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歲的母親，不承認自己得了老年抑鬱症

三年前，家住河南的張蓉突然開始食欲大減，體重驟降，短短半年，從130多斤瘦到90多斤。之後，她先後做了腸胃鏡、CT、癌症指標篩查等多項檢查，未查出病因。

去年2月初，張蓉的女兒趙曼帶她到北京多家醫院的消化科就診。被問及哪裏不舒服，張蓉會說哪裏都不舒服。她形容這種不適像一股“電流”在全身穿行。

一位醫生聽到張蓉的症狀和詢問她的反應後，特別提醒趙曼：“建議去精神科看一看。”趙曼這才意識到，母親的情緒狀態可能出現了問題，隨即帶她去北京一家三甲精神專科醫院就診，診斷單上顯示“重度抑鬱伴輕度焦慮”。

張蓉今年62歲，像她這樣受抑鬱症困擾的老年人還有很多。據世界衛生組織2023年的數據，全球估計有3.8％的人口患有抑鬱症，其中60歲以上的老年人占比5.7％。2019年，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的黃悅勤團隊發表在《柳葉刀·精神病學》的研究數據顯示，國內老年人抑鬱障礙的年患病率為3.8％。2022年，國家衛生健康委發布了《中國健康老年人標準》，將心理健康列為三大健康維度之一，強調對老年人的心理照護。

老年抑鬱症，是指60歲及以上特定人群中常見的抑鬱症，通常與身體疾病相伴而生。北京協和醫院老年醫學科主任康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在門診遇到的老年抑鬱症患者並不少。“實際比例可能更高，因為很多老人處於‘沉默’狀態，未被及時發現。我們所見的可能隻是‘冰山一角’。”

然而，與國內抑鬱老年人口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老年人精神健康服務資源仍十分有限，二者之間並不匹配。



往往表現為身體不適

體重的快速流失，使張蓉原本紅潤的麵容變得蒼白泛黃，眼角皺紋加深，臉部皮膚鬆弛，整個人老了不少。狀態不好時，她連走遠一點的路都覺得吃力。除了體重減輕，張蓉還一直懷疑自己得了重病。

康琳表示，抑鬱情緒通常伴有軀體症狀，比如暴瘦、失眠、胸悶、心慌等。如果消極狀態持續兩周以上，並對生活造成明顯影響，就可能是抑鬱症的表現。對老年人來說，從開始出現症狀，到最終確診，往往會間隔數月甚至更久。

自20世紀90年代起，鮑楓便開始在北京安定醫院從事精神疾病診治工作，如今他是北京安定醫院蕪湖醫院老年病房主任。鮑楓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許多老年人在抑鬱症初期並未意識到自己的狀況，也沒有及時就診。他在門診中經常遇到症狀已持續一年甚至更久的老年患者。他們通常先到消化科、心內科等科室求診，輾轉多次後才被告知問題出在情緒上，最終轉到精神科。

鮑楓在門診遇到的老年抑鬱症患者，年齡多在50—70歲。他觀察到，相較於年輕人，老年人容易出現“軀體化”症狀。年輕人可能會直接說“我心情不好”，老年人往往通過身體不適表現情緒問題，比如“胃疼”“忽冷忽熱”等，而這些不適常常查不到明確病因。

從2021年起，北京回龍觀醫院開設老年抑鬱專病門診，每天前來就診的老人有六七十人。該院老年科病區主任燕江陵常年專注老年患者的治療，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門診遇到的老年患者基本在70歲以上，抑鬱症患者比例超過一半。據她觀察，導致老年人抑鬱症病情波動的因素，主要有喪偶、軀體疾病逐漸增多、成為空巢老人等。

“近年來，首發的老年抑鬱症患者很多，尤其是在65歲以上的人群中。”燕江陵提到，現在的家庭結構發生變化，以前是大家庭，幾代人住在一起，彼此交流多，老年人抑鬱的可能性很小。現代家庭規模縮小，很多老年人一個月都沒人和他說話，這種長期的孤獨感容易導致抑鬱。

目前，中國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1月17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24年末，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首次突破3億人，占全國人口的22.0%。隨著老齡化的加速，老年抑鬱症患者的人數也會增加。

康琳稱，老年抑鬱症患者往往會壓抑自己，不容易表達情緒，容易被忽視。很多老人退休前有明確的社會角色，一旦退休，社會活動減少，社會屬性變弱，會產生強烈不適應感。很多子女不和父母住在一起，難以及時發現老人的情緒波動。

張蓉是很多老年抑鬱症患者的縮影之一。趙曼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長期在北京工作，且已成家。由於工作較忙，一年到頭她很難抽出時間回老家看望父母。她回想，母親退休後，漸漸失去了生活重心，也缺乏自己的社交圈和娛樂方式，子女又無法常伴左右，這可能是母親抑鬱的根源所在。

如今，幫在大城市工作的子女帶孩子，成了很多老人退休後的“必修課”。燕江陵接診的老年患者中，幫年輕人長期照顧孩子的父母，被診斷出抑鬱症的比例很高，尤其是老年女性群體。燕江陵表示，即便是經濟條件還不錯的家庭，有的也為了節省開支，不願聘請保姆，讓老人承擔了更大壓力。有些老人習慣了舊的育兒方式，和子女的教育理念差別很大，容易導致家庭內部的代際衝突。部分老人為了家庭和睦而壓抑情緒，最終導致抑鬱。

康琳表示，有些老人，為了照顧孫輩，會從家鄉遷居到子女所在城市，離開了原來熟悉的生活圈子。新環境中，他們可能沒有熟悉的朋友，生活習慣也和年輕人存在差異，再加上照顧孩子，往往會產生很大的心理負擔。很多老人因此產生諸如憋氣、疼痛等“軀體化症狀”，但檢查卻查無所獲。“在門診上，有的老人談到這些時會不自覺地流淚，但自己也說不清楚原因。這種老人，需要適當給自己放假。”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危機幹預研究室主任費立鵬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老年人抑鬱症的原因，一般最終都指向基因、社會事件、個人人格這三個因素，每種因素對個體的影響程度不同。其中，社會因素包括遭遇疾病、經濟壓力、重大事故等外界刺激，人格因素對應了個體應對生活挑戰的能力。性格悲觀往往更易患抑鬱症。

診斷與治療難在哪裏？

抑鬱症，不僅意味著一係列症狀的合集，還關乎患者的生活經曆和感受。康琳說，醫生在臨床上，通常不僅看患者的症狀，也要綜合考慮其生活環境、社會背景以及心理狀態。

康琳表示，一般篩查老年抑鬱症，會重點關注體能、興趣等方麵是否出現下降。一旦存在這些問題，醫生會對患者進行量表評估。但量表評估帶有主觀性，因此在抑鬱症的診斷中，最終診斷取決於醫生的專業判斷。初步篩查後，醫生會對抑鬱症患者進一步評估，涉及心理、症狀背後的深層次原因等。這種評估不是機械地提問，而是在和患者的交流中，自然地帶出一些問題，比如“是否換了新的生活環境”“是否在幫子女帶孩子”等。過去醫生認為，問這些“生活瑣事”不夠專業，但現在越來越多醫生意識到，這些問題對老年人健康的影響很大。

部分老年抑鬱患者可能不善表達，甚至不願配合醫生的診治。與老年患者交流時，康琳會觀察他們的麵部表情、語速、行為舉止等，她說，“這些細節對判斷病情很有幫助，不過，這也是老年抑鬱症識別和治療的複雜性所在”。

鮑楓談到，精神科醫生不僅要學醫學，還要懂心理學和社會學，通過細微的觀察，幫助患者逐步打開自己的內心。“精神科醫生的職責不僅僅是開藥，還需要對患者的生活環境和家庭關係進行幹預。這種幹預有時候比藥物更重要，能真正改善患者和家屬的生活質量。”

燕江陵表示，很多老人出現軀體不適，大多先去綜合醫院就診。因為症狀和體征不匹配，容易導致被誤診或漏診。很多較輕病症，比如淺表性胃炎、慢性胃病，可能都同時伴有抑鬱症，易誤診，會延誤治療。鮑楓在門診上，曾遇到不少老年抑鬱症患者，在其他地方被誤診，未得到及時正確治療，影響到後來的治療效果。

“老年抑鬱症的治療，時效性很關鍵。”燕江陵談道，對於老年抑鬱症患者，從首次發病到開始接受係統治療，平均需要三年左右的時間。

北京老年醫院精神心理科主任張守字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老年抑鬱症常與其他疾病並存，尤其是癡呆類疾病。在阿爾茨海默病等認知障礙疾病的早期，抑鬱症的發生率很高，研究顯示大約40％的阿爾茨海默病患者會出現抑鬱症狀。在鮑楓看來，目前抑鬱症的發病機製並不清楚，治療時需要針對不同的病因進行細致區分。一些醫生可能會忽視阿爾茨海默病、帕金森等原發病的診斷，導致治療不當。

目前，藥物治療仍是抑鬱症的主要治療手段。相較於年輕人，老年抑鬱症的治療更複雜，因為老人可能本身就已經服用多種藥物。抗抑鬱藥物的使用，會增加藥物之間相互作用的風險。

康琳表示，醫生給患者用藥前，要詳細了解患者之前的用藥清單，避免藥物間的衝突。同時，老年人的肝腎功能下降，藥物的代謝速度減慢，藥物副作用更容易出現。通常，醫生會從極小劑量起始給藥，且需要逐步摸索合適的藥量。比如對於同一種抗抑鬱藥物，年輕人可能從一片的劑量開始服用，而老年人則可能僅從四分之一片的劑量起始。

抑鬱症治療穩定後，還要麵臨不算低的複發風險。去年12月30號，鮑楓在蕪湖的醫院出門診，曾在門診遇到一位70歲左右的抑鬱症患者。之前住院治療後好轉，回家後隻服用一兩個月藥就停了，結果半年後病情複發。鮑楓表示，不少老年人患者病情好轉後，會忽視鞏固治療，自行減藥或停藥，這很容易導致複發。第一次患抑鬱症的患者，鞏固治療建議持續2—3年，如果是反複發作的患者，則要考慮長期服藥。

在一些地區，老年抑鬱症的治療效果，並不那麽理想。2023年開始，鮑楓在北京安定醫院蕪湖醫院坐診。他注意到，蕪湖是一個年輕人外出打工的城市，有很多留守老人。子女從外地隔三五個月回家一趟，帶著父母去看病、取藥。很多時候，老人不聽從醫囑，吃藥斷斷續續，治療效果大打折扣。此外，醫療資源的可及性也影響著老年人的就醫。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農村居住人口比例大幅下降的同時，農村老年人占比越來越大。很多年輕人到大城市打拚，老人通常留在家裏。2021年，發表在《中國全科醫學》的一項研究，從北京大學組織的2018年中國健康與養老全國追蹤調查（CHARLS）項目中，提取了60歲以上農村老年人的數據，發現近一半農村老年人存在抑鬱症狀。CHARLS項目的數據，是對全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45歲及以上中老年人進行入戶調查得來的。

相比城市患者，農村抑鬱症患者在情感支持、經濟條件和治療資源方麵的缺乏，使得他們的抑鬱症狀無法得到及時的識別和治療。鮑楓表示，安徽的很多山區患者從家裏出來，需要倒好幾次車，花費大半天甚至一天時間，才能到城裏看病。經濟條件差或文化水平不高的患者，根本無法獨立就醫，更難實現治療的規範化。

“做好迎接老年生活的心理準備”

很多老人因為病恥感，即便有了明確的診斷，也不願承認自己患上抑鬱症。趙曼表示，醫生下了診斷之後，她母親依然和醫生強調，自己是因為長期無法正常飲食，才導致的情緒問題。

2024年10月，北京市東城區龍潭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組織老年人參與“老年心理關愛調查”項目，該項目由北京市衛生健康委老齡處於2019年牽頭啟動。該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通過電話聯係，對某一區域的65歲以上的老年人進行心理篩查。“響應率比較低。100個電話中，隻有幾個老人願意參與。”龍潭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精神科醫生柳秀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龍潭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醫生鄭慧嫻稱，在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做心理健康篩查時，一些老人不願意承認自己有心理問題，病恥感讓他們拒絕接受治療。還有一部分老年人認為自己心理沒問題，他們認為處理家庭瑣事更重要，心理健康檢查沒有實際幫助，浪費時間。

在康琳看來，大多數老年人對抑鬱症仍持否認態度。這一代人從小接受的教育強調“堅強”，因此會認為抑鬱是一件丟臉的事情。與高血壓或糖尿病的診斷相比，他們通常對抑鬱症的提及表現出明顯的抗拒。這種現象與過去社會對抑鬱症的汙名化密切相關。實際上，抑鬱症與感冒或高血壓一樣，隻不過其主要表現形式為情緒方麵的異常。

費立鵬表示，過去20年裏，抑鬱症的概念已經逐漸被大眾接受，但仍然存在挑戰。老年人往往由於麵子問題，擔心被貼上“精神病”的標簽。他建議，老年人需要更多的自我意識，意識到情緒問題，及時尋求幫助。同時，家屬也要更加敏感，及時觀察老年人的變化，尤其是在情緒上的波動，早發現、早介入。

做量表檢查時，張蓉不會操作，趙曼全程陪同她完成了量表測試。回憶當時的情景，趙曼表示，她記得非常清楚，當被問到“你覺得自己有價值嗎”這個問題時，母親自言自語地回答“有什麽價值？我對別人沒價值”。趙曼說，因為身體變差，去年，母親過年到自己家中住時，不止一次因無法幫忙做飯等小事，反複自責，認為自己沒有價值。

老年人的情緒問題往往是多因素疊加的結果，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如何麵對衰老帶來的身體功能下降。燕江陵稱，很多人對老年生活的設想是理想化的，他們並未提前做好迎接老年生活的心理準備。所以，一旦遇到困境，往往因無法承受而發生抑鬱。

燕江陵表示，老年期的心理準備，並不是簡單地想象自己老了會是什麽樣子，而是要意識到社會、身體和環境都會發生變化，自己要不斷調整心態。比如，以前可能很多人選擇居家養老，但現在更多人選擇養老院，大家庭的模式已不常見。

康琳表示，衰老本身就會帶來很多負麵的情緒。所以，老年人的問題不隻是靠吃藥就能緩解，比如視力和聽力的喪失，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很難改善老人的情緒狀態。她給本科生上課時，常常讓他們穿上老年人體驗服。穿上後，他們立刻就能真切感受到“老去”帶來的不適：胳膊彎不起來，背也直不起來，走路時腿似鉛塊般沉重。再加上眼罩和耳塞，學生們一下子就會陷入低落的情緒狀態。在身體功能喪失的狀態下，誰的情緒都很難是積極的。“這樣能讓年輕人更共情老人的心境。”

“衰老是每個人都無法避免的過程。”北京市普仁醫院老年科主任邢玉靜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她所在的老年科，接收的患者主要分兩大類，一類是慢病管理人群，另一類是病情嚴重的臨終人群。無論哪類人群，情緒問題都很常見。社會普遍強調健康和長壽的科普，但這些信息往往側重於如何保持健康、延緩衰老，忽略了老去的心理準備。有些老人會因為功能逐漸喪失感到非常委屈，覺得自己無用，給家人添麻煩。

“事實上，失能是正常的，每個人都會經曆。要幫助老人改變對衰老的認知，讓他們意識到自己依然有價值。”邢玉靜說，目前，社會係統提供針對衰老和死亡的相關教育還很欠缺。整個社會需要建立一個更健康的價值觀，幫助人們麵對衰老和死亡。

原海軍總醫院心理學專業創始人郭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老年人如果願意進行心理能力建設，主動維護心理健康，即使到了老年，也能較好地應對生活中的困境。心態和意識的成熟度，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至關重要。



在一家精神衛生中心的抑鬱症、焦慮症治療中心內，兩名老年患者看電視放鬆（上圖）；護士給一位患者剪頭發（下圖）。圖/中新

“需要更廣泛的社會支持”

“中國的老齡化速度快，社會和國家政策層麵，需要增加投入和支持。”費立鵬今年75周歲，已經在上海生活15年。他真實感受到上海的老齡化速度。以老人去醫院看病排隊優先年齡為例，以前是70歲，現在要超過80歲才可以。

隨著老齡化的加劇，近年來，相關政策開始向老年人傾斜。2020年9月，國家衛生健康委發布《探索抑鬱症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等文件，提出老年人群是抑鬱症防治的重點人群之一，要求精神衛生醫療機構指導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結合家庭醫生簽約服務、老年人健康體檢，每年為轄區老年人開展精神健康篩查，對於經心理測評有抑鬱情緒的老人提供心理谘詢和及時轉診。

2022年6月，國家衛生健康委印發《關於開展老年心理關愛行動的通知》，提出各地按要求對老年心理關愛點常住65歲及以上老年人開展心理健康評估。2023年9月，國家衛生健康委在一封答複函中提到，目前已在全國2412個社區（村）實施老年心理關愛行動，開展老年人心理與認知狀況評估和隨訪幹預，惠及70餘萬老年人。

與青少年心理服務體係相比，麵向老年人的心理服務非常匱乏。目前，能提供抑鬱症專業治療的地方，主要是大型綜合醫院和精神專科醫院。出院後，那些處於康複階段，或狀態長期穩定的患者，依然需要家庭和社區環境的持續支持。社區環境的心理健康服務，離不開社區醫院和社工、誌願者。社區醫院的服務包括很多方麵，如基本醫療、家庭醫生簽約服務、疾病早期篩查、腫瘤隨訪、慢性病管理、老年健康管理等。



北京市東城區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60歲及以上人口占26.4％，表明已進入老齡化階段。柳秀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精神科專業人員比較有限，她所在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僅有一位具有精神醫學專業資格的精神科醫生，而且精神科醫生日常工作比較繁忙，能分配到每位患者的時間也不多。

柳秀春表示，來龍潭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就診的老年人中，確診為抑鬱症的比例並不是很高，但有情緒障礙的老年人很多。有些人來過一次之後，問題得到緩解就不再繼續就診。她所在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對抑鬱症患者的服務，依賴於量表評估、初步診斷和向上轉診。

去年年底，龍潭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搭建了針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篩查評估係統，評估涉及認知障礙、情感問題、焦慮、抑鬱等方麵。鄭慧嫻說，這套係統不僅能進行前期健康評估，還能提供幹預和康複訓練功能，包括一整套服務流程。不過，這套係統對於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而言成本不低，但這對於轄區老年人早期篩查抑鬱焦慮等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去年2月，北京協和醫院老年科引入了專門的醫務社工，負責指導對接老年患者出院後的照顧計劃。當下，國內的社工體係仍不完善。費立鵬談到，社工在心理健康領域的作用不可忽視，但這方麵的專業社工很少。就國內社工體係而言，目前還缺乏完善的晉升路徑。一些在精神專科醫院工作的社工，可能一兩年後就轉到護士崗位，因為後者的待遇更高。

龍潭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與北京市普仁醫院有“醫聯體”的合作，後者會為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患者提供社工和誌願者服務，主要聚焦在居家安寧和失能老人的照護方麵。“普仁醫院的誌願者團隊會為居家失能患者提供心理疏導和精神支持。”鄭慧嫻說，目前經過係統化專業培訓的誌願者和社工人員數量相對較少，不足以覆蓋整個轄區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服務訴求。

費立鵬指出，社區關懷對獨居老人尤為重要，尤其是那些缺乏社交活動的群體。盡管上海一些社區已開展了相關服務，但覆蓋範圍仍然有限。他建議，居委會或社區工作人員應定期關注獨居老人的生活狀況。此外，他表示，不少老人因聽力障礙難以正常交流，這不僅影響他們的社交能力，也對心理健康造成不利影響。為此，他呼籲社會和醫療係統提供更多免費的支持，例如為有需要的老人提供助聽設備等。

費立鵬是香港大學的客座教授，他介紹說，香港在這一領域起步較早，並取得了顯著成效。香港大學開設了社會工作的本科和碩士課程，通過專業培訓，培養出的社工能夠更高效地為老年人服務，尤其是在非政府機構或社區組織中發揮重要作用。此外，香港特區政府還為此類服務提供資金支持，進一步推動了社工體係的發展。

相比之下，內地的社工服務體係尚處於起步階段。隨著老齡化進程的加快，社會對老年服務的需求日益增長，這類服務的重要性也愈發凸顯。費立鵬表示：“未來，需要建立一個更廣泛的社會支持網絡，幫助有心理健康問題的老人重建社會聯係，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