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沒料到 美國青年能“跨宗教約會 但不可跨黨派聯姻”

近日，26歲的常春藤大學畢業生，因射殺美國最大保險公司的CEO，受到美國人在社交媒體上的狂熱追捧。就在今年7月，特朗普在競選集會上遭到一名20歲男性槍擊。更有相關統計顯示，針對美國公職人員的暴力活動：2020年的密歇根州州長遭綁架案；2022年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遭謀殺(未遂)案、美國前眾議院議長的丈夫遭錘子襲擊案，凶手均為Z世代與千禧一代。有分析指出，美國社會的政治暴力日益嚴重且趨於年輕化，青年的政治卷入度甚至發展到，“年輕人可以跨宗教約會，也可以跨種族交友，但絕不可跨黨派聯姻”。那麽，美國青年群體的政治參與為何走向如此極端的境地？

本文指出，美國青年的政治宗派主義日益濃重，然而，他們並非出於政治理念的認同而團結一致，也並非出於政策的分歧而彼此對立，相反，他們因敵視反對派而抱團取暖。“出於極度厭惡與反感而堅決反對”，成為驅動當代美國年輕人參與政治的重要心理動因。政治宗派主義的核心要旨是：另類化，將反對派視為與自己有本質區別的異類；厭惡感，對反對派不喜歡不信任；道德化，將反對派視為不義者。

政治宗派主義如此強大，甚至分裂了宗教本身。曾經，美國人依據信仰選擇政治歸屬，現在，他們依據政治考慮信仰歸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千禧一代的美國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J. D.萬斯，2019年他從一名無神論者變身為一名天主教徒。當下，美國青年信奉社會正義作為新宗教，但其更接近一種直覺正義，或許可化約為“分配正義+程序正義=直覺正義”的公式。例如，美國年輕人對資本主義的吊詭姿態：當美國年輕人反對資本主義的時候，絕不意味著他們擁抱社會主義，那隻是他們的一種信仰“痙攣症”罷了——“你的不愉快，首先應歸咎於現代資本主義”。

本文指出，青年政治宗派主義的崛起有宏觀和微觀背景，但最重要的原因或許要歸咎於美國進步主義的行動教育，學生受之影響，認為要“打破一切不平等的邊界”“尊重一切平等權利”，應通過直接的政治行動來獲得公民知識。在今天的美國，傳統政治光譜與政治極化的概念或許已無法充分解釋年輕世代的政治傾向。在這群將“社會正義”奉為唯一正義信條的青年人身上，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跨議題、跨群體、非連續性的“思潮縫合怪”。他們試圖將“社會正義”作為對抗社會“法西斯”和民粹主義的力量，最終卻落了個自由“取消”，不平等加劇的結果，激發起更多社會怨恨。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12月刊，原題為《當政治成為美國青年的“精神鴉片”》，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當政治成為美國青年的“精神鴉片”

一群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揮舞長槍，在人群中高喊：“懺悔吧……下地獄……XX必遭詛咒……XX必勝！”這是在伊朗或阿富汗？不，這是2016年總統大選前夕在美國威斯康星州的某次政治集會上。4年後，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Z世代”（95後）投票率飆升至53%，成為美國有史以來總統大選投票率最高、政治參與最活躍的青年人群。值得注意的是，65%的“Z世代”投票者選擇了民主黨，不是因為認同拜登，而是因為厭惡特朗普。2022年中期選舉，“Z世代浪潮”洶湧而至，再度遏止了“紅色浪潮”的出現。“出於極度厭惡與反感而堅決反對”，成為驅動當代美國年輕人參與政治的重要心理動因。

一個世俗化的國家，年輕人的宗派主義色彩何以如此濃重？美國的有組織宗教在新世紀之後迅速衰落，信徒比例已從1999年的70%下降到2020年的不足50%，千禧一代（80後）和Z世代信徒比例僅占世代人口的三成。因此，這種宗派主義並不來自宗教本身，而是來自政治。政治取代了過去宗教在美國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與意義。黨派政治被祭上神壇，“講政治”成為一切是非曲直的判斷標準。年輕人可以跨宗教約會，也可以跨種族交友，但絕不可跨黨派聯姻。政治衝突的發生也與政策分歧越來越不相幹。年輕人甚至會調整政策偏好，來配合自己的黨派身份。如果說，宗教是精神鴉片，那麽政治就是美國年輕一代的安非他命。對反對派的厭惡與仇恨所激發出的力量已經遠遠超過對本派的熱愛與認同。

▍什麽是政治宗派主義

“美國國家選舉研究”（ANES）的“情感溫度表”數據顯示，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美國人對本派的情感相對穩定，約在70~75度之間（0度最冷，100 度最溫暖），對反對派的情感則從之前的48度降為目前的20度。這一急速的“情感降級”也體現在美國年輕人的政治生活中：為打擊敵手，以高調姿態投身選舉，組建各類黨派性社會組織，因政治導致的網絡暴力與校園暴力事件頻發，仇恨犯罪與暗殺活動不斷。觀察者發現，美國年輕人並非出於政治理念的認同而團結一致，也並非出於政策的分歧而彼此對立，相反，他們因敵視反對派而抱團取暖。這種新表現被稱為“政治宗派主義”（Political Sectarianism）。

政治宗派主義不同於“政治極化”，它將美國深刻的政治分歧視為心理上的厭惡與敵對，而非意識形態上的對立；政治宗派主義不同於“情感極化”，它將對方視為非我族類與道德上的“惡人”，而不僅僅是情感上的不喜歡或不信任；政治宗派主義也不同於“部落主義”，它堅持信仰和道德上的正確性與優越性，而非親屬關係及家庭紐帶。政治宗派主義的核心要旨是：一、另類化，將反對派視為與自己有本質區別的異類；二、厭惡感，對反對派不喜歡不信任；三、道德化，將反對派視為不義者。對立派別雙方達成的唯一共識，即政治上的損失/失敗或將威脅個人生存，因此，無論付出何種代價，都必須避免這一情況發生。

很多人可能會認為，因政治宗派主義而分立的美國青年大多處於政治光譜的兩端。事實或許要複雜得多。皮尤研究中心的觀察發現，分立的青年世代更多處於政治光譜的中間。在政治光譜自左而右的分布中，民主派青年主要集中於左偏中的“局外者左派”與極左的“進步左翼”；保守派青年則集中於右偏中的“曖昧右翼”；中間派中青年群體亦占半壁江山。研究者認為，貌似最不兩極化的中間派/局外者左派/曖昧右翼青年或許並不是最溫和的群體，相反，他們恰恰是對兩派立場最不滿意、最不認同，也是最不支持民主政體的群體。政治宗派主義中的政治身份可以與黨派身份相符，也可以是無黨派。

（一）政治宗派主義的表現

政治宗派主義按照政治身份重新劃分了整個生活世界。無論是在政治生活、日常生活，甚至是宗教生活中，政治宗派主義都收獲了大量“信眾”。

例如在政治生活中，青年群體以反對對手為由參與各級各類選舉活動，2010年以來青年政治組織更是在全美遍地開花。被視為左翼版“茶黨”的“正義民主派”組織起了一個龐大的進步青年網絡，涵蓋“進步數據”投票組織、“新共識”智庫、“日出運動”氣候行動組織、“我們共同的夢想”移民權益組織、“動力”進步團體孵化組織等。“正義民主派”還培育出了最受美國青年網民歡迎的千禧一代女議員亞曆山德裏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OC）與Z世代議員麥克斯韋·弗羅斯特（Maxwell Frost），並積極推動左翼民粹主義立法。而在保守派一邊，除以激進著稱的“驕傲男孩”“布加洛男孩”“愛國者陣線”“愛國者祈禱”之外，更有“美國轉折點”等受傳統保守勢力支持的青年組織致力於新人的發展與培育工作。這些青年組織正是“為對抗一個共同的敵人而聯合起來”的最為生動的現實形態，基於政治身份的“敵我劃分”觀念成為美國青年交往行為的“新常態”。

如果說上述政治宗派化尚且遵循了民主程序，那麽針對公職人員的暴力活動則是赤裸裸的反民主表現。2020年的密歇根州州長格雷琴·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遭綁架案件；2022年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遭謀殺（未遂）案件、美國前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的丈夫遭錘子襲擊案件，凶手均為Z世代與千禧一代。此外，還有千禧一代激進右翼政治家所羅門·佩納（Solomon Pena）在眾議院競選中敗落後，直接雇用槍手刺殺當選民主黨官員的案件。202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在政治集會中遭到一名20歲男性槍擊，更是轟動全球，被視為美國民主的反諷。可悲的是，政治宗派化的當局者，為防止對方獲得控製權，往往對本派的反民主行為視而不見。2020年大選前，有三分之一的人認為，為了推進本派的政治目標，使用暴力是合理的。美國人越來越堅信，“邪惡的”反對派是“國家威脅”，為了阻止對方獲勝，某些公然的暴力以及對政治對手的傷害是合理的。

在日常生活中，政治宗派化也沒有任何緩和的跡象。2020年，一名Z世代建築工人因政治觀點不和刺死了支持特朗普的老板；2023年，一名Z世代的特朗普支持者因懷疑鄰居加入民主黨而將其射殺。相對於暴力活動，生活情感中政治宗派化的影響或許更為深遠。在過去，相同的宗教信仰是促成戀愛結婚的關鍵性因素，在今天，相同的政治身份才是婚姻成功的前提。黨派混合型家庭不僅充斥著矛盾，還對個人投票率產生明顯抑製作用。年輕人的友誼關係也受到嚴重侵蝕。美國企業研究所（AEI）數據顯示，因政治觀點衝突而中止友誼關係的極端自由派青年占到45%，為保守派的兩倍之多。

不僅如此，政治宗派化還上升為某種具有高度儀式感的生活方式，與年輕人的休閑活動、消費、審美趣味和個人道德緊密捆綁在一起。年輕人不再滿足於“拿鐵自由主義”與“獵鳥保守主義”，他們有屬於自己的語言、遊戲、音樂和世界。以極右翼青年群體為例，雖然意識形態水火不容，但他們可通過內部文化（包括陰謀論），以向壁虛造的方式發明出驚人的凝聚力。他們構建起一個鬆散的多媒體網絡，有自己的大學——“普拉格大學”（Prager University），以規避實體大學的左傾思潮；有自己的遊戲——“黑命飛濺”（Black Lives Splatter） ，鼓勵玩家駕駛車輛衝入虛擬的“黑命貴”遊行示威者人群；有自己的語言——自稱為Kek（以一種宗教戲仿的方式表示對佩佩蛙的崇拜），而稱對手為SJW （字麵含義為“社會正義戰士”，實為諷刺）；有自己的理論——“匿名者Q”（QAnon），相信世界被邪教所統治，民主黨就是一群崇拜撒旦的戀童癖者。即便內容與邏輯並不連貫，但其背後所蘊藏的巨大破壞性力量依然吸引著年輕追隨者。這些並非右翼所獨有。美國自由派的“覺醒運動”（Woke）同樣充斥著強烈的宗派色彩。哥倫比亞大學語言學家約翰·麥克沃特（John McWhorter）稱該運動“本質上就是一種宗教”：由學術界“神職人員”如千禧一代的伊布拉姆·肯迪（Ibram Kendi），以及政界“神職人員”共同組成的“牧師階層”帶領著一大批“上帝選民”，致力於根除生活中的各類不公不義。在這一過程中，自由派不惜犧牲言論的自由與批判性對待種族理論的自由。自由派以更加激進的姿態，變得和他們的對手一樣心靈脆弱、錙銖必較。

（二）政治宗派主義的特征

我們可以嚐試著從三個方麵來理解政治宗派主義的特征。

特征一，政治作為身份認同的核心。在傳統的宗派主義中，政治身份是次要的，但在今天的美國政治宗派主義中，政治身份恰恰是最首要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學家莉莉安娜·梅森（Lilliana Mason）認為，意識形態、宗教、種族身份等被整合並重構為某種“巨型身份”，這一身份幾乎為“民主黨”和“共和黨”兩個名詞所完全壟斷。她將這種現象稱為“基於政治身份的兩極分化”。這種政治性的分裂使得孤立的交戰雙方對於不斷變化的處境或真正的國家問題反應遲鈍。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政治宗派主義甚至分裂了宗教本身。對於今天的福音派教徒而言，敵人不再是世俗的美國，而是他們的基督徒同胞。他們宗教信仰一致，但信念不同。曾經，他們在信仰的背景下選擇政治歸屬，現在，他們在政治的背景下考慮信仰歸屬。這就解釋了為什麽在信教比例嚴重下滑的情況下，白人福音派教徒的數量仍逆勢增長——因為越來越多的特朗普支持者開始自認為是福音派教徒，無論他們是否去過教堂。在特朗普執政期間，因政治身份而改變自己宗教、階級甚至性取向的情況不在少數。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千禧一代的美國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J. D.萬斯，2019年他從一名無神論者變身為一名天主教徒。哪怕曾經不共戴天，但因為政治身份原因，同樣可以榮辱與共。例如，自由派內部伯尼·桑德斯的飯圈“伯尼兄弟”（Bernie Bros）與哈裏斯的飯圈“KHIVE”，前者多為“厭女的種族主義者”，後者多為“女權的反種族主義者”，雙方曾在2020年民主黨初選中水火不容。但如今他們攜起手來，共同支持哈裏斯——“特朗普當選總統？這完全違反了直覺！我們想贏！”

特征二，敵對的道德化。社會心理學認為，存在兩種敵對的方式。一是基於認知的敵對，二是基於情緒的敵對。前者持續的時間更久長，烈度較低；後者持續的時間較短，烈度更高。當前美國政治宗派主義更接近於某種認知僵化之後的情緒敵對。它不涉及具體的政治理念或政策目標，也不涉及黨派忠誠。研究者發現，當自由派與保守派觀看了同一個政治示威的短視頻後，他們竟站在同一立場上譴責抗議者過於暴力。原因在於：自由派將視頻理解為某次保守派反墮胎大遊行，而保守派將視頻理解為某次自由派性少數群體大遊行。政治宗派雙方均高估了對手和自己的差異，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兩派的相似之處。事實上，恥辱感與認知傲慢構成了其敵對情緒的一體兩麵。自由派青年的恥辱感源於傳統價值觀顛覆與新價值觀重塑過程中的落差，他們往往表現出一種基於智識之上的認知傲慢來應對自己的軟弱，以批判式政治參與的方式來贏得社會承認；而保守派青年的恥辱感則源於被社會發展“甩出去”的無能為力，他們往往表現出一種基於反智情緒的認知傲慢，強調以政治效忠的方式重振旗鼓。

如果僅停留在情緒與認知敵對階段，並不一定會激發行動主義或引發暴力。政治宗派主義之所以發生，是因為這種敵對被道德化了。道德化包括兩個方麵，一是將對手非人化。2021年，超過50%的民主派和65%的保守派認為對方是“徹頭徹尾的惡魔”。約20% 的保守派和16% 的民主派認為反對派“不是人”，其行為“就像動物一樣”。二是願意承擔風險和損失，為自身行為“道德賦能”。敵我雙方被化約為不義者與正義者、叛國者與愛國者，2024年大選被化約為 “檢察官和重罪犯”之間的較量。在將敵對“道德化”的過程中，人自身則完成了“去道德化”的過程——將對手屏蔽在共情圈之外，毫無負擔地以某種不道德的方式傷害對方，認為傷害對手合情合理，支持以公開暴力的方式傷害對方，認為對手死有餘辜。

特征三，社會正義作為新宗教。美國青年積極投身社會正義運動。在他們的理解中，社會正義更接近一種直覺正義，約略可以用“分配正義+程序正義=直覺正義”的公式來表達。任意一場有關社會正義的新運動，都喚起了年輕人清晰的直覺——他們確信有人未得到他所應得的（分配不正義），或者有人成為不公正過程的受害者（程序不正義）。社會正義成為青年世代的“最大公約數”。這種正義觀的一致性不僅出現在千禧一代和Z世代之間，也出現在政治宗派分立的青年群體中。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統計，保守派青年世代在氣候變化、支持大政府、黑人遭歧視等問題上的立場與老一輩保守派截然不同，更接近於自由派的立場。例如，“青年福音派氣候行動組織”（Young Evangelicals for Climate Action）致力於動員全美青年福音派采取行動應對氣候危機；J. D.萬斯自我標榜為“後自由主義右派”，希望政府能發揮更大作用，協助建立一個以社會保守基督教價值觀為基礎的社會，這與老一輩保守派強調小政府的立場形成鮮明對比。

社會正義似乎成為政治宗派雙方共同信奉的“新宗教”。這一新宗教不僅借用宗教的概念和形式，還繼續挖掘和生發新的詞匯和意象。除了前述自由派覺醒運動中充斥的各類宗教原教旨主義因素外，社會正義還要求青年人擺脫一切具有壓迫性的東西。首先是語言的壓迫。為消除日常用語對部分群體的“暴力壓迫及傷害”，布蘭迪斯大學發布“壓迫性語言清單”；馬薩諸塞州以法律形式取消“母親”“父親”的表述，代之以“分娩者”“另一位家長”。無論是保守派青年所說的“人們太容易被別人的話冒犯”，還是自由派青年所說的“人們的言論冒犯了他人”，“言語的冒犯”均為“七宗罪”之首。其次是資本主義的壓迫。在阿甘本看來，現代人以宗教方式投身到了資本主義信仰當中，由“大祭司”銀行負責管理唯一的聖禮——信貸。因此，當美國年輕人反對資本主義的時候，絕不意味著他們擁抱社會主義，那隻是他們的一種信仰“痙攣症”罷了——“你的不愉快，首先應歸咎於現代資本主義。這就是當代互聯網的流行模板”。麵對美國新自由主義秩序的土崩瓦解，年輕一代的政治宗派主義者正抓緊社會正義的新十字架，努力確保舊秩序不被對方的進步民粹主義或者右翼法西斯主義所取代。

▍政治宗派主義崛起的原因

宏觀而言，青年政治宗派主義的崛起，受到下述因素的影響：全球產業結構深度轉型導致的貧富差距擴大、意識形態兩極分化導致的民主政府功能失調、代際大更替引發的政治力量洗牌等。微觀而言，當前政治精英越來越喜歡用帶有道德色彩的個人化語言攻擊對手，公眾所理解的黨派意識形態分歧往往比實際差異嚴重得多，在某些情況下，很容易成為青年一代政治宗派主義的導火索。比如，以節製著稱的拜登也開始使用宗教化的道德語言捍衛美國政治製度。在費城獨立大廳發表的演講中，拜登罕見地連續三次使用宗教語詞——“神聖土地”、“神聖火焰”和“神聖命題”——以激起民眾的愛國情感及對反對派的憤怒之情。伴隨著國內政治威脅與政治暴力成長起來的美國青年世代，對這類“你死我活”的背景噪音已全無反感與抗拒之意，反而因時而進、因勢謀動。這類政治話語經由社交媒體的放大，政治宗派的暴力色彩將愈發濃重。

但最重要的原因或許是進步主義的行動教育。進步主義根植於美國的自由主義原則，在建國初聯邦派思想中已顯露端倪。在進步主義看來，“邊界”是一切不平等的原因。當自由主義以經濟全球化方式向外發力，消除國家的“邊界”時，進步主義也試圖借助科學技術與社會運動方式向內發力，消除自然的“邊界”。進步主義優先關注國內各種形式的不平等，尤其是建立在膚色和性別基礎上的不平等，強調勞動者權益與社會正義，擁護社會改革與大政府，致力於改善不利者的落後地位。其最新規劃之一，就是以醫學手段打破男女的自然邊界，使之符合自己的身份認同，進一步擴展自由的邊界。同時，借助社會正義運動的方式將這種進步主義擴張合理化、合法化。雖然社會各界對其評價不一——羅伯特·帕特南將進步主義視為一種基於社群主義的“道德覺醒”；帕特裏克·德寧（Patrick Deneen）則呼籲“秩序黨”從“進步黨”手中奪取政治和文化控製權——但他們都相信，進步主義是當代青年社會正義運動背後的重要推手。

進步主義將“尊重一切平等權利”發展成為青年世代唯一的正義信條，通過支持K-12教育體係中的“批判種族理論”（CRT）與“行動公民運動”（Action Civics），進步主義與美國青年世代建立起了緊密關係。“批判種族理論”的基本假設是“種族主義深植於社會和製度之中”，受該理論影響的學生很容易認可“白人都是壓迫者，黑人都是受壓迫者，對此我們不應該寬容”這樣的看法：學生們會很喜歡音樂劇《漢密爾頓》中波多黎各人扮演的漢密爾頓和黑人扮演的傑斐遜；非裔小美人魚與拉丁裔白雪公主也是“很棒的嚐試”；學生們為自己的開國總統不是黑人而感到恥辱，推倒奴隸主華盛頓的雕像成了合理的訴求。觀察者認為，這一進步環境中充斥著自我審查、對公開羞辱的恐懼，以及對異見的不容忍，“帶有17世紀異端迫害的味道”。孩子們過早陷入某種“由反思得來的痛苦”中，為氣候變化與生物滅絕而痛苦，為自己是白人而痛苦，因自己能力有限而痛苦。這種痛苦與恥辱的感受恰恰是令社會正義運動淪為“道德激情競技場”最根本的心理驅動力。

尤其當“行動公民運動”成為美國學生公民教育課的“平替”之後，青年一代參與社會正義運動的熱情更加高漲，激進化勢頭愈演愈烈。“行動公民運動”主張，學生應通過直接的政治行動來獲得公民知識，例如：讓小學生通過抗議來支持槍支管製、讓中學生通過遊說立法來應對氣候變化。學生行動無可非議，但他們在行動中一味追求“結果平等”，將任何偏離群體基準的結果視為體製性偏見的證據，甚至把同道中人也當作敵人來反對。這樣的行動不但很難讓世界變得更美好，反而可能讓世界變得更糟糕。研究者將該運動評估為“很行動，但並不公民”，很是貼切。行動主義教育也讓美國K-12 教育體係過早陷入了政治化的泥潭：2020年特朗普政府發布“批判種族理論”禁令，2021年拜登就任總統第一天即推翻該項禁令；2021年以來，18個州對學校教授種族與性別內容進行相關法律限製，得克薩斯州甚至以法律形式禁止學生與民選官員互動。“為國培養什麽樣的人”“為什麽樣的國培養什麽樣的人”，教育領域的國家發展之爭給青年世代政治宗派化埋下隱患。

在今天的美國，傳統政治光譜與政治極化的概念或許已無法充分解釋年輕世代的政治傾向。在這群將“社會正義”奉為唯一正義信條的青年人身上，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跨議題、跨群體、非連續性的“思潮縫合怪”。他們試圖挖掘一切隱蔽的公正訴求，擁抱“分配正義”“程序正義”，最終卻陷在“結果平等”的泥淖中無法自拔。他們試圖將“社會正義”作為對抗社會“法西斯”和民粹主義的力量，最終卻落了個自由“取消”，不平等加劇的結果，激發起更多社會怨恨。年輕人不因相同的意識形態或政策偏好而團結一致，卻因同仇敵愾而彼此抱團取暖。當青年政治宗派的一方將另一方視為對自己價值觀與生存的威脅，他們將不惜一切代價戰鬥到底；哪怕破壞民主程序，也一定要阻撓反對派獲得權力；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名，規避法治、縮減公民自由或權利皆為正當。可以想見，作為美國人口規模最大的兩個世代，千禧一代與Z世代或將以更加激進的方式參與政治，並在不久的將來，帶領美國奔赴一個未知的後自由主義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