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民主黨如何贏回美國的工人階級？

【譯者前言】

克裏斯·墨菲(Chris Murphy)是一位經常跨越黨派尋求合作和交集的老牌民主黨參議員，立場溫和。他在參議院的影響力、領導力和具體貢獻都是有目共睹的，特別在：槍支暴力防控、外交事務與全球關係、醫療保健與心理健康倡導、經濟不平等與工人權益、氣候變化與環境保護等這幾個領域。

他對原則的堅持更是有目共睹。例如，他堅決反對奧巴馬政府對沙特的支持，因為他認為沙特在也門犯下了戰爭罪行。

墨菲參議員是本篇主要的采訪對象，他對民主黨未來方向的看法不同於一般的黨派政客，有十分獨到的見解和視野。

（BY 臨風）

【本文核心觀點】

兩黨困境與民眾觀點分裂：

大部分美國民眾在經濟上支持進步政策（如全民醫保、最低工資提高等），但在社會議題上更趨保守（如支持嚴格移民政策和反對晚期墮胎）。

“後新自由主義”的潛力：

後新自由主義強調“預分配”，即通過公平的市場規則和勞動權利的保障，在經濟運作中減少不平等，而非依賴事後再分配。

民主黨麵臨的挑戰：

當前的民主黨政策過於迎合受過高等教育的選民，忽視了非大學學曆的工人階級需求。

在社會議題上，黨內對保守立場的包容性不足，難以吸引更多選民。

可能的轉型方向：

借鑒1970-80年代以經濟議題為核心的大帳篷戰略，容納不同社會觀點。

調整移民、槍支和性別認同等社會議題的立場，平衡進步理想與大眾情感。

通過賦予勞動尊嚴，重塑對工作的認同感和社會意義。

競選前景：

無論民主黨或共和黨，能夠結合經濟平民主義[注]與適度的社會政策的政黨將有望贏得選舉，甚至建立長期的選民聯盟。

[注]本文中的“平民主義”在原文中為populism，一般譯為“民粹主義”。考慮到這個詞在中文中常帶有貶義，尤其是當它與煽動情緒、迎合大眾情緒或反對精英掛鉤時。例如，許多人會將其與缺乏深思熟慮的政策、短期目標或政治操作聯係在一起。然而，英文中的 populism 並不總是貶義的，它可以是中性的，甚至在某些語境中帶有褒義（如關心普通民眾利益）。因此，在本文中將“populism”譯為“平民主義”。

原文2024 年12月12日發表於《大西洋月刊》。作者泰勒·奧斯汀·哈珀(Tyler Austin Harper)是貝茨學院(Bates College)環境研究助理教授，也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約撰稿人。

民主黨如何贏回工人階級？

擁抱平民主義可以幫助民主黨建立持久的政治聯盟——如果共和黨沒有先這麽做的話。

墨菲說到了點子上

川普再次贏得總統大選一周後，我坐在克裏斯·墨菲對麵，他位於華盛頓特區的辦公室簡約而設備齊全。這位康涅狄格州的聯邦參議員聽起來就像一個已經完成了所有五個悲傷階段的人，並準備談論接下來的事情：他的政黨如何從失敗中吸取教訓，並在 2026 年和 2028 年贏得或重新贏得選民。

墨菲告訴我：“我一直認為，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存在著一場競爭。問題是：在民主黨向那些在社會和文化問題上與我們意見不完全一致的人敞開大門之前，共和黨是否會真正在經濟上變得更加平民主義？”

墨菲說到了點子上。

目前，兩黨都不能很好地代表普通美國人的政治訴求。

在經濟問題上，絕大多數選民支持進步立場：他們認為確保人人享有醫療保險是政府的責任(62%)，支持將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 15 美元(62%)，強烈支持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免費公立大學(63%)，並讚成聯邦投資帶薪家庭假和病假(73%)。他們還支持政府加強對各行各業的監管，包括銀行業(53%)、社交媒體(60%)、製藥業(68%)和人工智能(72%)。

然而，也是這一部分人中，絕大多數也在社會問題上持保守立場：他們認為最高法院推翻平權法案是正確的(68%)，同意變性運動員隻應在與其出生時性別相符的隊伍中比賽(69%)，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第三孕期墮胎應該是非法的(70%)，對進入美國的無證移民數量至少有些擔憂(79%)。

這些事實對民主黨和共和黨來說都不是特別方便，這無疑是雙方都未能提出代表這些觀點的政綱的原因。

但近來，兩黨越來越多的政界人士願意承認問題所在，並承認是時候擺脫“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了。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倡導市場解決方案、放鬆管製、公共服務私有化以及對經濟的普遍自由放任。

左翼和右翼的平民主義者都麵臨著巨大的障礙。民主黨必須應對受過大學教育的選民基礎和在社會問題上持極端主義立場的黨內建製派，而共和黨則必須應對大量自由意誌主義派係(Libertarians)。但無論哪個黨派想出如何推進有意義的“後新自由主義”平台，都可能開啟一個成功且持久的政治聯盟。

墨菲正在盡最大努力確保他的黨派擊敗共和黨，但他似乎並不確定這一點。在選舉後的 MSNBC 采訪中，這位參議員為民主黨勾勒出了一份路線圖：“我們應該回到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民主黨，當時我們以經濟為支柱，然後我們讓那些在其他社會和文化問題上與我們想法不同的人加入進來。”

墨菲很快補充說，這種重塑——或者說回歸——將具有挑戰性。“這對民主黨來說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因為多年來我們已經采用了很多試金石測試，”他評論道。“這些試金石增加了這個政黨的排外性，造成這個黨的縮小，而不是增長。”

這不僅是經濟問題

在選舉後的幾天和幾周裏，我采訪了“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學者以及左翼和右翼主要政治性非營利組織的領導人。幾乎所有接受我采訪的人都同意墨菲的觀點，即美國各政黨正在進行一場競賽，以奪取這位參議員在 2022 年《新共和》的一篇文章中所說的“沉默的大多數美國人，他們想要更多的經濟控製、更多的社會聯係和更多的道德市場”。

有些人擔心共和黨會贏得這場競賽。

盡管平民主義右翼中很少有人認為川普是貨真價實的——他們傾向於禮貌地將這位當選總統描述為“過渡人物”——但他已經提名“後新自由主義”和平民主義同情者擔任第二屆政府的主要職位：工業政策愛好者參議員馬克·盧比奧擔任國務卿；支持工會的眾議員洛裏·查韋斯-德雷默(Lori Chavez-DeRemer)擔任勞工部長；科技巨頭懷疑論者蓋爾·斯萊特(Gail Slater)將領導司法部反壟斷部門；當然還有JD·萬斯，盡管他有科技風險投資背景，但華爾街對他當選副總統感到不安。

不過，我采訪的大多數人都認為，川普可能會在任期內為億萬富翁減稅和其他反平民主義議程項目，來浪費他的平民主義善意。

這應該會給平民主義左派帶來機會，但還有一個更深層次、也許更棘手的問題：共和黨似乎正在鎖定一個由未受過大學教育的多種族聯盟。這些選民對自由主義者來說可能更容易失去，而不是贏回來。

墨菲和其他人認為，如果民主黨希望再次成為工人階級的政黨，他們需要認識到美國人對意義和社區的渴望。

墨菲在《新共和》一文中使用的語言——援引道德、自我價值和社會聯係——在“後新自由主義”話語中無處不在。該運動的主要支持者認為，新自由主義不僅造成了經濟災難，而且其對無情個人主義的強調也造成了政治和社會意義的危機。

在墨菲和其他人看來，任何“後新自由主義”政治都必須培育一種新的社會倫理，這種倫理植根於有尊嚴和公平報酬的勞動。

許多著名的“後新自由主義者”——其中一些人隸屬於曾經幫助建立新自由主義共識的智庫和非營利組織——似乎相信，有一個龐大的選民群體等待被激活。

這些選民群體在社會問題上是溫和派甚至是小保守派，但也支持對國家現有經濟體係進行更激進、更根本性的變革。

墨菲向我感歎道：“我們還沒有讓這個國家的選民相信，我們是真心實意地將權力從擁有權力的人手中重新分配給沒有權力的人。我們提出的解決方案基本上都是小規模的調整，基本上都是對現有市場的調整。我們沒有像共和黨人那樣來談論權力這個話題。”其他人對此表示讚同。

盡管許多人認為喬·拜登可以說是幾十年來最支持勞工的總統，而且在產業政策等領域經常打破新自由主義的正統觀念，但他們也認為拜登從未完全掌握話語權，也從未為自己的重大成就邀功。

換句話說：與我交談的人普遍認為，拜登的政策是工人階級的，但沒有工人階級的政治。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長期批評新自由主義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告訴我：“民主黨並沒有明確顯示出它真正支持普通人關心的議題，也沒有很好地認同他們眼中的世界。”

對於許多（但不是全部）“後新自由主義者”來說，他們經濟願景的核心是“預分配”(pre-distribution)，這是政治學家雅各布·哈克(Jacob Hacker)推廣的一個概念。

中左翼新自由主義者傾向於支持再分配的稅收和轉移政策(redistributive tax-and-transfer policies)——允許不受約束的市場實現強勁增長，然後通過將製度贏家的部分收益分配給製度中的工人階級“輸家”來消除由此產生的經濟差距，從而在事後減少不平等——而“後新自由主義者”通常認為最好從一開始就避免產生這種不平等。

哈克在 2011 年的一篇論文中解釋道，“這個故事的寓意是，進步改革者需要專注於市場改革，鼓勵在政府收稅或發放福利之前更平等地分配經濟權力和回報。”

正如哈克（也許是無意中）在援引故事的“寓意”時所暗示的那樣，預分配倡導者經常從道德甚至精神的角度來為這一策略辯護：賦予工人權力，讓他們獲得更好的工資和工作條件——比如，通過工會和部門談判——是為了恢複尊嚴和振興以勞動為基礎的社區形式。

克裏斯·墨菲最近在社交媒體上發帖稱：“大多數人不想要施舍。他們希望規則不受操縱，這樣他們就能靠自己取得成功。”盡管左翼的一些人（並非毫無道理地）不喜歡參議員將某些再分配政策描述為“施舍”，但這些對詞匯的抱怨轉移了對墨菲更深層次觀點的注意力。

誠實的勞動是自豪感的源泉，平民主義者應該希望建立這樣一種經濟：大多數美國人都能因他們感到滿意的工作獲得公平的報酬，而不是忍受貧困的工資，每天等待現金的進賬來勉強生存。

哲學家丹尼爾·錢德勒(Daniel Chandler)在其最近出版的《自由與平等》一書中指出：“大多數人需要有意義的工作和社會認可，這樣才能感到他們的人生目標是有價值的。”這本書得到了主流自由派和左翼媒體的報道。他說：“通過關注增加市場收入，尤其是就業收入，預分配有助於保持貢獻與回報之間的健康聯係，如果我們過於依賴再分配，可能會失去這種聯係。同時，它認真對待工作對人們自尊感的重要性。”

在錢德勒和其他人看來，許多民主黨人無法理解，對人們來說，重要的不僅是他們是否擁有經濟資源，還包括他們是如何獲得這些資源的。這讓該黨無法理解為什麽選民不獎勵他們的慷慨。

休利特基金會(Hewlett Foundation)前任主席、倫敦經濟學院現任院長拉裏·克萊默(Larry Kramer)也讚同這一觀點。他向我強調，幫助工人階級不僅僅是物質條件的問題：“這不僅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經濟問題。這是政治經濟學。”

在他看來，自由主義者沉迷於討論應該如何組織經濟，以至於我們忘記了追問市場首先應該確保什麽樣的道德和政治目的，即什麽樣的美好生活願景和什麽樣的價值觀。

自由派最需要了解的是

許多民主黨內部人士認為，僅靠“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不足以贏回美國工人。社會問題也需要重新考慮。斯蒂格利茨指出，移民問題是民主黨可能需要妥協的一個方麵，他與“後新自由主義”陣營中的其他人持相同觀點。墨菲幫助起草了一項被否決的兩黨邊境安全法案，該法案將增加邊境巡邏人員，並使庇護標準更加嚴格；一些批評人士將其描述為“極右翼”。

去年，社會主義記者約翰·B·朱迪斯(John B. Judis)和自由派政治學家魯伊·特謝拉(Ruy Teixeira)的一本備受熱議的書同樣將對新自由主義的尖銳批評與呼籲在移民問題上采取更保守的立場結合起來。

錢德勒的《自由與平等》也悄悄地支持了移民增加會壓低低收入者的工資並給公共資源造成壓力的說法。正如錢德勒所說，“大量移民會使建立穩定的政治社區意識和民族認同感變得更加困難。”

槍支管製是另一個需要靈活處理的領域，以便在美國某些地區保持競爭力。民主黨必須接納像丹·奧斯本(Dan Osborn)這樣的人。雖然他未能代表內布拉斯加州進入參議院，但他的表現優於卡馬拉·哈裏斯，因為他既為第二修正案發聲，又自豪地支持工會政治。

特謝拉和朱迪斯提出了第三個話題：性別認同，認為民主黨需要正視公眾對此的擔憂。

首先，應為不帶偏見指責的討論創造空間，而不是一味認為對諸如“具有懷孕能力的人”等術語提出問題，就等同於質疑跨性別美國人的生存權或對他們構成傷害。

對朱迪斯和特謝拉而言，這需要更細致地區分文化戰爭中的議題，例如體育公平——在這一領域存在善意分歧的可能性——與為跨性別美國人爭取早期民權運動中贏得的普遍保障等重要努力。

他們指出，LGBTQ群體致力於保護跨性別人士免受住房、就業和學校錄取歧視的努力，“完全符合美國民主傳統”。但他們也警告說，超出這一範圍的某些激進要求是“試圖以一種值得懷疑的性別概念強加一種新的社會一致性”。

自由派最需要了解的是，許多美國人——尤其是工薪階層——感到自己的聲音被忽略了。要重新贏得他們的信任，不是靠一蹴而就，而是要把那些沒有受過大學教育或社會觀點較為保守的人當作平等的參與者，讓他們參與到我們的國家對話中來。

前進的道路顯而易見

“辯論在我們黨內依然存在。但‘後新自由主義者’的勢力明顯在增加，”墨菲告訴我。他認為，他的民主黨同僚們需要對不同觀點持更加開放的態度，而擴大民主黨的帳篷將涉及一場鬥爭：“我並不是在爭辯民主黨的核心要向左轉，重新調整我們在選擇權、氣候或槍支問題上的立場。我的論點是，我們要允許人們進入帳篷......這樣我們的對話就會更熱烈一些，聯盟內部在這些問題上的多樣性也可能會更多一些。”

擺在民主黨人麵前的反思將要求自由派與他們認為令人不快的觀點進行接觸，並認識到他們的社會價值觀與他們聲稱代表的工人階級多數格格不入。

民主黨人必須找出妥協的空間。

而在不可能妥協或確實不公正的地方，他們必須開始緩慢的說服工作。

堅定的自由派智庫羅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最近發布的一份報告得出結論：“我們無法成功地與那些我們甚至不試圖了解其內心世界的人打交道。左翼自由派是否願意這樣做還有待觀察。”

休利特基金會主任、前拜登政府官員珍妮弗·哈裏斯(Jennifer Harris)在談到民主黨需要進行“後新自由主義”改造時以個人身份發言說：“如果我們在兩年或四年內搞砸了，那麽民主黨是否還有機會再吃到這個蘋果就不清楚了。”

在她看來，這種改造的獎賞可能不僅僅是短期的政治勝利，而是富蘭克林·羅斯福式的對選民的把控：“可能會有很多政治戰利品。”

確實是戰利品。左翼和右翼的許多人都認為賭注很高，回報巨大，前進的道路顯而易見：

哪個政黨能夠可靠地將經濟平民主義與溫和的社會立場結合起來，就能贏得選舉。

這裏沒有什麽神秘可言。問題不在於缺乏政治解決方案，而在於缺乏政治意誌。

下一次選舉以及未來的很多選舉很可能取決於哪個政黨能夠下定決心，最終向人民提供真正的平民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