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艾麗斯?門羅的性虐待醜聞

“我是個作家，或者說曾經是個作家。”2014 年，艾麗斯.門羅在她試圖創作的最後幾篇故事之一中這樣寫道。一年前，她榮獲了諾貝爾文學獎。但她已患上阿爾茨海默病，身體和精神狀態多年來一直在衰退。與她相伴四十年的伴侶傑拉爾德（格裏）.弗雷姆林最近離世，她當時住在多倫多東部霍普港，離女兒珍妮家不遠。“就像我說的，我是個作家，我想即便你不再寫作了，這個身份也還會保留一陣子。” 她用顫抖的筆跡寫道，“我打算把昨天發生的事寫下來，盡管一開始我沒這個打算，也沒想過要寫，因為我已經不怎麽寫作了。”

前一天，艾麗斯的三個女兒中排行第二的珍妮在銀行裏辦事，她則在銀行外麵等著。“現在這類事都由我女兒來做了。” 艾麗斯寫道，“我有點害怕麵對這些。” 一個她在安大略省鄉村小鎮溫厄姆讀高中時略有印象的男人從銀行裏出來，認出了她。艾麗斯詢問他兩個姐妹的情況，結果得知她們都已去世。“看來這世上就剩我這老家夥了。” 男人點點頭說道。他的話似乎觸動了艾麗斯內心的某些東西，她試圖圍繞這段對話創作一個故事。但寫了好幾個開頭後，她開始懷疑自己：“為什麽呢，我也不知道 —— 我是說為什麽要寫作。就連我的筆似乎也不聽使喚了。” 她把寫好的紙揉成一團。後來，珍妮從垃圾桶裏把這些紙撿了出來 。

珍妮總是確保母親的椅子旁放著筆和活頁筆記本，但最終，艾麗斯的身體狀況惡化得連這些都無法使用了。隨著她漸漸喪失寫作能力，珍妮注意到了一些變化。“她變得充滿愛與理解，和她相處過後，人們的心情都會變好。” 她告訴我。在門羅家，“一本正經” 這個詞曾被用作貶義詞。有一次，艾麗斯在一封信裏感謝珍妮的 “慈愛善良”，接著，像是有些不好意思，她畫了個箭頭指向這個短語，又添上 “諸如此類” 幾個字。然而，生病之後，艾麗斯似乎能更自如地表達自己的情感了。珍妮認為，這種轉變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她不再寫作。“她不再把生活中的每一個難題都丟進那台能將一切化為珍寶的機器裏了。” 珍妮說。

多年來，珍妮一直試圖和母親談談一件被反複丟進那台 “機器” 裏的事：傑裏對艾麗斯最小的女兒安德裏亞的性虐待，以及艾麗斯一直不願承認這造成的傷害。“她愛著並保護著我生命中最具破壞性的那個人。” 安德裏亞幾年前曾這樣寫道。

過去，每當珍妮提起這個話題，艾麗斯就會回避。但珍妮說，在母親患上阿爾茨海默病後，“她對傑裏這個人，以及和他在一起時的自己，都不再有那種執念了。她開始不再那麽害怕麵對真相。”

珍妮和母親會清醒地談論安德裏亞遭受的虐待，珍妮有時還會把這些對話錄下來，但幾分鍾後，艾麗斯就會忘記剛剛說了什麽。在 2019 年的一次對話中，艾麗斯重重地歎了口氣，低聲說道：“太可怕了。” 她抬頭看著珍妮，又說：“我沒趕走他，真是太糟糕了。”

“你有沒有責怪自己、厭惡自己，還覺得安德裏亞永遠不會再愛你了呢？” 珍妮問道，希望母親能有更多的自我反思。

“不，我覺得不是那樣的。” 艾麗斯說，“我不知道自己當時為什麽沒那麽做。” 她坐在一把有坐墊的椅子上，穿著一件拉鏈毛衣，腿上蓋著一條羊毛毯子。接著，她提高了聲音，仿佛終於發現了確鑿的原因，“嗯，當然是因為他跟我說他會自殺。” 傑裏曾說過，沒有她他活不下去。“他當時處境很絕望。”

“那不過是個空洞的威脅，不是嗎？” 珍妮說，“要是安德裏亞當時自殺了呢？”

“對，沒錯。” 艾麗斯點點頭說。

“很多遭受兒童虐待的受害者都這麽做了。” 珍妮說。

艾麗斯用手扶住額頭。她似乎有些跟不上這場對話的情感核心了。“她現在還會想這件事嗎？” 她問道。

“這件事？” 珍妮說，“這不是輕易能釋懷的事。”

“哦，天哪。哦，天哪。” 艾麗斯聲音又高又痛苦，低下頭，用手托著腦袋。

珍妮問安德裏亞自己能不能把這段錄音給她聽，但安德裏亞並不感興趣。“每次我發現媽媽有一點點懊悔之意，我都會告訴安德裏亞，” 珍妮說，“但實在是太少了，也太晚了。” 安德裏亞覺得母親仿佛患上了一種來得恰到好處的病，一種永久性的遺忘。她告訴我：“我有點生她的氣，就好像在想，哦，是啊。你找到解脫的辦法了。”

安德裏亞第一次見到格裏時，她打扮成女服務員，製作菜單，在餐桌上為傑裏和艾麗斯服務。當時她八歲。“我真的想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告訴我。她覺得自己成功了。“我愛他。他對我很感興趣，我認為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他喜歡說話，我喜歡聽。”

住在安大略省倫敦市的艾麗斯最近剛離開丈夫吉姆·門羅，也就是她女兒的父親。她在西安大略大學讀書時就認識了格裏，不過已經二十年沒見過他了。格裏身材高大英俊，是一群波西米亞學生中的一員，他們之所以有魅力，是因為“他們很危險，喜歡喝醉酒等等”，艾麗斯說。當她為大學文學雜誌寫完第一篇故事時，她把它交給了他，希望他是編輯。“然後我們就會開始交談，他會愛上我，然後一切就會從那裏開始，”她說她想象著。然而，他告訴了她真正的編輯的名字。他認為她是“一個臉蛋紅潤的鄉下姑娘”，對她沒有吸引力。

格裏從未結過婚。他曾編輯過《加拿大國家地圖集》，並擔任過政府地理學家，直到 1974 年提前退休。那一年，他在加拿大廣播公司電台聽到了艾麗斯的采訪。她說話的方式輕鬆、謙遜、溫柔而誘人。她是一個狐狸農場主的女兒，在貧困的家庭中長大，家裏如果表現出自尊心就會受到毆打，她坦率地談到了為什麽在她的前三本短篇小說集中，她不斷回到自傳題材。“每次，我似乎都更接近真正難以忍受的事情——一種無法忍受的真相，”她說。

格裏給她打電話，邀請她共進午餐。他們每人喝了三杯馬提尼酒。飯後，他們開始討論同居的事。“我過著一種飄忽不定的幸福，所有的身份或多或少都消失了，”艾麗斯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

安德裏亞一直和母親住在一起，但在 1975 年夏天，她去了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維多利亞市看望父親。當時 18 歲的珍妮和 21 歲的姐姐希拉已經獨立生活了。艾麗斯搬去和住在克林頓的格裏住在一起，克林頓是一個人口約 3000 人的小鎮，距離她長大的溫厄姆 20 英裏。他在出生的房子裏照顧生病的母親。“當時正是婦女解放的時代，”希拉告訴我。“我並沒有真正質疑我母親的決定，因為當時的人們覺得可以自由地享受性愛，擺脫了 20 年的婚姻。”

44 歲的艾麗斯從未學過開車，所以如果她想去任何地方，她都必須依賴格裏。她經常在餐廳角落或樓梯上創作故事。格裏在一封信中寫道：“艾麗斯和我都知道，當我們剛開始同居時，我並沒有深愛她。但她是我見過的唯一一個我認為可以一起生活的人。”

到了秋天，安德裏亞決定留在維多利亞上學，暑假再回安大略省。吉姆·門羅和紡織藝術家卡羅爾·薩比斯頓住在一起，卡羅爾有一個十歲的兒子安德魯，他們很快就變得親密起來。在一篇名為《孩子們留下來》的故事中，艾麗斯描述了為了男人而離開孩子的痛苦：“你不會擺脫它，但你不會因此而死。你不會每分鍾都感覺到它，但你不會花很多時間沒有它。你會學會一些技巧來減輕或消除它，盡量不最終毀掉你承受這種痛苦所得到的東西。”

艾麗斯和格裏很少單獨相處，因為格裏的母親總是“四處奔波，每周需要大量的小麥精和六本書”，艾麗斯在信中寫道。她承擔了從圖書館取英國曆史小說的任務。回想起她回到自己長大的社區，她告訴《出版人周刊》：“我從來沒有、從來沒有、從來沒有、從來沒有、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在那裏結束一生。”在一封信中，她寫道：“我真正想要的是忠誠和永恒，我隻是有點害怕我如何能與一個更強大的個性抗衡。”

安德裏亞曾經是個活潑開朗、充滿冒險精神的孩子，她最喜歡的電影是《灰熊亞當斯的一生》，講的是一個邊疆樵夫在山裏與野生動物為伴並生存下來的故事。在克林頓鎮的那些夏天，安德裏亞很多時候都在路邊的一個養豬場度過。她光著腳走在礫石路上，希望能磨出繭子，以防哪天在樹林裏迷路好幾天。

傑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在加拿大皇家空軍執行過三十多次轟炸任務。他讚賞安德裏亞身體靈活，還告訴她，她可以加入他的 “轟炸機組”，而這個機組隻會吸納最堅強的人。艾麗斯永遠都不夠格。她太愛哭了。傑裏會嘲笑她的弱點，比如她的遊泳姿勢，他覺得那動作太輕飄飄、沒力氣。她要是犯了些小錯，比如沒把馬桶衝幹淨或者牙齒上沾了菠菜，他就會對她發火。

艾麗斯有時會向安德裏亞抱怨格裏討厭她。她還說格裏更喜歡安德裏亞。“我心裏會升起某種想法，”安德裏亞告訴我，“我會想，‘這不對——我為什麽是你的知己？’她會說，‘朋友之間就是這樣的，’我會想，哦，我們是朋友。我太榮幸了。”

當艾麗斯和格裏吵架時，安德裏亞會小心翼翼地表現出理智和洞察力。“可憐的安德裏亞被卷入了這場爭吵之中，”格裏在一封信中寫道。“我們依賴她來幫助我們擺脫爭吵。”安德裏亞覺得她理解格裏的幽默感，她試圖通過扮演“表演猴子”來緩解氣氛。她背誦格裏教給她的淫穢歌詞，或者在無傷大雅的句子中添加性暗示。他挑戰她表演特技，比如穿上她媽媽的衣服和戴上假發，假發的顏色和質地與她擔心正在變薄的真發一樣。有一次，他鼓勵她用他在地下室找到的一隻木乃伊老鼠追趕她媽媽。

珍妮發現傑裏既聰明又有趣，但同時也是個愛吹牛和欺淩弱小的人。他對君主製、宗教和帝國建設有很多看法。“他認為自己在知識方麵很有名，正在寫一本難以理解的地理書，有點像《米德爾馬契》裏的卡蘇朋，”珍妮告訴我。“你總是必須保持安靜，因為他正在桌邊寫這本書。我想這本書的名字叫《觀看之道》。”

珍妮說，格裏會和她母親的朋友爭吵：“他會挑釁他們，讓她幾個月都無法見到這些朋友。我覺得他其實是想孤立她。”艾麗斯在接受采訪時談到格裏時說：“他在某種程度上保護我遠離社交生活”，因為“他並不令人生畏，但他比我更直言不諱。”

艾麗斯故事中的許多女性都幻想著完全屈服，仿佛在屈服的深處可以掌握某種最終的真理或認可。艾麗斯在 1979 年告訴加拿大廣播公司，她認識到被動並不是“現代女性應該滿足的東西”。但它也可能是一種優勢。“我會讓事情發展到我應該阻止的地步，隻是為了看看會發生什麽，看看人們會說什麽，看看人們會做什麽，”她說。“這可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激情——隻是為了看看會發生什麽。”

“那是因為你不想傷害他們嗎？”采訪者問道。

“哦，不，”艾麗斯迅速回答道。“那是表麵的，那是社交行為：不會讓任何人感到不舒服。但那也是……”她淡淡一笑。“一切都讓我著迷，”她點點頭，繼續說道。“人與人之間發生的事情。所以，我想，這就是明智的被動性。”

“親愛的艾麗斯·門羅，很少有人像你一樣，幾乎解決了最大的謎團：人心及其反複無常，”瑞典文學院秘書長在頒發諾貝爾文學獎時說道。“她對沉默、被壓製、被動、選擇不做選擇的人感興趣，”他接著說道。“最重要的是，她筆下的人物當時無法或不願理解，但直到很久以後才揭示出來。”小說家莫娜·辛普森說，獲獎消息公布後，她認識的每一位女性小說家都給她打電話，有些人甚至流下了眼淚。“我們也獲得了一些榮譽，”辛普森在演講中說道，“因為她在所有故事中都慷慨地、坦率地尊重女性經曆中最小和最大的方麵。”

艾麗斯經常說她有一段隱藏的真實生活，還有另一段生活，在這段生活中她“假裝自己是人們希望我成為的人”。她還談到自己作為“兩個女人”在世上行走。一個女人利用另一個女人的生活作為素材。在年輕時，她就意識到自己的欲望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讀書被視為一種危險的癮症——暴露出來會招來嘲笑。甚至在她三十多歲時，她那當化學家的哥哥還告訴她：“我已經學會了接受自己的局限性，我相信你應該這樣做。你的作品一點也不好。”作為一名年輕的母親，她撒謊而不是告訴朋友她在寫作。如果家裏有另一個成年人，她根本就寫不出來。“我想，我隻是過著一種非常虛偽的生活，”她說。“但這並沒有困擾我。”這位外向的女人謙遜、優雅、活潑，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傾聽者。但是，在公眾麵前的勞累——“不斷的自我展示”，艾麗斯在寫給經紀人的信中寫道——讓她感到如此失控，以至於她覺得她需要停止參加新書巡回宣傳活動。“我不僅僅是挑剔，我想我正在真正判斷什麽對我來說是危險的，”她寫道。

在十四本短篇小說集中，超過五十本發表在《紐約客》上。艾麗斯創造了一種新形式，表達了過去未完全融入生活的方式，以及它如何創造現在的生活條件。她的故事以幾十年為單位向前和向後閃現，一層經曆與另一層經曆以令人驚訝的角度交織在一起。有時候，我們會突然頓悟，感覺像是一種突破，但在人物生命中過了足夠多的歲月後，我們意識到這種頓悟並不那麽重要。我們好像第一次感受到人生的全貌。情感模式重複；真相浮現又消退；傷害總是姍姍來遲。她的寫作模式讓人感覺幾乎受到了創傷。否認是故事結構的一部分。她捕捉到了生活在痛苦和恥辱旁邊卻從未直視它們的感覺。

在她的整個作品中，她反複使用自己生活中的片段，仿佛她正在繪製記憶在不同階段的軌跡，隨著記憶的逐漸變得可以忍受或不可以忍受。她第一次寫到她的母親是在 1959 年，就在她母親去世後不久，這成為了她所謂的“我的核心素材”。艾麗斯是三個孩子中的老大，十幾歲的時候，她的母親被診斷出患有帕金森病。她為母親的症狀感到羞辱——她的聲音聽不清楚，她流口水——還有她對關注的懇求。艾麗斯靠獎學金上了大學，之後很少回家。在絕望的時刻，她的母親會說：“我很快就會見到艾麗斯了”，就像在祈禱一樣。“最親愛的，”她的母親在臨終前不久寫信給她。“我充滿了愛和美好的祝願，我擔心我的信會在角落裏爆裂。請盡快寫信（隻為我）。我找到了我的愛，它集中在我的孩子身上。”

艾麗斯已經兩年半沒見過母親了，她也沒有回家參加母親的葬禮。“問題，唯一的問題，是我的母親，”她在一篇以這些記憶為素材的故事中寫道。在另一篇故事中，她描述了“我們在與她打交道時，完全沒有感情，就像你從囚犯身上拿走肉來讓他虛弱，直到他死去。”

在艾麗斯搬去和格裏同住後，她的故事結構變得更加複雜，視角也不再那麽穩定。她筆下的人物積累了自我認知，但卻無法集中注意力。“我到了一個階段，開始逃避那些我真正無法了解的事情，”一位作家說道。

在 1981 年創作的《勞動節晚餐》的草稿中（該作品的部分片段保存在卡爾加裏大學的檔案中），艾麗斯連續嚐試了八個版本來表達同一種情緒：“沒有時間；沒有地方工作；沒有房間；沒有光線；沒有桌子。沒有空閑時間”；“現在生活已經讓她忙得不可開交，她無法工作”；“或者是她的權威已經減弱，她的獨立眼光已經模糊，她的力量正在萎縮”；“在行使甚至最私密的權力時，她的權威已不如從前”；“這就是她不能發現的。”

《勞動節晚餐》講述的是中年婦女羅伯塔的故事，她的兩個女兒在暑假來探望她和她的新男友。大女兒對男友喬治——一個“偶爾粗暴但始終有趣的角色”——似乎在削弱母親的自尊心感到沮喪。“如果這就是愛，我不想要它，”女兒在日記中寫道。“他想奴役她和我們所有人，而她走鋼絲試圖不讓他生氣。”

《勞動節晚餐》出版時，珍妮 24 歲，她意識到母親讀了她的私人作品。“她改了一些內容，但這個故事是真的，”珍妮告訴我。“我有一些練習本，上麵畫滿了圖畫和文字——你知道，我在應對。我實際上認為我的版本更好，因為我說‘如履薄冰’，而她說‘走鋼絲’，但內容很實在。”

在故事中，喬治告訴羅伯塔，她的腋窩鬆弛了，所以她穿上了一件有袖子的襯衫。他“對她衰老的身體感到厭惡”，似乎感到了某種“宣泄厭惡的滿足感”。羅伯塔哭得如此傷心，以至於戴上了墨鏡來遮住眼睛。“這肯定是仇恨，”她想，“喬治不斷地製造仇恨，無言地向她傾瀉仇恨，這肯定是一種致命的氣體。”

盡管羅伯塔的大女兒無法忍受喬治，但小女兒——“一個雜技演員、一個模仿者、一個樂觀主義者、一個搗亂者”——似乎與他有著特殊的聯係。“我知道如何開玩笑，”她說。“我理解他。”羅伯塔聽到這句話不禁顫抖：“在她看來，她已經以身作則，告訴他們要包容他，尊重他的沉默，回應他的玩笑。如果他在這種安全感下轉身，給他們一個難忘的打擊，那該怎麽辦？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背叛他們的就是她。”

1976 年夏天，艾麗斯離開克林頓，去陪伴奄奄一息的父親。艾麗斯和格裏的臥室有兩張床，九歲的安德裏亞問她是否可以睡在其中一張床上。“好吧，別告訴你媽媽，”格裏說。他脫下衣服，上了另一張床。“當我躺著看書時，”他後來在一封信中寫道，“我開始覺得安德裏亞對我有性興趣，結果勃起了。我把被子推開，讓勃起的陰□露出來，然後撫摸它。我確信她在看，但沒有看。”然後他“對自己有點厭惡”，於是他關了燈去睡覺了。

第二天一早，“我又覺得安德裏亞一定對我有性方麵的興趣，於是我和她上了床，”他寫道。“我知道有洛麗塔，我知道如果我不小心，我會像亨伯特·亨伯特一樣對洛麗塔做出反應。”他把勃起的陰□放在安德裏亞的手中，用手揉搓她的陰□。安德裏亞假裝睡著了。“他把我放在他身上，用我的身體上下摩擦，”她後來寫道。他寫道，格裏再次對自己感到厭惡，於是他下樓了。當他回來時，安德裏亞已經搬進了她自己的房間。“我問她是否還好——通常她這個時候就會起床，”他寫道。“她說她頭疼，晚點起床。”

當母親回到克林頓時，安德裏亞從未想過告訴她所發生的事情。安德裏亞說：“在那所房子裏，我感到不夠安全，甚至沒有想過，我應該還是不應該？”安德裏亞說，在夏天的剩餘時間裏，當他們獨自坐在格裏的卡車裏時，格裏會將他的陰□從短褲中取出，讓它暴露在外。“安德裏亞和我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格裏在一封信中寫道。“但在我看來，我們是最好的朋友。”

安德裏亞回到維多利亞開始新學年幾周後，她正坐在書房裏和繼兄安德魯一起看電視，她提到格裏已經和她上床了。“她開玩笑地說，”安德魯告訴我。“我記得當時我說，‘等等，什麽？你得告訴我媽媽。’”他和她一起上樓，找到了他的母親卡羅爾，她那年嫁給了吉姆。“我把她拉到一邊，問她，‘你有什麽事想告訴我嗎？’”卡羅爾回憶道。“她嗚咽著——她的聲音像小女孩一樣。”安德裏亞在講述這個故事時，試圖弄清楚什麽是重要的。“卡羅爾想知道他是否插入了我。當結果顯示沒有時，我想知道，這很糟糕嗎？這很好嗎？”最後，她開始抽泣，說：“他觸碰了我那些我不想讓他觸碰的地方。”

安德裏亞記得，不久之後，23 歲的希拉問她發生了什麽事。她還告訴希拉其他讓她感到不舒服的事情，比如洗完澡後，格裏讓她坐在他腿上。“當我洗完澡後，希拉說，‘好吧，這就是全部嗎？’我說，‘是的。’”當希拉提到安德裏亞沒有告訴她的事情時，“我覺得，哦，如果她認為她發現我在撒謊怎麽辦？”安德裏亞說。

卡羅爾還把這個故事告訴了安德裏亞的父親吉姆，吉姆是門羅書店的老板，門羅書店是他和艾麗斯共同創辦的一家位於維多利亞的獨立書店。兩人離婚後，吉姆把書店打造成了一家知名書店。艾麗斯的名氣越來越大，給書店增添了額外的聲望。他的家庭辦公室裏掛滿了他與加拿大總理和約旦女王等名人握手的照片。“他的全部注意力總是在書店上，”卡羅爾寫信給我。吉姆很嚴肅，不喜歡肢體接觸；他最喜歡的一句話是“每個人都有權表達我的意見。”

卡羅爾想告訴艾麗斯，但吉姆不讓她說，並解釋說他們不能確定這個故事是否真實。安德裏亞第一次講這個故事時，珍妮在蒙特利爾；吉姆最終告訴了她一個模糊的版本，珍妮將其描述為“你知道小女孩，她們是如何調情和跳來跳去的。”珍妮立即打電話給她媽媽，但吉姆從她手中奪過電話，說：“你別告訴你媽媽！這會要了她的命的！”

幾個月來，沒有人提起虐待事件。“那真是一段可怕的空白，”卡羅爾告訴我。“我們都不敢提起這件事。我們不想讓她想起發生過的事。”當學年快結束時，卡羅爾告訴安德裏亞，她不必回克林頓過暑假了。“她開始哭著說，‘我必須回去’，”卡羅爾說。“這種情況持續了很長很長時間，她越來越痛苦，最後變得像一塊抹布，軟弱無力。”安德裏亞覺得，如果她不按計劃去克林頓，她的母親會猜到她和格裏的“秘密”。她認為艾麗斯無法承受這一真相的揭露。“我一直認為，我的母親非常脆弱，”她說。

吉姆決定讓安德裏亞回克林頓過暑假，但他也讓希拉一起去，以確保安德裏亞和格裏不會孤單。希拉同意了，辭去了工作，管理門羅書店的第二家分店。那年夏天，艾麗斯在十英裏外的一個湖邊小鎮租了一間小屋。“我想格裏一定知道發生了什麽事，因為他大部分時間都不在家，”希拉告訴我。

在 2001 年出版的回憶錄《母親和女兒的生活》中，希拉寫道，沒有什麽比與母親的對話更引人注目了。“我看見她穿著皮褲、緊身高領毛衣走在街上，穿著誇張的衣服，頭發上沒有一絲白發，因為她使用了一種名為幸福的產品（‘我真的找到了幸福’，她曾經開玩笑說），我就會屏息期待，”她寫道。“總是有一種興奮的感覺；就好像我們試圖從某種角度、某種立場出發，看到一切的真實麵目。”

希拉不明白為什麽她的母親要為格裏和他的母親做家務。艾麗斯最近做了子宮切除術，整個夏天她大部分時間都躺在黑暗中的床上。但她仍然去格裏的家，做一些家務，比如把他母親從浴缸裏抱出來。“我說，‘你為什麽要收拾格裏的爛攤子？’”希拉回憶道。“她真的對我很生氣，說我試圖破壞她的關係，破壞她的幸福。那時我差點就告訴她格裏的事了。”但她忍住了。“她是偉大的艾麗斯·門羅，”希拉說。“我們都覺得她需要得到保護。”

暑假過後，希拉給父親寫了一封信，說他不必擔心安德裏亞和格裏。她說安德裏亞告訴過她“這種事不會再發生了”。不知何故，當時希拉覺得安德裏亞有能力做出這樣的保證。

1994 年，在接受《巴黎評論》采訪時，艾麗斯說她有時會有衝動打電話給女兒們問：“你們確定你們沒事嗎？我不是故意的……”當希拉兩歲左右時，“我會用一隻手把她打開，用另一隻手打字，”艾麗斯說。“我告訴過她。這很糟糕，因為這讓她成為了我最重要的東西的對手。”

希拉出生後不到兩年，艾麗斯又生了一個女兒，但孩子出生一天後就夭折了。不久之後，艾麗斯懷上了珍妮。珍妮記得，小時候，她們一起去旅行時，艾麗斯的嘴唇會隨著故事情節的展開而動。“她的寫作比我們的生活更真實，我想，比我們的存在更真實，”珍妮說。“但也有無條件的愛。我知道那是對我的愛，我想對我們所有人來說也是如此。”

希拉在回憶錄中描述了自己在閱讀一篇短篇小說《蒙大拿州邁爾斯城》時的迷茫，這篇小說是根據她和珍妮小時候一家人去旅行的故事改編的。她驚訝地發現，母親隻用幾句話就抓住了她的個性：“她怎麽會知道我是這樣的人，‘太渴望成為我們實際上指望她成為的人’？”但希拉感覺到，盡管艾麗斯一直在仔細觀察她的童年，但這並不是為了希拉的利益。

艾麗斯和吉姆·門羅是在大學裏認識的——她在嫁給他的時候就輟學了，因為她的獎學金隻夠兩年——他們之間的階級差異讓他們關係緊張。“我沒有教養，”她說。吉姆的父母是溫文爾雅的中產階級，經常問她什麽時候理發。艾麗斯對自己的出身感到羞愧，對吉姆的出身也頗有微詞。吉姆給他們買了一棟房子，房子裏有枝形吊燈和印花布家具，這所房子似乎強化了他們世界觀的不可調和。“不管你是住在一棟漂亮的新房子裏，還是住在幾間小房間裏，這都不能改變什麽，無論是你還是我們對你的看法，”艾麗斯的妹妹在一封信中寫道，試圖安慰她。安德裏亞出生後——“隔膜上沒有足夠的果凍，”艾麗斯開玩笑說——吉姆買了一棟更大的房子，一棟維多利亞風格的仿都鐸式房子，院子裏有一個常春藤覆蓋的涼亭。房子有十二個房間、五個壁爐、十二英尺高的天花板、兩個樓梯和一個女仆宿舍。“就在那時發生了一些事情，”艾麗斯說。“一切都分崩離析了。”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她寫道，她是為了希拉和珍妮才維持這段婚姻的。“但我不能為了她而這麽做，”她在提到安德裏亞時寫道。“剩下的時間不夠了。”

1973 年，與吉姆分手後，艾麗斯成為《麥克林》雜誌刊登的六位加拿大女性模特藝術家之一。文章稱，她們“拒絕成為任何人生活的背景”。她們“願意成長，拋棄可愛和順從”。但艾麗斯坦言“我內心的這種情感依賴”。她說：“我真的很害怕自己會落入這樣一個階段：雖然仍然有性感覺，但不再被視為可能的性對象。這對我來說是最可怕的。”她相信“創造力和性的源泉是在一起的。”

她剛剛恢複單身，開始教寫作，卻陷入了一係列有害的關係。她在一封信中寫道，一個男人“比任何人都更讓我痛苦和快樂，有時兩者同時發生”。然後她愛上了 35 歲的作家約翰·梅特卡夫。梅特卡夫的朋友後來告訴她，最終她與他分手了，因為她太老了。她當時 43 歲。大約在那個時候，一位同事把她從派對上帶回家強奸了她。“這不算強奸，因為我沒有尖叫吵醒他的孩子，”她寫信給梅特卡夫。“我隻是想，哦，那趕緊結束吧。”她說整個話題“真的很無聊。這真的不重要。”但在被強奸後的第二天，她感到麻木，無法與她的同學見麵；相反，她在城裏漫無目的地閑逛。“我有一種像孩子一樣的無能為力的羞辱憤怒，”她寫道。幾周後，這位同事向我道歉，說他當時喝醉了。“我說沒關係，這會是一個好故事，”她寫道。“我說這是一個有趣的故事。應該會讓他擔心幾個晚上。”

珍妮說，她的母親不喜歡任何人碰她的頭發，如果有人從後麵靠近她，她會大吃一驚。珍妮把這和她母親的童年聯係起來，當時她經常被帶到醫生那裏，醫生會給她灌腸。愛麗絲的母親曾是一名教師，對性生活極其厭惡，她似乎非常害怕人體的運作，以至於她不能讓艾麗斯因為生理衝動而去衛生間。

艾麗斯把自己塑造成與母親截然相反的人。“我討厭母親的形象，她反對一切，有著不同的價值觀，”在回憶錄的采訪中，她告訴希拉。“正是拒絕融入這個角色讓我以自我為中心，而不是思考自己本可以利用什麽。”

格裏是一名警察的兒子，他也以藐視父母那一代的規範為榮。有一年，他和艾麗斯寄出了一張聖誕賀卡，上麵有一張他站在雪地裏的照片，除了靴子外一絲不掛，他的屁股對著鏡頭。艾麗斯在寫給她的經紀人弗吉尼亞·巴伯的信中說：“我對你們每年收到的這些賀卡不負責任。我隻是一個困惑的同謀。”

安德裏亞說，她和母親坐在廚房裏時，經常會聽到格裏在旁邊的浴室裏說話的聲音。他似乎在淋浴時自慰。“我媽媽的表情一片空白，就像一片虛空，”安德裏亞說。“我想我一定是在想象，我很容易認為無辜的聲音其實很危險。”

格裏認為，他們家應該是一個“不禁談論任何話題、問題或語言”的地方，這一點很重要，他在一封信中寫道。“我們有一種教育理論，認為安德裏亞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個孩子。”當著艾麗斯的麵，格裏告訴安德裏亞，在過去，在文化變得拘謹之前，成年人想和孩子發生性關係是“自然而然的”。他談到了《洛麗塔》，還談到了威廉·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中的一幕，一個名叫凱蒂的女孩爬上了一棵樹，而她的兄弟們則注視著“她抽屜裏泥濘的底部”，這一情節預示著她的性早熟。安德裏亞說，他假裝說話很隨意，但她注意到他臉上有一種挑釁的興奮。

艾麗斯早期的三篇故事中，有幾位女孩覺得自己希望一個年長的男人撫摸她們。很難說這些場景中發生的事情是性虐待——盡管確實如此——因為作者非常尊重早期情欲經曆的複雜性。一個女孩渴望成為某人的對象（“被猛擊、取悅、被征服”），並願意“冒幾乎任何風險，隻是為了看看會發生什麽。看看會發生什麽。”

在《女孩和女人的生活》中，敘述者德爾也“極度好奇”。她經常試圖調整自己的姿勢，以便讓一個年長的男人，一個家庭的朋友，輕鬆抓住她的胸部和臀部。她決定，她不會成為那些“容易受傷”的女人之一。當她開始和一個年齡相仿的人約會時，她已經磨練了自己的分離能力。在她的男朋友差點殺了她之後，她“驚訝地發現受苦的人是我，因為那根本不是我；我隻是在看。”

當安德裏亞十一歲左右時，艾麗斯去看了心理醫生。她告訴珍妮，她目睹了格裏和安德裏亞在後院的互動，這讓她很困擾。“她說格裏在用軟管，就像在撒尿一樣，安德裏亞在笑，她也會抓起軟管，也這麽做，”珍妮說。“這看起來很奇怪。這似乎是不對的。”

在二十多年後出版的《不久》中，一位名叫朱麗葉的女人夢見，當她從窗外望去時，她看到父親和一個女孩在玩水管。她看到父親“把水管低低地舉在身前，他隻是來回轉動水管的管口。夢中彌漫著一種黏糊糊的恐懼。不是那種在你的皮膚外搖晃著形狀的恐懼，而是那種在你的血管最狹窄的通道中盤旋的恐懼。”

珍妮說，她的母親告訴她，那位治療師（一位年輕人）責備她對格裏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而她一直知道格裏不是“父親型”的人。治療師告訴她，她嫉妒安德裏亞。

幾年後，艾麗斯發表了一篇名為《杜爾斯》的故事，故事中一位中年婦女因與鄧肯的關係而痛苦不堪，於是去谘詢心理醫生。這位婦女明白，“她與鄧肯在生活安排、朋友關係、性愛節奏和談話語氣方麵做出的犧牲都是侵犯，雖然不是嚴重的侵犯，但非常明顯。”

治療師問她：“你什麽時候感到快樂？”

“當他對我感到滿意時，”女人回答道。“當他開玩笑和自得其樂時。”但她補充說，這更多的是一種勝利感，而不是幸福感，因為“他總是可以大發雷霆。”

“那麽，你為什麽會和一個總是能讓你失去平衡的人在一起呢？”

“我想受羞辱？”她說道。“知道這些對我有什麽好處？”

同一時期的另一篇小說《巴頓巴士》將愛情描繪成一種狂野、激動的狀態，與精神病並無二致，是一種“珍貴的無助感”。在打印稿的背麵，艾麗斯用手寫體寫道：“你對這個故事有什麽反應？我認為這是一個道德錯誤或不負責任的故事。”下麵，她列出了四個問題，包括敘述者對她渴望的男人的態度。“她把他當成一個謎，這樣她就不必評判他了，”她寫道。

安德裏亞決定，一旦艾麗斯徹底離開格裏，她就會告訴母親格裏虐待她的事情，而艾麗斯幾乎每個夏天都會這麽做。在其中一次逃跑期間，他們拜訪了艾麗斯的妹妹，安德裏亞透露說，她有一個“有秘密的朋友”。她希望母親會詢問細節，但她似乎並不感興趣。安德裏亞不願意多說。

和往常一樣，他們最終回到了克林頓的房子。“她的部分模式就是看清傑裏的真麵目，”安德裏亞寫信給我。“她真心想離開，但離開的戲劇性場麵會觸發親密關係，以更大的力量把她推回到他身邊。”

這種關係似乎在艾麗斯很小的時候就形成了。有一次，珍妮和艾麗斯坐在克林頓家的書房裏，談話談到了艾麗斯的父親經常在母親的要求下毆打她。珍妮說那一定很丟臉，但艾麗斯不以為然，她說：“哦，那隻是當時父母做的事，”珍妮回憶道。“我說，‘你為什麽要為老人辯護？’然後格裏走進房間，談話就結束了。所以，是的。”

艾麗斯在 1977 年出版的自傳小說《皇室毆打》中詳細描寫了這種虐待行為，那是她父親去世的第二年。在故事中，一個名叫羅斯的女孩經常被毆打，這種懲罰是一種儀式化的表現，有明顯的階段。當羅斯表現得太過自負或大膽時，她的繼母就會叫來羅斯的父親，他起初很不情願，但後來變得很衝動。他的眼睛裏充滿了“仇恨和快樂”，他在廚房裏追著她，用皮帶抽她，把她扔到牆上，還打她耳朵。最後，羅斯一直語無倫次地哭著求饒，她逃到臥室，躺在床上，痛苦不堪，進入了儀式的下一個階段。她決定逃跑，或者自殺。她“沉浸在純粹優越的狀態中，就像被人下了藥一樣”。她感到一種自由和突然的力量。

然後，繼母端著一盤特別的食物上樓。羅斯拒絕承認這些食物，因為她想尊重她受到的侵犯的程度。這是她保持優勢的機會。但她被食物的香味所誘惑。她告訴自己，她隻會吃一份食物——但隨後她吃光了所有食物，放棄了她的道德優勢。

在 70 年代早期寫給梅特卡夫的一封信中，艾麗斯描述了她與男人的關係如何以羅斯在遭受毆打後立即感受到的輕鬆感而告終。“上帝知道，我無法理解這種模式，”她寫道。“當然，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我選擇那些會拒絕我或拒絕我全部提議的男人，我痛苦到自我毀滅的邊緣，然後我又感到一種奇怪的、涼爽的解脫感。”

20 世紀 80 年代初，艾麗斯和傑瑞開始與傑瑞大學時的朋友內莉·韋伯交往。內莉與丈夫分居，獨自住在克林頓附近的一所房子裏。在她和丈夫分手之前，傑瑞經常在他們家過夜。“他來的時候總會有禮物，”他們的女兒簡告訴我。“我真的非常喜歡他。”有一次，他給簡寄了一張隻有兩首歌的唱片。“我得見簡，”其中一首歌裏，這位音樂家唱道。“我得找回簡和我的世界/就像以前一樣。”

1969 年，簡九歲時，她走進傑瑞睡覺的房間，問他早餐想吃什麽。他掀開毯子，向她展示了勃起的陰□。“我永遠忘不了他臉上的表情，”她說。“那表情就像在說，嗯，你有興趣嗎？你覺得這個怎麽樣？”她跑進廚房。傑瑞跟著她到了那裏，為“露出我的陰□”道歉。簡說，這個詞讓她很震驚，但他似乎沒有意識到，繼續說，告訴她，“我給你看過我的了，也許你也想讓我看看你的。”

簡請求原諒，然後上樓告訴了她媽媽。格裏在樓下等著。“你可能會認為他會覺得，哦，不，事情敗露了，”她說。但他似乎相信她會保守他的秘密。

然而，當奈莉下樓時，她把他趕出了家門。“我和母親的關係最終變得非常不穩定，”簡告訴我。“我認為這是她為我這個母親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我立刻就被相信了。”

傑瑞再也沒有被邀請到他們家，簡以為她的父母已經結束了這段友誼。但後來，父母雙方都恢複了與傑瑞的交往。“一方麵，他們意識到傑瑞是個掠食者，他們必須保護女兒免受其害，”簡說。“另一方麵，他們又覺得，是的，但你知道他在派對上很有趣。”

簡的弟弟湯姆比她小十歲，他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他放學回家，看到媽媽和艾麗斯坐在餐廳裏。得知這次會麵後，安德裏亞告訴我，一定是有“特殊情況”，因為她媽媽不會開車，所以不會獨自去任何地方。湯姆沒有聽他們的談話，但他相信，他的母親（2018 年去世）會告訴艾麗斯格裏對簡所做的事。“我母親意誌堅強，是個嚴肅的人——她以此為榮，”他告訴我。“我不認為她會對這件事保持沉默。”

內莉和艾麗斯見麵後不久，格裏就用付費電話給她打電話。他告訴她，他們不能再有任何聯係了。他的解釋是，艾麗斯嫉妒他們的關係，但安德裏亞和珍妮懷疑這不是真正的原因。

幾年後，安德莉亞 25 歲，艾麗斯告訴她，她剛剛讀了加拿大作家琳達·斯文森的一篇故事，故事講的是一個女孩遭到父親性虐待，卻不敢告訴母親。女孩變得越來越孤僻，最後跳橋自殺。

艾麗斯為斯文森的新短篇小說集《海洋生物》的封底寫了一段宣傳短文。“最後一篇故事讓我震驚，”她寫道，指的是關於性虐待的那篇。她對安德裏亞說了同樣的話，並補充說，讀完之後，她不敢看格裏。安德裏亞也讀過斯文森的故事，她說：“我習慣於無視顯而易見的事實，假裝事情不是原來的樣子。”但她覺得“那次談話中有些東西發生了變化。她知道。我知道她知道。”

“親愛的媽媽，”安德裏亞隨後寫道。“請在閱讀這封信之前找個地方獨處。”她的信開頭很溫和，描述了最近一次關於艾麗斯不信任感的談話。“我無法告訴你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尤其是對你，”安德裏亞寫道。“你離我越近，我就越難保持距離。當我不想躲避你時，躲避你就越痛苦。”

她繼續說道：“當你告訴我《海洋生物》中的故事時，我想哭，想抱住你，想感謝你，想告訴你。”她總結了格裏對她所做的一切，並寫道，在她九歲時上床後，格裏一直把她當作性對象，直到她進入青春期。不久之後，她患上了暴食症。但當她去看心理醫生時，她沒有提及格裏。“我以為她會用這個來解釋我身上的所有問題，”她寫道。格裏過去常說性虐待是一種“女權主義概念”，是女性感到痛苦的借口。她認為，如果她一直糾結於虐待，人們會嘲笑她或同情她。

她還擔心艾麗斯會責怪她。“我想我以為你把我看作一個誘惑者，”她寫道。“爸爸和卡羅爾的反應告訴我，最終我要為發生在我身上和沒有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負責。”然後，很長一段時間，她認為披露的機會已經過去了。“但現在還不算太晚，”她寫道。“這件事發生（你也受到了委屈）是非常錯誤的，沒有人告訴你也是錯誤的。我希望你能理解（可能不是立即理解），我不得不等了這麽久才感到足夠信任，才感到足夠值得告訴你。”

安德莉亞把信投進了維多利亞的一個郵箱，然後去了她父親的家，說：“我剛剛告訴了她關於格裏的事。”吉姆說：“你真棒。你是唯一一個能做到這一點的人。”

自從格裏開始虐待安德裏亞的那個夏天起，她已經患有偏頭痛 16 年了。那天晚上，她經曆了有生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偏頭痛。“我想，這是我最後一次偏頭痛了，因為我們要擺脫它了，”她說。

讀完信幾小時後，艾麗斯就離開了克林頓的家，獨自前往機場。她飛往科莫克斯，一個距離維多利亞三個小時車程的沿海小鎮，她和格裏最近在那裏買了第二套房子。

艾麗斯在離開前把信放在桌子上，格裏把它打印出來，給每一段都編號以作參考，並寫下了自己的“評論”，兩天後寄給了吉姆和卡羅爾。在題為“這一切的心理學”的文章中，他辯稱安德莉亞不可能因虐待而受到傷害，聲稱，即使她告訴家人，“1. 人們似乎並不認為發生的事情有多嚴重，2. 他們傾向於說‘洛麗塔，這有一部分是你自己的錯誤。’”

在一篇題為“自我觀察”的文章中，他承認自己的性取向“不符合公眾尊重的標準”。但他寫道：“我並不覺得自己因為被一個少女激起了性欲而墮落到無可挽回的地步。”他唯一感到內疚的過錯是對艾麗斯不忠：“如果對一個成年人不忠，我也會覺得自己不光彩，也對自己感到厭惡。”

在兩天後寄出的另一封信中，他告訴吉姆和卡羅爾：“如果我的生活被毀了，我會付出巨大的代價。”他威脅要公開安德裏亞的信，以及一係列“令人動容”的照片——“一張是在澳大利亞拍攝的，安德裏亞在嬰兒床上擺出洛麗塔式的姿勢，一張是安德裏亞穿著我的內衣短褲。”他似乎堅信是安德裏亞引誘了他，他一定以為這些材料會證明他清白。但他也提出了自殺的可能性。艾麗斯已經擔心他的精神狀態了，到達科莫克斯後不久，她就要求克林頓的警察檢查他的情況。

安德裏亞沒有看到這些信，她和母親一起去了科莫克斯。“她顯然很委屈，”安德裏亞說。“她覺得自己被蒙在鼓裏，被全家人嘲笑。”但艾麗斯也告訴安德裏亞，她一讀到信的第一行就知道信裏會說什麽。她透露，當安德裏亞十一歲時，一個十四歲女孩的父母告訴她，格裏對他們的女兒有不正當的性行為。這個女孩可能是簡，在這種情況下年齡不對，也可能是另一個孩子。

艾麗斯還說，她一直想知道傑瑞是否強奸並謀殺了 1959 年在克林頓的一片林地中被發現死亡的 12 歲女孩林恩·哈珀。當時，安德裏亞覺得這個說法有點“在屋子裏透透氣”。（多年後，安德裏亞開始更認真地考慮這個想法，她和珍妮花了很長時間研究這個案子，但這個案子至今仍未破案。安德裏亞向警方報告了這一懷疑，並接受了采訪，但再也沒有聽到任何消息。警方在一份聲明中表示，調查仍在進行中。案件記錄以及與當時認識傑瑞或哈珀的人的對話表明，他不太可能參與其中。）

安德裏亞發現自己扮演的角色和她小時候很熟悉。當艾麗斯半夜痛苦不堪時，“我就在她身邊，抱著她，”安德裏亞說。“她可能因為我和她丈夫有‘婚外情’而對我有些生氣，但更重要的是，我真的覺得我不在她身邊。我就像隱形人一樣。”

艾麗斯告訴安德裏亞，將丈夫的虐待歸咎於母親是文化厭女症的表現，安德裏亞接受了這種觀點。安德裏亞多次向母親保證，她絕不會如此“自私”，讓母親選擇她而不是格裏。“孩子對父母提出要求，堅持要成為她生命中如此重要的東西——這種想法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裏，這種事情隻會對女人做，”安德裏亞說。“你永遠不會要求父親這樣做。”

當時負責處理艾麗斯附屬權利的文學經紀人詹妮弗·魯道夫·沃爾什告訴我：“艾麗斯傷心欲絕，我們都試圖幫助她度過這段經曆。她一直在談論這件事。”沃爾什說，她不知道哪個女兒受到了虐待，但她的印象是，女兒“當時隻有 15 歲，而不是 9 歲。我不知道艾麗斯是在撒謊，還是在一點一點地相信事實。”

艾麗斯在克諾夫出版社的編輯安·克洛斯告訴我：“說實話，我認為我主要認為這是一場悲劇，我的作家和朋友深受其害。”對於艾麗斯的許多朋友和同事來說，她作為被背叛的情人的經曆似乎是最令人擔憂的。在克諾夫出版社工作了 53 年的克洛斯說：“如果你愛上一個人，卻發現他有可怕的一麵，你會怎麽做？你已經擁有了超過 15 年的美好時光。”

艾麗斯離開格裏五天後，他給珍妮寫了一封信，說他和艾麗斯通了電話。他警告說，在這種情緒狀態下，艾麗斯無法繼續創作小說：“我認為，現在真相讓她自由了，人們會認為艾麗斯會拿起筆記本，開心地繼續寫作。”但她非常痛苦，甚至無法自己去購物。“不管艾麗斯是否精神錯亂，她都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他寫道。

他似乎已經平靜下來，也更加充滿希望。“我們仍然深愛著彼此，”他告訴珍妮。他說，在電話裏，艾麗斯安慰他說：“我們不會分開死去。”

一個月後，艾麗斯給她的經紀人弗吉尼亞·巴伯寫信，說她和格裏在科莫克斯在一起了。“我們找到了一位優秀的治療師，而且進展（他們這樣稱呼）正在取得進展，”她告訴巴伯。“考慮到這是多麽大的逆轉和損失，格裏現在做得非常好。安德裏亞還好，但現在 G. 來了，她不想和我聯係。”她采用了一種愉快的語氣，把他們的關係比作一個修補過的茶壺。“看看 M 女士是如何堅持舒適的家庭形象的，”她寫道，並補充道，“在某種程度上，我感到非常奇怪的自由。這麽長時間以來，我一直對別人感到奇怪的歉意或陌生，+現在我覺得我知道問題出在哪裏了。”

她總能找到完美的、意想不到的詞語來描述某種情感體驗，但在這裏，她選擇了最普通的詞語：隻是“麻煩”。

巴伯（2016 年去世）繼續與艾麗斯和格裏交往，甚至幫助格裏為他的地理書尋找代理人。但沃爾什（她的職業生涯始於巴伯的助理，現在仍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表示，她再也不會與格裏互動了。當她打電話到艾麗斯家時，他總是接電話，他們會談論合同，甚至編輯事宜。現在她拒絕了。有一次，艾麗斯為此生氣了，他們吵了一架。在一封沃爾什認為是關於這場糾紛的信中，艾麗斯向一直支持沃爾什的巴伯道歉，因為她“完全不了解你的感受，考慮到你一直是我很好的朋友，以及你在我們業務關係之外幫助我的方式，這令人震驚。我對自己的這種暴露感到震驚。”

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自 20 世紀 60 年代末起就與艾麗斯成為好友，她告訴我，她不知道安德裏亞遭受虐待，但她知道艾麗斯意外地來到了科莫克斯。阿特伍德說，當時很少有男人會容忍一位中年作家。但安德裏亞的揭露將改變兩人關係中的權力動態。“艾麗斯發現後，”阿特伍德寫信給我，“她在道德上占了上風。”她現在有一張“王牌，‘你是個壞人’。”她補充說：“我不是說這是件好事——我隻是說這是事實。對於她這一代人來說，從小就被灌輸女性低人一等、她們的意見、感受和欲望不重要的想法，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在70 年代早期的一封信中，艾麗斯描述了自己度過的一段“完全靠意誌生活——說話、微笑、移動都要費力，什麽都不在乎”的時期。後來有一天，她去了一家咖啡店。“我看著那些裝冰淇淋的厚玻璃盤——這是很難解釋的部分，否則會顯得很傻——我開始以最奇特的清晰度和尊重來看待那些盤子。”櫃台看起來也不同了。“我不知道你是否必須等待這種‘看見’，還是可以通過努力或信念來實現，”她寫道。“但對我來說，這是最後的救贖。”

在采訪中，艾麗斯試圖定義這種獨特的“觀察”，將其描述為一種能夠發現潛伏在日常物品表麵之下的秘密力量的能力。“我真的不能說它與任何一種對世界的宗教情感有關，但這可能最接近描述它了，”她說。她將其描述為一種對抗這一認識的鬥爭，即世界上和我們自己的大部分東西每天都會永遠消失。“寫作也許是一種說服自己你正在為此做些什麽的方式，”她說。“如果不付出一些努力，我就無法忍受放手。”

也許從來沒有人質疑過艾麗斯是否會寫安德裏亞遭受的虐待。麵對如此生動的細節，她似乎無能為力。在接回格裏不到一年後，她寫信給巴伯，告訴她“最新故事的命運，因為在電話裏坦誠交談通常很難”。她已經寫了兩個月的故事，“故事是關於主題的，雖然經過了徹底的偽裝，而且結構非常有效。”她繼續說，“除了中心部分，我可以寫所有的部分，當我接近中心部分時——我從各個角度嚐試——我感到惡心（我是說真的——嘔吐）並且感到非常沮喪。這種情況發生了三四次，我終於意識到我可能會崩潰。所以我把它燒掉了（不想再繼續寫下去了）。”

但她並沒有完全放棄這個想法。兩個月後，她完成了《汪達爾人》的草稿，這是一篇關於性虐待的故事，讀起來就像《海洋生物》中讓她顫抖的故事的一個版本，但更加複雜和微妙。它似乎建立在安德裏亞在信中分享的一個軼事之上。她回憶起在她十歲那年夏天，他們計劃去遊泳，艾麗斯要求格裏不要做他的“滑稽動作”。他會假裝從橋上滑入水中，他鼓勵安德裏亞也這樣做。艾麗斯和格裏開始為她使用“滑稽動作”這個詞而爭吵，艾麗斯拒絕去遊泳。安德裏亞整個夏天都試圖不和格裏單獨相處，她覺得退出已經太晚了。在遊泳池邊，格裏告訴安德裏亞他們最近很少見麵。她完全明白他的意思，說：“不！”她迅速走開，滿頭大汗，驚慌失措。

在《汪達爾人》中，虐待的真相在一場遊泳戲中浮現，該戲圍繞著一個名叫拉德納的中年男人的滑稽動作展開。他決定與一個名叫比婭的女人共度一生，不是因為他愛她，而是因為“他意識到她是一個可以和他一起生活的人”——這句話借用了格裏寫的一封關於艾麗斯的信。夏天，住在馬路對麵的一個名叫麗莎的女孩和她的弟弟幾乎每天都來拉德納的房子裏玩，把比婭當作替代母親。有一天，他們都在遊泳，拉德納開始嘲笑比婭的劃水動作，“用顫抖的手拍打水麵”。麗莎已經開始期待拉德納的這種行為：“在她和他秘密生活的生活中，可怕的事情總是很有趣，壞事和愚蠢混在一起。”比婭也知道她的現實被他的幽默感扭曲了：“我從頭到腳都被笑話逗樂了。”

“她的作品比我們的生活更真實，”珍妮談起她的母親艾麗斯（上圖）時說道。照片由喬治·鄧肯拍攝

在艾麗斯發給巴伯的初稿中，辱罵被掩蓋了。“安說她喜歡《汪達爾人》，但不確定是否說得足夠清楚，”艾麗斯寫道，她指的是克諾夫出版社的編輯安·克洛斯。“她把這個問題拋給了一個無辜的讀者。”

一個月後，艾麗斯寄來了一份草稿，上麵有一頁新內容，她寫道，她試圖“把整個表演都透露出來”。新增的頁麵利用了安德裏亞信中的另一個細節。她提到了格裏提議他們玩的一款名為“給我看看”的遊戲。“計劃是把車停在路邊，脫下我們的褲子，”安德裏亞在寫給母親的信中寫道。在“汪達爾人”的新頁麵中，麗莎回憶了“嚴肅的教學場景”，拉德納教她和她的兄弟認識不同的岩石、樹木和蘑菇，還玩了“PDP”等遊戲。當麗莎的兄弟看到刻在樹上的縮寫時，他說“脫下褲子！”這些課程是在拉德納的一塊被雪鬆樹遮蔽的土地上進行的，麗莎認為可能仍然有“地上的瘀傷，草地上羞恥的癢癢”。故事中沒有人提到虐待行為，但艾麗斯在後來刪去的一句話中描述了這片土地上所有的動物都知道發生了什麽：“尤其是那隻紅狐狸……它那玻璃眼的凝視如此無憂無慮、瘋狂不已，讓麗莎想起了拉德納，在她腦海裏那些昏昏沉沉、灼熱難耐的時刻。”

《破壞者》開始於虐待發生數年後，當時，20 多歲的莉莎被要求去檢查比亞的空房子。然而，莉莎沒有給出任何解釋，就把房子弄得一團糟。她把書從書架上拿下來扔到地上。“罪孽的代價是死亡”，她用記號筆在廚房的牆上寫道。這個故事的結構是一種調查，調查比亞是否知道拉德納對孩子們做了什麽，或者她是否“做了一筆交易，不再記得”。她可以“傳播安全，如果她願意的話。她當然可以。”但比亞被拉德納迷住了，因為她知道這可能是“退化和不良行為”。故事的大部分緊張氣氛都圍繞著比亞對這個男人不可動搖的忠誠之謎。“有些女人，像她這樣的女人，可能總是在尋找一種可以控製她們的瘋狂，”比亞想。“如果與一個男人生活在一起不是生活在他的瘋狂之中，那又有什麽意義呢？”

在故事發表後的一次采訪中，艾麗斯說，比婭必須找到“一個真正好的瘋狂——我的意思是，普通的瘋狂對她不起作用。她必須找到一個非常有力量、自給自足、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男人，如果她想和他在一起，她就必須按照這些方式生活。”

《汪達爾人》是《公開的秘密》的最後一篇故事，這本書獻給了包括巴伯和克洛斯在內的九位女性：“這本書獻給患難中的忠實朋友。”（《患難中的友誼》從出版版本中被刪去。）艾麗斯早期的許多故事都遵循單一的敘事路徑，但這本書中的故事是交響樂，具有多個敘事框架。人們會認為，將女兒遭受的虐待變成藝術的作家會受到審美懲罰，但艾麗斯的故事越來越成功。她似乎在摸索一種新的形式，表達了一個人的思想如何幾乎完全對真相視而不見，除了少數幾個小的認知空間。

心理分析學家唐納德·溫尼科特 (Donald Winnicott) 描述了分離過程如何導致一種“奇怪的真相”：人們無法將生活中的創傷事件融入當下，因為在某種程度上，當這些事件發生時，他們並不在場。他們“繼續尋找尚未經曆的過去的細節”。艾麗斯關於她母親的小說——一個故事中所說的“永遠受傷的幽靈”——似乎創造了一種三百六十度的視角，也許她當時並沒有完全感受到。《公開的秘密》中的故事更進一步：不同的視角輪流出現，可能需要很多頁才能確定哪一個視角能提供故事主要事件的視角，即使是部分視角。莫娜·辛普森 (Mona Simpson) 在《大西洋月刊》上寫道，艾麗斯的風格在 90 年代發生了變化，她似乎“拋棄了舊的形式，或者打破了舊的形式”。她已經變得像“晚期四重奏中的貝多芬，在作品中無處不在，又無處可尋”。

門羅家的女兒們都有著相同的麵貌，但麵貌各異。她們說話的方式似乎毫不費力地精準，常常充滿詩意，帶著一種微妙的快樂能量。很容易想象她們是夏令營裏最漂亮的女孩，充滿藝術氣息，難以捉摸。但希拉和珍妮都覺得，在三姐妹中，安德裏亞才是明星，也是最像她們母親的一個。“她照亮了整個房間，”珍妮說。“她非常活潑、充滿活力，深受我父母的喜愛。我知道她不這麽認為。但我還是這麽說，因為這是我的真心話。”

安德裏亞有時擔心，她性格中最閃亮的部分其實是應對機製。她覺得自己多年來在世上奔波，“就像我給每個與我聯係的人一百美元，希望有一天我需要借十美元時，我可以借到。”收到她的電子郵件後，我有時確實覺得自己得到了情感上的現金：她溫柔、溫暖、風趣、坦率，常常熱情洋溢。在見麵之前，我們交換了很長的電子郵件，她對待記憶的嚴謹程度幾乎達到了科學的程度，她小心翼翼地從不誇大自己的感受。安德裏亞說，珍妮曾經叫她“小偵探”。“這很有趣，”安德裏亞告訴我。“但這也不好笑，因為能夠清晰而冷靜地回憶可怕的事情是另一種不必感受到痛苦的方式。”

安德裏亞一直努力融入父母的世界。大學畢業後，她在芒羅書店工作，書店搬到了新址，店裏有大理石地板、彩色玻璃和 24 英尺高的格子天花板。《國家地理》雜誌後來將其評為世界第三佳書店。後來她擔任艾麗斯的助理。在《卡爾加裏先驅報》的一篇文章中，她描述了她偶爾如何編輯艾麗斯的故事。“這是我母親對我的信任，”她說，“她讓我進入她的故事（讓我說）‘你知道，我認為你應該去掉那句話。’”

在寄出揭露自己遭受虐待的信之後，偏頭痛一直沒有緩解的安德裏亞開始在一家為逃離家庭暴力的婦女設立的過渡之家做誌願者。“我隻是感覺到一股試圖創造不同生活方式的暗流，”她告訴我。她開始閱讀育兒書籍，盡管她目前還沒有生孩子的計劃。她喜歡人們如此深思熟慮地理解和認可孩子的經曆。她從門羅書店買了一本名為《治愈束縛你的恥辱》的書，盡管她很熟悉的店員嘲笑她的選擇。安德裏亞說：“我母親對所有自助的語言都很反感，但它拯救了我的生命，讓我看到，像相互依賴這樣看起來如此複雜和不可避免的事情是可以命名的，並且知道其他人也會經曆這種事情。”

珍妮注意到“安德裏亞正在轉變，”她說。“她變成了我們家所謂的‘認真的人’。”珍妮認為安德裏亞正在找到自己的道路，並且茁壯成長。“我無法接受你竟然會透露這樣的事情，這絕對會毀掉一個人，但安德裏亞卻健康而容光煥發，”她說。安德裏亞意識到她的情緒令人困惑。“我能理解，如果你想讓我那樣，看起來我已經過去了，”她告訴我。通過把感情藏在心裏，她認為她是在“為大多數人謀取最大的利益。”

珍妮成為了一名視覺藝術家，希拉則成為了一名作家和兩個男孩的母親。多年來，希拉一直在寫一些關於自己生活的片段。“但我始終找不到任何適合它們的框架，”她寫道。1997 年，艾麗斯建議希拉為她寫傳記。希拉認為直接寫傳記不太合適，但她意識到她的片段可以重組為一本回憶錄，講述作為艾麗斯·門羅女兒的成長經曆。希拉一直認為她的母親擁有近乎神聖的清晰思維。希拉寫道，接受母親的成就就像“心理上俯瞰大峽穀一樣”。

她以為自己比任何一個女兒都更了解母親，但她的理解大多來自寫作。“我告訴自己，這樣看待小說是錯誤的，小說，即使是自傳體小說，也不同於自傳，但我無法改變這一點，”她在回憶錄中寫道。“她的小說真實性如此無懈可擊，有時我甚至覺得自己生活在艾麗斯·門羅的故事裏。就好像她對世界的看法一定是世界的真實麵目，因為它讓人感覺如此令人信服，如此真實，以至於你相信她說的每一個字。”

書中沒有提到安德裏亞遭受的虐待。希拉說，她覺得這是安德裏亞的故事。在回憶錄出版之前，希拉與她的編輯道格拉斯·吉布森（道格拉斯·吉布森是艾麗斯的加拿大編輯和出版商）交談，她驚訝地告訴他安德裏亞和格裏的事。“我猜，我隻是不想保守這個秘密，”她說。“我希望這件事得到承認。我不知道。我非常激動。我幾乎是在低聲耳語。我隻是想讓他知道。”

現年 81 歲的吉布森表示，他不記得那次談話了。他寫信給我說：“我沒什麽可補充的了。”這本書出版後，新婚不久的安德裏亞認為，這是“所有人繼續生活下去的又一個症狀，包括我，”她說。“一切都恢複正常了。”

安德裏亞的繼母卡羅爾保存了格裏關於虐待的信件近十年，但在希拉的書出版後，她準備讓別人來保管它們。“它們就像有毒廢物一樣，”珍妮說。希拉同意把這些信件交給她的母親，但安德裏亞決定在交出之前先讀一讀。

此時，安德裏亞已經懷上了雙胞胎。格裏寫的細節和辯解讓她不知所措。“我覺得我的父母可能已經拿到了我被強奸的視頻，但他們卻什麽也沒做，”她說。她和希拉開始把這些信剪下來，作為一種驅魔儀式，並打電話給珍妮告訴她。珍妮告訴他們別這麽做了。她感覺到，有一天他們會想要格裏認罪的記錄。“這是我為之自豪的少數事情之一，”珍妮告訴我。她最終把這些紙重新粘在一起。

安德裏亞試圖和父親談談他對虐待的反應，但他似乎對她仍然感到不安感到困惑，並重複了那句老生常談：時間可以治愈一切傷口。不久之後，他在門羅書店為《烏鴉飛翔的方向》舉辦了一場活動，這部小說講述了林恩·哈珀的死亡，艾麗斯想象格裏可能強奸並殺害了她。安德裏亞寫信給我說：“那天晚上，我痛苦不堪，頭痛欲裂，因為我知道父親總是在派對上嬉鬧，而這個悲劇故事——我的故事，林恩·哈珀的故事——隻是他世界裏的娛樂。”

讀完信後，安德裏亞在母親麵前變得沮喪和沉默。“現在怎麽辦？”艾麗斯問道。安德裏亞開始談論多年來她如何將虐待歸咎於自己，現在顯然她的父母也是如此。她記得母親用冷漠而惱怒的表情看著她。“從 20 多年前她臉上的表情，我知道我們不能再繼續我所認為她的想法了，”安德裏亞寫信給我。但是，這種表情，比艾麗斯說的任何話都更讓安德裏亞覺得她的母親不認為她的情緒是真實的。

艾麗斯一直被譽為女權主義作家，但當被問及她是否是女權主義者時，她傾向於轉移話題，稱自己相信講述女性經曆的真相很重要。她的故事往往不會描繪女性之間的尊重或愛。女性親密關係的慰藉太暴露了。“從理智上講，我是女性運動的堅定支持者，然而，回應男性則是另一回事，”她在 1975 年的一次采訪中說道。“還有其他事情正在發生。”

從某種意義上說，她描述女性經曆的非凡能力與其說是來自親和力，不如說是來自觀察。女性氣質是一種物質，而不是身份。《蒙大拿州邁爾斯城》中的母親隻有在脫離家庭、能夠以自己的方式觀察時才會感到充滿希望：“這是作為觀察者做到的。觀察者，而不是守護者。”希拉寫道，她總是把這些話和她的母親聯係在一起。就好像艾麗斯不是以女人的身份寫作，而是以另一種存在——“觀察者”的身份寫作。

在生下雙胞胎之前，安德裏亞曾向格裏保證，他不再有性衝動。“在過去的 25 年裏，也就是我生命的三分之一，我沒有性衝動，”他寫信給安德裏亞。他指責她堅持“惡魔理論”（“同意某些形式的女權主義”），因為這讓她能夠在家庭動態中掌握權力。他寫道，如果沒有他的妖魔化，艾麗斯將擁有最高地位，“我將處於菲利普親王的位置。”相反，他被降級到“可以想象的最低級別，而艾麗斯因與我的強大聯盟而受到貶低。”

當這對雙胞胎（一男一女）出生時，安德裏亞告訴艾麗斯不要把格裏帶到她家。艾麗斯怒不可遏，說考慮到她不會開車，這太不方便了。“媽媽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珍妮說。在她看來，母親不能容忍這種虐待在他們的生活中占據應有的比例。“我想她想，安德裏亞有點問題。她不喜歡我。我們不適合。”

安德裏亞已成為一名瑜伽教練，她覺得母親根本無法理解她的觀點，因此“無法真誠地向前邁進”。有一次，當安德裏亞談到如何從虐待中恢複過來，並提到“自愛”的想法時，她說，她的母親“的反應就像我說了什麽好鬥的話，她問‘那是什麽？’”

安德裏亞不再和家裏任何人說話，除了珍妮。“在某種程度上，你知道回到格裏身邊會失去我，你願意冒這個險，”她在信中解釋自己的決定。她回想起多年前艾麗斯說過的話，她認為讓她離開格裏是厭惡女性的行為。“我對你的決定感到憤怒，不是因為仇恨女性，也不是因為對女性的期望高於男性，而是因為我覺得你和我——作為人類——應該得到更好的待遇，”安德裏亞寫道。

珍妮對格裏的信感到厭惡，於是她將信的副本寄給了母親，迫使她麵對這些信，並停止與她說話。“我會非常想念你，但我完全理解，”艾麗斯寫信給珍妮。“我之前沒有讀過整封信，因為它不是寄給我的——隻讀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兩年後，珍妮擔心母親會在兩人關係疏遠時去世，於是她又開始和母親見麵。珍妮努力“想像一下——我總是想不起來，”她說。她發現母親“真的是一個富有同情心的人。她有這種特殊的理解力。她讓你覺得自己被傾聽了。她非常善於指出生活中什麽是重要的，並幫助你找到自己的道路和天賦。”

當珍妮試圖與母親談論這場衝突時，艾麗斯經常會立即開始哭泣。“我記得她曾經對我說，‘格裏讓我哭了’，”珍妮說。就好像她已經決定永遠無法得到救贖。“就是這樣，”珍妮補充道。“她寧願繼續她的生活，她寫作，他做其他一切。”

安德裏亞的雙胞胎孩子七歲時，艾麗斯給《紐約客》的前編輯丹尼爾·梅納克寫了一封信，描述了安德裏亞的孩子們家庭和睦的環境，盡管她從他們嬰兒時期就沒再見過他們。“有一天，他們一家人坐在一起，” 她在信中寫道。“小男孩菲利克斯說，‘這樣才是最完美的狀態，我想不出更好的了。’‘我也想不出，’他父親說。‘我也是，’我女兒，也就是他們的母親說。所有人都看向……另一個雙胞胎”，即查理，她說她寧願和保羅·麥卡特尼在一起。安德裏亞說珍妮一定把這個故事告訴了她的母親，她的母親將自己寫入了這個場景，仿佛她們的關係仍然完好無損。

在小說中，艾麗斯更誠實地描述了疏遠帶來的痛苦。在 2004 年出版的三部曲《機會》、《很快》和《沉默》中，大約在安德裏亞斷絕聯係兩年後，她記錄了一位名叫朱麗葉的女性的生活，朱麗葉是一位著名的電視采訪者，以“非凡的洞察力”和“直擊事物本質”的方式而聞名。但朱麗葉覺得她已經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際關係。她在母親臨終時拋棄了她，在後半生，她被她唯一的孩子佩內洛普拋棄。外出一天後，朱麗葉回家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尋找答錄機上的閃光燈：“她嚐試了各種愚蠢的把戲，比如她走到電話機前走了多少步，她如何接電話，她如何呼吸。就讓她自己決定吧。”

朱麗葉從未試圖去尋找佩內洛普，一個“幾乎從未有過抱怨理由”的可愛孩子，也從未試圖去調查佩內洛普為何做出這樣的選擇。相反，她試圖將自己的拒絕視為身為母親的悲劇的一部分。“你知道，我們總是認為有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我們一直在努力尋找原因，”她想。“但我認為原因可能不那麽容易被挖掘出來。就像她天性中的純潔。是的。她身上有一些精致、嚴格和純潔，一些堅如磐石的誠實。”

多年前，在一次午餐和葡萄酒的錄音談話中，艾麗斯告訴文學評論家瑪格達琳·雷德科普她想寫一個自傳體故事，名為《很快》。它最終成為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她解釋說，當母親說“我很快就會見到艾麗斯”時，她沒有回應，因為她覺得自己被操縱了。“我認為家庭永遠是自我的敵人，”她說。“你會有這種感覺，如果你想過上任何一種有尊嚴的生活，你就必須抵製家庭的脅迫。”成年後，艾麗斯實現了《皇家毆打》中的孩子永遠無法做到的事情：她拒絕了母親的愛，抵製了誘惑，永遠撤回了她的注意力。她告訴雷德科普，“我現在經常夢想著拋棄老人或拋棄孩子。”

在與 2000 年代的記者交談中，艾麗斯強調了她對格裏的崇拜，格裏有時會在采訪結束時接她。《環球郵報》的一位記者寫道：“門羅身材高大的地理學家丈夫來了。他們調情；她實際上對他眨了眨眼睛。”

一位電視采訪人問艾麗斯：“那是二見鍾情嗎？”她指的是第一次婚姻後她與格裏的重逢。

“這些事情確實會發生，”艾麗斯閃閃發光地說道。

“人們知道後會很高興的，”采訪者回答道。

在 2004 年秋季發表的《時代》雜誌對艾麗斯的人物專訪中，作家達芙妮·默金 (Daphne Merkin) 指出，艾麗斯“經常親切地稱呼格裏為‘我的丈夫’，而不是直呼其名，就像一位驕傲的中西部銀行家的妻子，她最大的榮耀就是嫁得好。”

安德裏亞讀完個人資料後，她發現很難起床。梅爾金寫道，艾麗斯“今天和她的三個女兒很親近。”安德裏亞已經兩年沒見過她了。“長期以來，我覺得自己對母親來說微不足道，但現在她卻把我抹去了，”安德裏亞後來寫道。

不久之後，安德裏亞打電話給安大略省警察局，舉報了自己遭受的虐待。“我花了 29 年的時間才向警方陳述，才開始相信我和其他人一樣擁有權利，”她在受害者影響陳述中寫道。“我仍然在與這種感覺作鬥爭：我軟弱，我身上有一些東西會招致屈辱，而這種屈辱會降臨到我的孩子身上。我一直害怕體驗養育孩子的感性一麵，小心翼翼地以一種不會被誤解的方式觸摸我的孩子，有時因為恐懼而感到缺乏自發性。”她還寫道，“由於沒有完全信任我的丈夫，所以我失去了一種聯係。”

負責此案的偵探采訪了安德裏亞，並審閱了她幾乎銷毀的格裏的來信。然後，在采訪了家裏的其他人後，他去了克林頓艾麗斯和格裏的家，並試圖采訪艾麗斯，但他告訴我，“毫無進展。她隻是在貶低她的女兒。”

八十歲的格裏最終去了警察局，用一句缺少代詞的手寫句子承認了罪行：“1976年7月1日至1976年8月31日，在克林頓鎮對女性安德裏亞·門羅進行了猥褻。”

2005 年 3 月，在距離克林頓約 12 英裏的戈德裏奇舉行的一次簡短聽證會上，他承認了猥褻罪。“弗雷姆林先生，今天你還有什麽要說的嗎？”法官問道。

“沒有，法官大人，”格裏說。

安德裏亞告訴檢察官，她不是想要他坐牢。她曾在一家性創傷治療中心接受過治療，並要求格裏為該項目捐款。她在受害者聲明中寫道：“我會為這筆小小的補償感到高興。”他捐了一萬美元。他被判處兩年緩刑，在此期間，他不能與任何 16 歲以下的人單獨相處。

記者們經常出現在戈德裏奇的法院，安德裏亞認為這個案件會公開。珍妮說，在聽證會之前，她的母親已經安排好離開格裏。她計劃住在簡·厄克哈特的家裏，簡·厄克哈特是她的老朋友，也是一位著名作家，住在安大略省斯特拉特福德。“審判的策略是將媒體拒之門外，以保護艾麗斯，”格裏在給律師的信中寫道。這種方法——快速認罪，在法官而不是陪審團麵前聽證——是成功的：沒有媒體報道。艾麗斯突然取消了搬到厄克哈特家的計劃。當安德裏亞後來得知這些安排時，她猜想她的母親想讓人們看到她做了正確的事，然後，當事情顯然不會公開時，她意識到沒有必要做任何事情。

幾個月後，艾麗斯和格裏出現在他們大學校友雜誌的一篇文章中。文章開頭寫道：“在安大略省克林頓一條安靜街道上的一所小房子裏，艾麗斯·門羅坐在廚房餐桌旁，對丈夫的滑稽動作笑得前仰後合。”“在房間的另一邊，格裏·弗雷姆林（文學學士 50 屆）揮舞著一把相當大的劍，大聲思考著”《麥克白》中“滾開，該死的汙點！”這句話的含義。當格裏背誦這段對話時，記者注意到艾麗斯“幾乎求他停下來。”

格裏被定罪八個月後，剛剛被《時代》雜誌評為全球百位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的艾麗斯完成了短篇小說《維度》的草稿。它讀起來像是《汪達爾人》中探索的課題的續集，即愛一個男人需要“生活在他的瘋狂之中”。女主人公名叫多莉，她乘坐三趟公交車來到監獄，她的丈夫因殺害了他們的三個孩子而被關押在那裏。當他們見麵時，她覺得自己“來到這個世界上的唯一目的就是和他在一起，試著理解他”。現在，在與她的治療師的一次想象對話中，她試圖為自己繼續探望他的願望辯護。她承認，她不一定會“原諒”。“但想想看。我是不是和他一樣，被所發生的事情所切斷了聯係？”正是因為他的瘋狂，她再也見不到自己的孩子了，但他的存在讓她感到安慰，因為孩子們也存在於他的心中。他是唯一一個愛他們的人。

讀完故事後，珍妮弗·魯道夫·沃爾什（Jennifer Rudolph Walsh）問艾麗斯：“我們到地下室了嗎？” 2002 年左右，巴伯退休後，她成為了艾麗斯的代理人，同時也是艾麗斯遺囑的文學執行人。沃爾什問艾麗斯：“我們到地下室了嗎？”艾麗斯說沒有，並開玩笑說，事實上，那裏有一個“地下室”。沃爾什接手後不久，就告訴了克諾夫出版社的編輯桑尼·梅塔（Sonny Mehta）家庭矛盾。“我並不是約好告訴別人一些事情，但當事情發生時，我就重複了這個故事，”她告訴我。“它改變了我對她所寫的‘小說’的理解，我覺得她作品的其他照顧者和指導者需要知道我所知道的東西。這是屬於世界的信息，需要成為她遺產的一部分。”

沃爾什告訴黛博拉·特雷斯曼（Deborah Treisman，自 2003 年以來一直擔任《紐約客》的小說編輯），這個家庭內部存在分歧，艾麗斯曾寫過幾篇自傳故事，但她不想等到死後再出版。“我沒有聽到完整的故事，我猜想弗雷姆林最近對艾麗斯的一個成年女兒有不雅行為，”特雷斯曼告訴我。“我猜想他可能在派對上喝醉了，然後調戲了艾麗斯。我沒有想到有一個孩子被性騷擾，而且沒有人保護他。”

沃爾什認為這些自傳故事是關於安德裏亞和格裏的。“這是顯而易見的，”她說。“唯一合理的解釋是她追求格裏。”

但沃爾什和特雷斯曼都沒有看過這些故事。安·克洛斯說她從未聽說過這些故事。珍妮和希拉也沒有。當我告訴珍妮這些故事可能存在時，她的第一反應是：“格裏本可以毀掉它們。他可以輕易毀掉它們。”

2005 年夏天，紐約聖勞倫斯大學加拿大研究和英語教授羅伯特·薩克完成了一本名為《艾麗斯·門羅：書寫她的一生》的傳記。這本書長達六百多頁，追溯了“艾麗斯·門羅的人生軌跡和艾麗斯·門羅的文字”。薩克將艾麗斯回到安大略描述為其藝術發展的轉折點，但他將這一轉變主要歸因於她重新發現了自己成長的社區，那裏是她許多故事的背景。他概括地描述她們的關係是友好而又充滿運動氣息的。在創作故事時，艾麗斯經常利用格裏的知識，尤其是地理和木刻方麵的知識。

在書定稿前不久，安德裏亞和珍妮給薩克發了一封電子郵件，告知格裏被定罪的消息。薩克注意到了家庭中一些矛盾，但不知道是什麽原因。“我一定會仔細檢查文本，確保我沒有像你說的那樣‘散布謊言’，”他寫信給安德裏亞。“我不認為我已經在寫的內容中這樣做了，但我向你保證，我會再看一遍，以確保萬無一失。”

“我的意思是徹底撤下這本書，”安德裏亞在回複中寫道。“我的意思不是刪除那些奉承弗雷姆林先生的形容詞。”她告訴他，“你竟然沒有看到我和珍妮提供的信息是你作品的關鍵，這讓我難以置信。”她寫道，“性虐待不是憑空發生的，是有背景的。我的母親在創造一個可怕的世界方麵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這個世界裏，她和我的墮落是必然的。”

這本書出版時，薩克稱對格裏的描述“略有刪減”。薩克繼續研究艾麗斯的作品，先是為修訂版傳記，後來又為新書《艾麗斯·門羅的晚期風格》做準備。在傳記第一版出版近三年後，艾麗斯和薩克共進午餐，薩克清楚地意識到艾麗斯想討論一些事情。

“嗯，我聽說你從我的孩子那裏得到了一些信息，”艾麗斯告訴他。他們在貝利的精致餐廳吃飯，這是戈德裏奇的一家餐館，艾麗斯在後麵有一個固定的座位。薩克錄下了談話。“我必須問你他們想讓你做什麽，”她說。

薩克說，她的女兒們曾告訴他有關虐待的事情，但他不打算寫下來：“我想，如果這是她們所說的，而且是公開記錄，我想有人……”

“這是公開記錄，”艾麗斯說。“這是真的，也是我一生中可怕的事實。”

薩克問她是否還和安德裏亞失去聯係。“哦，是的，我永遠都不會失去聯係，”艾麗斯回答道。“她會做她認為對她有幫助的事情。我認為她已經做到了。我想也許，隨著時間的流逝，她讓別人受苦的必要性會降低。也許不會。”

她讓薩克爾告訴她，如果他在任何時候察覺到這個故事會被公開。她想象人們可能會在她的草坪上放置威脅性的標語。“如果我當時離開格裏，並公開譴責他，我就會無罪，”她告訴薩克爾。“格裏可能已經死了。”她接著說，“我認為他活得相當勇敢。他正努力保持一定程度的理性快樂，主要是為了我。所以我們都在盡最大努力。對安德裏亞來說，在某種程度上對珍妮來說，這看起來像是懦夫。”她壓低聲音，模仿女兒們說：“怎麽了——你為什麽不能讓別人知道你嫁給了一個戀童癖者？”然後她回答了她們的問題。“人們不會知道我的任何其他事情，”她說。“那將成為人們所知道的。我努力了很長時間才成為現在的我。”

2010 年，卡羅爾邀請桑德拉·馬丁參加晚宴。馬丁是加拿大最暢銷報紙之一《環球郵報》的訃告撰稿人。她和吉姆仍然住在維多利亞的十二間屋子裏。飯後，晚宴上的女士們與丈夫分開坐，卡羅爾提到了格裏虐待安德裏亞的事。“我聽著這些，感到震驚和恐懼，”馬丁告訴我。卡羅爾並不覺得這些信息是秘密。她在維多利亞的朋友知道這件事，她相信多倫多出版界的許多人也知道。

馬丁說，對於加拿大人來說，艾麗斯“在某種程度上就像女王”。隨著年齡的增長，她變得更加光彩照人、美麗動人。她有一頭卷曲的銀發，高高的額頭，皮膚上沒有皺紋。在一本關於圖書貿易的加拿大季刊上，一位小說家評論了她 2009 年的係列作品《太多的幸福》，他寫道，盡管文學界充滿了嫉妒之爭，“但我從未聽到任何人對艾麗斯·門羅說過任何不好的話，無論是個人還是職業上的。”她的忠實讀者似乎欣然接受了她的故事，這些故事有著可怕的主題，是一位聖潔的女士出於同情編造出來的。

在同事的幫助下，馬丁從戈德裏奇的法院調取了有關格裏案件的記錄。但她被告知，該報不會繼續報道這個故事。“它隻是被關閉了，”她回憶道。“我感覺這件事和我自己的生活有關——這就是發生的事情，對吧？我在青春期前也遭受過性虐待。我很長時間都沒有告訴我媽媽。當我終於告訴她時，她說，‘別告訴你爸爸。’”馬丁不再談論這個話題。“我為自己竟然敢問這件事感到羞愧，”她說。

後來，當另一位編輯在艾麗斯去世前幾年要求馬丁為她準備訃告時，她拒絕了，因為她不想陷入不得不省略她知道是真實的事情的境地。相反，她準備了一篇關於艾麗斯工作的文章，提請大家關注幾個關於母親忽視的故事。

安德裏亞覺得每個人都知道她遭受虐待的事情，而且從根本上說，他們根本不在乎。她開始尋找不讀書的朋友。她告訴我，很長一段時間裏，當她讀到母親講述所發生事件的故事時，她會想，“好吧，她正在試圖談論這件事，試圖弄清楚。這需要一些時間。” 1998 年的一篇故事《富得流油》描述了一個名叫卡琳的女孩、她的母親和她母親的男朋友之間的一種扭曲的三角戀。卡琳夏天會去看望他們，她的母親經常因為悲傷和羞愧而歇斯底裏，因為她覺得她的男朋友鄙視她。為了用娛樂來破壞這種氣氛，卡琳準備給他們一個驚喜，她穿著一件舊婚紗走進房間，唱著“新娘來了”。但她的麵紗在蠟燭的火焰中飄來飄去，裙子燒毀了。她最終住進了醫院，留下了永久的傷疤。安德烈亞將這個結局解讀為一種潛在的進步標誌，因為其“摧毀了純真災難性的形象”。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安德裏亞對母親性格中宿命論的態度越來越感到憤怒，“冷酷的盤算，淒涼的生存模式。”當她的雙胞胎孩子九歲的時候，也就是她被虐待的年齡，她自己家庭的失敗感覺更加深刻。珍妮說：“我們都會狠狠地批評父母，說他們有多麽不妥，然後我就會回去見他們。”安德裏亞也斷絕了與珍妮的聯係。

隨著年齡的增長，格裏和艾麗斯的關係似乎越來越好。他們會花整個上午的時間工作，艾麗斯寫她的故事，格裏寫關於二戰的回憶錄。希拉說，艾麗斯會先起床，當她喝咖啡的時候，“格裏會出來做這件事，他會握住她的手，以一種正式的方式親吻它。這有點嘲諷，但又不完全是。這是他的風格。”希拉和格裏獨處時感到不自在。有幾次，他告訴她，“我對你家人的所作所為太可怕了。”

珍妮試圖幫助傑裏起草致安德裏亞的道歉信。“我會告訴他該怎麽做，但他的信總是寫得不太好，”她說。“最後一封可能是最好的，但他卻說‘你太迷戀我了’，毀了它。”

格裏的定罪限製了他出國旅行的能力，2010 年，他申請了前往美國的旅行豁免，但沒有成功。“我非常欽佩美國人，我會為導致我陷入這種境地的愚蠢行為後悔終生，”他寫道。在一個馬尼拉信封上，他保存著與豁免申請以及他申請的赦免相關的記錄，信封上他記下了相關的地址和電話號碼，以及“無辜和自負”的字樣。

格裏似乎對艾麗斯對安德裏亞的悲痛持續不斷感到困惑。珍妮說：“他會對我說，‘哦，母愛是一種如此強烈而有力的情感！’——就像他是一名科學家一樣。‘哇，母愛，真是個了不起的東西。’”他似乎對人類行為有一種近乎機械的看法。在一封信中，他將“家庭動態”定義為“家庭成員分配等級和聲望的體係”。珍妮說：“他好像不知道什麽是愛。但諷刺的是，也許他通過做最壞的事情並得到寬恕找到了愛，你知道嗎？”

和艾麗斯家裏的每個人一樣，格裏似乎也接受了將自己生活中的某些部分寫成小說的事實，對他來說，這或許是一種特殊的懺悔。“格裏不讀我的作品，”艾麗斯在 1998 年接受一位到訪她家的采訪時說道。

“是的，我知道，”格裏說。“但我們不討論這個。”

格裏和艾麗斯在克林頓郊外的一座公墓裏為自己買了墓地。珍妮說她可以想象他們坐在一起喝著葡萄酒，吸著致命的毒品。艾麗斯在 2012 年發表了一篇名為《多莉》的故事，當時她已經 80 歲了，她描述了一對老年夫婦計劃聯合自殺。然而，在解決細節問題之前，這位女士被舊日的嫉妒激怒，離開了她的伴侶。“畢竟，沒有謊言比我們對自己說的謊言更有說服力，不幸的是，我們必須不斷地說，才能讓整個嘔吐物留在我們的胃裏，”她在信中寫道。第二天早上，當她獨自在汽車旅館醒來時，爭吵變得乏味，她的爭論重複而漫無目的，她開車回家了。

艾麗斯患有記憶問題已有數年，到 2011 年，她已經很難控製自己的記憶。此前，傑瑞曾花時間用奇特的民間雕塑裝飾他們的院子，包括把浴缸漆成牛和戰鬥機的樣子，還試圖保護鎮上的老建築，但現在他的目標變窄了。“他為她做了一切，”珍妮說。“這讓我想起了他照顧老母親的時候。”

格裏被診斷出患有癌症，但他仍以這種模式生活，隱瞞病情。去世前兩周，他展示了二戰撤離人員的航拍照片，並談到了對投擲炸彈的悔恨。珍妮注意到，他沒有提到離家更近的遺憾。他於 2013 年春天去世，留下了戰爭年代的回憶錄（他希望死後出版），以及幾首押韻的滑稽長詩。

珍妮說，不到一天，艾麗斯就扔掉了裝滿他物品的袋子。留下的是一本他一直在讀的書，《我們犯了錯誤（但不是我）》，作者是社會心理學家，講述了人們用來合理化自己有害行為的認知偏見。但珍妮覺得這本書的信息並沒有傳達給他。他劃線的段落是關於兒童誣告性虐待的事件。

珍妮希望格裏的死能讓安德裏亞回到家人身邊，但安德裏亞發現寬恕的想法越來越“毫無意義”。當丈夫告訴她格裏去世的消息時，她說：“我記得當時非常驚訝，因為我沒想到他能做出如此脆弱的事情。”

半年後，艾麗斯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加拿大人。獲獎者簡介寫道：“艾麗斯·門羅已婚，與前夫育有兩個女兒。”在《環球郵報》的一篇關於該獎項的文章中，仍在經營門羅書店的吉姆稱讚他的前妻是“女權主義發明之前的女權主義者”。

艾麗斯無法前往瑞典——她必須不斷地被提醒她贏得了什麽獎——因此珍妮代替她從瑞典國王手中接受了該獎項。

安德裏亞說，當她看到珍妮的照片時，她心想：“我沒有加入這個家庭，他們真的更開心了。現在他們可以活在現實中了。”艾麗斯的臉被印在了加拿大郵票上。珍妮身穿深藍色長裙，金發高髻，美豔動人。

珍妮住在霍普港的一處街角地段，住在一棟樸素的白色小屋裏，維多利亞風格的裝飾，外觀與她母親在克林頓的房子很相似。她給人一種慷慨、仙女般的感覺，似乎無可救藥地專注於美好的事物。當她告訴我她被診斷出患有一種罕見的癌症時，她非常平靜地轉述了這個消息，以至於我誤以為她故事的後半部分會講述診斷是如何被誤診的。

她為母親雇了幾個輪班看護人，隻要有空班，她就會來填補。但她對安德裏亞的沉默越來越心煩意亂。“我真的覺得自己快要瘋了，”她說。“我竟然同意把格裏當作我們家庭中可接受的一員，這真是太惡心了。”她曾經開玩笑地稱他為她的“失禮者”。

她開始閱讀有關性虐待的書籍，當她讀到精神病學家羅蘭·薩米特 (Roland Summit) 的一篇名為《兒童性虐待適應綜合症》的論文時，她哭了起來。這篇論文似乎勾勒出了安德裏亞的童年和青春期。論文描述了受虐兒童為了在家庭中生存，必須“構建自己的現實以保護父母”，重塑自我以最大限度地獲得愛和接納。薩米特寫道：“孩子被賦予了摧毀家庭的力量和維持家庭的責任。”多年後，當孩子準備好談論她當時的無助感時，她的家人對她的經曆不屑一顧，認為她表現得太快樂了，沒有受到這種經曆的傷害。

珍妮在穀歌上搜索了“兒童性虐待的成年幸存者及其家人”，並找到了多倫多一家名為 Gatehouse 的支持中心。她告訴了希拉和他們的繼兄安德魯，他們決定一起去那裏，參加一個治愈圈，分享他們對疏遠的悲傷。“我們甚至不確定我們是否值得幫助，”珍妮說。

直到安德魯來到門衛室，他才意識到安德莉亞向他媽媽講述了她的故事後，門衛室什麽也沒做。“我帶著我 11 歲兒子的版本走進那個房間，”他告訴我。聽到安德莉亞抽泣後，他再也沒有提起這個話題，因為他認為這會傷害她。

該組織的執行董事瑪麗亞·巴塞洛斯 (Maria Barcelos) 表示：“她們三個人都表示，‘我們知道我們曾經是沉默的一部分，我們不想再成為沉默的一部分。我們希望姐妹能出現在我們的生活裏。’”

Gatehouse 的工作人員鼓勵他們給安德裏亞寫信。“最重要的信息是‘寫信時不要有目標’，”安德魯說。“‘寫信時不要期待結果。隻要表達你對她的感受就行了。’”

住在卡爾加裏的安德裏亞讀了這些信，但沒有回複。她不想感到有壓力，“走進一個擠滿家人的房間，開始表達同情和寬恕。”

不久之後，Gatehouse 舉辦了年度會議，有 150 多人參加。珍妮是主講人。“我必須來這裏，”她站在講台上，聲音顫抖地說道。希拉和安德魯坐在前排。珍妮用投影儀展示了一幅 安德裏亞十歲那年夏天畫的安德裏亞的素描。她坐在一張鋪著棉被的床上，雙腿交叉，金發幾乎垂到腰間。她看起來很悲傷。“我沒有保護好這個漂亮的孩子，”珍妮 說。珍妮 想象著這個故事第二天會成為頭條新聞，但什麽也沒發生。

珍妮向母親講述了Gatehouse 的情況，並說許多其他家庭也有過類似的經曆。“整個社會都不願意談論這件事，”她說。

“當然了，”艾麗斯說。“但我真的忘了這事，你能想象嗎？”

“嗯，你現在忘記了很多事情。”

“確實如此，”艾麗斯說。

珍妮說安德莉亞知道她關心她，這對她來說意味著什麽，艾麗斯開始哭泣。二十秒內她就恢複了，仿佛記憶以及與之相關的情感都消失了。

2016 年，安德裏亞 49 歲時，丈夫突然離她而去。“我覺得自己已經準備好回到我曾經感受到愛的地方，”她說。“我感受到一種真誠的意願，實際上，還有絕望。”安德裏亞飛往多倫多。在機場，“我在自動扶梯的頂端看到了她，她撲進了我的懷裏，”珍妮說。他們一起開車直接去了 Gatehouse。

安德裏亞也同意多年來第一次見她的父親。當她開始表達憤怒時，心髒充血且非常虛弱的吉姆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說：“我需要聽聽這些。”安德裏亞覺得他在用愛傾聽。她想，這是我有生以來最善良的父親。後來，在身體好轉的一段時間裏，“他的舊性格開始恢複，”她說。有一次，她問他，當她和母親和格裏在克林頓時，他是否想過，“安德裏亞現在怎麽樣了？”他回答說：“沒有。”

珍妮夢想著安德裏亞搬到霍普港，這個小鎮讓安德裏亞想起了“沒有鬼魂”的維多利亞。他們討論了理想房屋的要素：壁爐、門廊、橡樹、石牆。2016 年夏天，霍普港的一棟房子上市出售，幾乎滿足了他們清單上的所有要求。珍妮幫助安德裏亞買下了這棟房子，幾個月後安德裏亞搬到了那裏，雙胞胎查理和菲利克斯也最終加入了她。安德裏亞說，那時艾麗斯已經“完全消失了”。“她不認識我了。”查理說，有一次他們在霍普港一家咖啡店的樓上用餐區，當他們走下樓時，看到艾麗斯和她的看護人在點咖啡。他們在樓上等著，直到她離開咖啡店。

查理去上大學後，安德裏亞每隔一天晚上就會來珍妮家。他們經常和珍妮的丈夫一起躺在床上看電影。“這有點像我在傳遞我從媽媽那裏得到的難以置信的愛，”珍妮告訴我。“我可能在自欺欺人，但我想媽媽會很樂意擁抱安德裏亞並讓她回來。我正在努力傳遞這種愛。”

艾麗斯的最後一本書《親愛的生命》出版於 2012 年，書中以對她拋棄母親的又一次反思作為結尾。在最後的呈現中，她的內疚感有所緩解。如果她像她認為一個好女兒應該做的那樣待在家裏照顧母親，她就永遠不會成為現在的作家。“我們說有些事情是無法原諒的，或者我們永遠不會原諒自己，”她在最後幾行寫道。“但我們會原諒自己——我們一直都在這樣做。”

這是她發表的最後一本書，讀起來很難不把這些話看作是她與安德裏亞所作選擇的表達。創傷往往會導致一種不知不覺的重複，在她生命的後半段，艾麗斯以新的形式重新演繹了她與母親的關係：她不得不用虛構來交換現實，用藝術來交換女兒。

然而，艾麗斯·門羅故事的讀者永遠不知道該相信哪一個啟示。一個啟示疊加在另一個啟示之上；故事繼續，超越了另一位作者可能結束它的地方。2024 年春天，艾麗斯去世前幾周，她和珍妮坐在陽光下，在艾麗斯過去三年居住的療養院外。珍妮說艾麗斯告訴她，“我不想那麽戀童癖。”她費了好大勁才吐出這句話。“我說，‘你的意思是戀童癖？’她說，‘是的。’我說，‘你的意思是你應該和安德裏亞站在一起嗎？’她說，‘是的。’”

艾麗斯去世一周後，Gatehouse 在其網站上重新發表了安德裏亞的一篇文章，講述了沉寂數十年後與兄弟姐妹重聚的經曆。2020 年，這篇文章首次發布時，巴塞洛斯曾要求安德裏亞刪除她母親的名字，主要是因為擔心法律後果。但新版本提到了“我的母親，艾麗斯·門羅”。

演員兼作家安德魯將這篇文章寄給了他的許多朋友，後來也寄給了他的同事，安德裏亞則將其寄給了三個為遭受性虐待的人設立的組織。她以為這個故事會公之於眾，但事實並非如此。當出版物紛紛刊登對她母親的讚美之詞時，安德裏亞將這篇文章寄給了四位寫過關於她母親或性創傷的記者。她的前夫將其寄給了加拿大西海岸的兩家新聞媒體。安德裏亞說，回應是“零”。

6 月初，《多倫多星報》刊登了一位名叫 Heather Mallick 的作家撰寫的專欄文章，她說，她非常傷心地意識到“政治偶像、曾經崇拜的作家，他們隻是人，而不是英雄。” 安德裏亞 認為 Mallick 可能在暗指她的母親，所以她也給 Mallick 發了一封電子郵件。但 Mallick 並不知道 安德裏亞 的文章。她通知了一位高級編輯，這個故事被提交給了圖書編輯 Deborah Dundas。《女孩和女人的生活》是 Dundas 十幾歲時創作的一本奠基性著作。“成為一名作家並掌控自己的故事——這對我來說意味著一切，”她告訴我。她向編輯解釋說，她不想打倒偶像或危及她在出版界的關係。但第二天她改變了主意。

不到三周後，鄧達斯和同事、法庭記者貝茜·鮑威爾發表了一篇關於格裏遭受虐待以及他們如何保持沉默的詳細文章。《星報》還發表了安德裏亞在 Gatehouse 的長篇散文，以及安德魯和珍妮的文章，講述了他們如何處理發生在姐姐身上的事情。“我們都以自己的方式要求安德裏亞生活在謊言中，”珍妮寫道。一天之內，這則新聞傳遍了世界各地。加拿大最大的連鎖書店宣布，雖然它仍會出售艾麗斯·門羅的書，但會從店裏撤下印有她臉部的海報。吉姆·門羅已經去世，但門羅書店的新主人發表聲明稱，艾麗斯書籍未來銷售的所有收益將捐給支持性虐待幸存者的組織。很快，加拿大的其他公眾人物，包括一名記者和一名小說家，都表示他們受到安德裏亞的啟發，分享了類似的虐待後被沉默的故事。

我第一次見到珍妮時，她告訴我：“總的來說，我認為這是我家的一場巨大悲劇，但結果卻很美好——這是最好的結局。我知道我的父母也希望如此。”

“即使這會損害她的名譽，你媽媽最終還是希望這件事現在發生嗎？”我問道。

“是的，我想她會的，”珍妮說。“她會希望安德裏亞知道真相。她是虛構故事的大師，而安德裏亞是真相的大師。我想，在某種程度上，媽媽會欽佩這一點。”

當我問安德裏亞是否同意珍妮的評價時，她大笑起來並說：“不！”

我們坐在馬匹探索中心的野餐桌旁，這是一個占地 85 英畝的馬場，安德裏亞在這裏教授瑜伽和正念課程。她說，珍妮的印象已經因為照顧那位“可愛的阿爾茨海默氏症女士——她不是我們的母親”的十年而改變了。

安德裏亞也認識那個人。她有時會去她母親家幫忙。“這是對珍妮的愛，”她說，而不是對她母親的愛。起初，她每周都會帶艾麗斯出去兜風。當感覺太親密時，她就開始做家務，比如擦地板。

有時安德裏亞會解釋她是誰，但艾麗斯“兩分鍾後就會忘記，這樣會更容易些，”她說。“我不想再有我們再次聯係的時刻。無論如何，我都不會相信。”

在 2008 年的一篇名為《深洞》的故事中，艾麗斯想象了癡呆症如何讓一位母親和她疏遠的孩子重歸於好。當故事中的兒子明確表示不想再見到母親時，她從這樣的想法中得到安慰：“年齡可以成為她的盟友，把她變成一個她還不認識的人。她不時地看到老年人的那種表情——頭腦清醒但心滿意足，生活在他們自己建造的島嶼上。”

有一次，安德裏亞過來幫忙，艾麗斯講了一個故事，說她給農場裏的小狐狸起名字後，她父親打了她。她不應該和動物產生感情。“我媽媽總是告訴我她對動物不感興趣，”安德裏亞說。“但我相信確實有這樣的事，我想，哦，她被打得失去了養育之心。”

“你是否覺得她內心深處知道自己在傳達這種信息？”我問道。

“當你這麽說的時候，這似乎很明顯，”她說。“但是，不，我沒有意識到她可能對自己有感情。”

我提到艾麗斯一定知道安德裏亞有多麽愛動物。

“我願意接受這種想法，認為她心裏有某種了解，”安德裏亞說。在另一次探訪中，艾麗斯時而清醒時而失常，她問安德裏亞現在是否可以獨立生活並重返大學。“我也對此深表同情，因為她沒有讀完大學，”安德裏亞說。相反，她輟學並結婚了。她沒有錢，沒有男人的支持就無法寫作。安德裏亞說，“向我谘詢有一種甜蜜的感覺，就像她想重新來過一樣。”

當安德裏亞的孩子還小的時候，她就用自己的經曆來教育他們如何防止性虐待。不久前，查理為一門大學課程寫了一篇名為《年輕漂亮的條件》的文章，安德裏亞對此感到震驚。在文章中，她描述了母親如何試圖保護她的純真（比如拒絕讓她小時候穿比基尼，或者坦率地討論幼稚的審美標準），這讓她覺得所有老人都是暗地裏有威脅性的。“我認為這種循環不一定能一下子打破，”安德裏亞告訴我。“有些事情會被推給下一代，這是我沒有想到的。但不同之處在於她可以說這些話。”

查理對祖母從來都不特別好奇。家庭矛盾似乎與她的生活無關。“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問題，”她幾乎帶著歉意地告訴我。她每天都會和母親通電話：“她就是這麽一個美麗的、無性的生物，不需要吸引任何人。她天生就是女神。她就是那麽光彩照人、精力充沛，她對生活充滿樂趣，我想我也有這種樂趣。”

與查理的談話讓我感覺到安德裏亞的生活正在飛翔，在給安德裏亞的一封電子郵件中，我承認我感覺自己正在進入她的兄弟姐妹們度過這麽多年的境地：“看看安德裏亞多麽了不起——她正在茁壯成長！”

“安德裏亞，你過得真好，”她回答道。“真是負擔。”她之所以能過上女神般的獨身生活，是因為“很容易忽略一些你沒有意識到的錯過的東西。”她有時會進入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她所有的互動都帶著一種內疚和恐懼的感覺，因為她對別人要求太多了。“最重要的是，我害怕成為負擔，”她寫信給我。

最近，我在她位於霍普港的家中見到了她。這所房子和人們描述的一樣，充滿田園風光：磚石結構的房子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四周環繞著黑胡桃樹，有一條花崗岩柱樓梯通往房子。我們坐在壁爐旁，旁邊是珍妮的一幅畫，畫的是一棵扭曲的樹。珍妮剛剛告訴安德裏亞，她母親在 70 年代初寫給約翰·梅特卡夫的信，信中她描述了自己被強奸的經曆。“對我來說，這個故事最難的部分是，我母親那天沒有去上她應該上的課，”安德裏亞說。“她不能去。她不得不在城裏四處遊蕩。我覺得我經常這樣做——而不是為自己出現。接下來的想法是憤怒，因為她的生活過得很充實。我覺得我繼續在城裏漫無目的地遊蕩。”

她覺得自己已經失去了生命中的幾年，主要是在她二十多歲的時候，那時她想建立自己的事業。她幾乎每周都會被偏頭痛所困擾。直到她讀到傑裏的信，信中描述了她第一次虐待她的那天早上頭痛的情況，她才把這種症狀的發作與傑裏的所作所為聯係起來。現在她明白了偏頭痛是一種“體驗痛苦強度而不傷害任何人的方式”。自從去年春天她在 Gatehouse 網站上發表了自己的文章後，她的偏頭痛發作的頻率降低了，也不那麽劇烈了。

艾麗斯去世後，希拉和珍妮想為她的骨灰舉行一個小型葬禮。艾麗斯臨終前曾告訴珍妮：“我不想葬在那個人旁邊。”她們選擇了溫厄姆的一座新墓地。但安德莉亞在信中寫道：“想象我的姐妹們站在我母親的墳墓前，在一個崇敬聖艾麗斯的小鎮裏，卻沒有人知道我的想法。”她感到很不安。

現在秘密已經揭曉，珍妮和希拉最終將舉行追悼會。“我想我們隻能說，‘我們有埋葬母親的基本需要’，”希拉告訴我。安德裏亞不打算參加，但她明白她的姐妹們需要找到自己的悲傷方式。公眾對她虐待的反應讓安德裏亞意識到，並沒有像她一直想象的那樣存在“大沉默陰謀”。她將其描述為“更像是側身滑入無法形容的黑暗——一個沒有空氣、寂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