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杭州的天氣濕冷入骨,浙江大學經濟學院百人計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袁哲穿上騎手服,騎著小電驢出發了。這次,他接到了人生中最遠的一單——顧客點了兩杯奶茶,距離在10公裏開外。
到西溪天街取餐,去華東院送餐,在寒風中騎行40分鍾後,袁哲完成了訂單。APP顯示“本單收益12.3元”,這讓袁哲很有成就感。要知道,外賣騎手每送一單的平均收益為7元。因為距離遠,這單是他收入最高的一單。
在“化身”外賣騎手前,袁哲曾於北京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之後穿梭於學界和業界——武漢大學、上海財經大學、阿裏巴巴都有他的足跡。然而多年來,麵對繁雜的數字和抽象的模型,他愈覺這些東西離“真實的生活”太過遙遠。
37歲的袁哲將目光對準了更真實的世界。他發現,在某個無聲的角落,有些人在默默地生活,他們樂觀、努力,但日子一直沒怎麽變好。
“什麽樣的公共生活,才能讓這些被遺忘的人活得更幸福、更有價值?”袁哲發出了這樣的疑問。
“化身”外賣小哥的袁哲
1
無聲
故事開始於2023年一個普通的周末,袁哲一家三口來到家附近的商場吃飯。作為土生土長的湖南人,袁哲和妻子喜歡吃辣。在三層一家湘菜館就座後,袁哲掏出手機,給“一吃辣就哇哇叫”的兒子另點了清淡的廣式外賣,這已經成為一家人的一個默契。
很快,袁哲接到了外賣平台的電話,聽筒中傳來的卻不是往常真人的聲音,而是一段人工智能語音:“您好,我是無聲騎手,請注意您的APP。”隨即,在APP上,對方發來一張照片,顯示騎手在負一層的一家店鋪門口。
袁哲馬上打字回複:“等我。”他麻溜起身,下電梯,找到那位穿藍色工服、戴頭盔的聽障騎手。對方年約30歲,把手中的外賣交給袁哲後,轉身離開。
“幸好我經常來這個商場,熟悉地形。這位騎手可能第一次來,他找我會不方便。”袁哲心想,這位因一言不發而看似古怪的聾啞騎手,甚至都無法在經過櫃台時向別人問問路。
兒子歡天喜地地吃完了外賣,拉著爸爸媽媽的手蹦蹦跳跳回了家。然而,袁哲在晚上回想起這件事,一時輾轉難眠。
“我們周圍的人都太‘正常’了,很少見到殘障人士,更少見的是勞動強度高的殘疾人。”短時間的接觸讓袁哲很受觸動。想到這裏,他從床上坐起,打開了電腦。
簡單搜索後,袁哲發現,中國約有8500萬殘障人士,占總人口數的6%,其中2000萬為聽障人士。
2000萬,這個數字是巨大的。袁哲不禁想:這麽多聽障人士是以怎樣的方式謀生的?“大家都是活一輩子,如果沒有很好的工作選擇,沒有成就感和獲得感,對他們而言很不公平。”袁哲說。
袁哲進一步搜索發現,伴隨數字經濟的發展,聽障人士傳統上從事的客服、打字員、工廠流水線操作員等職業,正麵臨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風險。
而外賣騎手由於工作靈活性高、對語言交流要求低,受到不少聽障人士青睞,成為他們的新型職業選擇。例如,在某外賣平台上,已有超過3000名“無聲騎手”。
袁哲作為經濟學家的“DNA動了”。他很想運用經濟學的視角和知識,為這群“默默努力”的普通人做點什麽。來浙大前,袁哲曾在阿裏巴巴工作過一段時間,研究平台經濟,也對一些麵向騎手的公益項目有所耳聞。
他當即決定,聯係自己的老同事,與平台合作,“做個研究!”
袁哲
2
行動
袁哲將此次研究的目標定為三個:第一,整體量化聽障騎手的工作表現,尤其與普通騎手相比;第二,探究聽障騎手在工作上存在哪些卡點;第三,探究平台如何幫助聽障騎手更好地完成工作。
在得到平台的支持後,袁哲找到了一些願意接受深度訪談的聽障騎手,還獲取了平台上的聽障騎手數據。同時,他準備好了頭盔、電動車、藍色工服,以及一副隔音效果絕佳的耳塞,準備“化身”聽障騎手,親身體驗他們送外賣的每個環節。
袁哲還找到幾位誌同道合的夥伴,其中一位是多倫多大學的助理教授,還有一位是浙江大學的老師,並且帶上了自己的博士生,共同參與數據分析和訪談。
2023年5月,在平台的支持下,袁哲建了個微信群,群名為“5.15一起聊聊吧”,開啟了對聽障騎手的第一次訪談。他將聽障騎手請到校園裏,采用微信打字溝通的方式,學習當騎手特別是無聲騎手的基本技巧。
2024年7月,袁哲開始了第一次跑單。他用隔音耳塞塞住自己的耳朵,確保聽不到聲音,穿上藍色工服,戴上頭盔。出發前,兒子給“全副武裝”的袁哲拍了張照,說:“爸爸再見!”7歲的兒子不太懂什麽是研究,他理所當然地覺得爸爸有兩個工作:老師和外賣員,他很為爸爸驕傲。
袁哲從口型中讀懂了兒子的話,並報以微笑。到樓下時,妻子給袁哲發微信:“注意安全!”就這樣,袁哲帶著幾分新奇和沉甸甸的責任感出發了。
袁哲在平台上注冊的身份為“無聲騎手”,他可以選擇“顯示”或“不顯示”這個身份。由於剛剛注冊,平台給袁哲派發的訂單比較零散,每單收益不高。好在訂單距離、收益都會顯示,袁哲可以選擇是否接單。
“從最簡單的開始。”因為初來乍到,擔心超時,袁哲不會同時接多個單子,他每次隻送一單,這讓他比同行更“從容”。而真正熟練的騎手,往往同時接五六單,甚至十幾單。
經過大量的問卷和調研,袁哲總結道:“在杭州,一名騎手如果同時接五六單,騎一圈送完,大約每小時的收入是30元。一天如果工作8小時,收入為240元。”這已經是許多騎手心目中不錯的薪資了。
戴著耳塞騎行在路上,袁哲有個特別的感受:“當你的耳朵聽不到聲音時,會更注意周圍的狀況,反應更敏銳。很多人邊騎車邊看手機,安全係數反而不如那些專心致誌的無聲騎手。”
“無聲騎手”不能聽、不能說,而大多數顧客又不會手語,這時騎手和顧客最好的溝通方式是在APP上打字。但這裏麵又有個問題——許多顧客由於日常工作忙碌,對APP消息都設置“免打擾”,無法及時收到文字消息。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平台設置了數字化的外呼工具,“無聲騎手”可以率先一鍵撥出,讓顧客提前了解自己的身份。“您好,我是無聲騎手……”電話中人工智能的語音,清晰而人性化地提醒顧客注意APP上的信息,從而保證外賣的送達。
“大多數時候,我和顧客沒有線下交流,甚至碰不到顧客。一般就放在門口,拍個照。”不過,袁哲清晰地記得,有一次顧客得知了他的“無聲騎手”身份,在APP上鄭重地對他說:“感恩感恩。”
“一般大家會禮貌地說‘謝謝’,而‘感恩’傳遞了一種層次更深的情感,是更高的評價。”袁哲笑著說。他相信,雖然點外賣的顧客們工作忙碌,但在得知騎手是聽障人士時,至少會有一瞬間的震撼和感動。
漸漸地,隨著袁哲送的單越來越多,係統會給他派發一些距離更遠、收益也更高的訂單,於是就出現了開頭那一幕。
“榮譽騎士”袁哲
3
生活
即使戴著耳塞,袁哲深知,自己也隻能做到“物理上”模仿聽障人士。他要更進一步踏入聽障騎手的生活。
在袁哲第三次跑單時,新認識的一位調研對象小傑全程跟隨,生怕袁哲這位“新手”遇到什麽困難。“我騎車快四年,路線熟悉。”這是小傑發給袁哲的原話。
小傑二十多歲,因幼時生病失去聽力,這已經是他做“無聲騎手”的第四年。第一次見麵時,小傑就很熱情,他耐心地用手語對袁哲比劃著。四年奔波讓小傑練就“不看導航就能送到”的能力。他生怕袁哲不認路,努力幫助袁哲熟悉這份“工作”。
袁哲這次的目的地是一棟大樓,小傑陪著他一路到達了樓下。小傑比劃著告訴袁哲,左邊電梯是去辦公樓層的,右邊電梯是去商業樓層的。
“他就是一個陽光大男孩。”這是袁哲對小傑自始至終的印象。小傑從未因為自己是聽障人士而自卑,他覺得自己有義務幫助袁哲。
小傑的老婆孩子在老家,他獨自一人在杭州打拚,租住在一個回遷房小區,租金每月幾百元。他告訴袁哲,在做騎手之前,自己是流水線上的工人。騎手這份工作收入更高、時間更自由,讓他對未來有了更大希望。
小傑(左)和袁哲(右)合影
另一位聽障騎手小亞向袁哲講起一件令他記憶猶新的事——一次雨天路滑,小亞不慎摔倒了,渾身疼得要命。他爬不起來,也無法呼救,路人也沒注意到他。
緩了一下後,小亞摸到兜裏的手機,向騎手群裏發送了自己的位置和信息:“求助,摔”。附近一位騎手看到後,馬上趕來“解救”了小亞。
“騎手們是很團結的。他們有很多群,抱團取暖,誰出事就會有人去幫他。”袁哲說。聽障騎手的打字習慣是“跳躍式”的,基本是短詞句,而不是連貫的長句,但也能讓人明白什麽意思。
前陣子正趕上平台的“騎士節”,袁哲看到聽障小哥“陽光明媚”的朋友圈——平台請他住了豪華酒店,也算是“享受了一把”。
聽障小哥“陽光明媚”的朋友圈
4
學者
比起“博導”,袁哲更喜歡“學者”這個稱謂。他最喜歡的四個字是學以致用,“做些更接地氣的東西”。
“哈耶克有一句話說得好——商業是最大的公益。”袁哲告訴《中國科學報》,經濟學者的介入,可以向平台清晰地傳達一個信息:幫助聽障騎手,會給平台帶來更高的經濟效益和穩定性,這是一個正向的循環。
經過大半年的研究,袁哲和他的團隊形成了一個初步的研究報告,並正在準備下一步的成果推介。
他們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結論。
首先,聽障騎手在工作態度上更為積極主動,願意付出更多努力來完成工作。聽障騎手的留存率(黏性)也高於普通騎手,這對平台是件好事,因為引進新騎手需要更多的成本。
其次,聽障騎手往往麵臨一些困難。比如,他們的“首次跑單率”較低,注冊後從未完成過一次配送任務的騎手很多。再比如,聽障騎手在“接單至到店取餐”和“到店取餐至送達消費者”這兩個環節,速度慢於普通騎手。
最後,數字化賦能可以提升聽障騎手的表現。在已有的外呼智能工具基礎上,平台應該加大創新力度,更細致地解決聽障騎手工作中存在的“卡點”。
“我的研究證明,更好地留住聽障騎手、提高其工作效率,對平台來說是有經濟價值的,這樣平台就有更大的動力去做這件事。”袁哲介紹道。
袁哲的學生們覺得,老師做的這件事“太酷了”。目前,袁哲正在帶領學生們做更多新的、有趣的研究,探究科技和商業如何更好地賦能弱勢群體的工作和生活。
“做更有溫度的科研,更好地貼近社會,特別是要關注弱勢群體。”這也是袁哲未來的方向。
袁哲(右二)和學生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