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要過得足夠苦，一切都可以是自願的

最近發生了一件事，南美某國有關部門發布公告稱，從正在建設的某汽車品牌工廠“營救”了163名疑似被虐待的工人，並對相關建築公司下達了中止施工的命令。該國相關方麵稱，這些工人的實際工作時長超過了當地法律允許時間，有時每周連續工作七天，同時被關押在“有辱人格”的環境中。

為什麽我要說得這麽委婉，“某國”“某品牌”，因為我眼睜睜看著一篇談論這件事的文章在眼前消失了，但這裏邊又有很值得討論的事情。本著我承認我無法推動什麽但我還想思考點什麽的精神，我們來聊一聊。

我最想聊的是其中一個細節，就是事發之後，這些當事工人出具了一份聲明，說我們是自願的。剩下的事情我們先擱置，隻聊一下這個自願。

我也不想講什麽抽象的理念。當我看到“有辱人格”的環境這幾個字的時候，我腦子裏自動蹦出來兩個場景，攔都攔不住。

第一個場景，是我初中和高中的宿舍。這六年，我的宿舍都是那種大通鋪，一個班的所有男生密密麻麻擠在上下鋪。初中的時候，冬天怕冷，還會跟相好的同學共享被窩。高中不再這麽幹了。宿舍裏有不少溫馨的回憶，比如中午一起用收音機聽評書，晚上夜聊，尤其畢業那晚印象最深刻。但是現在想想，那應該算是一種“有辱人格”的環境。

假如，我是說假如，當時有個大城市出身不食人間煙火的記者，偶然跑到我們學校，發現我們住成這樣，發了一篇負麵報道。學校領導聞訊大怒，立馬召集全校師生開大會，義正言辭譴責這篇報道“吃飽了沒事幹”“高高在上指指點點”，再打幾張煽情牌“我們這樣的地方，除了吃苦，還能有什麽出路”。我想我和我的同學們很快就會自願而踴躍地去反駁這篇報道。

第二個場景，我剛畢業那兩年，工資很低，隻能住得起合租房。合租生活的體驗是很差的，不是《老友記》裏那種體麵的合租，一者室友來來回回換，性情怪異的居多，現在想想，要是長期住那種房子，性情不怪異倒是一件怪事了。二者房東對房子的管護極差，馬桶總是堵的，燈總是壞的。無它，你不住總有人住，你就出得起這點房租，有什麽資格要這要那？這又是一種我親身經曆的“有辱人格”的環境。

那兩年我的心情大體是壓抑、敏感而自卑的。但你要問我是不是自願，我也隻能承認是自願。不過到了這個時候，我已經開始思考關於社會運轉的事情。如果房東號召我去保衛這種居住環境，我是不會站出來的。

但是後來發生了一件事，讓我心情十分複雜。有個地方的合租房發生了火災，死傷慘重，然後開始大規模治理。當時我還在跟人合租，但已經不是那種最惡劣的房子了，所以沒有直接受到影響。按道理我是應該支持治理的，因為我知道那些房子存在赤裸裸的安全隱患。但我同時知道，這批爛房子退出市場，會讓一大批我的同類離開那座城市，因為他們承受不起更好的房子。

後來我也離開了那座城市，但我的收入已經有了好轉，在新的城市買了房，安了家，逐漸過上一種相對安穩的城市人的生活。我漸漸遺忘了那種在“有辱人格”的環境中生活的經驗，但有時候不小心看到一些新聞，這些記憶就會浮出水麵。

這不是那種普通的家常記憶，這是一種創傷，你會不敢過多過深地去進入那個幽微的區域。我現在之所以願意談論它，也是因為我擺脫了它。可即便我現在去回憶，胸口起伏的幅度也會忍不住變大。窮人很難講出自己的人生故事，就是因為他們每一天的努力，都是為了不去直麵自己的窘境。所以窮人的記憶是沒有累積性的。

但我不應該輕易丟棄那些不堪的記憶。那些上不體麵的生活告訴了我一個道理：越是生活艱苦的人，越會“自願”受苦，因為他們知道再往下滑一步，會是怎樣的“應許之地”。

一個底層人，來到大城市也好，去往海外也好，不管吃怎樣的苦，他一定是自願的。他不需要聲明什麽，我都可以替他擔保。隻有在他自願吃苦的時候，他才有可能被看到，而當他身體受了傷，或者年紀太大了，總之外邊沒人要自己了，他會悄無聲息地回到自己的村子裏，過上一種無人問津的生活。這個時候沒人再問他，你是不是自願的，因為他失去了自願的資格。

最近讀到王明珂老師的一段話：“……更經常的是，我們以知識體係建立起一個虛擬世界，人們生活其中也就是被包在一個大蠶繭裏。在這樣的世界裏人們有歡笑、挫折、悲傷、憤怒，但一切都理所當然。人們對於創造及操弄這虛擬世界的真實世界毫無所知，自然對造成自己憤怒與悲傷的根源力量毫無反應；或者更糟的是，我們的反應隻是讓這虛擬世界更’真實’而已。”

如果上麵的這些思考是成立的，我想我們可以抵達一個結論：不要去問那個沒有選擇的人，你是不是自願的。這是一條文明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