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十指指紋、雙眼虹膜、DNA，這聽起來像是科幻片裏的情節，我從未想過會這麽快發生在自己身上。
我來自新疆，漢族人，盡管考上大學後離開，我每年都會回去一兩次看望親友，新疆永遠是我的家鄉。兩三年前的冬天，當我被通知要回新疆辦理“第三代身份證”采集生物信息時，我深切感到新疆是我身上不可抹去的一個印記。
辦理那天人很多，但隻有三位警察辦公。我進去時，負責拍照的警察不停地跟一位燙了頭發的中年女性說，“你把頭發壓一壓，太高了，我這照不全”，那位中年女性說，“我已經壓了半小時了，要不你幫我p 一下吧”，警察無奈地將電腦屏幕給她看，“都快p 成光頭了，還是照不全啊！”全場哄笑。
但我至今記得在眾人的哄笑中感受到的荒誕，對於生活在新疆的人來說，這一切改變越來越習以為常。
每個來排隊的人都是從照相開始的，可是每個照相的人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 好不容易過了照相關，采集指紋的機器總是識別不出指紋，每過一陣它都會大喊“請同時按捺左右手拇指”，然後用維語再大喊一遍。負責采集指紋和虹膜的警察時不時提醒按指紋的人，“你的手太幹了”。采集虹膜的時候，她會說“看紅點”，拿著虹膜機器的人往裏看，果然有個紅點。有一次，她跟被采集虹膜的人說，“你的眼睛怎麽是歪的呀？”全場又哄笑。
最後一步是采集DNA，在手指上紮出血，沾在寫著你身份證信息的試紙卡片上，警察在結束的時候輕聲一句“好了”，你就可以用棉簽捂著手指出來了。
所謂的“第三代身份證“我最後並沒有拿到，也許隻是把我召回來采集生物信息的幌子。
但我至今記得，在基層工作人員的無奈與眾人的哄笑中感受到的荒誕，相似的場景在日常生活中不斷上演，像是對監控公民這個宏大目標的消解，而對於生活在新疆的人來說，被消解掉的更是個體的警惕——即這一切改變越來越習以為常。
新疆——中國最安全的地方
不隻一位親友跟我說，新疆是中國最安全的地方。這甚至是有些新疆人引以為傲的成就。
這幾年，每回一次新疆，我感受到的氛圍都要收緊一些，受到的管製都要更多一些。
不知道從什麽時候開始，我們進到任何一座建築中：餐廳、商城、電影院、醫院、超市等等都需要通過安檢，一道檢查包，一道過人，還要刷身份證。所以親戚們經常開玩笑說，在新疆，沒有身份證你連小區都出不了。
有一年冬天，我和家人去加油站，因為加油站隻能允許司機一個人進入，其他乘客要下車步行到出口等加完油之後再上車。我隻好在零下二十幾度的寒冬裏走下車，走到出口瑟瑟發抖等車開出來。
十九大期間，烏魯木齊街上有很多專門檢查手機的警察，如果發現你的手機上發過什麽“反黨言論”，就會受到處置。
體製內的朋友，工作也變得如履薄冰，每個單位都重點盯防那些不抽煙不喝酒的少數民族，認為他們“有問題”。一位在國企工作的朋友，成了“訪惠聚”的成員，被安排住在少數民族家中，和他們同吃同住，“培養民族感情”，一起“學習”，甚至連過年也不能回家。
當我向家人、朋友表示對這些措施的不理解時，往往獲得的回答隻是一聲歎息，“這就是新疆啊”。有時候我覺得我離開那裏已經太久了，所以這一係列大家習以為常的管製才讓我無法忍受。
少數民族與漢族的界限
剛離開新疆的那些年，我都在逃避這個印記，因為在新疆之外，這個印記意味著意想不到的麻煩、汙名，同時也是“偏遠、落後”的代名詞。但是在新疆，漢族算是享有一定特權的個體。對少數民族的生活，我沒有切身體驗，卻都看在眼裏。
春節回家過年時發現，非本地的少數民族出火車站必須有單位持介紹信，或親屬寫保證書才能出站。每隔兩百米，就有一輛警車；每個單位都被分配了不同數量的少數民族（主要是維吾爾族），他們是從南疆來的，每個單位必須給他們安排工作。表現不佳的，將被送去某個地方“學習”。
一位朋友告訴我，十九大前後，他們單位很多少數民族（主要是維吾爾族）突然消失了，朋友、家人、同時都不知道ta 去了哪裏，直到幾天後才傳出消息，說這些人已經被抓，至於為什麽被抓，原因五花八門：不配合安檢，發表過不當言論，以及此前有案底的不管有無再犯，都一律被抓。而所謂的案底，並不僅是那些犯過政治錯誤的人，曾經有偷盜、搶劫等犯罪記錄，或曾留過“不符合政策”的大胡子的少數民族，都因為十九大被抓了起來。
在這充滿偏見的社會結構之下，我們之間的關係如此不平等。我在某種程度上，是這個製度的受益者，同時也天然帶著那些偏見與歧視
在生命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我一直都覺得自己沒有歧視少數民族。還記得小學時，我和兩位維吾爾族男生特別要好，他們比我強壯很多，每天放了學就教我翻雙杠，我們每天分享同一袋零食，喝同一瓶水。但偶然得知一位高中同學（漢族）的專業是維吾爾語。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為什麽要學維語？那有什麽用？” 從那個時候，我才意識到，生長在這充滿偏見的社會結構之下，我們之間的關係可能會如此不平等。我作為一個漢族，在某種程度上，是這個製度的受益者，同時也天然帶著那些偏見與歧視。
許多年以來，央視的春節聯歡晚會上所展現出來的新疆人，都是以能歌善舞的維吾爾族人為主要形象的，在每年三月的人民代表大會上，少數民族一定會穿著傳統的民族服飾亮相，這種單一刻板的形象讓人們失去了了解這個民族真實生存狀況的可能，看不到他們的困境和真實的社會地位。
就像是我身邊的長輩都非常喜歡新疆舞，但他們似乎從未把那些跳新疆舞的維吾爾族和身邊存在著的維吾爾族聯係起來。 一位在工廠工作的親戚無意間提到廠裏的少數民族學技術太慢，覺得他們沒有漢族人聰明，另一位在大型資源型國企工作的朋友說，他們的單位根本沒有少數民族，也不打算招聘，還有一位同學跟我提到，她坐火車最討厭“遇到維族”，因為他們“又吵又臭又髒”。
“犧牲一代人”
有一年我心血來潮想要回母校看看，發現母校的圍牆上，都用鐵絲網圍了起來，也許不了解的人，會把它當成一所監獄。我看著這個我曾經學習多年的地方，心裏感到悲哀極了。現在的那一批學生，會不會把鐵絲網當成理所當然呢？當他們畢業，長大，去到其它地方，看到那些沒有鐵絲網、沒有圍牆的學校和建築，他們是會感到自在和自由，還是會大罵那裏不在意人們的“安全”呢？
這幾年，我越來越發現自己對新疆幾乎一無所知。那裏的文化，那裏的曆史，那裏發生過的一切似乎都在一點一點的消失。
現在新疆所實行的政策，就是要“犧牲一代人”，而犧牲的這一代人，包括少數民族和漢族。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都是命運的共同體。
我曾在火車上遇到過一位在新疆政府部門工作的人，他很直白地告訴我，現在新疆所實行的政策，就是要“犧牲一代人”，而犧牲的這一代人，包括少數民族和漢族。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都是命運的共同體。
對於大多數新疆的漢族人來說，最實際的自救方式，大概就是沿著這條漫長的體製爬啊爬，其中一些，可以爬出新疆，爬到其他地方，然後在那裏小心翼翼地掩藏起自己的口音，了解當地的人情世故，融入那裏的文化。
對於新疆的少數民族來說，很多人甚至沒有條件選擇這條路。對被“犧牲一代人”的我們來說，或許隻可以借著那些零碎的片段來拚湊記憶中的故鄉，那是我們回不去的新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