發現很多腦疾病的發病機製都不太清楚,這種挑戰性讓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所以很早就計劃考研了,而且瞄準了報考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這家醫院在國內神經外科領域排名第一。

考研難度可想而知。當時,我們一個專業100人中也就有兩三個能夠考研成功,考上的基本也都是一些偏遠地區的醫學院,往屆生中的考研天花板是南開大學,天壇醫院完全超出了大家的認知範圍。當時有很多同學都不理解我的選擇,認為我是癡心妄想。

剛開始我也沒多少信心,中國大部分的高校,尤其是雙一流名校,招生簡章都明確寫了不接收第一學曆為專科的臨床醫學學生報名。我當時還用兩個不同手機給招生老師反複確認自己有報名資格後才敢報考,並把畫有天壇神經外科醫生的一張海報貼到了宿舍床上激勵自己。

為了考研,我在專科時的作息一直延續到了本科,幾乎每天都是淩晨三四點睡,早晨七點繼續起來學,甚至一天最多睡3個小時。長期熬夜身體也出了問題,肝功能非常差,轉氨酶最高超過了190,正常也就是10到40,去食堂聞見味道就惡心,就得找個垃圾箱去吐。

這麽學下來,我對初試很有把握,但複試非常緊張,因為身邊的競爭對手都是本科來自北大、蘭大等985名校,我擔心專科出身肯定是考不上了。為了放手一搏,在麵試環節中的自我介紹、大外科提問和閱片等環節,我都是用英文來解答,現在看來是很大的加分項。

我還記得,錄取結果念到第11個人的時候忽然聽到了自己的名字,自己的眼淚一下就流了下來,旁邊另一位同學還給我遞了紙巾,考上的人裏麵好像就我哭了,因為我從來沒敢想過,自己能從山東的一個專科學校一步步去天壇醫院學習。

在天壇神外,決心研究煙霧病

考上北京天壇醫院之後,我沒有高興太久,很快就又陷入焦慮中。

我的碩士研究生導師是北京天壇醫院的神經外科主任醫師王嶸教授,在國內煙霧病診療領域首屈一指。在他的帶領下,我開始踏足這一全新領域。

其實沒去學校之前,我很擔心導師對我的出身有顧慮,也害怕自己無法勝任開學後的學習與工作,所以我連本科畢業典禮都沒參加,提前把宿舍的被子、衣服打包完,一個人坐上了從泰安到北京的火車,去天壇醫院提前實習。

那時,同學們都在放暑假,我提前入組實習,一位師兄看到了我求學的積極性,就讓我去重慶學習腦網絡相關技術。越是學習,越覺得自己懂得太少,我用了將近3個月的時間提前對煙霧病領域進行了解並閱讀了大量的相關文獻,當時還積累了100多個病例數據。

煙霧病(MMD)是一種罕見的、慢性的進展性缺血性腦血管疾病,病因不明,臨床表現為雙側頸內動脈末端慢性進行性狹窄或閉塞,腦底出現異常纖細的網狀血管。煙霧病是我國兒童和中青年人群腦血管意外的重要原因之一,兒童缺血性腦卒中的年發病率高達7.9/10萬,其中,因煙霧病導致的腦卒中比例約有22%。

當時,全國能做煙霧病手術的診療中心不超過五家,從事煙霧病診療研究的專家更是少之又少。在缺乏有效識別方式的背景下,煙霧病也非常容易出現漏診、誤診的情況。

確定研究方向後,我用了半年時間,把煙霧病相關的3000多篇文獻全部下載下來,一點點研究。那段時間,我白天參加規培,跟著老師查房、換藥、上手術等,隻有晚上才能看文獻和做課題研究,熬夜也是常有的事。

看完這麽多文獻之後,我沒有任何不自信的感覺了,雖然周圍同學都是北大、協和、首都醫科大學8年製的學生,但我覺得自己要比他們懂得多。後來,我還作為課題組的主導,去探究煙霧病的發病機製。

除了診療存在空白外,和導師的出診經曆也影響了我的科研走向。有一次,一位青年拿著檔案袋來到了導師的門診,他的右側肢體像是有些腦梗殘留的後遺症,在上一位患者就診完畢後,他進門就說自己是來感謝王主任的。

何世豪與王嶸主任出門診

原來,他小學時經常會在過度換氣或勞累後出現右側的肌力下降,有時還頭暈伴有眼睛黑矇,一直沒有就診,直到出現一側偏癱、偏身感覺障礙以後,家人才重視起來。

當時他休學後四處求醫,是王嶸主任結合影像學檢查為他確診了煙霧病,並通過血運重建手術和康複治療後逐漸緩解。而他這一次來,是考上北京工業大學後,專程來感謝我老師的。

也是那時,我覺得自己的研究不能太過局限,也有專家說過,天壇醫院培養的是醫學科學家。我記得,碩士一、二年級時,我的研究方向主要圍繞煙霧病認知損傷和手術風險評估等,慢慢開始轉而探索煙霧病的發病機製以及尋找更好的診療方案。

拒絕哈佛、梅奧診所,

去斯坦福繼續深造

在我第一年完成住院總的培訓後,管理病人和參加手術的經曆更加堅定了我進一步去研究煙霧病的想法。加上我在研究生二年級的時候,以第一作者身份發表了四篇SCI論文,影響因子約有十二三分,順利攻取了博士學位,導師是神經外科腦血管領域頂尖專家趙元立教授。

隨著顯微神經外科的發展,血運重建手術能增加腦灌注,從而有效地降低了卒中等腦血管意外的風險。然而,煙霧病患者發病年齡較動脈粥樣硬化普遍年輕,其認知障礙狀態持續發展時間要遠長於動脈硬化患者,若不能及時評估及修複,勢必給患者、家庭及社會造成沉重的負擔。

目前,因為不了解發病機製,沒有任何藥物可以阻止病程,選擇開顱血運重建手術也僅僅是減少腦卒中發生的幾率,也無法治愈煙霧病。從碩士三年級開始,我就想進一步研究煙霧病的發病機製。

何世豪與他的碩士導師王嶸教授(左一)、博士導師趙元立(右一)

在和趙元立教授討論研究方向前,我提前做好了關於煙霧病前期研究和研究思路的PPT,匯總了129篇關於煙霧病基因與生物學標記物的文獻,並把我“想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的想法向趙老師匯報,得到了他的支持。

隨著研究深入,我覺得自己的煙霧病科研已經到了瓶頸期,急需尋找一個突破口,於是在2021年決定申請出國訪學,申請了哈佛、約翰霍普金斯、梅奧診所和斯坦福。得益於7篇SCI等學術背景,前三所學校很快就給我發了訪學邀請。

哈佛大學醫學院麻省總醫院的專業方向是AI對疾病的預測模型,約翰霍普金斯和梅奧診所分別為幹細胞修複和臨床手術風險,而我的興趣還是在煙霧病發病機製方麵,所以一直在等斯坦福的麵試通知。

等待期間,我作為首醫博士生代表加入了延安義診活動,由於在外義診還錯過了斯坦福的麵試邀約,好在斯坦福教授十分認可我去山區義診這件事,又給我了一次機會。

2022年,我發表了一篇文章,以DNA甲基化從表觀遺傳學的切入點進行研究,提出煙霧病“遺傳易感,環境誘導”的理論。我們研究了煙霧病患者的全基因組DNA甲基化譜,並確定了與該病發病相關的基因。

在麵試的過程中,教授們發現我的研究思路和他們很接近,並且他們也在做和我上述研究一樣的工作。而我比他們的結果早出了一個月,並已經把文章發表了,所以麵試過程十分順利,於是我放棄了其它學校的offer。

為了這一天,我拚了10年,也終於把不敢想的夢想變成了我奮鬥一生的事業。在斯坦福醫學院神經外科Gary K.Steinberg實驗室,我每天兩點一線往返於實驗室和宿舍。

我最大的感受是,那裏的醫學教育更加鼓勵創新,我和同學們可以隨意打斷醫學教授的講課並提出質疑,他們也很鼓勵學生提出有價值的問題。至於工作強度,通宵也是常有的事情。

我自己也在學習的過程中快速成長。如果要成為一名優秀的神經外科醫生,就必須去探索發現疾病的發病機製、找到藥物治療的靶點以及在臨床上怎麽更好地恢複人類大腦的功能等問題。

另一方麵,我也會參加一些醫學院校的分享會,去鼓勵更多醫學生找準自己的專業方向和興趣愛好,並反複強調英語對我們醫學生的重要性。

把成為下一代醫學領袖作為奮鬥目標,那麽之前的辛苦其實就都不算什麽了,希望自己能在神經外科腦血管領域裏做出更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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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專科生到斯坦福,再到協和博士後,他真的太拚了

醫學界 2025-01-30 07:44:55
從專科生到斯坦福,再到北京協和醫院神經外科博士後,何世豪的醫學之路被稱為是“專升天”。


何世豪有兩個“外號”:一個叫“專升天”,另一個是“何五點”。

從2013年至今,他從醫學專科院校畢業後,通過專升本考試考入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神經外科研究生、讀博,之後進入美國斯坦福大學訪學,再到北京協和醫院神經外科博士後,求學經曆堪稱“開掛”。

風光背後,是他玩命般的拚搏。無論是讀專科時借著廁所的明燈學到淩晨五點,還是備戰考研時的艱難曲折,他都沒有因為學曆起點低而放棄對醫學的追求,立誌成為下一代頂尖神經外科專家。

何世豪

“拚了10年,終於把不敢想的夢想變成了我奮鬥一生的事業。”何世豪希望,自己未來能在煙霧病的科研領域內貢獻更多力量。

以下為何世豪的自述:

專科出身,

考上北京天壇醫院研究生

我在高中是典型的差生,坐在班級最後一排,老師對我的期望是不要影響其他人上課。當時我喜歡玩遊戲和看課外書,成績一直是倒數第一,要是考了倒數第二,可能是有一個人沒來考試。

最後我的高考成績是400分出頭,因為不想複讀,就報了山東醫學高等專科學校臨床醫學專業。學醫更多是受家庭影響,父親是山東菏澤一家傳染病醫院的醫生,母親是一名鄉村醫生,從小我就是在醫院旁邊長大,所以耳濡目染對醫學更親近。

剛上專科的時候,我開始對醫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上臨床案例課和實踐課會很認真地聽。但實話說,專科的整體學習氛圍不是太好,剛開始我也會為了更合群一些,偶爾和同學們一起去網吧玩遊戲之類的。

我們宿舍當時一共8個人。有一天,一個室友在玩遊戲,旁邊很多人圍觀,而我當時正在預習病理課,很多同學就說我“你挺能裝啊”,因為他們覺得考試及格就行了。還有一次,室友淩晨三四點還在看恐怖片,我睡不著就開個小台燈學習,他們覺得氛圍被破壞了,把我的台燈砸了、筆記本撕了。

這些嘲諷和排擠行為讓我感到痛苦和壓抑,但他們這樣做反而激發了我的好勝心,我更想去證明自己了,而逃離的唯一方式就是專升本,我開始買本科的醫學教材提前學習。

那段時間,宿舍晚上10點之後斷電,我就帶著小凳子到男廁所看1000多頁的內科學教材,沒桌子的話我就把臉盆扣過來當桌子用,一直學習到淩晨五點,兩三年就那樣過去了,當時同學們都覺得我腦子有問題,“何五點”的外號也由此得來。

三年專科生涯為我打下了非常紮實的醫學基礎,專升本報考了泰山醫學院(現“山東第一醫科大學”),雖然在幾千人中隻錄取全省前100名,不過我特別有信心,最後也通過了考試。

何世豪(左一)專科畢業

到了本科臨床學習階段,我接觸到了神經外科,發現很多腦疾病的發病機製都不太清楚,這種挑戰性讓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所以很早就計劃考研了,而且瞄準了報考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這家醫院在國內神經外科領域排名第一。

考研難度可想而知。當時,我們一個專業100人中也就有兩三個能夠考研成功,考上的基本也都是一些偏遠地區的醫學院,往屆生中的考研天花板是南開大學,天壇醫院完全超出了大家的認知範圍。當時有很多同學都不理解我的選擇,認為我是癡心妄想。

剛開始我也沒多少信心,中國大部分的高校,尤其是雙一流名校,招生簡章都明確寫了不接收第一學曆為專科的臨床醫學學生報名。我當時還用兩個不同手機給招生老師反複確認自己有報名資格後才敢報考,並把畫有天壇神經外科醫生的一張海報貼到了宿舍床上激勵自己。

為了考研,我在專科時的作息一直延續到了本科,幾乎每天都是淩晨三四點睡,早晨七點繼續起來學,甚至一天最多睡3個小時。長期熬夜身體也出了問題,肝功能非常差,轉氨酶最高超過了190,正常也就是10到40,去食堂聞見味道就惡心,就得找個垃圾箱去吐。

這麽學下來,我對初試很有把握,但複試非常緊張,因為身邊的競爭對手都是本科來自北大、蘭大等985名校,我擔心專科出身肯定是考不上了。為了放手一搏,在麵試環節中的自我介紹、大外科提問和閱片等環節,我都是用英文來解答,現在看來是很大的加分項。

我還記得,錄取結果念到第11個人的時候忽然聽到了自己的名字,自己的眼淚一下就流了下來,旁邊另一位同學還給我遞了紙巾,考上的人裏麵好像就我哭了,因為我從來沒敢想過,自己能從山東的一個專科學校一步步去天壇醫院學習。

在天壇神外,決心研究煙霧病

考上北京天壇醫院之後,我沒有高興太久,很快就又陷入焦慮中。

我的碩士研究生導師是北京天壇醫院的神經外科主任醫師王嶸教授,在國內煙霧病診療領域首屈一指。在他的帶領下,我開始踏足這一全新領域。

其實沒去學校之前,我很擔心導師對我的出身有顧慮,也害怕自己無法勝任開學後的學習與工作,所以我連本科畢業典禮都沒參加,提前把宿舍的被子、衣服打包完,一個人坐上了從泰安到北京的火車,去天壇醫院提前實習。

那時,同學們都在放暑假,我提前入組實習,一位師兄看到了我求學的積極性,就讓我去重慶學習腦網絡相關技術。越是學習,越覺得自己懂得太少,我用了將近3個月的時間提前對煙霧病領域進行了解並閱讀了大量的相關文獻,當時還積累了100多個病例數據。

煙霧病(MMD)是一種罕見的、慢性的進展性缺血性腦血管疾病,病因不明,臨床表現為雙側頸內動脈末端慢性進行性狹窄或閉塞,腦底出現異常纖細的網狀血管。煙霧病是我國兒童和中青年人群腦血管意外的重要原因之一,兒童缺血性腦卒中的年發病率高達7.9/10萬,其中,因煙霧病導致的腦卒中比例約有22%。

當時,全國能做煙霧病手術的診療中心不超過五家,從事煙霧病診療研究的專家更是少之又少。在缺乏有效識別方式的背景下,煙霧病也非常容易出現漏診、誤診的情況。

確定研究方向後,我用了半年時間,把煙霧病相關的3000多篇文獻全部下載下來,一點點研究。那段時間,我白天參加規培,跟著老師查房、換藥、上手術等,隻有晚上才能看文獻和做課題研究,熬夜也是常有的事。

看完這麽多文獻之後,我沒有任何不自信的感覺了,雖然周圍同學都是北大、協和、首都醫科大學8年製的學生,但我覺得自己要比他們懂得多。後來,我還作為課題組的主導,去探究煙霧病的發病機製。

除了診療存在空白外,和導師的出診經曆也影響了我的科研走向。有一次,一位青年拿著檔案袋來到了導師的門診,他的右側肢體像是有些腦梗殘留的後遺症,在上一位患者就診完畢後,他進門就說自己是來感謝王主任的。

何世豪與王嶸主任出門診

原來,他小學時經常會在過度換氣或勞累後出現右側的肌力下降,有時還頭暈伴有眼睛黑矇,一直沒有就診,直到出現一側偏癱、偏身感覺障礙以後,家人才重視起來。

當時他休學後四處求醫,是王嶸主任結合影像學檢查為他確診了煙霧病,並通過血運重建手術和康複治療後逐漸緩解。而他這一次來,是考上北京工業大學後,專程來感謝我老師的。

也是那時,我覺得自己的研究不能太過局限,也有專家說過,天壇醫院培養的是醫學科學家。我記得,碩士一、二年級時,我的研究方向主要圍繞煙霧病認知損傷和手術風險評估等,慢慢開始轉而探索煙霧病的發病機製以及尋找更好的診療方案。

拒絕哈佛、梅奧診所,

去斯坦福繼續深造

在我第一年完成住院總的培訓後,管理病人和參加手術的經曆更加堅定了我進一步去研究煙霧病的想法。加上我在研究生二年級的時候,以第一作者身份發表了四篇SCI論文,影響因子約有十二三分,順利攻取了博士學位,導師是神經外科腦血管領域頂尖專家趙元立教授。

隨著顯微神經外科的發展,血運重建手術能增加腦灌注,從而有效地降低了卒中等腦血管意外的風險。然而,煙霧病患者發病年齡較動脈粥樣硬化普遍年輕,其認知障礙狀態持續發展時間要遠長於動脈硬化患者,若不能及時評估及修複,勢必給患者、家庭及社會造成沉重的負擔。

目前,因為不了解發病機製,沒有任何藥物可以阻止病程,選擇開顱血運重建手術也僅僅是減少腦卒中發生的幾率,也無法治愈煙霧病。從碩士三年級開始,我就想進一步研究煙霧病的發病機製。

何世豪與他的碩士導師王嶸教授(左一)、博士導師趙元立(右一)

在和趙元立教授討論研究方向前,我提前做好了關於煙霧病前期研究和研究思路的PPT,匯總了129篇關於煙霧病基因與生物學標記物的文獻,並把我“想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的想法向趙老師匯報,得到了他的支持。

隨著研究深入,我覺得自己的煙霧病科研已經到了瓶頸期,急需尋找一個突破口,於是在2021年決定申請出國訪學,申請了哈佛、約翰霍普金斯、梅奧診所和斯坦福。得益於7篇SCI等學術背景,前三所學校很快就給我發了訪學邀請。

哈佛大學醫學院麻省總醫院的專業方向是AI對疾病的預測模型,約翰霍普金斯和梅奧診所分別為幹細胞修複和臨床手術風險,而我的興趣還是在煙霧病發病機製方麵,所以一直在等斯坦福的麵試通知。

等待期間,我作為首醫博士生代表加入了延安義診活動,由於在外義診還錯過了斯坦福的麵試邀約,好在斯坦福教授十分認可我去山區義診這件事,又給我了一次機會。

2022年,我發表了一篇文章,以DNA甲基化從表觀遺傳學的切入點進行研究,提出煙霧病“遺傳易感,環境誘導”的理論。我們研究了煙霧病患者的全基因組DNA甲基化譜,並確定了與該病發病相關的基因。

在麵試的過程中,教授們發現我的研究思路和他們很接近,並且他們也在做和我上述研究一樣的工作。而我比他們的結果早出了一個月,並已經把文章發表了,所以麵試過程十分順利,於是我放棄了其它學校的offer。

為了這一天,我拚了10年,也終於把不敢想的夢想變成了我奮鬥一生的事業。在斯坦福醫學院神經外科Gary K.Steinberg實驗室,我每天兩點一線往返於實驗室和宿舍。

我最大的感受是,那裏的醫學教育更加鼓勵創新,我和同學們可以隨意打斷醫學教授的講課並提出質疑,他們也很鼓勵學生提出有價值的問題。至於工作強度,通宵也是常有的事情。

我自己也在學習的過程中快速成長。如果要成為一名優秀的神經外科醫生,就必須去探索發現疾病的發病機製、找到藥物治療的靶點以及在臨床上怎麽更好地恢複人類大腦的功能等問題。

另一方麵,我也會參加一些醫學院校的分享會,去鼓勵更多醫學生找準自己的專業方向和興趣愛好,並反複強調英語對我們醫學生的重要性。

把成為下一代醫學領袖作為奮鬥目標,那麽之前的辛苦其實就都不算什麽了,希望自己能在神經外科腦血管領域裏做出更多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