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黎智英（中）在警察的押送下離開抗議區。
《麻煩製造者：黎智英如何成為億萬富翁、香港頭號異議人士，以及中國最令人畏懼的批評者》，馬克·L·克利福德著(THE TROUBLEMAKER: How Jimmy Lai Became a Billionaire, Hong Kong’s Greatest Dissident, and China’s Most Feared Critic, by Mark L. Clifford)
2020年8月10日上午，大批武裝警察抵達香港最著名的民主派報紙《蘋果日報》的總部。他們搜查辦公室，尋找叛國的證據，押送著這家報紙的億萬富翁出版人黎智英，從他在三樓的新聞編輯室走過。根據新的國安法，黎智英很快麵臨與外國勢力勾結的指控。馬克·L·克利福德在《麻煩製造者》中寫道，幾個月後，他開始意識到自己困境的嚴重性，他用WhatsApp向同事們發送了一條簡短的消息：“全部刪除。”這本書對黎智英的工作和生活進行了生動的描述。
始終沒有認罪的黎智英在今年秋天的審判中作證稱，他所做的隻是“高舉火炬”傳達現實中的香港的情緒。他的報紙曾大力支持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中的抗議者，該運動譴責北京在1997年從英國手中取得香港控製權後對它的控製日益收緊。
自四年前被捕以來，黎智英一直處於被收押狀態中，而且經常被單獨監禁。雖然候任總統特朗普誇口他可以“輕易”促成黎智英的釋放，但大多數觀察人士並沒有那麽樂觀。黎智英本人決定留在香港，而不是試圖逃離，他知道自己可能會在監獄中度過餘生。“我號召我的人民去戰鬥，”黎智英在被捕前不久向前蘇聯異議人士納坦·沙蘭斯基解釋道。“我不能讓他們失望。”
《麻煩製造者》是一部聖徒傳：雖然它並沒有完全忽略黎智英的缺點，但最終呈現出來的還是某種在世聖人的形象。曾在香港一家報社任主編的克利福德也是人權倡導者，在黎智英的一家公司擔任過董事。在書中，他突出了黎智英在捍衛民主和經濟自由方麵的自我犧牲精神和勇氣。克利福德寫道，黎智英的故事最終揭示出“一個超越了監獄牢籠的人，發現自己在精神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自由”。
黎智英的人生旅程是一部扣人心弦的傳奇，始於內戰時期的中國南方省份廣東省，他在那裏度過了貧困的童年，後來他成為了香港最富有的人之一。1949年，毛澤東的革命顛覆了他的家庭生活。黎智英回憶說，他目睹黨員幹部強迫他的母親跪在碎玻璃上。她在一個勞改地給人做飯，由於當時食物極其匱乏，她故意把米飯燒糊，這樣就能帶回家，讓孩子們有口飯吃。黎智英記得在最艱難的日子裏，自己還吃過烤田鼠。六歲時，他會去撿煙頭，把煙葉殘渣搜集起來，然後重新卷成煙再賣，賺取微薄的利潤。他的父親痛苦不堪，曾經試圖在小兒子正在休息的房間裏上吊自殺。
12歲時，黎智英決定偷渡到香港。他在工廠打工，失去了一個手指尖。在這個自19世紀以來一直由英國統治的殖民地，英歐文化無處不在。黎智英回憶道：“我注意到，所有的成功人士都說英語。”空閑下來的時候，他會認真收聽美國之音，翻閱字典。
黎智英最後自己開起了工廠，在尋找低成本供應商的美國百貨公司買家之間奔波，在快速時尚領域賺到了第一桶金。他成為了其所謂的“西方文化、價值觀和製度”的傳播者，買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四處送人，還成為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裏德曼的朋友。
雖然克利福德沒有用更多筆墨去說明，但黎智英也開始表現出無節製的資本主義的一些醜陋特征。在創立了他的第一個零售連鎖幾年後，他開著一輛金色的勞斯萊斯四處兜風，還擁有一處私人動物園，克利福德寫道，裏麵“有幾隻孔雀、一隻果蝠、鹿、一隻猴子和一頭喜歡喝奶油蘇打水的寵物熊”。
黎智英的新聞事業同樣帶有過於低俗的色彩。他創辦了《壹周刊》和小報《蘋果日報》，為狗仔隊購買摩托車，這樣他們就能第一時間趕到車禍現場拍攝屍骨未寒的死者；他的報紙還對香港繁華的賣淫業做出了詳盡的、迎合嫖客的描述。
然而，1989年北京鎮壓天安門廣場抗議者後，黎智英發現了一種新的使命感。“在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前，我對中國沒有任何感覺，”黎智英在接受采訪的時候說。“突然間，就像母親在黑夜裏呼喚我一樣，我的內心打開了。”黎智英與民主活動人士和西方權勢人物建立了聯係。當雨傘運動爆發時，黎智英和其他抗議者一起走上街頭，坐在一家肯德基餐廳旁的草坪椅上主持大局，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盡管勇氣可嘉且足智多謀，但在克利福德的筆下，黎智英是資本主義和西方路線的殉道者，這一點讓人略感不滿。我們現在已經清楚地看到，黎智英所信奉的那種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會導致不平等，從而助長仇外的民族主義。眼下的西方世界領袖，正是一個開始利用訴訟和恐嚇來壓製新聞界的人。克利福德所講述的故事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受害者，其中就包括黎智英為之付出巨大犧牲的“西方價值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