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時世，相濡以沫"：2024年勞動權益事件盤點

艱難時世，相濡以沫｜ 2024年勞動權益事件盤點

作者與編輯

草菇燉雞（六月、短矢、阿夯達措、童子、南瓜企鵝、俄耳甫斯、CC、洛洛、Ethel、萊德瑞、詩凜、anne、咳貓、leah、aboc、阿豪、lade、LX）

目錄

前言

一、凜冬已至：經濟蕭條全方麵蔓延

二、青年勞動者：“吃盡時代黑利”

三、零工經濟時代：就業蓄水池飽和，政府和平台新規引爭議

四、企業管理轉型：勞資矛盾的新解法？

五、AI替代、控製與新盧德主義

六、生產安全事故：新老因素疊加，依舊在高位運行

七、性別歧視與壓迫：工作場所的多重困境

八、高齡勞動者：延遲退休、社保困境與超齡壓力

九、少數民族勞動者：吸納、排斥與隔閡

十、殘障勞動者：係統性排斥與“機械飛升”

十一、海外勞動者：生存環境惡劣，國內關注升溫

十二、勞動者行動：法律維權大幅增長，網絡維權形式多樣

十三、勞動文化：呼喚真實的聲音

尾聲

正文

前言

2024年，對於大多數勞動者來說，可能是不能再糟糕的一年。與此同時，正如詩人布萊希特所言，“饜足之人”仍在“向饑民描述著即將來臨的偉大時代”。

在我們親臨的腳下，“大地不再孕育，隻吞噬”；在目光與地平線的交界，“天空不再下雨，隻下鐵”。也許，真正的絕望，不在於變糟，而在於我們再也沒有心力去關心變糟的一切。麻木和冷漠才是一切的終結。

我們確實是一步步看著自己走到如今這般田地來的。世界各地陷入到一個相互比爛、競相逐底的惡循環當中，困局積重難返，但是勞動者仍然缺乏足夠的手段去阻止事態的惡化。盡管一切新的因素也正加速湧現，但在舊有的社會結構之下，轉捩點被無限地推遲到不可預知的未來。

當然，我們無法停止談論“趨勢”“潮流”和“走向”。但借助這篇盤點，我們希望告訴讀者，在各類統計數據和政策指標背後，是真真切切地在工作、呼吸並感到苦難的人們。對於Ta們而言，關鍵詞是“失業”“欠債”“房租”“貧困”“病痛”“勞累”“失去”“傷害”“不穩定”乃至“殺人”和“死亡”。

我們呼喚真正的團結。這種團結可以超越紛繁糾葛的隔閡，讓我們為彼此的困難而感到慚愧，並因此付出實際行動。我們也呼籲耐心和定力。在困頓之中，用各自的材料和工具共同編織出新的方法。

我們不祈求哪個救世主能帶來風調雨順。世界的未來仍然取決於我們想要什麽以及我們做什麽。

一、凜冬已至：經濟蕭條全方麵蔓延

2024年，中國經濟自疫情以來的頹勢並未得到遏製，經濟蕭條全方位蔓延。

從宏觀指標來看，GDP平減指數、CPI、PPI均在低位運行，消費者信心指數觸及曆史低位，出口貿易麵臨關稅壁壘壓力，產能過剩與需求不足的矛盾進一步激化，乃至形成下降螺旋，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

經濟低迷的壓力傳導至各行各業，製造業、零售業和服務業等易受經濟下行波及的行業首當其衝，互聯網、房地產、金融等高薪行業亦顯疲態。“降本增效”繼續成為2024年企業部門的核心關鍵詞，裁員潮、降薪潮此起彼伏，停工停產乃至破產倒閉的情況不乏其數，大量勞動者失去了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來源。此外，經濟下行帶來的財稅收入減少，疊加地方政府債務危機，讓事業單位與公務員等傳統意義上的“金飯碗”也大大受到影響。

受失業率增高與收入預期削弱的影響，全社會範圍內出現了全麵消費降級，這又進一步造成有效需求萎靡不振。國內外大量機構及主流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社會正麵臨實際的通縮困境，亟待引起重視。

經濟寒冬下，製造業和服務業深受影響，許多中小企業陷入困頓或停擺狀態。一些製造業報道顯示，工廠需要通過卷價格、極度壓縮成本來換取訂單，缺乏良性循環的可持續機製。雖然政府強調要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但總體來看，新增就業最多的仍然是具有低收入和不穩定性質的工作崗位（詳見本文第三部分）。今年第二季度，農民工數量達到了18，997人，創曆史新高，但收入卻出現下跌。農民工數量增加也可能是農作物和蔬菜價格下跌、農村經濟更加凋敝所致。如何提高農民工收入水平、改善其生活質量，將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即便在通常被認為是產業升級重點領域的汽車高端製造行業，無論是傳統車企還是新能源車企，員工的日子也都不好過。

高合汽車、恒馳汽車、合創汽車、極越汽車等造車新勢力先後在年內停產。2月18日龍年春節複工第一天，高合汽車即召開內部大會宣布即日起將停工停產6個月。恒馳汽車也在2024年初停工，“除13名保安外，目前恒馳汽車在上班的員工隻有40多人”，且“（上班的員工工資）每月隻發80%”。3月，為挽救低迷的銷售狀況，合創汽車要求包括非營銷部門在內的公司所有員工參與車輛銷售，後因不退還員工投資款在6月被員工拉橫幅維權，11月，合創汽車再次因生產端和銷售端問題惡化、公司部分股權被凍結，裁撤上海分公司所有員工，拖欠被裁員工賠償金。12月，百度與吉利公司合資的極越汽車年終閃崩，宣布經營困難、原地解散，四千多名員工措手不及。“圍堵”CEO夏一平後，員工向極越提出四項訴求：補繳10月到12月的員工社保、公積金，補發12月工資，給予員工“N+1”的賠償款，以及將落戶員工流程走完等。12月19日，據每日經濟新聞報道，極越賠償方案已公布，員工獲“N+1”賠償，將於明年1月20日前發放完成。

部分經營狀況相對較好的新能源車企雖未停工停產，也進行了大規模裁員和降薪。

4月15日，特斯拉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透露該公司將裁減超過10%的全球員工，以削減成本並提高生產率。特斯拉中國區也受到影響，裁員比例超過10%，充電、銷售和市場團隊的裁員比例甚至達到40%-50%。國產新能源頭部企業理想汽車也在5月進行了大規模裁員，裁員比例為18%，涉及員工總數達5600人，但據多位被裁理想員工爆料，實際裁員總數或接近萬人。此外，由於被裁員工轉投其他新能源車企時如被對方HR得知自己是裁員離職，薪資會直接降薪20%，部分員工不惜在裁員潮中提前主動離職以放棄賠償。裁員還存在未足額給予賠償的情況。麵對裁員引起的普遍不滿情緒，理想公司選擇加強安保措施。

如果說電車企業的破產和裁員是由於內部競爭白熱化，麵對汽車產業新能源轉型的大潮，許多傳統的指標性燃油車企則由於沒有跟上調整步伐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5月，東風本田裁員2000人，裁員采用“N+2+1”的補償模式。8月，東風本田再傳裁員消息。此次裁員背景是汽車銷量下滑，2023年1-8月新車銷售同比下降19%。在自主品牌競爭加劇的情況下，東風集團麵臨整體銷量壓力，2023年首次出現虧損，虧損額達到39.96億元。另一家合資車企大眾中國也進行了裁員，主要涉及進口車業務，規模近百人。在本輪裁撤中國員工的過程中，大眾中國給予他們兩種選擇：一是調離北京，去合肥工作；二是直接裁員，給予賠償——最高可達N+6。此外，豪華汽車品牌保時捷中國也裁員30%，包含正式、外包等崗位，賠償或按N+6的標準執行。

降薪潮還波及房地產、金融、科技、互聯網、遊戲、文化傳媒等傳統中高收入行業。

據財新周刊報道，近幾年房地產市場的劇烈下行使建築行業受到極大影響。房地產行業的不景氣造成大量工程款拖欠，多家企業麵臨現金回款風險，建築行業眾多大型央國企降薪裁員、中小型民企破產倒閉，許多建築行業從業人員收入受到嚴重影響。1月3日，河南省建築科學研究院發布通告：因市場蕭條，業務量驟減，公司決定精簡人員，希望員工顧全大局，主動申請長假，公司將代繳基本社保。

另據多家媒體報道，年內證券行業從業人數縮減5%，42家已披露數據的上市銀行中，僅有11家人均薪酬保持上漲，超過七成銀行員工薪酬下滑。頭部金融公司中金公司部分崗位工資傳聞比此前“打三折”，或間接導致工亡事件。中金公司向紅星資本局表示，網傳的被裁、降薪、跳樓均為不實消息。但人均應付薪酬一度排行業第一的中金公司確實出現員工薪資大幅跳水。數據顯示，其2021年人均應付薪酬為116.43萬元，2023年則下降到70.04萬元，累計降幅為39.84%。

彭博社稱光伏行業頭部企業隆基綠能將裁員近三分之一，以求在產能過剩和競爭激烈的行業中消減成本。隆基綠回應稱當前光伏行業麵臨複雜內外部競爭環境，公司為應對市場變化的確進行了相關崗位結構優化，但預計人員調整比例約為5%。隆基綠能是全球最大光伏企業，當前光伏行業麵臨產能過剩、利潤下降等挑戰，去年以來，業內不乏減產、裁員的聲音。今年已有多家光伏企業宣布產線停產。有媒體報道，海康威視員工透露公司10月正在進行大規模組織調整，32個研發區域收縮到12個，預計“優化”1000多人。對此，海康威視方麵否認大規模裁員，並表示進行了正常的經營策略調整。

互聯網行業與遊戲行業也未能幸免，且頻繁出現以AI技術取代正式員工的情況。6月24日開始，“老牌遊戲大廠完美世界最大規模裁員”的消息開始在社交平台流傳。有內部員工網絡發文稱，完美世界預計裁員超千人。業內外人士大多認為持續糟糕的業績表現是完美世界本次裁員的直接原因。

麵對經濟衰退和新媒體行業的擠壓，傳統媒體的經營收入也大大降低。版麵收縮、廣告減少等問題直接影響了員工的薪資和福利待遇。深圳報業集團去年開始施行扣留工資製度，設置嚴苛的年度考核標準，導致大多數員工的年終獎打折，僅極少數高業績者能獲得全額扣留工資。近期，《深圳特區報》更是開始實行倒扣工資政策，要求記者每月完成一定數量的稿件，其中要求的見報稿件數量較高，但版麵和選題有限，導致很多記者難以完成任務。未完成任務將麵臨嚴重的工資扣罰，再加上各項五險一金的扣除和考核處罰，很多記者的實際月收入隻有2000餘元。

今年以來，各地還網傳各類公務員、教師、醫生等職業的降薪消息，這意味著就算身處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等傳統體製內“金飯碗”崗位，也未必能有穩定向好的收入預期。

地方財政壓力令事業單位和公務員群體的薪資待遇也受到影響。全國多個省市頻傳公務員降薪消息，河南省發改委網站則發布了改革方案，提出要按照“531”比例精簡機構編製規模。

1月8日，哈爾濱工業大學發布通知，明確規定繼講師之後副教授也需要麵臨6年時間“非升即走”的考核期。此事在學術界引發熱議。北京、貴州、浙江等地也紛紛探索建立教師退出機製，以防止個別教師“躺平”。多地還出現中小學欠薪事件，如開封通報一小學欠薪無人上課，南宮市實驗小學拖欠教師工資，教師前往市政府討薪。伴隨著收入預期降低、生育成本提高和生育率下滑，幼教行業處境艱難。5月8日，有網友公開反映稱，河北省廊坊市六藝幼兒園突然關閉，眾多家長及職工連續多天討要學費及工資。搜狐網報道，在這種情形下，大量幼教老師選擇“自救”，或通過兼職補貼生活，或轉行做美甲、客服等工作，重新學習和適應。

在醫療領域，10月24日至26日，廣東梅州市嘉應學院醫學院附屬醫院職工在網上發帖稱，他們因醫院欠薪10個月後宣布破產而停診，麵臨突然失業導致的經濟困難。盡管醫院承諾將在半年內支付拖欠的工資和賠償金，但具體兌現情況未明。有職工反映，即便是事業單位的工作也不再穩定，麵對醫院倒閉，合同工和中年職工的就業前景尤為不明。10月30日，有網友發布視頻稱，河南鄭州中牟縣白沙鎮衛生院已8個月沒給員工發工資。員工聚集抗議，堵住院內一輛黑色轎車，表達對欠薪問題的不滿。白沙鎮政府工作人員表示，工資問題正在協調中，預計很快會有解決方案。

許多一線城市醫院也無法逃脫經營困境。財新12月11日報道，廣州、深圳多家醫院降薪。報道指出，兩地醫生降薪多針對績效工資，波及當地的頭部醫院。其中既有推廣三明醫改經驗，將醫生薪酬與科室創收、藥品耗材收入脫鉤後，未能對醫院合理補償的改製原因，也有經濟增速下滑、地方財政投入縮水的因素。醫保控費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客觀影響了醫院收入。

當個體被時代浪潮置於極端境地時，惡性社會事件的產生就防不勝防。

9月30日晚，上海鬆江沃爾瑪，一持刀襲擊者瘋狂傷人，導致3死15傷的慘劇。未經證實的網友爆料，傷人者林某虎曾跟陳某龍做工地活，被欠薪3到4萬元。8月，林某虎查知陳某龍公司注冊地在上海，來滬尋找無果後流落街頭。案發當日，林某虎因生活無以為繼，選擇在超市隨機砍人。11月16日，江蘇宜興無錫工藝學院內發生無差別持刀傷人事件，造成8人死亡17人受傷。嫌疑人徐某為該校2024屆畢業生，目前21歲。在網傳遺書中，徐某控訴每日工作時長高達16小時卻遭工廠拖欠工資、學校拒發畢業證。

凜冬已至，勞動者的勞動環境不斷惡化。造成這般惡果，至少有以下幾點原因：一是不少企業選擇通過縮減人力成本和壓縮員工福利待遇的方式來應對經濟和行業危機，勞動者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和不公平的待遇；二是企業部門為了盡可能減少賠償，在這輪以“降本增效”為大旗的裁員降薪潮中不惜“變相裁員”與違法裁員，各地勞動仲裁數量大幅增長；三是勞動市場的供需矛盾愈加嚴峻，求職者麵臨更加激烈的競爭和遠低於預期的薪資水平，所獲所得與勞動強度不成比例；四是企業為降低成本偏好靈活用工和短期合同，這使得部分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待遇大打折扣，進一步加劇了他們的經濟困境。麵對如此嚴峻的形勢，如何保護勞動者的基本權益，乃是社會和政府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二、青年勞動者：“吃盡時代黑利”

2023年8月起，國家統計局在青年失業率屢創新高的形勢下暫停數據公布。然而，調整統計口徑後的青年失業率仍在2024年6月後一路飆高，7月份達到17.1%，並在8月份一反往年同期觸頂下降趨勢，繼續升到18.8%——這一數字已經高於前幾年舊口徑下大多數月份。9月及10月青年失業率雖有下降，但仍維持在17%以上的高位。

因統計口徑不同，2024年的官方青年失業率數據難以和往年直接對比。根據智聯招聘發布的2024屆《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截至4月中旬，碩博學曆畢業生offer獲得率為44.4%，本科畢業生offer獲得率為45.4%，均較2023年下降。在畢業去向方麵，應屆生慢就業、自由職業的占比皆較2023年增加。由此可見在經濟繼續下行的2024年，青年就業困境持續，甚至可能比2023年還嚴重。

經濟危機下各行各業普遍蕭條，優質工作崗位減少，體製內工作受到青年勞動者追捧。《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顯示，期待進入國企的畢業生比例在2020-2024五年間連續上升，達到47.7%。2025研究生統招考試報名人數下降，公務員國考報名人數達到了341萬，相比上年增長了12%。隻要是跟體製相關的工作崗位，都被公眾視為相對有保障的崗位，即使不是公務員或事業編，也受到追捧。每日人物《爭考社工的年輕人，沒有編製也想上岸》一文指出，基層社區工作者崗位日益受青年勞動者歡迎。在安徽一縣級市，35個社工崗位，就有超過2000人競爭。這一崗位沒編製，要紮根基層，常常加班，雜活多，但在經濟下行、企業朝不保夕的大環境下能提供穩定的收入、工作環境和有確定性的職業未來，因此仍被擁有一定學曆水平和考試能力的青年當作救命稻草。

然而，“體製”一詞越來越不意味著穩定。近年來，報考教師資格證成為教師，也被高學曆青年視為一種“上岸”途徑。但據《北京商報》報道，北京豐台教育發展理事會在2024年工作會上提出，該區將加強對教師的年度考核和考核結果運用，探索建立教師退出機製，這是繼貴州、浙江後，又一地開始打破教師“鐵飯碗”。

新冠疫情三年的影響在青年勞動者身上仍在持續。10月，有媒體報道稱，多名24屆畢業生在求職時被企業視為“疫情班”學生而拒絕錄用。一企業負責人表示，不接收2022屆至2024屆畢業生，並稱在自己交流的圈子裏，普遍認為這幾年的大學生都是上網課的，學不到東西，因此不認可。

缺乏高學曆文憑的青年勞動者則延續了前幾年趨勢，選擇離開傳統製造業，轉向各種零工經濟和服務業，如從事外賣、快遞、自媒體等行業。一些報道中的年輕人認為，既然無論如何都難以獲得穩定體麵的收入，那不如逃離工廠等級森嚴、人情複雜的環境以及收入平平、工作枯燥的狀態。此外，今年有更多來自各行各業的失業中年人湧入零工平台與年輕人展開競爭。隨之而來的是外賣等平台零工行業作為就業蓄水池，單價愈發降低，零工勞動環境愈發惡化。（詳見第三部分）

就業市場上優質崗位變少；想追求的體製內鐵飯碗也在瓦解；在疫情三年中飽受壓抑，畢業後反而遭遇就業歧視；為了暫時找個飯碗或“自由”轉投零工經濟，卻發現單價變低。“00後吃盡時代黑利”這一網絡熱句，成為近兩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的心聲。

2024年，職校實習生、醫學規培生、高校碩博等介於學生和勞工之間灰色地帶的青年勞動者，其惡劣的勞權狀況依舊。

1月，新京報報道，畢節職業技術學院2018級學生李某經學校推薦到實習崗位工作後轉正，但因工作內容涉嫌詐騙獲刑。律師認為本案中，無論該學生是以實習生還是應屆生身份進入電詐公司，學校在合作企業審核上均存在重大失職，應承擔法律責任。而學校與企業勾結，向血汗工廠輸送實習學生作廉價勞動力也是普遍情況。4月，雲南新西南技工學校被曝強製幼兒教育、酒店管理等專業的學生進廠“打螺絲”，每天上班11個小時，不幹不發畢業證，並從學生工資中抽成。學生打工的工廠名為東莞正揚電子廠，廠裏給工人每小時工價23元，學校要克扣9元錢。普遍惡劣的實習條件也引發了今年多起職校生自殺事件。由於缺乏紓困的有效渠道，今年還發生了一起職校生無差別殺人事件（詳見本文第一部分）。我們當然應該譴責傷及無辜的行為，但令人遺憾的是，在這起事件所引發的輿論當中，少有人提及正是職校生實習權益長期受侵害和被漠視，導致了這樣的慘劇發生。今年是我們撰寫年度盤點的第四年，也是我們呼籲保護職校生權益的第四年。但還要多少起這樣的悲劇發生，我們才會意識到不從根源去解決問題，情況就還會進一步惡化？

年初還發生了多起醫學規培生自殺事件。2月2日，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一規培生因春節期間“賣班”，想回家過年而被醫院教學處談話威脅退培，最終燒炭自殺。湖南師範大學研三規培生曹麗萍，因在湖南人民醫院被持續壓榨，於2月24日元宵節值班當天於值班室自刎。3月，南寧第一人民醫院一規培生疑被卡規培證，在宿舍自刎。中國規培製度的創始者劉進教授在事後接受媒體訪談時，卻稱“醫學生要有在疲勞下工作的能力”，不認為規培製度已成為醫院降本增效的重要手段。

高校碩博生方麵，今年聯名舉報導師、將矛盾訴諸輿論成為學術勞工的重要行動手段。1月，11名華中農大學生撰寫長達125頁的舉報信，聯名舉報其導師黃飛若涉及學術造假，最後黃飛若的職務被停止。4月，北京郵電大學15位研究生聯名舉報導師鄭某存在師德師風問題，舉報信中稱“老師對我們就像是對待奴隸一樣”，指其強迫學生加班，無視學生身心健康。大部分鄭某指導的學生出現了或輕或重的身心健康問題。大量交流應對“渣導”經驗的自媒體也在社交媒體上出現，而一些在學術勞工群體中名聲極差的教授，則被當作過街老鼠對待。12月，中大附二院的宋爾衛在清華開講座時，被台下學生直播質問有關學術造假、腐敗和侵害學生權益的問題。還有學生怒而撕毀其講座海報。

綜上所述，2024年，中國青年勞動者在經濟下行、就業歧視和勞權侵害的多重壓力下，麵臨著愈發嚴峻的困境。從體製內工作的不再穩定，到零工經濟的惡性競爭，再到職校生、規培生和學術勞工權益的長期受損，年輕一代在夾縫中艱難求生。這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社會公平與製度完善的迫切考驗。

今年有勞工觀察機構還錄得一起跨國企業在中國雇傭童工的事件。該機構12月初發表的報告顯示，雀巢和星巴克中國供應鏈中的雲南咖啡農場正在雇用童工，成年工人同樣存在嚴重超時工作的問題。工人麵對惡劣天氣，身處農藥暴露的環境風險，但缺乏醫療保險，並且幾乎隻能拿到最低薪水。

三、零工經濟時代：就業蓄水池飽和，政府和平台新規引爭議

根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的調查，2024年中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已達8400萬人，占職工總數的21%。零工經濟作為農村進城青年、應屆畢業生以及失業群體的就業蓄水池已趨於飽和，並促發平台零工之間的競爭加劇。大量勞動力湧入導致單價下降的同時，平台零工受到的管理力度正在加強；收入更為不確定的同時，意外事故與惡性衝突事件頻頻出現。

據美團官方數據，2023年有過接單收入的745萬名騎手中，近一半騎手接單天數都不足30天，說明過渡性就業、兼職占比相當高。而“月入過萬”的神話也早已成為幻象，越來越低的單價才是現實。一位深圳騎手接受《三聯生活周刊》采訪稱，他每個月跑5000公裏以上，達一兩千單，每天工作至少13小時，才能月入過萬。盡管《2023中國藍領群體就業研究報告》指出，2023年外賣員月均收入為6803元，超過藍領群體的平均值（6043元），外賣員、月嫂、貨車司機等職業的收入水平位居藍領前列。但零工經濟研究中心的年度調研顯示，2023年廣東省半數網約配送員近三月月均收入低於 4000 元，僅有不到20%月均收入高於 6000 元，其中，69%配送員工作時間在8-12小時。

近年來，外賣騎手的配送單價持續下滑。有騎手在接受財新傳媒采訪時具體解釋稱，2019年其剛開始做騎手的時候，配送單價在5-6元，超過三公裏的單價可達10元，但是目前超三公裏訂單單價已經腰斬至4.5元，三公裏內訂單單價跌至3.8-4.2元區間，“暢跑”兼職騎手單價甚至跌至3元以下，高溫補貼也已經取消。由於美團專送騎手采取梯級計價的基礎服務費計算方式，跑單越少的騎手獲得的單價會越低。杭州某站點每月700單以下的單收入為4.45元，到1300單以上才漲到5.05元。

1月，山東煙台外賣員反映2023年10月起的工資被美團加盟站點克扣，隨即該美團騎手賬戶被封號，但美團渠道經理表示並不知情。

種種因素疊加之下，平台零工工作環境風險增高，猝死等事故不斷出現。隨著全球變暖加劇，夏季極端高溫暴雨天氣頻發。7月10日，一位23歲外賣員在深圳街頭暈倒送院，後診斷為熱射病，不治身亡。8月以來，各地處於40攝氏度以上的燒烤模式，不少城市的騎手卻表示從未見過高溫補貼，其中包括某一線城市美團專送外賣員。根據《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的規定，勞動者從事高溫作業的，依法享受崗位津貼。用人單位安排勞動者在35℃以上高溫天氣從事室外露天作業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將工作場所溫度降低到33℃以下的，應當向勞動者發放高溫津貼，並納入工資總額。但外賣平台的高溫補貼往往以活動獎勵形式發放，並非固定津貼。

9月6日，杭州市餘杭區一外賣騎手躺在電動車上休息期間猝死的視頻引發關注。據稱他是附近的“跑單王”，常工作至淩晨3點，僅睡三四小時，在接單間隙靠在電瓶車上休息。知情者稱其家境困難，為增加收入日夜奔波。

9月23日，叮咚買菜一名第三方平台倉管員工被發現猝死於北京租住屋內。這位42歲員工生前常值守12小時夜班，甚至在中秋期間多日通宵加班。此前，他因身體不適於9月18日向店長請假，說自己眼裏全是血，看不見東西，隨後失聯。由於其與雇主間無勞動關係，而是與第三方勞務公司雲千鬥簽訂《自由職業者服務協議》，無法認定工傷，暫獲叮咚平台“幾萬元”人道賠償。

平台零工也麵臨平台、監管部門甚至物業小區的嚴苛管理。快遞方麵，3月1日新修訂的《快遞市場管理辦法》施行，對未經用戶同意擅自使用智能快件箱、快遞服務站等方式投遞快件的行為規定了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的高額罰款。有快遞員得知“新規”兩天後無奈離職，因為未來丟件責任更難認定，需要送上門的快件數量也可能激增。還有快遞員表示目前送貨上門後必須“打電話確認，必須響鈴10秒”。有快遞派送員稱受新規影響，每日能派送單數將從400—500件降低到100—130件。罰款也早已是“三通一達”的常態，此前，有快遞員一周收到十幾個投訴電話，最高罰款兩千元。《2021年中國快遞員權益保障問卷調研》顯示，高達六成的快遞員每月被罰200元以上。快遞員們認為，新規隻是壓倒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在派送員承擔全部責任和成本、以罰代管的製度設置下，消費者端甚至也無法撤銷快遞投訴，查詢一個包裹的去向時，如果點擊“未收到貨”會馬上導致50-100元的罰款，而工單無法撤銷，用於撤銷工單的新工單隻會造成新的投訴。

除此以外，外賣配送員繼續麵臨進入物業小區及商廈送餐的困難，係統讓麵臨罰款的保安，與麵臨超時和投訴的外賣員處於持續的對立狀態。2023年12月，青島32歲外賣員與54歲物業保安產生矛盾，導致發生後者被殺害的底層互害慘案。北京外賣員馮文學麵對類似的情況，選擇起訴他經常前去送貨的物業公司暢頤園，引用《憲法》維護自己的權利。做外賣員4年來，麵對保安的無禮搜查和禁止入內、商場廁所長時段堵塞修繕、路況不平易摔、商場有扶梯但不運行等情況，他采用的做法是：反駁，爭吵，向12345投訴，打110報警，乃至向法院起訴，也試圖為跑眾包的騎手們組建工會。其中大多事項得到了相應的解決。但6月，法院判決書駁回了他關於騎手進小區問題的所有訴訟請求：“小區業主對小區公共區域、路權具有物權，外賣員對此並不享有權利。”

8月12日，一張外賣員在路邊下跪的圖片在網絡上廣泛流傳。官方通報顯示該外賣騎手王某某在西湖區西溪世紀中心園區送外賣過程中將欄杆踩歪，被園區保安攔下，該外賣員因擔心影響其他訂單派送遂下跪。事件發生後引發大量外賣員前往現場聲援下跪騎手，向物業討說法。多段視頻顯示，大量外賣騎手在杭州綠城西溪世紀中心聚集，高聲呼喊要求物業“道歉”。

一些辦法看似在控製平台算法，保障騎手安全，實則並未改善騎手困境。7月9日，廣州"外賣騎手一周三次以上違法將停單"的規定引起熱議。9月27日，廣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發布的外賣騎手新規進一步加強了對騎手和企業的監管，被業內稱為“最嚴新規”。新規明確，騎手第三次違章就要停單一天，甚至麵臨扣車；違章四次及以上，停單天數相應增加；3個月累計違章10次，則要納入“黑名單”，實施全行業“禁業”。廣州政策的一個出發點是管理廣州激增的電動自行車，保證電動自行車和蓄電池的規範使用，卻忽視了配送行業騎手的利益。有騎手直接表示：不超速就超時。但新規並不僅僅約束騎手，還要求平台企業按照最高速度25公裏/小時守法行駛可完成配送任務的標準，設定配送時限、路線。同時明確提出，不得將“最嚴算法”作為考核要求，通過“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確定訂單數量、準時率、在線率等考核要素，根據實際情況適當放寬配送時限。12月5日，廣州電動自行車新規再次規定，電自時速限製在15公裏/小時。廣州交警還表示將聯合市場監管部門約談平台，要求平台放寬配送時長。然而，最新報道顯示，30日新規施行首日，外賣騎手稱未感覺到平台調整配送時長。

8月9日，河北省石家莊市人社局也印發《石家莊市新就業形態勞動用工管理指引（試行）》提出，網絡餐飲平台對連續送單超過4小時的配送員，20分鍾內不再派單，防止因連續作業產生事故隱患。12月17日，美團、餓了麽先後宣稱，已在部分城市試點優化外賣配送防疲勞機製。當騎手APP檢測到騎手工作時間過長時，起初會提示騎手休息；如果騎手沒有理會，最終會強製騎手下線並休息。對此，社交媒體上有騎手指出：“越是跑單時間長的騎手，越是大概率麵臨經濟困境，單價過低的核心矛盾不解決，限製跑單時長隻會反過來迫使騎手在有限時間內跑更多單，越追求速度而忽略安全，強化競爭內卷。”而政府和平台單方麵製定政策規則，製定過程缺乏騎手的參與，最終隻會是一廂情願。12月27日，美團宣布擬在2025年前廢除騎手超時扣款製度，並引入培訓、積分製等正麵激勵措施。這被認為是相比於防疲勞強製下線措施更有誠意的舉措，然而具體實施效果仍有待觀察。

相比於外賣、配送、物流等行業，網約車司機一度被視為更為安穩的平台零工形式。但2024年以來，新能源車集體降價，網約車平台也運價不斷走低，一些平台上已經出現了低至1分錢一公裏的運價，而合規網約車司機的運營成本高達1.2元/公裏。

根據每日經濟新聞整理，7月多地發布網約車行業風險預警，顯示運力已飽和或遠超需求，公開提醒慎入網約車行業。根據廣州交通部門最新統計，當地網約車司機日均營收從343.34元降至311.63元。這意味著一些網約車司機即便是“整月無休”，在未扣除用車成本的情況下月收入也不超1萬元。早在2月份，已有媒體指出，乘客若在聚合平台下單，相比於在網約車企業自營平台下單，因為“兩頭收傭”，司機到手收入會降低20%左右。

單價的下滑導致網約車司機合規意願不斷降低，合規運力不斷減少，越來越多新老司機都跑起了不用辦證的順風車。由於順風車規則允許司機與乘客協商高速費甚至是走線下單，有人擔心“黑車”又要重返市場。在這樣的運營壓力下，為了節省房租等生活成本，尤其在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一些專職網約車男性司機幹脆吃、喝、睡都在車裏進行，洗澡則選擇去付費澡堂，這一做法難免造成車內異味，“越來越容易打到臭車”的話題頻頻衝上熱搜。許多乘客還反映，便宜的特惠快車打到臭車的概率更高。12月，滴滴出行作出回應，啟動“異味車”治理專項行動，通過上線拉黑異味車功能，對車內空氣差評率較高的司機，采取暫停服務和培訓學習等方法，爭取改善用車體驗。但此種將責任完全歸咎於司機個人的做法，顯然隻會讓司機陷入更大壓力。如果不去優化算法派單的邏輯以及與司機的分成機製，重新整合利益三方，這類做法可能並不能收到實際效果。類似的治理在其他方麵也存在：花小豬整頓司機違規取消行為；首汽約車加強對司機完單率和有責投訴的管控，上線違約金製度等。

與此同時，女性網約車司機也受到更多關注。2024年3月，T3出行發布的《2024年度女性司機就業數據報告》顯示，截至2024年2月底，超過7萬名女性加入T3出行，這一數字在2022年還是2.1萬名。女性司機主要集中於上海、南京等一線和新一線城市。女司機群體中，70後、80後超過八成，超過六成每日工作時間在8小時以上。平均來看，女司機駕駛過程中出現包括駕駛分心、疲勞駕駛、打電話等異常行為的次數，都要少於男性司機。這表明女司機在駕駛過程中更加專注和謹慎。圍繞男女司機差異的爭論，則再次將性別與勞動權益的交叉性話題擺到公眾麵前。我們應該意識到，在不改善平台剝削的情況下，通過將女司機在一些方麵的良好表現歸咎於性別氣質，有可能既造成對女司機的性別規訓，也造成對男司機更為嚴厲的考核PUA。最終，男女司機雙方的訴求都可能無法得到平台的有效回應。

2024年7月，由國家人社部等部門牽頭進行的為期兩年的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新職傷”）保障試點宣告結束，眾多官媒稱試點將繼續擴大。據了解，與工傷保險不同，“新職傷”不以存在勞動關係為前提，也不以工資總額為繳費基數，而是由平台企業采取按單計費方式，按月訂單量申報繳費。以外賣行業為例，“新職傷”可以覆蓋到每一個人和每一個訂單。即使騎手隻送了一單，在工作期間受傷依然可以申請職業傷害保障待遇。報道稱，盡管“新職傷”試點已取得積極成效，在2024年3月底覆蓋了801.7萬人，但目前僅涵蓋北京、上海、江蘇、廣東、海南、重慶、四川7個省市的出行、外賣、即時配送、同城貨運行業，包括美團在內的7家平台企業，覆蓋麵仍相對有限。8月2日，人社部相關負責人表示，將穩妥有序擴大試點實施範圍。不少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賠付案件還涉及第三者責任，但目前“新職傷”尚未涵蓋與第三者責任保障相關的賠償責任。

不過，“新職傷”政策並未在媒體關注的外賣員猝死和傷亡事件裏獲得關注，如前述熱射病去世外賣員的家屬就未能從人社部門獲得新職傷身故補償。針對杭州騎手與北京叮咚員工猝死的新聞報道中也並未提及新職傷救濟渠道。

在外賣員與網約車司機以外，其它零工群體的狀況相對較少受到主流輿論的關注。一篇講述新近爆火的短劇行業勞動狀況的報道提到，各崗位員工每天 20 小時的高強度工作成為常態，底層工作人員不僅工資低、常被拖欠，多數未簽正式合同，工作條件毫無法律保障，演員透露過去一年有 5 人因高強度工作猝死，完全是“耗材”。一度因在賬號@七顆猩猩 的係列短劇裏為打工人鳴不平而被捧為“打工人嘴替”的王媽，也由於被網友發現虧待自己的下屬而“塌房”。在其公司七顆猩猩的招聘上，其開出的待遇是大小周。實際上，這種現象在網紅招聘中非常普遍，這類工作往往待遇低，工作時間長，需要一人身兼數職，卻不是勞動關係。而簽約條款中往往還含有不平等條款，若員工違約離職要給出巨額賠償。

四、企業管理轉型：勞資矛盾的新解法？

具體工作環境下的勞動者權益，固然與宏觀經濟環境和行業狀況相關，但最終仍須回到企業作為中微觀層麵管理製度的製定者和執行者、對員工所施展的權力關係。本年度大量裁員潮、降薪潮的另一麵，是企業在職員工超時工作和無償加班問題更顯嚴峻，過勞死和自殺事件層出不窮。在“降本增效”的大旗下，部分企業選擇以損害員工利益的方式來紓解經營困難，但兩者顯然並不必然相關，勞資矛盾之所以深化，不能僅僅以“經濟寒冬”一言以蔽之，歸根到底還是普通職工缺乏民主、無法參與真正的企業管理。

諸如“996”工時製等諸多社會輿論長期關注和抨擊的惡劣現象今年仍然沒有得到改善。1月，國內知名短視頻平台快手被曝出施行“11.5小時工作製”，要求員工進出打卡時間至少間隔11.5小時。5月，百度公關部門負責人璩靜在抖音宣稱 “員工鬧分手提離職我秒批”等言論，要求員工 24 小時手機開機，引發公眾對百度企業製度和文化的反感，百度股價因此一度下跌。該事件最終以當事人璩靜從百度離職而告終。6月，寧德時代號召員工 “奮鬥 100 天”，並實行 “896” 工作製。汽車行業的瘋狂加班也引起關注。有業內媒體人爆料稱，特斯拉車間長期實行 12 小時工作製且縮短工時後薪水減少，蔚來有員工半年加班 500 小時且無加班費。6月27日，鍾薛高直播間發生一名女主播在直播期間突然暈倒的事件，引發網友關注。後續報道稱，該名主播因為生理期感到身體不適，事發時屬於帶病上班。企業負責人隨後稱該主播已就醫。這起事件反映出網絡主播中間仍然存在比較嚴重的過勞狀況。

外賣、快遞、司機、保潔、保安等服務行業作為吸納失業人口的重鎮，也因高度擁擠愈發內卷，工亡事件頻頻發生。9月，杭州一名55歲的外賣騎手“單王”躺在電動車上休息期間猝死。8月，廣東一名33歲的保安值夜班時猝死在廁所。保潔人員李阿姨在下班排隊打卡時突發暈厥，送醫搶救無效死亡，事發前她已連續加班 10 天，每日工作超 12 小時，且昏厥後公司未及時送醫。李阿姨身故後，其家屬於今年4月敦促上海靜安區法院審理了此案。

教育、醫療等行業同樣廣泛存在超時工作的情況，甚至因其工作特點更易受到忽視。3月14日有媒體報道，東莞鳳崗鎮一民辦學校老師李某文被發現在學校宿舍內身亡，警方知情人士向記者表示初步判定死者死因為猝死。南京林業大學青年教師宋凱博士因首聘期考核未通過，被降級降薪，還按要求退還了部分安家費和購房補貼，於4月2日選擇自殺身亡。本年度的調查顯示，我國中小學教師每周的平均工作時長為52. 36小時，超出法定工作時間12. 36小時，一半教師被焦慮情緒困擾。醫療行業因超長工時發生多起工亡事件，如南通大學附屬醫院麻醉手術科主任醫師朱翔1 月 12 日因突發疾病去世，年僅 46 歲，親屬稱其因感冒未愈連續加班，誘發急性心肌梗塞。無須贅言，高強度、長時間的工作模式嚴重損害了員工的身心健康。長期的疲勞和壓力，不僅導致了許多無可挽回的悲劇，也造成了大量社會衝突。

我們必須澄清，即便在當前經濟下行的狀況下，相當一部分企業仍有決策空間，通過調整企業製度來改善職工工作待遇和環境。從去年開始，我們就關注到一些國內企業業開始效仿海外嚐試四天工作製，今年仍然有企業勇於邁出變革的一小步，為員工實實在在謀福利。

年初，四川京元集成電路有限公司宣布，自 1 月 1 日起，對各辦事處月薪人員實行四天工作製，薪酬及其他福利不變，周五帶薪休假且不鼓勵加班，上班時間調整為上午 09:00 – 12:00，下午 13:30 – 18:30，員工如遇休息日有任務，可通過企業微信申請，審批後可調休。11 月，長沙某設計公司宣布從 12 月 2 日起實行上四休三製度，每周三休假，上班時間為上午 10 點到下午 4 點半。這些嚐試四天工作製的企業大多旨在通過優化製度提高員工的工作效率和創造力，更好地平衡員工的工作與生活，反映了企業對員工權益和工作模式的新思考。

除去加班製度，互聯網大廠侵犯隱私和濫用競業協議等問題也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京東因嚴查考勤、人員優化、整治“大公司病”等事件引發輿論關注，頻頻登上熱搜。5月，劉強東在高管視頻會議上直言“不拚搏不是兄弟”，引起網民群嘲。而以娛樂化形式出現在公眾麵前的“英國白男中國大廠曆險記”，或許可以成為2024年大廠加班製度的諷刺性注腳：在大廠的毒打麵前，的確是人人平等。

此外，5月，網傳京東強製查看員工手機聊天記錄，不給看的員工將被直接裁員。有些剛轉正員工因在內網評論此事，被hr約談並被迫提交離職申請。這一事件引發公眾對企業管理權限和員工隱私保護的激烈討論，主流意見認為企業在管理過程中應明確權力邊界，尊重員工隱私。

今年飽受詬病的大廠製度還有在招聘員工簽約方麵濫用競業協議。2月，拚多多被多名前員工揭露濫用競業協議。員工工作強度大，離職後還屢遭偷拍跟蹤，因競業限製被前東家起訴高額賠償，款項從十餘萬到上百萬不等。前字節員工函道發布的名為《給字節賣命兩年，被惡意勸退並要求退還全部工資》的飛書文檔也引發熱議。作者稱在字節跳動工作 2 年，因與上級衝突被針對，離職時被要求簽署競業協議才能拿到離職證明，入職下家後被字節跳動起訴要求賠償 60 萬元。一名員工在爆料中還稱拚多多與上海地方政府存在“政商旋轉門”的現象。

勞動合同法中的競業條款原本隻適用於一小部分掌握技術和商業機密的企業員工。但當前競業限製條款在企業實際操作中存在泛化趨勢，幾乎已經成為所有員工與企業簽訂勞動合同的必備條款。競業協議成為公司限製員工離職權，控製員工跳槽的手段。許多行業頭部企業甚至不打算按照協議條款補償員工，卻向員工要出天價違約賠償，無異於“卸磨殺驢”。目前，相關訴訟案件和職工維權仍在進行中，呼籲讀者持續關注。

今年還有一家企業受到輿論的特別關注，那就是胖東來。在勞資矛盾日益激化且無破局之策的背景下，胖東來“獨特”的企業製度和文化掀起一波又一波討論，其實並不奇怪。

作為一家飽受當地消費者讚譽的河南本地商超，胖東來也因其對員工的優厚待遇（如按照該地房價估算工資，利潤的80%用來提高員工的生活水平、給予確定晉升空間等），福利充足的工作條件（如30餘天帶薪假期、八小時工作製不加班、員工請假必須批、給員工提供良好的休息區等），“快樂工作”“自由·愛”“幸福生活”的員工關懷理念與文化，而備受網絡上打工人的稱讚，甚至一度被部分輿論譽為“社會主義企業”。

且不論是否有過譽之嫌，從其倡導社會責任至上而將利潤放到次要目標進行考量的製度理念，可以看到胖東來與中國改開以來長期推崇市場競爭和擴張、極度員工剝削甚至造成較大“負外部性”的一眾主流企業存在很大差別。而圍繞著胖東來是否具有“社會主義”性質、是“革命”還是“改良”的爭議，無論持有何種觀點，其實都認識到了這種差異。還有大量聲音認為，胖東來代表了吸納北歐“社會民主主義”和“福利國家”理念的新型企業價值，是中國經濟管理未來應該努力的方向——而這不僅符合近年來全球資本市場流行的ESG運動，也為破解“內卷”困境、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可行的解決方案。

一定程度上，胖東來在管理中確實吸納了職工乃至其它利益相關人參與管理的“經濟民主”思想。例如在今年2月的員工試吃事件中，胖東來最初由於決定開除違規嚐麵的員工而遭到網友非議。在一片質疑聲下，企業通過民主程序將處理方案改為調崗。在最終長達13頁的報告中，企業展示了通過“民主合議庭”的製度形式，經過當事人員工和多層級負責人多方共同參與討論協商和投票表決作出處理決定的全過程。這在中國改開以來的企業管理實踐中是極為罕見的。

然而，到11月，胖東來要求“員工結婚不允許要彩禮否則將取消一切福利”的信息卻引起較多負麵輿論。盡管部分網友認為天價彩禮確實是不良社會風氣，但也有許多網友認為企業試圖以“處罰”的方式來幹涉員工私生活，是一種越界行為。隨後，胖東來回應道，目前尚未形成規章製度，隻是提前倡導。此後，由前員工爆出的“家訪製度”、保潔員要寫PPT等細致嚴格的考核管理製度，也紛紛引起爭議。

從胖東來的企業管理表現中，我們確實可以看到通過企業治理去推動社會轉型的新思維和新思路。但我們也能夠察覺出在“新”的理念中，夾雜著那種從前三十年甚至更為久遠的傳統農業文化裏延續下來的家長製道德經濟學。用E.P.湯普森的話說，這裏也存在“一套與社會規範和義務、共同體內各方經濟職責相關的長期延續下來的傳統觀念”。因而，在與胖東來相關的爭議中，我們不難發現始終存在兩種對立的聲音：支持自由市場和企業自主權的人認為，胖東來是一種威脅，象征著缺乏效率的用工管理製度，是對現代市場經濟秩序的侵犯；支持勞動者至上的人則認為，胖東來是當前真正先進的企業典範，即便不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汪洋大海中漂浮著的社會主義孤木，至少也代表了一種在體製框架內實現“勞資調和”的改良前景。

然而，必須強調的是，圍繞著胖東來的所有討論，都沒有基於深入細致的調研和考察。而胖東來不僅成為當前階段我們對一個經濟組織理想樣貌的投射對象，也成為輿論場上不同經濟治理思路論爭的一個公共焦點。對胖東來的討論注定還將持續很長的一段時間。不妨讓馬兒再多跑一會兒。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12月修訂後的新公司法也將加強企業民主管理、保護職工合法權益的內容寫入正文。該法於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實施，不僅對公司實施員工持股計劃或股權激勵的行為進行了規定，而且首次對多種企業民主管理的製度作出了新規定：明確不分所有製，一定規模以上的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審計委員會中都應有職工代表；強調公司工會的地位和權利；確定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業民主管理製度等。對於企業職工而言，這當然是一個微小的進步。但是，在現有體製下，如何避免相關的製度規定像過去一樣流於形式、出現走樣，如何讓職工真正擁有參與管理的經驗、能力和權利，如何做到不打擊職工自下而上進行組織的積極性，仍然是一個難題。

五、AI替代、控製與新盧德主義

2024年，人工智能（AI）技術的應用進一步落地。在主流的宣傳話語之中，這場技術狂潮被視為人類“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一個核心組件，有望幫助深陷經濟衰退和停滯的主要國家重新進入生產力提升的通道。然而，它對傳統勞動方式和生產組織形式的影響仍然未得到充分評估，相關研究和報道顯得困難而稀少。在政策和產業界瘋狂投入的背後，是勞動者的持續消聲和失權。當然，每一次“機器換人”的浪潮都會重新定義勞動者的角色與處境，並對我們的生存環境、就業機會和權益保障構成深遠影響。處在新一輪人力替代的初始階段，我們是否可以抓住主導權，迎來勞動者本位的技術環境，這仍然是未知數。

AI的“替代效應”在今年繼續成為討論的熱詞。但與公眾對生成式AI主要替代白領腦力勞動崗位的印象不同，製造業等傳統藍領崗位受到AI的衝擊要更早，相關應用也更加成熟，影響更廣泛。除去傳統認知中的“機器換人”（機器替代繁重的體力勞動），AI在製造業中的應用已經被拓展到模型預測和規劃、生產指揮排程和流程優化、利用機器視覺實現質量檢測、安全監控以及設備檢測維護等多個方麵。一項有關“燈塔工廠”的文章就指出，中國已建成2100多個高水平數字化車間和智能工廠：富⼠康⼯業富聯旗下鴻佰科技(Ingrasys)部署AI需求預測模型，為客戶提供訂單預測服務；寧德時代溧陽⼯⼚運用AI對電池進行質量檢測，並對工廠設備實施預測性維護，利⽤AI基於實時傳感數據來優化維護計劃等等。

工業機器人與AI的融合應用案例也在媒體報道中屢見不鮮。例如：盤古預測大模型投入寶鋼實時生產；山鋼集團棒材產線的紅檢取樣機器人24小時無間斷采樣分析；全天持續作業的棉花打頂機器人相當於18個人力同時作業。數據顯示，2023年全球新增工業機器人數量超過50萬台，其中中國占比達51%。然而，學者許輝的文章指出，在美國，平均每新增一台工業機器人，就會導致2-3個崗位流失，而德國的影響則更為顯著，約23%的就業機會因此消失，總計約27.5萬個工作崗位。而在中國，對職業教育的歧視和輕視，導致製造業自動化工程方麵的人才短缺，職校生難以從學校課程和外出實習中獲得符合社會需求與自身期待的技能。最終，“抗風險能力最弱的一批人，在承擔著最高的風險，為智能製造行業輸送自動化工程師”。

除此以外，工業機器人的推廣還可能帶來區域發展和勞動者階層內部的差異拉大。阿西莫格魯和波士頓大學的帕斯誇爾-雷斯特雷波的合作研究發現，“在相對邊緣的地區，增加1台機器人會減少6.2名工人的就業。自動化能夠通過增加生產率帶來經濟增長，但經濟增長促進的就業更多出現在其他地區，使得邊緣地區的就業情況更為不樂觀”。另一項基於中國縱向家庭數據的分析研究也表明，自動化讓普通工人就業更難了、時薪更少了、加班更多了。浙江工商大學的三位作者基於2010年至2019年中國工業麵板數據，認為AI拉大了高技能與低技能勞動者兩者之間的技能溢價差距。

陳氚和李曉曼對X智能電廠的研究則發現，AI在工廠中的應用對不同崗位和層級的勞動者所帶來的影響也不盡相同。在被調研的國有製電廠中，AI設計團隊起初試圖在車間推行“中層替代”的策略，將相當一部分中層技術專家的管理決策工作自動化，但中層管理者比一線工人擁有更大話語權，因而可以通過談判、介入算法設計、敦促技術棄用、轉崗等方式抵禦這類衝擊。相比之下，一線工人的社會緩衝機製可能要薄弱得多。

至少就目前來說，白領崗位受到的替代衝擊並沒有製造業那麽大，但也進展迅速。字節跳動今年10月就表示在馬來西亞利用AI審核替代的方式裁員700餘人。Tiktok發言人說，目前其全球內容審核中“80%的違規內容是通過自動化技術刪除的”。同期，關於消費者在線“轉人工”困難的話題在網上引發熱議。盡管AI客服減少了商家成本，但與消費者需求之間的鴻溝依然明顯。另據經濟觀察報報道，2024 年國內各大銀行都采用了AI技術來優化招聘流程，以提高效率。其中，82%的公司使用AI來審查簡曆，而40%的公司使用AI聊天機器人與候選人交流。大約23%的公司使用AI進行麵試，64%的公司使用 AI 來審查候選人評估。

圍繞生成式AI所引發的知識版權問題也在今年進一步發酵。8月，內容平台番茄小說的作者發帖稱平台簽約協議中增加了“AI訓練補充協議”，要求作者同意把作品“喂”給平台AI用於內容開發。作者們擔心AI小說作品將擠壓原創生存空間。有作者號召大家一起轉移平台，甚至發起了“停更倡議”；有作者則希望利用“AI訓練規則”通過生產大量低質、亂碼的作品拉低AI的學習素材水平，寄希望於“教壞AI”；還有作者則在社交媒體招兵買馬希望能自建全新平台。番茄小說相關負責人表示，對於已簽署補充協議或簽約條款中包含AI輔助寫作條款的作者，已上線解除相關條款的功能入口。而就在一年前，國內四位畫師將小紅書訴至法庭，起因也是小紅書的AI模型涉嫌使用這些畫師的作品訓練。環球同此涼熱，OpenAI今年已經由於運用互聯網文本數據進行模型訓練涉及侵權而遭到多名作家以及大型媒體的起訴。這些案例反映了知識工作者在麵臨資本平台所推動的AI生成工具競爭時陷入的困境。

另一起引起極高輿論關注度的事件是“蘿卜快跑”。3月，百度推出的無人駕駛出租車“蘿卜快跑”率先在武漢開始24小時全天候運營。其低價策略迅速吸引大量用戶，但也令傳統出租車司機和網約車司機感受到生存危機。盡管無人駕駛車在武漢市區投入的範圍和數量都十分有限，但司機群體的敏感神經仍被觸動。實際上，今年城市客運司機的生計本已十分艱難。截至2024年4月，全國網約車駕駛員數量接近700萬人。大量失業者湧入網約車行業使得從業者的抗風險能力越發脆弱。6月底，武漢市建設汽車客運有限公司發布聲明，呼籲政府公平定價，並限製蘿卜快跑的運營區域。網絡輿論也較多地站在司機一邊，認為百度在此時推出這樣的計劃，無異於搶普通人飯碗。隨後，百度方麵表示，無人駕駛能夠為社會提供遠程安全員等新崗位，並歡迎出租車司機應聘。幾乎可以預見，隨著全球汽車產業電氣化、AI產業的競爭白熱化以及國內基礎設施投資急需打開新出口，自動駕駛和相應的道路改造計劃仍然會在各大城市加速鋪開。

與AI有關的另一個關鍵詞是“控製”。在AI算法管理下，一些企業和行業的勞動者迎來了更為高壓的工作環境。連鎖零售品牌便利蜂公司被發現在門店中引入智能算法管理係統，通過店員手持終端分解工作任務至70-80個細項，並用攝像頭實時監控員工工作情況。店員的午餐和如廁時間也受到嚴格限製。這種被算法緊密控製的工作模式使員工感到高度壓抑，並導致離職率攀升。11月，一款具備鍵盤記錄、桌麵截圖、鼠標追蹤等功能的AI員工監控軟件引發輿論關注。多家國際企業利用該類軟件監控員工行為，甚至分析聊天情緒。沃爾瑪和肯德基分別通過AI分析員工與顧客的互動行為和推銷表現，甚至將其納入薪資和晉升考核標準。AI係統依據微小的行為差異為員工打分，這些監控手段被視為現代職場中的“數字化奴役”。

與此同時，還需要繼續關注種種AI服務背後的數字勞工剝削問題。6年前名噪一時的亞馬遜無人超市“Amazon Go”宣稱采用先進的“免結賬”技術，但在今年4月被揭露實際依賴1000多名印度外包工人進行交易審核。OpenAI開發的ChatGPT則雇傭肯尼亞工人進行數據標注，時薪不到兩美元。這些工人負責篩選極端內容，常遭受心理創傷。此外，特斯拉的自動駕駛係統數據分類工作則外包給委內瑞拉工人，時薪僅90美分。這些案例顯示，人工智能模型的開發和應用仍然隱含著對廉價勞動力的剝削。這一現象已被稱為人工智能的“新殖民主義”。

與高壓控製和替代形成對抗的是工人中間出現的“新盧德主義”。10月，美國36個港口爆發了近50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工人們不但提出了待遇方麵的訴求，而且反對港口自動化。最終資方由做出妥協，同意在未來6年內大幅提高碼頭工人的工資。工人的反抗暫時以勝利收尾，而這與去年美國編劇協會對電影公司引入AI編劇的抵製遙相呼應。另一方麵，6月，字節跳動一名實習生因對團隊資源分配不滿而利用平台漏洞破壞模型訓練，顯示出技術工人對AI係統的另一種反擊。盡管AI浪潮下的新盧德主義在理論上隻是反對技術背後的權力結構和資本邏輯，但在具體實踐中，往往以破壞無法為自己所掌控的新興生產工具作為手段。學者王洪喆的一篇論文則提到，曆史上的“盧德運動”是工人之間“形成跨地域的集體行動和階級認同，形成基於道德經濟的生產關係組織，形成經由習俗和律法去治理現代技術的政治訴求”的自主性過程。相比於自動化技術對人工的完全替代，需要“保留活勞動與機器共同進步的可能”。

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引入AI，勞動者權益的保護問題也開始受到建製關注。美國勞工部於2024年5月根據總統行政命令製定的AI職場使用原則規定，雇主必須如實地公開其使用的AI係統，使勞動者能夠隨時獲取AI係統的信息並提出意見。2024年8月1日，歐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正式生效。該法案明確提出：將基於人工智能設計的人力資源管理工具進行風險等級劃分，限製企業使用高風險工具；禁止在工作場所和教育機構領域推斷自然人的情緒。我們期待更多人追問技術究竟為誰服務，反思技術發展是否真正惠及每個人，而非成為權力集中與勞動異化的工具。

六、生產安全事故：新老因素疊加，依舊在高位運行

2024年各行業安全生產事故時有發生，仍然主要集中在煤礦、金屬非金屬礦山、建築業、化工、工貿、交通運輸等重點領域。根據應急管理部統計，前三季度全國共發生各類生產安全事故14402起、死亡13412人，盡管較去年同期呈現下降趨勢，但仍在較高位運行。以下羅列行業較典型或造成較大人員傷亡的部分安全生產事故：

1月12日，河南平頂山市天安煤業股份有限公司十二礦發生煤與瓦斯突出事故，造成16人死亡。事故調查顯示該礦存在搶工期、趕進度，事故工作麵急於投產，違反規定組織生產和施工等問題，39人被問責。1月20日，江蘇常州燊榮金屬科技有限公司發生較大粉塵爆炸事故，造成8人死亡、8人輕傷。相關企業為逃避監管而惡意隱瞞生產活動，未按生產設備的設計要求作業導致生產現場鋁合金粉塵大量積聚，應急處置失當，造成事故發生。3月11日，安徽淮河能源控股集團謝橋煤礦由於瓦斯治理不到位，封閉工作麵發生瓦斯爆燃，7人經搶救無效死亡。3月13日，遼寧省金礦發生墜罐事故，造成3人死亡，該礦井屬無證長期停建礦井，事發4人私自下井盜采礦產。4月13日，河北強荒島盧龍縣發生一起船隻側翻事故造成12人遇難，6人失聯。 4月30日，廣東開平市八一垃圾中轉站內一輛垃圾運輸車在倒車過程中與一名女清潔工發生碰撞，致使該清潔工從卸料口掉進壓縮箱遇難。5月6日，上海市楊浦區一建築工地發在塔式起重機拆除作業中發生3名工人高空墜亡。6月15日，河南平頂山市發生因違規使用廂式冷藏貨車載人、人貨混裝運輸，造成8名女工在車廂內窒息死亡事故。經調查認定，該事故是一起因輕型廂式冷藏貨車掛靠公司未落實企業主體責任、有關部門專業監管和行業管理失職缺位而造成的較大生產安全責任事故。8月12日，遼寧遼陽一洗車場在清洗危險品運輸車儲罐時發生中毒窒息事故，致3人死亡。8月21日，四川樂山市四合煤礦封閉風井井筒時發生事故造成8人遇難。12月7日，榮成市藍潤集團在建的齊東海通冷鏈倉庫因保溫材料起火發生火災，造成9人死亡。事故原因調查等工作正在進行。

除去事故的具體原因分析，我們認為較值得引起重視的問題還有地方政府在發生安全生產事故時難以做到公開透明處理，甚至對來自媒體和公眾的監督持警惕和敵對的態度。例如在今年3月13日河北燕郊發生一起燃爆事故後，中央電視台總台記者在核心現場試圖開展直播報道時，就被兩名黑衣男子上前擋住了鏡頭。隨後，直播連線采訪被迫中斷。另一端鏡頭顯示，3名記者被十餘名男子推搡。此事引起輿論軒然大波。隨後，中國記協公開提出三個問題：記者應該進行采訪嗎？記者是添亂嗎？一紙通稿真能代替現場報道嗎？這一事件反映了中國公共安全事故的報道存在著越來越深重的阻礙。該事故最終造成7人死亡，27人受傷。而這已是該地在“方圓僅2公裏的地方3年內連續發生的第三起煤氣燃爆事故”。

2008年的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開啟了中國的“大基建時代”，全國大興土木，修築高速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使中國基建規模迅速增長，成為全球最大的基建市場。熱潮過後，各地基礎設施的質量問題也開始暴露，疊加愈發極端的氣候變化以及地方城投債危機導致的財政緊縮因素，工程維護和監測成為難題。

5月1日淩晨，廣州省梅州市發生梅大高速大埔往福建方向附近高速公路路麵塌陷災害，共發現23輛車陷落，造成48人死亡，30人受傷，23車陷落。梅大高速2010年動工，2014年竣工，沿途多為山嶺重丘地帶，和福建的高速公路對接，成為連接廣東和福建兩省的重要紐帶，也是龍岩人外出打工的交通要道。此次事故大多數遇難者來自福建省龍岩市下轄的村莊，多為外出務工者，趁五一假期在返回老家途中遇難。龍岩礦產豐富，而持續多年的大規模采礦破壞了植被。隨著經濟轉型，許多礦企關停，村民到廣東電子廠、機械廠打工成了近十年的主調。專家分析此次塌方與該路段多次遭遇強降雨天氣有關，今年4月來梅州大埔縣降雨量比常年平均水平多2.75倍，極端暴雨導致路基結構被破壞。除地質、降雨外，工程前期勘測、排水溝設計、路基回填施工質量和運營維護都是造成事故的因素。

6月4日，42109次貨運列車運行至黑龍江省佳木斯市境內綏佳線，與正在進行線路整理作業人員相撞，造成6人死亡。調查公告稱事故同時存在施工負責人責任不落實、哈爾濱工務機械段施工組織混亂、中鐵集團下屬有限公司不履行職責等管理原因。

6月4日，青海省加定至海晏段公路工程隧道出口右洞處發生突發性垮塌，造成3人死亡。調查組調查報告認定其為一起事故災難，不予納入生產安全事故統計，所有的管理人員不承擔刑事責任。

7月19日，陝西省商洛市柞水縣一高速公路橋被洪水衝垮，造成11人遇難，31人失聯。

8月18日，雲南昆明市尋甸縣渝昆高鐵在建項目發生架橋機傾覆事故，造成6人死亡。

12月4日，深圳寶安區航城街道洲石路的深江鐵路5標段施工現場突發地麵坍塌，13名現場作業人員失聯。

據2023年交通運輸行業發展統計公報，中國全年公路固定資產投資28240億元。其中，高速公路完成12955億元。集中的建設期過後，公路養護和巡查需要高昂成本。根據財經報道，從2012年起，中國高速公路行業就一直入不敷出，且收支缺口逐年擴大。以2021年為例，高速公路支出中用於債務的還本付息占比82%，其中需要償還本金7164.8億元，償還利息3426.8億元。相比之下，每年養護支出739.1億元，僅占支出比為5.7%。如何避免債務支出過高導致壓縮生產和維護成本，從而引發事故，是高速公路和鐵路等基建急需應對的問題。

極端天氣不僅對基礎設施事故施加影響，也給個體勞動者帶來勞力型熱射病等健康威脅。2024上半年，受厄爾尼諾和氣候變暖影響，極端天氣事件在全球多地出現，造成嚴重社會經濟影響。據世界氣象組織，今年4月為有記錄以來的最熱4月。6月，全國總工會引發《關於做好2024年職工防暑降溫工作和開展“工會送清涼防暑保安康”活動的通知》，要求協助和督促用人單位建立健全防暑降溫工作製度，製定防暑降溫工作方案和高溫中暑應急預案。但熱射病致死的事故仍然時有發生。

7月22日，河南濟源市建築工地上，55歲的建築工常紹勝在30度多度的高溫下務工了4個多小時後，暈倒於麗水花園小廣場，被診斷為熱射病。由於工程被多次轉包，勞動關係認定難，其家屬難以索要賠償。7月25日，中國青年報稱，四川省綿陽市一名農民工6年前因熱射病去世，但直至今年5月家屬才拿到75.6萬元的工傷死亡賠償款。由於勞動關係難以認定，沒有工傷保險，日結工、暑假工、層層分包的建築工人熱射病認定工傷過程艱難。索賠過程難使得戶外勞動群體在極端高溫頻發的趨勢下更加脆弱。

5月30日下午，北京突現暴風雨和冰雹等極端天氣，多地出現大風刮倒樹木的情況。與此同時，十餘位在央視總台大樓高空作業的工人被拍攝到掛著安全繩在空中隨風大幅擺蕩的危險場景。隨後相關視頻被傳至網上，引起網友的擔憂。這些工人原本被安排在大樓外立麵執行清理玻璃的工作，卻在不可預料的強對流天氣中命懸一線。盡管工人最終都得以安全著陸，但仍然引發對極端天氣高空作業安全性的討論。

塵肺病農民工問題是本世紀最嚴峻的中國勞工問題之一。今年對塵肺病工友的媒體關注也出現了新趨勢。過往，我們認為塵肺病主要發生在礦工、風鑽工等群體中。12月2日，河南登封64歲的塵肺病人高春現經受不住塵肺病的折磨，拔掉氧氣，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因十餘年前在采石行業工作而患病，反映了老一輩塵肺病工人的困境。高春現死後，家人發現他在病中寫的詩。在世期間，他一直將這些作品發表在朋友圈，但屏蔽了家人，或是避免悲傷情緒感染家人。

而很多新興粉塵危害行業的出現，使得塵肺病也侵入了“90後”工人的身體。《塵肺病治療中國專家共識（2024）》指出，“除了傳統行業，塵肺病還出現於一些新型的行業或工藝作業中，如牛仔服砂洗作業、廚房台麵等人造石材加工、義齒加工、珠寶拋光和水力壓裂頁岩氣開采等”。在這些領域，90後塵肺病患者尤其集中。由於職業健康監察覆蓋率低和用工製度不完善，這些工人往往極難走上職業病診斷鑒定程序。

長期關注塵肺工人的公益機構大愛清塵於2024年6月發布了共計188頁的《2023中國塵肺病農民工調查報告》。除去指出過去四年塵肺病農民工的經濟情況更加脆弱，醫療負擔依然沉重，對塵肺病相關政策感知小，獲得感低，地方保障專項政策呈收縮倒退的趨勢外，報告也提出90後塵肺病農民工的特別困境，如身為獨生子女，背負房貸，職業健康意識不足，麵臨就業、婚戀與汙名化“三座大山”等。

從傳統粉塵行業到新興粉塵危害行業，90後農民工重複了上一輩塵肺病農民工的悲劇，說明這些行業中導致勞動者健康損害的結構性因素，沒有隨著時間流逝和行業發展得到根本改變。雇主依然重生產，輕安全，有關政府部門麵對塵肺病農民工問題依然缺乏作為。

七、性別歧視與壓迫：工作場所的多重困境

2024年，性別暴力在工作場所、校園和社會多個維度持續顯現。女性勞動者因生育相關責任在求職和就業中受到顯著歧視；權力濫用導致校園和職場中的性別暴力持續發生；跨性別和同性戀等性少數群體則麵臨係統性壓迫，ta們在醫療、就業和公共空間中所遭遇的隱性和顯性排斥呈現疊加態勢。

2024年，女性勞動者依然麵臨嚴重的求職困境，承擔著職場與生育的雙重壓力。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數據，中國15-64歲女性勞動參與率排名從2000年第11位下降到2022年第51位，比同時期男性勞動參與率下降速度更快。

家庭照料與生育負擔是導致女性勞動權益受損的重要因素。內蒙古大學最新研究報告指出，2021年女性無酬勞動平均時長為男性2.39倍，而有酬勞動日平均時長則比男性短1.17小時，這表明女性仍承擔更多的家庭勞動和照護責任，使其在勞動力市場中處於不利地位。2024年1月，江蘇南通通州區“益心為公”組織誌願者向通州區檢察院反映，通州區某些用人單位在女性入職時要求進行妊娠測試。檢察院調查發現，有168人次在入職體檢中進行過妊娠測試，涉及南通某科技有限公司等16家用人單位。3月5日，該區衛健委向全區醫療機構發出通知，明確禁止將妊娠測試作為女性入職體檢項目。以女職工生育作為歧視緣由的案例也層出不窮。3月，一位擁有碩士學曆的女性稱，因為育有小孩，她在求職過程中遭遇困境。她總共投遞了84份簡曆，與招聘單位溝通了1292次，卻沒有收到任何麵試邀請。其她懷有二胎的女性也分享了類似的經曆：由於生育導致的職場空窗期以及平台規則的變化，她們很難重新回到職場。一家位於北京的科技公司HR表示，公司在篩選簡曆時通常會盡量避開二胎媽媽，這已經成為職場中一個心照不宣的潛規則。12月，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憲舉在一名哈薩克斯坦官員赴該校演講時，公開提問為何哈薩克女大學生畢業後能夠“老老實實、服服帖帖地生孩子”，引發互聯網熱議。

《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4 版》顯示：“把一個孩子撫養到剛年滿18歲所花的成本相對於人均GDP的倍數，中國是6.3倍，高於除韓國以外的美國、英國、意大利、日本等國。在中國，每生一個孩子會導致女性工資率下降 12%-17%，並且顯著減少母親的閑暇時間；養育孩子同時會導致女性有報酬工作時間的減少，但中國男性的有報酬工作時間在成為父親後並沒有發生顯著變化。”報告稱，育齡家庭養育孩子，除了要付出直接的財務成本以外，還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時間成本包括休產假、看護和接送孩子、輔導孩子做作業以及增加家務的時間。

盡管各地政府陸續出台針對婚育女性的保障政策以應對生育率的持續低迷，但婦女在求職和工作中麵臨的多重困境仍然難以得到緩解。11月1日《雲南省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正式執行，第九條明確規定：“患有重度痛經的女職工，經醫療或者婦幼保健機構確診後，經期給予1至2日的休假。”11月25日，《山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見稿）》麵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修正草案中包括山東婚假將延長至最多18天、增加學校開展人口國情國策教育、建立育兒補貼製度改為建立生育補貼製度、將分娩鎮痛和輔助生殖技術項目納入醫保報銷範圍等內容。麵對家庭內成本付出的增加和在社會上的裁員風險，還有部分職場女性選擇“戰略性懷孕”以保住工作。根據《勞動法》等相關法律規定，用人單位不得因女性懷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資、辭退或解除勞動合同。孕婦被裁時，賠償標準通常高於普通員工，有的甚至能獲得高達3N的賠償。一些公司在麵對“戰略性懷孕”的員工時，可能采取設局等手段以尋求辭退，增加了孕期女性的職場風險。

為緩解女性生育後再就業焦慮而設立的體貼性政策“媽媽崗”，也引發網友爭議。12月，山東青島市發布首批“媽媽崗”用人目錄，共包含190個靈活就業崗位，旨在為育兒婦女提供兼顧家庭與工作的就業機會。所謂“媽媽崗”，是指工作時間彈性、適合兼顧育兒與工作的崗位，如居家客服、電商直播、手工製作等。網友評價：“最後結果就是導致女性尤其是年輕女性直接被從正規就業崗位永遠拿掉了”“當了’媽媽’再想出來工作就隻能當臨時工幹兼職唄？”“這不就是沒有任何勞動保障的“打零工”嗎？” 2024年12月，陰歌誌發布《開設“媽媽崗”，不會讓我們更想生孩子》，指出鼓勵設置媽媽崗的政策默認了女性是育兒責任的唯一承擔者，是應當優先被職場淘汰的不重要勞動力；並且進一步點出，根據本次目錄，“媽媽崗”提供的崗位主要是餐飲、家政、保安等服務業領域的鍾點工和小時工——既然如此，叫零工崗就可以，為何稱為“媽媽崗”呢？

在工作場所和校園中，權力關係和製度性不平等加劇了性別暴力的發生和所帶來的傷害，受害人時常要麵臨勞動權益、個人信用度和社會支持網絡的全麵受損。由於企業、學校等用人主體推諉和不作為，當事人隻能依靠向媒體曝光、在社交媒體平台曝光自證、求助警察等暴力機關等方法維權，使維權難度與風險加劇。

1月，長沙嶽麓區楓雅名苑小區一名53歲的保安隊長於某某涉嫌性侵65歲的女保安方某（化名），案發三次後方某報案，於某某被逮捕。然而，女保安方某夫婦隨後被物業公司以“人員優化”為由辭退，並停止發放工資。物業公司稱二人屬於超齡的“臨時工”，不受正式勞動合同保護。6月5日，浙江杭州，外企外派南通的試工期員工王女士向媒體曝光上司楊先生性騷擾，在微信中發送不當言論，並提出不合理的出差要求。隨後，王女士被踢出工作群且無法正常上班，最終被辭退。2023年9月，在出差期間，天津某企業老板性侵公司營銷總監崔麗麗。隨後，受害者經醫療機構診斷為創傷後應激障礙。今年12月3日，崔麗麗收到了天津市津南區人社局出具的《認定工傷決定書》，認定此事故傷害屬於工傷認定範圍，予以認定為工傷。

此外，今年還錄得一件富士康女工由於遭受性騷擾要求調整工作安排、改善工作條件而被開除的事件。該名女工於2月在社交媒體表示，她在2018年下班路上遭遇兩次猥褻。事發後，她聯絡另外兩位有同樣經曆的受害者工友去龍華廣場婦聯辦公區尋求幫助，建議改善下班路段沒監控與路燈的情況，結果被告知無法解決，並被富士康工會指責有心理問題。2023年至今年年初，她多次向企業和工會反映下班路上的性騷擾問題，並申請調班以解決安全問題，反而於2024年1月遭到解雇。在經曆勞動仲裁失敗後，當事人目前正在等待一審立案中。我們注意到，盡管同樣是性騷擾事件的女性受害者，但來自製造業和服務業等行業的女工卻更少受到輿論關注和外界環境支持。我們呼籲女性社群將關注重心朝基層下移，嚐試為缺乏問題解決渠道的女性提供更多幫助。

在校園，學生也非常容易遭受性別暴力。6月14日，湖南涉外經濟學院大四女學生實名舉報學校音樂學院黨總支書記性騷擾。輔導員在與她溝通時稱：“不要鑽牛角尖，就當被狗舔了一下。”7月21日，中國人民大學一名在讀女博士王迪發布長達58分43秒的視頻，實名舉報遭到其導師、人大文學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王貴元的性騷擾及強製猥褻。7月23日，陝西師範大學一名女畢業生在校友群舉報教師王某某涉嫌性騷擾，涉及觸摸學生臀部和發送不雅照片，有多名學生受害。當事人描述舉報過程：“短短的4天、漫長的7年。” 8月13日，浙江寧波一名18歲女孩小王（化名）向瀟湘晨報反映，她在當地一家樂培機構就職時，老板陳某曾對她多次進行性騷擾，包括觸摸大腿、強行摟抱等行為。記者聯係到處理此事的派出所，工作人員表示，此事因取證問題，難以認定為猥褻。8月，有網友在多家平台爆料，稱中國美術學院教授趙某某在其工作室午餐飲酒後涉嫌強奸其指導的研究生。搜狐新聞報道稱，“早在2014年，有學者們就聯名建議，建立高校常態化反性騷擾機製。不過，十年過去，這一機製仍未建立。”關於學院內中的性權力關係，牛津大學哲學教授Amia Srinivasan指出，教育是一種特殊的倫理關係，教師的責任在於培養學生對知識的渴望，而不是將這種渴望轉移到自己身上，從而在師生關係特有的權力差中滿足教育者的自戀。師生關係中關乎到教育的實際性化不僅破壞了教學目的，也會加劇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

我們還要繼續關注跨性別以及同性戀等多元性別勞動者的處境。

12月，一位同性戀公益人彥彥在四川涼山從事支教工作兩個月後，突然收到地方部門的通知，要求他立刻離開崗位，理由是由於其性少數身份，他“不能繼續參與支教”。盡管支教期間他全心投入教學，與當地學生和村民建立了良好關係，但因性別氣質差異和性傾向，他從崗前培訓起便遭受背後議論與偏見。

隱性暴力與明規則的雙重排斥，還成為針對跨性別勞動者職場壓迫的重要原因。2024年12月，在經曆了3個月強製收治、7次電擊治療以及長達一年的訴訟後，28歲的跨性別女性靈兒（化名）拿到了河北省昌黎縣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調解書，這使得她成為中國第一位通過法律程序狀告性別“扭轉”治療、反對醫院強製扭轉性別認同並獲得賠償的跨兒。靈兒曾在電子廠工作，後因性別緣由被辭退。在從事直播工作後，她在采訪中敘述，有直播公司的老板在她應聘時針對她的形象直接破口大罵，說她“惡心”，並揚言要封鎖她。靈兒還陳述，在醫院期間她的主任醫師常駁斥她所提出的非二元性別的說法。在家庭、職場、醫院和一係列場所遭遇暴力後，精神病醫院檢查評估靈兒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險，被定為符合強製收容的條件。97天裏，她經曆了長期藥物治療和電擊治療，每次都以暈厥結束。這種以性別矯正等緣由被家庭強製送入戒網癮機構的案例數不勝數。如凱博文所說：“社會性的受苦經驗會鑲嵌於身體形式的病症中，並且依循特定的社會和政治脈絡表現出來。”

2024年2月，跨性別女性十三自述：在《南方周末》工作期間，她因長發發型不符合前編輯姚憶江的要求而被施壓剪發；隨著時間變化，工作機會也與性別認同所引發的矛盾掛鉤；上司對她的舉動從起初的微侵害升級為（基於性別暴力的）公然威脅。在姚的幹預下，十三無法發表文章，且未獲稿費報酬，出差費用自付。投訴後，副總編輯和人力資源部門將歧視歸為“個人衝突”。2024年11月，在《中國多元性別女性的生活與權益報告》播客第三期中，跨性別女性律師蘇芳、報告撰寫人及法律研究者小蘆和正在等待二審的跨性別女性訴訟人呱呱指出：“職場是規範二元性別的一個重要機製。” 她們認為在已有的判決案例中，性別總是被放置在邊緣的位置中。因為缺乏針對跨性別就業歧視的明確定義，所以在相關訴訟中需要另辟蹊徑，如走“一般人格權”的路子。 2023年4月，呱呱收到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的判決，認定呱呱所在的企業係違法解除勞動合同，最終企業共計賠償近6萬元。然而，在對職場所遭受的性別歧視提起重新起訴後，呱呱仍未收到正式的立案信息。

2021年，台灣同誌谘詢熱線也曾指出，職場等公共空間的二元性別規範，導致了跨性別員工的諸多基本權益無法得到保障。由於公司在廁所設置上遵循二元性別，導致一些跨性別員工選擇憋尿，從而引起健康問題。還有公司甚至要求跨性別員工不得使用工作地點的洗手間。此外，跨性別員工在穿著製服和工作證件上的性別表達以及性別重置手術所需的假期，都需要職場的支持，才能讓ta們得以順利出現在工作場合。

跨性別勞動者的鬥爭，往往還反映出這一群體在證件信息修改、住房、藥物管理和就業等方麵的困境是相互影響和疊加的。2024年11月，《泰國—中國跨性別者的應許之地》裏一名跨性別者記述：“在中國，跨性別者要在醫療係統中獲得認可，順利情況下通常需要經曆至少4年時間。”在25歲時接受性別肯定手術的跨性別女性小狗說：“為了讓醫療係統看見和承認自己，為了讓公安係統承認自己，為了讓教育係統承認自己，她把自己變成那個能夠證明自身身份的模樣，以自證的方式不斷向前邁進。”北京同誌中心的《2017年中國跨性別群體生存現狀調查報告》顯示，36%的中國跨性別受訪者在申請變更文憑和教育證書中的性別時遇到困難，12%被拒絕。2024年12月5日，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護理學院一名大學生在完成性別確認手術後，由於校方在校園公告欄公開其性別更新的個人實名信息，導致她遭受一係列性別暴力。這種引入公共審查的形式造成針對這名學生的虐待和霸淩。

同年11月，跨性別男性小邁分享了自己從大一便開始籌劃掩藏身份、做手術、改證並獲得家庭支持的艱辛之路。如他所說，許多人沒有這樣幸運，他複旦大學畢業的一位跨性別男性友人便由於學曆作廢而無法順利進入職場。中國跨性別就業歧視第一案的作為跨性別男性C先生也表示：“社群中有很多人因為性別表達被拒絕錄用，包括女同性戀中的T和跨性別者。”《跨性別人群生存困境調查》顯示跨性別人群所麵臨的失業風險約為社會普通人群的3倍。美國全國跨性別平權中心的研究指出，超過十分之一的人因性別認同被逐出家園。跨性別無家者遭受嚴重歧視，五分之一的跨性別者在尋找住宿時被拒絕，最終被迫流落街頭。

2022年，國際勞工組織發布《學習指南：女同性戀、男同性戀、 雙性戀、跨性別者、間性人和酷兒 （LGBTIQ+）融入勞動世界》 宣稱：“要實現國際勞工組織推進社會正義和促進體麵勞動的目標，就必須保護每個人的工作權利，終止包括基於性傾向和性別認同（SOGI）在內的一切歧視。” 但我們認為，需要進一步追問：對性別的審查和基於二元性別的框架如何構成了法律意義上的勞動關係？一名勞動者是如何被要求通過一個合格/合法的隸屬於二元性別身份/身體來進入到合法勞動市場？正如工勞小報所發布的《跨越性別，困於求職》所提到的，“跨性別者在求職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並不隻是邊緣群體的少數困境，我們更應該借助這個契機來反思：勞動、就業與性別身份是否存在必要的關係。”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未能收錄非二元性別、跨性別男性、間性人、女同性戀和從事家庭勞動、性勞動、護理勞動等未被劃定在正式勞動市場中的勞動者在本年度所遭遇的勞權受損信息，是源於ta們的隱形和不可見性。如被強製入院的31歲跨性別女性悅兒回憶：“許多女性因為鬧離婚、跟老公吵架、嫁不出去、找不到工作、生不了孩子而被家人送入院。”神經多樣性酷兒夥伴們也更容易被簡單歸類為行為異常者，並以有心境障礙、人格障礙、自殺風險等理由而被家人或暴力機關收管於醫院/性別矯正等暴力機構。我們不能遺忘ta們的存在。

八、高齡勞動者：延遲退休、社保困境與超齡壓力

截至2023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已達2.97億，老年撫養比突破20%。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中國高齡勞動者的權益問題日益凸顯。延遲退休、養老金缺口、醫保問題等政策和現實交織在一起，構成了這一群體的艱難處境。在“與國際接軌”、“促進社會保障體係可持續發展”等口號背後，高齡勞動者究竟能否承受改革的代價，亟需嚴肅探討。

今年是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靴子落地”的一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漸進式延遲退休的決定，表示相關政策將於2025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方案計劃在未來15年內將男職工退休年齡延至63歲，女職工延至55歲和58歲，並自2030年1月1日起，用10年時間，將職工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最低繳費年限，由目前的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每年提高6個月。盡管方案強調改革要遵循“自願選擇”和“彈性”原則，即達到養老金繳費年限的勞動者可以選擇提前或延後退休最多3年，但有評論質疑，對於那些經濟收入較低或不穩定的群體來說，他們並沒有真正自主選擇的權利。而一部分體製內公務員則可以借助“彈性”辦法實現最大限度的延遲退休。這實質上拉大了不同階層勞動者的老齡生活收入和福利待遇差距。

另外，許多高齡勞動者的實際身體健康狀況與勞動要求之間存在不小的落差。研究顯示，從50歲開始，中國人的健康工作年限平均僅為6.87年，農業勞動者的不健康工作年限甚至是企業員工的兩倍。延遲退休政策試圖通過緩解養老金支付壓力來應對我國人口加速老齡化的趨勢。但對許多體力勞動者而言，這意味著更長時間的勞作與病痛。

還有解讀認為，這一政策在擴大勞動參與率的同時，也加劇了代際間的競爭。年輕勞動者就業壓力倍增，而許多原本就低收入的高齡勞動者則可能由於技能老化、工作效率下降，更難以獲得公平的就業機會。如此一來，“延長工作年限”是否能真正提升勞動參與率，仍需持續觀察與評估。

近年來，中國的養老金支付困境也一直是引發廣泛關注與爭議的社會議題。這一困境主要源於曆史負擔和人口老齡化的雙重壓力。由於製度初期未為老職工轉軌注資導致巨額個人賬戶空賬，養老金支付高度依賴財政補貼。在遼寧阜新，煤礦工人在長達8年的停工中，因單位未為其繳納養老保險，退休後無法領取養老金。這些勞動者的無奈境遇，揭示了養老金製度改革中曆史遺留問題的複雜性。而隨著曆時多年的養老金雙軌製改革於2024年10月結束過渡期，一些老問題也並沒有得到徹底解決。例如改革要求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職工統一繳費模式，並增設職業年金保障，但體製內外的養老金替代率差距依然明顯：體製內繳費基準較高且職業年金覆蓋率達82%，而企業年金覆蓋率不足10%。當下，農村高齡勞動者則普遍依賴自養或子女贍養，養老保障缺失問題尤為嚴峻。製度未能有效覆蓋弱勢群體，導致代際矛盾和城鄉分化進一步擴大。

養老金製度的“現收現付”模式，還使得年輕一代感到自己需要承擔更大的贍養負擔，因而引發退保的風險。對於許多高齡勞動者來說，當下沉重的繳費壓力也並不能靠未來養老待遇的提高而得到緩解。以深圳市為例，2024年初養老保險繳費基數下限上調49%。對於收入微薄的勞動者，這樣的調整無異於雪上加霜。

城鄉居民醫保繳費標準持續上漲，也影響了弱勢勞動群體的參保意願，從而使得高齡勞動者的勞動權益更難得到保障。城鄉居民醫保繳費金額從2006年的每人每年10元攀升至2023年的380元。一些家庭收入微薄的高齡勞動者，不僅要為自己繳納醫保，還需為家人分擔。這種經濟負擔對農村地區的勞動者更為沉重。醫保標準不斷提高、報銷比例低、醫療支出壓力大，使得農村地區居民繳納醫保的意願持續下降。今年的醫保繳費征收過程中還出現了“催醫保”等諸多問題。11月，四川南充一所小學的班主任在家校交流群中要求家長為孩子購買醫保，否則“學校要求停課”。類似的強製性催繳措施在許多地區屢見不鮮。而基層政府為完成征繳任務，利用排名考核和問責機製，將醫保繳費轉化為行政性壓力，甚至犧牲了製度本應有的惠民初衷。

國家層麵則試圖通過新機製提升參保率。8月1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健全基本醫療保險參保長效機製的指導意見》，明確引入“兩個激勵機製”和“兩個等待期”。未連續參保的人員在被設置的等待期中將無法享受醫保待遇。而如果中斷參保，前期連續參保積累的年限自動清零，再參加居民醫保時，年限需要重新計算。這意味著斷繳醫保的民眾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然而，從2019年至2023年，城鄉居民醫保參保人數連續四年下降，總體減少了2055萬人。顯然，一項惠民政策無法惠及重點受惠群體，甚至導致參與者主觀選擇退出，那麽該政策已經和政策目標背道而馳。

在延遲退休的討論熱潮中，“超齡勞動者”的權益問題也再次浮上水麵。“超齡勞動者”是指超過國家規定的法定退休年齡繼續參與勞動並獲取勞動收入的人，並不單指城鎮退休職工，也包括超過法定勞動年齡仍在繼續打工的農民工等群體。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2年全國農民工中50歲以上人數占比達29.2%，這一比例還在逐年上升。我們確實要認識到，超齡勞動者權益長期處於模糊地帶，麵臨法律法規空白、勞動關係認定等難題。在長沙的一起勞動爭議中，遭遇性侵的65歲女保安方某因被公司定義為“臨時工”而失去應有的勞動保護。曾是閃送形象宣傳大使的62歲閃送員寶哥在交通事故後不久突然被平台以超齡為由封號，毫無協商餘地。類似的案例反映了當前社會對超齡勞動者的不公正對待。最高法院工作報告顯示，每年約有5萬件超齡勞動者的勞動爭議訴至法院。然而，希冀於依靠延遲退休來保障“超齡勞動者”的權益，無異於緣木求魚。高齡勞動者的困境並不能通過人為將退休年齡提高，以減少“超齡”勞動者絕對人數來化解。我們再次強調，大部分“超齡勞動者”困境的核心在於，她們缺乏足夠的社會保障，以至於不得不在高齡繼續從事有償市場勞動，其中不乏對身體有所損害的重體力勞動。

在延遲退休推行、養老金和醫保負擔日益加重的背景下，高齡勞動者正承受多重壓力。對此我們提出以下疑問：第一，政策的初衷是緩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負擔，但我們真的考慮到了底層處境的勞動者在延遲退休衝擊下所要背負的壓力嗎？第二，依賴延遲退休、提高繳費等手段來平衡資金缺口，卻忽視了貧富差距下對經濟成果的重新分配，是否反而會使社會保障體係加速進入惡性循環？第三，當政策更重視保障整體社會運行的穩定性時，社會和決策者是否真正傾聽到了高齡勞動者的聲音？他們自己的訴求到底是什麽？這些問題關乎每一位勞動者的尊嚴與未來，但卻被政策製定和執行者有意擱置了。

九、少數民族勞動者：吸納、排斥與隔閡

中國內部發展的不平衡現象正在族群邊界上進一步深化。隨著製造業的內遷，少數民族更多地被卷入到全球化產業鏈中間來。然而，作為新工人群體的一分子，他們不僅在產業格局中處於不利地位，更麵臨著文化隔閡與就業歧視。貧窮和族群差異在不平等區域發展體係下的交織，使少數民族勞動者長期陷於困境。

今年4月，彝族草根說唱青年諾米歌曲中的一句“謝帝，謝帝，我要diss你”火遍全網。來自涼山彝族的諾米，曾經曆過艱苦的農村生活和打工生涯，他對音樂的熱情與互聯網“抽象”文化結合，使他成為了一種文化現象。熱梗引發了網絡對創作者本人的關注，其真實生活經曆成為眾多彝族打工者的縮影，終於在主流輿論場掀起了一絲波瀾。“彝族”並非諾米的炒作標簽，而是與他的作品緊密相連的身份印記。諾米的作品《阿普的思念》揭示了他留守兒童時期的成長經曆：由爺爺撫養，父母外出打工，父親酗酒；曾隨父母去工地搬磚，因工受傷失去了一截小拇指。《枯木逢春》則展現了彝族的生態觀和宇宙論，表達了彝族青年對故鄉的離愁與在異鄉的漂泊感。

諾米的作品還反映了大涼山彝族群體的勞動力曆史。大涼山地區自然條件惡劣，彝族人民缺乏重要的現代教育投資和生產技能，因而與主流經濟發展模式越發隔閡。在此背景下，外出打工成為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改革開放以來，彝族群體逐步被吸納到珠三角等沿海工業區，成為廉價勞動力的重要來源。

但進入珠三角的勞動力市場後，彝族人由於自身在語言、習俗、組織方式與漢族工人群體存在差別，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議價能力較低，四處流動、居無定所和經濟收入不穩定成為他們的常態。為應對這些不確定性，彝族工人形成了“領工製”。在這一模式中，彝族工頭成為了關鍵的中介角色。這些工頭一般是長期在沿海地區務工的資深打工者，通常漢語較流利，既熟悉打工環境，也了解涼山彝區的文化和人際關係。他們將自己的親戚和老鄉介紹進工廠打工，工價以小時計。在這一過程中，彝族傳統的“家支”組織形式在珠三角地區得到複興。這些“家支”聚會超越了單一工頭小團體的局限，原本互不相識的同姓工頭們通過這種方式重新“認門”。珠三角的彝人在麵對來自新環境的潛在危險時，自覺調動了消失已久的傳統組織形式。家支成員的團結性極大地增強了他們遭遇糾紛時與工廠的博弈能力：2011年，“阿薩惹古”家支中一木姓工頭帶領下的一位工人在東莞長治鎮一家工廠死亡，這起事件足足動員了三百多名親屬和老鄉一起到工廠抗議。然而，這種集體行動雖然增強了群體的談判能力，但也讓工廠主對彝族產生了整體負麵印象。由於擔心彝族群體的集結性，許多用人單位在勞動力市場中對彝族人群形成了排斥，造成了更廣泛的社會隔閡。

像彝族這樣從家鄉“出走”到他鄉的少數民族群體，往往通過強化內部團結和擴大社會資本來應對新環境中的不確定性與挑戰。1月5日晚，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區安費諾電子裝配有限公司發生一起食品安全事故，一名回族女工在清真食堂用餐時發現麵條中有煙頭，引發了回族工人的廣泛關注與憤怒。據悉，該公司共有3000名員工，回族員工占了半數以上，且工廠內設有清真食堂。這次的食品安全事故，暴露出了清真食堂的管理混亂和監督缺失。回族工人在自我組織下紛紛走出車間，到食堂和大廳進行抗議。然而，集體行動並沒有徹底改變勞動力市場中對少數民族勞動者的排斥現象。2月28日，一名土家族女孩到位於江蘇常州的匯川新能源汽車技術有限公司找工作時被告知，公司不接受少數民族，甚至連廠區都不讓她進。

少數民族群體在勞動力市場中所遭遇的文化隔閡與身份排斥，不僅影響了他們的職業機會，還直接關聯到他們的工作安全。今年6月24日，韓國京畿道華城市Aricell工廠發生火災，火災迅速蔓延，導致大量工人被困，無法逃生，造成23人死亡，其中17人為來自中國的臨時工，多為朝鮮族人。調查顯示，工廠對他們缺乏足夠的安全培訓，因而工人沒有事故應對經驗。來自中國的朝鮮族勞工大多從事韓國社會的“3D”工作（dirty艱苦、difficult危險、dangerous髒汙）。在韓國勞動力短缺的背景下，他們已成為重要的勞動力來源。最近的一項研究還顯示，外勞死於工傷事故的可能性幾乎是韓國普通工人的三倍。此次火災引發了韓國本土對朝鮮族外勞群體艱難處境的關注。盡管這些朝鮮族工人熟悉當地語言和文化，但依然麵臨著嚴重的歧視和剝削。

十、殘障勞動者：係統性排斥與“機械飛升”

今年4月，中央電視台《財經調查》欄目記者通過多地采訪，向公眾揭露仍有勞務中介機構借助辦理“殘疾證掛靠”業務生財的現象。具體來說，勞務中介通過與企業和殘障人士簽訂協議，為雙方辦理勞動合同，達成“虛假用工”。企業借此達成國家關於殘疾人按比例就業的規定指標，從而免除因未雇傭殘疾人就業者而需要繳納的“殘保金”。與此同時，中介從殘障者的工資中抽取服務費，殘障者則未能實際工作，僅獲得名義工資中的極小部分（通常僅數百元）。實際上，在我們的檢視範圍內，類似現象已連續三年被主流媒體披露報道。我們在過去的年度盤點中也屢有提及，但類似的事件仍然無法得到有效遏止。這也折射出當前殘疾人按比例就業製度的困境：企業雇用殘疾人的積極性依然不高 , 同時殘保金征收數額卻逐年增加——這一趨勢在經濟發達的城市尤其顯著，使得按比例就業製度淪為按比例“掛靠”（即單位掛名雇傭殘疾人）和按比例“收錢”（即征收殘保金）的現實。

實際上，早在2024年2月，人社部和殘聯就已聯合印發通知，表示要“嚴厲打擊未經許可開展職業中介、勞務派遣，以及向殘疾人違規收費或克扣工資等違法違規行為”。然而，曆經30多年發展的按比例就業製度未能實現其初衷，問題的根源顯然不僅僅在於行政處罰力度不足。

已有的部分學術研究有助於揭示這一製度失效的深層原因。例如，國內公共部門的公務員招募就存在就業歧視的問題，因而沒有為私營部門起到良好的示範作用。作者廖娟的研究提到，以北京市為例，2022年公務員招錄中，殘疾人職位招錄人數僅占0.4%，而且許多地方機關事業單位的殘保金依舊由殘聯而非稅務部門征收，征收力度有限，導致一些用人單位少繳或不繳。另外，對於雇傭殘障者沒有達標的單位，政府僅僅側重於殘保金的征收，而缺乏利用殘保金來為企業提供支持性服務的政策，從而使得殘障人士的融合就業環境得不到有效改善。企業主和健全員工仍然普遍存在對殘障者的誤解和歧視，企業對如何招聘、培訓殘障員工，以及為其提供無障礙工作環境的認知和經驗嚴重不足。

西藏大學李丹丹的研究則揭示了目前少數民族邊遠地區殘障者的就業形勢與漢地的差異。“西藏現有持證殘疾人群體中，農業、非農業戶口的人群分別為 103976 人、8959 人，由此可見，西藏殘疾人大部分為農民，間接反映了西藏地區的殘疾人主要集中在農牧地區”。除此以外，由於農牧地區許多殘障者沒有漢語讀寫能力，且無障礙環境設施建設整體要更薄弱，因而這個群體主要是以“靈活就業”（52.05%）和“農村種養加”（32.74%）的方式實現就業的（2021年數據）。在這樣的背景下，2022年西藏持證殘疾人中按比例就業的僅占5.34%。對於少數民族和“邊遠窮”地區來說，是否能夠直接借鑒發達地區或國家的殘障者就業政策，仍然是一個待解的問題。

隨著《促進殘疾人就業三年行動方案》進入到收關之年，主流媒體開始頻繁報道殘疾人創業就業的典型案例。例如，殘運會田徑冠軍羅瑞在姐姐羅娟的幫助下，在雲南玉溪開了一家“無聲飯店”，前後共雇傭40多名聽障人士在飯店裏工作。從這類報道當中，我們再次看到殘障者並不是缺乏能力和潛力，而是由於麵臨著係統性的排斥和歧視，難以融入社會。然而，主流媒體仍然通過將殘障人士塑造為“自立自強”的典型，忽視了對殘障者在克服社會排斥過程中所麵臨的具體困難和經驗的關注，也未能有效對健全讀者進行殘障意識教育。

此類宣傳的另一個趨勢則是過度強調新技術對於殘障者的賦能，卻忽視了殘障者真正的需求。比如，某些報道將焦點放在技術平台和企業的社會責任上，而非關注殘障者麵臨的實際挑戰。這類報道整體看上去更像是在為企業品牌做宣傳。這確實是令人匪夷所思的。與此同時，我們還想強調技術賦能的報道取向本身可能存在的問題。澎湃新聞在7月發表的一篇關於腦機接口讓腦出血碼農“重返崗位”的報道，引起了大量的負麵評價。盡管主流社會存在著強烈的技術浪漫主義想象乃至迷信，但這一報道所展現的技術前景仍然令普通勞動者感到害怕：當勞動成為剝削和異化勞動者而不是人們實現自由的方式時，崇尚勞動也就僅僅成為了一種具有欺騙性的意識形態。

在腦出血碼農的報道中，我們還看到在缺乏勞動權益保障的環境下，由係統性不公造成的“失能”者似乎隻能以努力重拾工作技能的方式自救，卻缺乏相應的社會救濟。9月，十四年前在富士康工廠跳樓致殘的女工田玉再次出現在公眾視野，請求網友為她腦梗重病中的父親籌集足夠的治療費。這位來自湖北的農村女性至今生活拮據，家庭經濟狀況也十分困難。除了田玉本人因事故殘疾外，家裏還有一個先天性聾啞的弟弟。年事已高的父親依靠打工成為家中主要的收入來源。這一眾籌事件再次凸顯了中國針對農民工以及殘障人士等困難群體的社會保障缺失。

我們並不排斥通過技術手段來改善殘障人士的生活。例如12月的一項報道就指出，平台通過與大學團隊合作調研，在app上開發針對聽障騎手的無障礙設計，可以縮短“無聲騎手”與健全騎手之間的送單時間差距。但必須強調，如果外部環境——如消費者和商家的態度——不發生改變，如果平台算法仍舊僅以尋求最短路程為導向，並且不將騎手安全置於優先考慮的位置，那麽“無聲騎手”仍然難以走出遭遇更多投訴和麵臨更高交通事故風險的普遍困境。而另一方麵，像腦機接口這樣的新興技術引發了新一波對“血肉苦難、機械飛升”的想象。但這些技術如果在未經過充分臨床和倫理檢驗的情況下被過度炒作與推廣，也很可能導致不可預見的嚴重後果，並讓某些層麵的受益者付出意想不到的代價。與此同時，在國內的大部分地方，傳統的殘障者輔助方式如導盲犬，依然無法在公共場所出現。10月，在上海虹橋機場，導盲犬導師李苑甄、肖佳就由於試圖攜帶她們的導盲犬Dumbo進入而受到安檢人員的阻攔。李苑甄在接受北青深一度的采訪中表示，在指導視障人士和導盲犬共同訓練的十多年時間裏，她經常遇到這類“拒絕”。係統性排斥仍然在將困難群體從我們的視野中抹除。

十一、海外勞動者：生存環境惡劣，國內關注升溫

據商務部數據，2024年1-10月，我國企業共向境外派出各類勞務人員32.4萬人，比上年同期增加4.3萬人；截至2024年10月末，中國政府記錄在冊的中國在外各類勞務人員為57.6萬人，比上年同期增加0.5萬人。考慮到官方統計一般並不包括不具備有效工作簽證的“黑工”，而後者根據民間勞工機構在2022年末的調查研究占比不小，中國在外勞務人員的實際數量應遠超於此。

龐大的數字之下，是一個個鮮活的個體。受限於語言、身份與階層，許多身處“三不管”境地的海外勞工常年受到精神與肉體的威脅。在一眾短視頻自媒體的影響下，中國海外勞工問題在2024年再次引發關注，而欠薪、工傷工亡、強迫勞動、扣押護照、克扣工資等勞權問題仍然在持續發生。紛繁複雜的亂象背後，是中國勞工多年來在海外所麵臨的持續性困境。

欠薪抗議事件顯示了海外勞工的維權艱難。據媒體報道，1月29日，印尼雅萬高鐵因拖欠工程款問題，引發工人和供應商在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前抗議，懸掛布條表達不滿。一名員工透露，公司項目資金管理不善，導致薪資和款項遲遲未付。這不僅是個案，同樣的問題還在印尼青山工業園區發生。有社交媒體貼文指出，在5月25日至27日期間，中國二十冶集團廣清德1780項目被指拖欠工資，工人連日罷工。外派至非洲地區的工人也未能幸免。有社交媒體曝出視頻：3月22日，中建五局在幾內亞的鐵路項目拖欠工資，引發工人的抗議，抗議者拉起了“農民工要血汗錢”的橫幅。

工傷工亡事件則揭示了海外臨時工麵對的生命風險。正如第九部分所提及的，2024年6月24日，韓國Aricell電池廠發生重大火災，23名遇難者中有17人為中國籍臨時工，這一事件既顯示出著少數民族勞動者的困境，也暴露出臨時工的處境——缺乏安全培訓、在高危行業中承擔最多風險。

與當地人的衝突也成為一些中國海外務工人員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在巴基斯坦，今年發生了至少三起針對中國人的襲擊事件。3月26日，在開伯爾-普赫圖赫瓦省，一輛運送參與達蘇水電站中國工程師的汽車遭到自殺式炸彈襲擊，5名中國公民以及1名巴基斯坦司機死亡。10月6日，兩名在巴基斯坦核電項目工作的中國人在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真納國際機場附近的一次襲擊中遇害，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一個分離主義組織聲稱實施了襲擊。11月5日，卡拉奇一家工廠的一名保安開槍打傷兩名中國公民。中國工程師和工人接連遭遇襲擊，背後既有當地反對力量的威脅，也有巴基斯坦國內經濟不平等以及本地就業問題等引發的社會矛盾。圍繞礦業開采的衝突也在各地發生。7月3日，剛果（金）伊圖裏省的一個中資金礦遭遇當地武裝民兵襲擊，至少四名中國公民在襲擊事件中喪生。遭受傷害的往往還有當地民眾：9月上旬在喀麥隆，因礦區滑坡導致兒童死亡和汙染河流，一家中國礦企遭到起訴。中國企業的不負責行為實際上加劇了當地華人與本國民眾的緊張關係。這些衝突不僅導致對勞工的直接身體傷害，也反映出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中資企業並沒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

針對“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勞權問題，新近的研究報告揭示了更為係統的問題。根據民間勞工機構的研究報告，中國國有企業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項目中，工人的人身自由被頻繁限製。報告特別分析了公司的等級組織結構如何滋生了缺乏問責製的問題，並導致壓製工人聲音的現象。在塞爾維亞，中國勞工在礦業和製造業中麵臨克扣工資、身份證件被扣、行動受限、社會隔離、高額中介費和債務束縛等境。這深刻反映了跨國勞動者薄如蟬翼的生存環境。

除此以外，有必要反思參與到當地經濟與政治進程中的中資企業到底為當地人民呈現了一個什麽樣的“中國形象”。如果這些企業僅僅出於追逐利潤的目的而出海，參與當地政商腐敗，掠奪當地資源，損害當地普通勞動者的工作機會和生活利益，甚至輸出損害勞動者利益的企業管理經驗，那麽這樣的行為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口號無疑是相違背的。

以上研究報告發表在中國互聯網防火牆以外，尚未引起國內關注。但12月23日，隨著巴西海外務工人員的惡劣生存環境被曝光，海外中國工人的勞權問題在國內引發眾議。當日，巴西東北部的巴伊亞州勞動檢察官辦公室在記者會上表示，他們在比亞迪所在的工廠建築工地，發現有163名中國工人在“類似奴役式環境”下工作的情形，於是把他們“解救”了出來。巴西公共勞動部發布的報告顯示，這些中國勞工在巴西不僅被扣留了護照，且被雇主“保留了60%的工資”，還麵臨極其惡劣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宿舍擁擠不堪，衛生設施匱乏，飲用水和食品安全無法保障；工作時間過長，休息不足，醫療需求得不到滿足；簡單粗暴的管理方式導致多起工傷事故。他們的基本權益被嚴重忽視，身心健康處於極限受損的狀態。這條新聞在國內曝光後，引發眾多關注。25日，比亞迪集團品牌及公關處總經理李雲飛發文回應稱“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並轉發了金匠集團巴西分公司當事員工的聯合聲明，但大量網友並不買賬，質疑這份帶有手印的聲明是員工在受脅迫情況下完成的。27日，中國外交部對此事進行了回應。

除了新聞和報告，也有一些文學和影像作品記錄了海外務工人員的生活。紀錄片《在沉默中鍛造——印尼鎳廠中國工人未被揭露的故事》（Forged in Silence-The Untold Stories of Chinese Workers at Indonesia’s Nickel Plants）通過記錄青山印尼莫羅瓦利工業園區（IMIP）鎳冶煉廠的工人經曆，揭示了中國工人在印尼的艱難處境。此外，民間勞工機構發布的名為《遠離故土：十位中國工人的故事》的文章合集，講述了十位中國工人2020-2022年期間在海外務工的故事。他們在此期間被派往印尼、塞爾維亞、柬埔寨和土耳其等地，麵臨欺騙性招工、工資克扣、護照沒收、行動限製等問題。

與此同時，今年也有一些中國媒體聚焦於中國白領/中間階級，講述他們出國尋找工作機會的故事。在加拿大，年輕華人頻頻遭遇拖欠工資甚至無薪試工的現象；在日本，中年技術移民仍在適應文化隔閡和工作壓力；在非洲，工作與生活因環境艱苦和社會衝突變得更加複雜。盡管如此，一些有關中國公民以偷渡“走線”形式完成“移民”的報道也反映出，ta們對國內勞動權益和個人生存狀況不滿，因而才將希望寄托在國外“重生”上。一篇有關出海建築工人的報道則指出，工人出海的重要原因是國內建築行業的日益蕭條。

2024年的多個案例暴露出，在中國勞工權益普遍缺失的大環境下，文化語言隔閡、護照被扣、勞動法管轄混亂等海外務工的特有問題進一步惡化了海外勞動者的困境。隨著這些問題逐步曝光，改善海外勞工權益已刻不容緩。

十二、勞動者行動：法律維權大幅增長，網絡維權形式多樣

在降薪潮、欠薪潮、裁員潮此起彼伏的大環境下，勞動者各項維權行動有增無減，勞動仲裁數量大幅增長，集體維權事件頻頻發生，形式多樣的個體維權也廣泛受到關注。

年初，陝西神木、河南西平、廣東樂昌、天津薊州、河北武強、河北南宮等多地都曾經出現過集體討薪行動，抗議方式包括集體上訪、拉橫幅抗議、罷工等。5月，因承諾的薪資無法發放，江蘇無錫比亞迪工人聚集在廠區舉行罷工維權。7月，網友反映廣東省東莞市鳳崗鎮垃圾滿地，疑似因為降薪致環衛工人罷工。11月7日，四川南充嘉陵區出租車司機集體罷工，司機們集體停運並把出租車全部停靠在嘉陵區書房大道以抗議交給出租車公司的“份子錢”過高。11月21日，上海國利汽車真皮飾件有限公司發生工人維權堵路事件，以抗議公司拖欠的2690元基本工資。11月28日，湖北潛江，因園林清酒業有限公司拖欠農民工工資，工人們集體站在天台上討薪。

多年來圍繞“體檢標準”展開的集體維權事件在今年有改變。求職者因體檢不合格而被用人單位拒絕錄取已是持續多年的社會問題，用人單位以求職者罹患高血壓、橋本甲狀腺炎、糖尿病等慢性病為由拒絕錄取，但這些疾病既不屬於傳染病，藥物控製後也不影響正常工作生活，明顯有就業歧視之嫌。許多求職者曾經選擇向法院提出訴訟，但基本都被駁回。據搜狐報道，早在2022年，包括慢性病患者和他們父母在內的200多人，就曾聯名寫信給全國人大常委會，請求對公務員體檢標準進行備案審查，但隻收到了“不屬於違憲審查範圍”的回複。2024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周世虹提交了一份《關於放寬，依法保障慢性病患者勞動就業權利》的提案，引發了公眾更加廣泛的討論。5月，廣西修改了相關標準，使得滿足條件的地中海貧血基因攜帶者有望入職事業單位。

今年各行業勞動者經濟尤其困難，不乏失去收入的失業者難以果腹。在政府救濟缺位的情況下，來自民間的互助成為一股難得的暖流，多地餐館出現“對無收入者免單”的現象。許多個體小店通過設置暗號提供免費餐飲的舉動，在保護受助者自尊心的同時為特定勞動者提供優惠。店主們多經濟不寬裕，曾受他人善意而傳遞愛心，雖偶爾也會遭遇騙子，或被不理解的情況，但仍堅持下來。據店主反映，來吃免費餐者年輕人居多，還有少數落魄者，受助者多有羞恥感，找到工作便不再前來。這一現象體現了民間底層支持底層的力量。

除了集體行動外，我們也能看到一些勞動者用個人微小的力量發起行動。1月，上海鏈家的一名員工“亮哥”為抗議公司的“借薪製”，在多個社交媒體平台發布“最低工資行動”，提出三點要求，分別是“對所有實發工資不足上海市最低工資標準予以補發”、“變更借薪製”以及“進行工會改革”。1月2日，“亮哥”收到了來自鏈家補發的工資。8月，鏈家宣布取消“借薪製”，全員施行3000元保底底薪。盡管“亮哥”被公司辭退，但他以個人的犧牲換來了員工待遇的普遍改善。

杭州一名被稱作“帳篷哥”的博主楊建磊也在今年1月引起了媒體報道和公眾關注，這位“帳篷哥”為抗議公司裁員在公司電梯門口架起了帳篷，並在帳篷邊上貼上一張A4紙，上麵寫著“本人將在此處深刻反省在公司的即將滿五年青春。自尊，自重，切勿打擾本人思過！”。此舉僅僅3天便收獲了眾多網友的支持與打賞。熱度越來越高後，“帳篷哥”楊建磊開通了職場維權的粉絲群。他與其他同公司離職同事拿到的賠償也接近了n+1的數額。

4月27日，一名抖音博主宣布自己將競選人大代表，為勞動者爭取8小時工作製。視頻中他計劃首先參與2028年街道人大代表的選舉。8月，牧原集團旗下子公司33歲職工蔣鄧帥突發胸痛，後被發現死在宿舍床上。因蔣鄧帥未被認定工傷，其妻馮婉婉將河南省內鄉縣人社局、內鄉縣政府告上法庭。雙方爭議焦點為死亡時是否處於工作狀態，以及與辦公地點（客廳）僅一室之隔的宿舍是否屬於工作地點。在新證據的基礎上，內鄉縣人社局最終做出認定工傷的決定。

無論是集體或個人，在缺少法律保障和製度支撐的情況下，勞動者的行動都存在諸多困難。一名因慢性病而被單位拒錄的求職者受訪時的觀點頗具代表性：曾經想過上訪維權的她，因擔心影響後續就業並被以後的單位認為不好管理，最終選擇了放棄。10月16日搜狐新聞報道稱，部分勞動者為了維護自身權益而選擇勞動仲裁，不料卻成了他們的求職汙點。一些企業使用背景調查的方式評估有仲裁記錄的員工，“討要加班工資”或“討要遲發一兩個月的工資”被視為有風險。這種現象顯然成為了企業的威懾手段，阻礙了勞動者維護合法權益。

此外，相比勞動者集體行動，勞動者個人行動更難維持。不少勞動者如今會選擇在短視頻平台曝光公司的違法行為，這一方式的確有傳播速度快、影響力大、直達受眾的巨大優勢，但也必然會麵臨來自平台的審查。此前備受關注的“帳篷哥”最終宣布自己失業。有粉絲嚐試在平台給他買熱度，卻收到“審核不通過”的後台提示。宣布為爭取8小時勞動而競選人大代表的抖音博主也逐漸沒有了下文。上海鏈家的“亮哥”雖然收到了補發的工資，但他的微信公眾號和視頻號再也沒有更新有關“最低工資行動”的內容。盡管上海鏈家最終取消了不合理的薪資製度，但“亮哥”的其它訴求諸如工會改革並沒有得到實現。

無論是集體罷工抗議欠薪，還是個體通過社交媒體等途徑發聲維權，都表明今時今日的勞動者主體意識愈發強烈，正在積極捍衛自身權益。然而，這些維權行動所麵臨的上述困境也充分顯示，如果勞動者不能真正成為社會的主人翁，將自己的訴求和經驗體現在法律和製度上，參與社會的民主管理，那麽勞動者將隻能作為勞資關係中的權力下位者，行動必然受到限製。而多數行動也隻能是曇花一現，即使成功也難以持續。

十三、勞動文化：呼喚真實的聲音

年初的跨年檔，一部講述打工人現實生活的《年會不能停》以5.4億元票房、豆瓣8.2評分成為開年的黑馬之作，網友紛紛表示影片中的“996加班文化”“怎麽都對不齊的顆粒度”和“忙著互相甩鍋的領導”令人深感共鳴。隨後，“一旦上過班，你的氣質就變了”的詞條登上熱搜，“班味”一說隨即產生：專指打工族身上因上班產生的沉重疲憊感和壓抑麻木的精神狀態。

同樣體現了年輕人對工作之不滿的，還有春節複工期間引發熱烈討論的“上班惡心穿搭”。網友紛紛曬出自己上班時的衣著，其不講究搭配和美觀、隻追求舒適度的特點被調侃為“惡心穿搭”。在評論區，許多網友直言“好看的衣服根本不想穿去上班”“在公司沒有在乎的人”。冷漠的公司環境和繁重且無聊的機械性勞動，將人異化為純粹的生產工具，“打工人”自然不會真心投入其中，而是選擇以諷刺與消解的方式進行消極抵抗。

此外，在就業形勢愈發嚴峻的大背景下，許多人“想成為牛馬”而不得。無論是被裁員還是畢業即失業，“找不到工作”給普通人帶來的都是難以向家中啟齒的壓力。年初以來，許多媒體平台相繼報道了失去工作後“假裝上班”的一群人。為了瞞住家人，他們一如既往地早出晚歸，目的地卻是圖書館或咖啡廳。有的在看書放鬆，有的準備考公考編，有的四處投遞簡曆努力尋找工作。

5月“河南說唱之神”張方釗的說唱作品《工廠》MV在B站上線，僅三天便獲得了將近200萬的播放量。作者帶著對故鄉複雜的情感，描繪了河南農村、煤礦工廠等在主流流行音樂中罕見的元素。B站視頻裏高達8000多條的彈幕，被媒體比喻為一堵“小鎮青年的哭牆”。

7月，社會學者孫萍出版民族誌作品《過渡勞動》一書，其田野調查曆時七載，記錄下了騎手的勞動狀態，探討了算法技術和平台規則對於騎手的影響，並提出了“過渡勞動”這一概念。這可能是國內第一本關注和研究外賣騎手勞動狀態及其社會意義的學術著作。同樣以外賣騎手為題材，另一本聚焦外賣騎手勞動的社會學民族誌《數字疾馳》也在11月出版。作者陳龍在寫作博士論文期間成為外賣騎手的一員，以真實勞動過程來感受平台和算法對騎手造成的係統性困境。陳龍在書中指出，隨著科技的進步，資本對勞動的控製乃是日益強化而非削弱，平台係統及其背後“數字控製”對人的管理的取代，成為平台經濟勞動秩序得以形成的關鍵所在。

暑期檔，兩部與外賣騎手相關的電影登上院線，分別是徐崢自導自演的《逆行人生》，以及劉泰風導演的《又是充滿希望的一天》。因導演知名度與話題熱度，前者在上映前便引發了廣泛關注，但上映後收獲不少惡評。許多影評指出，《逆行人生》的人物設定與情節設置脫離現實，並未能夠做到真正從普通騎手的視角出發，且回避了許多結構性問題，有消費底層之嫌。相對而言，後者的熱度和票房都較為慘淡，但評論更顯積極。有評論認為，同樣是中產階級視角，《又是充滿希望的一天》在刻畫外賣騎手生活狀態，以及城市底層與中產階級之間的衝突時，並未流於俗套，而是用克製的情緒和冷靜的影像語言在劇情中實現了對話的可能，更容易引發觀眾對衝突背後深層次結構的思考。

盡管上海巨鹿路去年的盛況導致北京、上海市政部門在今年禁止一切萬聖節慶祝活動，但在其它城市，10月底仍然出現了規模較小的cos活動。與去年一樣，許多打工人以變裝party的方式，把對工作的怨念從線上演繹到線下。而除了cos成“嗎嘍”和“純牛馬”的自我調侃，還有人選擇直接本色出演，“根本不用cos，往那一站就是窮鬼”。“工作”，或者說“上班”，是為了生存迫不得已的吃苦，似乎已經成了大部分年輕人的共識，曾經那套將工作視為實現人生意義唯一途徑的話語，在殘酷的現實麵前已然徹底失效，民眾的不滿與日俱增。

如此積怨，在11月抖音網紅“羊毛月”對00後就業難的嘲諷中爆發。類似去年網紅主播李佳琦的“眉筆事件”，羊毛月在視頻中發表了諸如“找工作真的就這麽難嗎？”“00後不是宣稱要整頓職場嗎？進不去又該如何整頓呢？”等一係列言論，立刻引發眾怒，被指責“何不食肉糜”“明知道現在就業環境難，居然這樣嘲諷別人”。在事態不斷擴大、眾多粉絲取關後，羊毛月刪除了原視頻，並在11月23日道歉，稱自己的初衷是為了了解求職者困難並幫助大家，但表達方式不當，傷害了大家的感情，但評論區的網友仍紛紛表示“不誠懇、不原諒”。

此外，深圳大學傳播學院四位新聞學本科生的畢業作品《她立於瓦礫之中：深圳工地女性生活紀實》在今年也頗受關注。該作品以兩篇報道和一部微紀錄片的形式記錄了工地女工這一常常在工人敘事中受到忽視的群體。答辯時，該畢設小組的成員直言“我們希望用一次‘看見’讓更多的人了解這個沉默而龐大的群體，看見女性勞動者堅實的力量。”

相比之下，年末另一部以普通白領為主角的電影《勝券在握》則堪稱令人失望。故事包含互聯網公司裁員潮、打工人對抗資本的爽文敘事等種種爆款元素，能看出主創團隊企圖複刻年初《年會不能停》的成功，但浮誇的故事走向和缺乏打磨的細節並沒能讓觀眾買賬。

當勞工題材因其群眾基礎越來越受到文化作品的青睞，文藝創作者確有必要厘清，在看似焦慮與仇恨、虛無與瘋癲的時代情緒之下，究竟隱藏著怎樣的社會病症。觀眾需要更多承載勞動文化的作品，但歸根結底，人們最需要的是真實的聲音。

尾聲

今年是我們進行勞動權益事件盤點的第四年。

我們為年度盤點添加了一個尾聲，邀請報告的參與者（包括所有撰稿人和編輯）留下自己過去一年的個人心聲。整個年度盤點的撰寫和編輯工作是在一個月的時間內完成的。如果算上新聞事件搜集的時間，這份報告的完成前後曆時整整一年。每次看到這樣一份投入無數心血的報告最終躍上屏幕，我們都會由衷感慨。作為第一批讀者，相信所有參與者也會感到五味雜陳。有時，閱讀這樣一個沉重的報告，是很難心情愉悅的。更別提我們是這份報告的親身編撰者。而所有參與者在提前了解到它是一份誌願性工作的情況下，仍然願意積極投入到這份工作中來，並且非常出色和負責地完成任務，這本身就是一個小小的奇跡。我們都由衷感謝彼此的付出。也希望這個尾聲可以成為寫作者與讀者之間更為親切的溝通。以下是大家的發言：

每年一輯的勞動新聞盤點是我最期待的年度總結。今年因為換了生活地點，對勞動問題的感受有了新的層麵，最明顯的是移工問題。街頭政治經濟學讀書會還有研究生工會和校工一起討論勞動者權益活動的海報讓我對新年有了更多期待。

——南瓜企鵝

今年從學校畢業，踏入了職場，並嚐試在自己的工作場所作一些組織嚐試。實打實麵對到了在白領勞動者中開展組織工作的阻力。我們這一代青年的成長經驗讓我們不知道團結為何物。似乎競爭內卷、提防他人才是永恒。想讓自己更輕鬆，最容易的辦法是讓同事更累。怎麽把左翼理論和大家對柴米油鹽問題的關心結合起來，促成團結和共同行動，從而對抗老板，對抗整個社會的原子化，是這個時代所有尋找勞工出路的人必須麵對的難題。繼續努力吧。

——阿豪

上班第五年，正式廢工了，這一年過得亂七八糟，年底跟流浪大師朋友一起紮了半個多月帳篷，也學會了堂而皇之吃別桌的剩飯，世界在燃燒，我先爛為敬，邊爛邊想要是所有受傷的勞動者都能自由自在地玩該多好，要是世界是個大公園該多好。

——咳貓

第一次寫年度總結的時候本科都還沒畢業，轉眼明年自己都要碩士畢業了，這幾年看著這些信息有一種時間一直停滯一直在卡bug的感覺，無論如何也搞不懂怎麽會有這麽爛的世界。

——詩凜

2024年的勞動權益盤點，對於我來說，既是反思過去一年零工生活的窗口，也是展望未來社會的鏡像。這一年，我在多個工作場景間來回穿梭，看到人與人之間的聯係極為薄弱，競爭、內卷和提防他人，各自為戰。孤獨、脆弱的個體被“生存之痛”緊緊纏繞，許多人對環境感到無力，甚至對勞動的意義產生迷茫。絕望彌漫，人們該如何找到互相支持的力量，走出各自的孤立呢？

——洛洛

世界很大，它時而像叢林時而像社會。在不停穿梭中，漸漸明白了何為區隔，何為階級：有人拒絕去人多的集市與小餐館，答曰需要安靜的環境，而我偶然在那裏聽到了臉上剛縫了十幾針的外賣騎手對他的同伴講他童年的故事，一個玻璃紮進腳底而不覺得疼的故事；一次難以為繼的交往，問對方為何輕言放棄，答曰自己是膽小怕事的小市民……與此同時，明白了誌同道合的朋友的珍貴：某次讀書會上深深觸動於關注勞工問題和左翼理論的朋友們踏入工作後長久的堅持與激情……而我的願望是，願朋友們繼續一起製造尖銳的摩擦聲。

——cc

環境越來越凋敝，投身於實踐似乎更能緩解不安和無力感。做一線的這幾年有意無意地離新聞更遠了，但也會惶恐對世界不夠了解了，這也是連續兩年參加盤點的緣由吧。

——leah

越是接觸和認識這個世界，越是難以對抗精神上的反噬與沉淪。參與本次盤點成為錨點之一——拉扯提醒我保留今日的初心，永遠不要置身事外，永遠不要喪失同理心，勇敢的直視現實並付出行動。

——六月

參與了四年的報告寫作，也經曆了高密度的四年。在領會到“最好的時機”和“萬全之策”根本不存在，今年我正式開始了 HRT 流程。感謝那些在我生命中，讓我見證照護勞動和修複意義的人們，使我在許多願望尚未實現的此刻產生動力去與自己的身體建立更良好的關係。接下來的日子，也希望所有酷兒勞動者夥伴們能不再隻是幸存者。

——萊德瑞

今年對於我自己來說也是很困難的一年。病痛和抑鬱情緒一直與我纏鬥，外麵的籠子也收得更緊了。我很慶幸自己渡過了一個又一個難關，重新浮出水麵。但有時候還是會感到荒謬，為什麽我的國家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惡人橫行，好人難覓。但至少在這份報告寫作過程當中，我感受到了一群善良的人可以彼此合作，推動一點什麽。盡管目前我們隻是一小群。

——阿夯達措

這一年自己終於開始用選擇和行動來麵對現實世界了，但還是免不了常常逃回自己舒適的生活範圍裏。第一次參與勞權的年度盤點，自己沒有工作經曆，很慚愧在理解和感知一些主題和事件的時候自己是無能的，非常感謝這裏所有的友人，讓我看到大家對“世界可以是什麽樣子”的回應，給我很大的啟發。

—— Ethel

新的一年，希望勞動者之間能多一些對彼此的幫助和鼓勵。哪怕是看似微不足道的連接，也是改變的開始。

——童子

這是我今年能做的，僅有的事情了。

工作是一種結構性暴力，這是一片廢墟，你我皆立於瓦礫之間。

但我也明白，一切的改變，必須從記住開始。

——俄耳甫斯

想給所有上麵大家一個真心的擁抱！看見成長不同階段、性情背景迥異的每一個人所努力多走出來的一步，都會動容。在這個萬馬齊喑的時代，或許隻剩彼此的守望，讓一切值得。

——ab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