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年5月10日，美國第一條橫貫大陸的鐵路——太平洋鐵路竣工，其全長1911英裏，連接了東西兩海岸，將美國的經濟和民族精神結合在一起。這一成就標誌著“鍍金時代”的繁榮和美國的強大。
然而，這座象征著美國奇跡的曆史性工程，大部分卻並非是由美國人建造的。據統計，1865年前後，共有約1萬-1.5萬名華工來到美國，參與太平洋鐵路建設，並承擔了最艱巨地段的興建。華工必須要麵對簡陋的技術條件、艱苦的生活環境，以及難以捉摸的地形天氣，數以千計的華工也因自然災害、作業事故而獻出了生命。
正如“模範少數族裔”
這一刻板口號所反映的那樣，亞裔在曆史的和當代的美國社會中一直被視為可被剝削的、廉價的外國勞動力。許多所謂的“科學”報告將他們的辛勤工作和對殘酷勞動折磨的忍受，解釋為他們“天生的溫順本能”和“願意為社會成功做出犧牲”的天性。但現實中，華人移民在曆史上是否自願配合了這些非人性的製度？還是說，這種關於“自然本能”的主張是一個係統性壓迫政策的幌子？
一、“ 聰明”：亞裔的刻板印象
“恭喜在這次數學考試裏得 A，幹得好！ 果然是個能幹的亞洲人！”三年前的一個冬日，我的老師對我留下了這樣一條評論。同學們聽到這句話，紛紛轉過頭來，用試探的關心目光看著我，而我保持著沉默，盯著試卷上鮮紅的數字，仿佛凝視著幾百年來對我和我的同胞評判的標尺。
在大多美國高等教育機構裏，“亞洲人擅長理科”的刻板印象廣為流傳。一位常春藤就讀學生曾對我說：“如果想在校園裏找到亞裔學生，尤其是亞洲來的國際學生，就去圖書館或宿舍，他們隻會在這幾個地兒。”
學校係統外，美國影視作品中也普遍反映著這一刻板印象。其中亞裔角色的存在本身，往往僅限於幫助主人公達成社交圈上的突破，而少有展示少數族裔的成長故事。在電影與音樂劇《Mean Girls》中，亞裔角色隻出現在數學校隊中——此數學校隊是一個由來自印度、亞洲和歐洲的學生組成的種族多元化的團體，也是高中裏最“優績”、最“聰明”學生的典型寫照。這些學生有著共同的特征，他們大多都“不擅長社交”，有著“書呆子氣”。
令人警醒的是，並不是所有對亞裔的刻板印象都與“高智商”、“理科好”掛鉤。2022年2月13日，35歲的韓裔美國人克裏斯蒂娜·尤娜·李在位於美國紐約曼哈頓唐人街的租住公寓遇害。盡管當局尚未確定李女士是否因其種族而成為目標，但她的遇害不僅引起了紐約市的亞裔社區的恐懼，也展現出了背後美國社會中的係統性歧視。一年多過去了，她的華裔房東布賴恩·陳依然記得，事發後人們在樓前擺放鮮花和蠟燭悼念遇害者，但這些紀念物卻屢遭破壞，有時甚至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此類刻板印象，無論在表麵上呈一種誇讚或否，背後都隱藏著其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逐步侵犯著亞裔的生存空間。
二、 “成功”：對現行社會秩序的絕對服從
一直以來，華裔美國人的公眾形象，都是溫順的，是“通過努力工作和毅力實現經濟和學術成功”的種族（Lee、Xiong、Pheng 和 Vang，2017）。
在1840年代淘金熱的推動下，超過25000中國人移民到了美國西海岸（Riggs 和 Edgar，2018）。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沒有挖掘黃金，而是在太平洋鐵路的建設過程中堅持不懈地勤奮工作——一種“作為移民在陌生的環境中尋求成功的動力所必需的”特質，這使得很多鐵路雇主，也都更青睞於雇傭“廉價好用”的亞裔工人。
鐵路主管查爾斯·克羅克曾表示，“無論我們把他們放在哪裏，我們都發現他們會很好地完成工作，並在經濟上給我們提供很大利益”（Kraus，n.d.）。顯然，對於這些商人來說，他們隻需要付出許諾的經濟回報，就可以獲得亞裔這種服從性最高的高性價比勞動力。
兩百年後，這種對華裔美國人的看法依然存在，隻是轉變成了更為溫和的版本——在當代社會，公眾對亞裔的看法被“4.0學生”、“虎爸”、“醫生”等標簽所充斥。
在美國電影《摘金奇緣》（Crazy Rich Asians，直譯為“瘋狂的亞洲富豪”）中，幾乎所有角色都擁有高等教育學曆並且物質富裕：女主角瑞秋·朱（Rachel Chu）是一位經濟學教授，她的男友尼克·楊（Nick Young）是新加坡皇室的唯一繼承人。這些電影角色反映了人們普遍將亞洲人與“社會成功”綁定在一起的刻板印象。
有學者認為，亞裔達成其“命運的逆轉”是因其“自力更生、尊重教育和政治溫和的特質”（Wu 2017）。在這種表述中， 表麵上亞裔是憑借自己的勤奮取得了社會成就，實則此類刻板印象凸顯了華裔對現行社會秩序的服從性——他們依靠某種順從來獲得規則內的經濟利益。
然而，這種對亞裔看似表揚的敘述，成為了“種族至上體係”歧視非裔美國人的的“活靶子”（Herschel 1963）——勤勞的、溫順的亞裔，被用來譴責那些反抗的非裔。在這種語境下，亞裔被物化，成為鞏固種族至上價值觀的工具，並進一步塑造了基於種族的國家秩序，挑動少數族裔間的矛盾衝突。
三、 “模範”：為“社會進步”服務的工具
“模範少數族裔”標簽所講述的故事，與亞裔所經曆的現實剝削和社會暴力卻大相徑庭。早在1869年，就有一千名亞裔工人在修建鐵路的過程中喪生，然而，不僅死者沒有得到任何紀念，幸存者甚至不被允許參加鐵路竣工儀式（Riggs and Edgar 2018）。
加利福尼亞州參議員米勒（John Franklin Miller，1831-1886），曾在一次國會辯論中臭名昭著地懇求保護“美國盎格魯撒克遜文明”，使其“不受東方文明壞疽的汙染或摻假”（Gyory 1998, 224-44）。和米勒一樣，成長在1860年代的大多數美國人都將美國視為完全屬於白人的土地，並認為基於血統、種族的歧視是合理的。亞裔美國人沒有從鐵路建設中獲得讚譽感謝，也沒有從建設金山獲得經濟繁榮，反而成為本土主義者怨恨的目標。
亞裔美國人也沒有像公眾錯誤想象的那樣獲得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 2010 年代，美國12.6%的亞裔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高於美國12.4%的平均水平（“Critical Issues Facing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n.d.)。顯然，華人並沒有像“模範少數民族”一詞所聲稱的那樣獲得世俗意義的成功，而是在一直以來的曆史脈絡中為生計持續奮鬥著。
在此背景下，當外在的種族傷害過於強烈，被迫觸發防禦機製的華裔們隻能“向內”尋找解釋。“模範少數族裔”這種看似積極的標簽，一定程度成為了華裔群體麵對曆史上的種族主義和當前係統性仇外心理的消極抵抗。正如民族研究學者 Okihiro 所解釋的那樣，“黃禍和模範少數民族的概念雖然存在明顯的分離，但卻在實質上形成了一個無縫的連續體”（Tchen、Wei 和 Yeats 2014）。
事實上，如果仔細審視，“模範少數族裔”這個概念在合法化一種社會評價體係，它會通過教育程度、職業、家庭收入、婚姻穩定性和犯罪活動等指標來評估各種種族。這種標簽，非但沒有尊重華裔美國人的個性，反而物化了他們——一個族群的存在價值合理與否，全部經由其對社會穩定的貢獻多寡來評定。從這個層麵來看，所有少數族裔都不過是為“社會進步”服務的工具，那麽不符合社會需要的人類就理應被拋棄。
在族群內部，“模範少數族裔”也成為一種培養範式，作為一種嚴格的群體規範被強製執行，規則以外的個體都會受到威脅和恐嚇。在亞裔的成長經曆中，父輩常常教導他們將“努力工作”、“學業卓越”和“製度順從”等理想人格內化，漸漸地，華裔們習慣性地規範自己的行為，以符合這些社會期望，避免損害社區形象。 “模範少數族裔”這個詞對亞裔來說，在社會層麵上是非人性的，而在心理層麵上又是一層創傷。
從“黃禍”到“模範少數族裔”，美國華裔作為隱形少數群體而存在，他們的痛苦和悲傷不為人知。如今被設置的社會議程，影響了對過去的敘述，而這樣的過去又反過來影響了後代。這些仇恨性標簽揭示了現代美國充斥著偏見的冷漠辯護，他們試圖通過標簽化來施行“種族隔離”以維護白人的“天然”權利。又通過標簽來製造少數族裔間的對立、激化非理性競爭，從而轉移對社會結構性不公的批判。
四、 種族主義是曆史，但不是未來
如今，在美華裔不乏用自身行動打破社會偏見。作為小說家的弗蘭克·秦在1989年獲得美國圖書獎，2000年又獲得終身成就獎；駱家輝於1997年至2005年擔任華盛頓州第21任州長，成為了美國大陸的第一位亞裔州長；不管是取得世俗成就的政治家，還是在美國生活的普通老百姓，都在用自己的點滴行動改變他人對亞裔的刻板印象。
而華裔們聚集在一起，更展現出多樣性的蓬勃生命力。在洛杉磯東麵蒙特利公園市中，跨過棕櫚成群的加菲爾德大街，便可找到丁胖子廣場——全美最著名的華人商圈之一——在這裏，隻說中文便可獲得一切衣食住行的幫助，小到吃飯、辦電話卡，大到相親角、職業介紹所，丁胖子廣場成了來美華裔的美西“第一站“。紐約法拉盛、舊金山格蘭特大道、費城唐人街等社群，也提供著類似的幫助。此類社群承載著許多赴美華裔的決心與信念，而這種“一站式“服務與文化聯係也助力其繁榮發展。
與此同時，美國本土的立法機構、學院，以及民眾，也意識到種族歧視的不合理與危害，不斷促進著更平等多元的社會環境。1943年，美國國會廢除了《排華法案》等針對中國移民的歧視性立法，重新歡迎中國移民進入美國。2023年的美國公民法案通過優先考慮家庭團聚使得移民製度更加人性化，在此法案下，近 400 萬名家庭擔保申請獲得批準的人正在等待移民簽證的發放。
從民事暴力和法律歧視，亞裔在曆史與現代的穿插角度上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然而，種族主義並不能代表在美亞裔的生存現狀，也不能取締世界公民逐漸增長的包容心與同理心。醜惡的曆史固然存在，但耽於恥辱與憤怒情緒也無濟於事。包容與平等並非天生，隻有熱情擁抱那些生長出的善意、勇敢反抗社會進程中的不公正，才能爭取和守護我們應得的權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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