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上映的《風流一代》，講述山西女人巧巧的起伏一生，被戲稱是，賈樟柯為妻子趙濤拍了22年的“情書”。
20歲出頭的模特巧巧。（圖/《任逍遙》，2002）
老年的巧巧獨自生活。（圖/《風流一代》，2024）
趙濤在雪中、迪廳和大橋下起舞，背雙肩包、拿礦泉水瓶，走下三峽長江客輪，走過正被拆除的工廠和樓房，從臉盆裏盛一杯五湖四海酒，眼神堅毅，朝天一槍。從世紀初到現在，她演了22年的巧巧，她的麵孔，也是一代人的麵孔，叛逆、苦悶、無限可能、情義無雙、被浪潮席卷，沉默的時間，在他們身上留下痕跡。
趙濤被《紐約時報》評為21世紀最偉大演員第8位，多次入圍戛納和威尼斯電影節，是真正擁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女性麵孔，有影迷提到她的演技長期被低估，光芒隱沒在導演的盛名之下。今年47歲的她，近30年保持相似的體型，避免社交飯局，每天走路7公裏，正在感受自己“中女時代的美”。趙濤說自己是個普通人，演的都是普通的山西人，她講述了一個普通女人自己的江湖。
往事可追
《風流一代》的影像素材橫跨22年，趙濤的麵孔出現在不同年代和城市的普通人中。（圖/《風流一代》）
有一天，我們休息在家，我在打掃衛生，放著《名偵探柯南》做背景音，賈導突然說我想把之前的素材剪成一部電影。
知道賈導會用22年以來的素材，其實我挺擔心的，怕之前怎麽演的全忘了。到了戛納首映，我第一次完整看到《風流一代》，看到我22年銀幕形象的變化，我心裏回顧變革的時代當中，人和人的牽絆，感情的撕扯，持續發生在電影當中的那些人身上，也發生在我身上。
看完就哭了，挺激動的，不光為自己，也為我們在這20多年當中記錄的那些陌生人，他們那麽鮮活，生動，有力量。那些出現在賈導的攝影機麵前的普通人，我們給予他們極大的尊重。整個城市、整個世界，所有的一切既陌生又熟悉，所有的記憶都回來了。
我是工人的孩子，出生在太原，我父母都是工人。80年代，十裏鋼城，太鋼是非常好的單位，還在繁榮的狀態，我家所有人，我所有的朋友的家長，都在太鋼工作，我們都住在工廠的宿舍區，寧浩還是我的鄰居。社區裏有幼兒園、小學、初中、食堂，什麽都有，水和暖氣都不用花錢。
一到過節，這個姨那個舅發的福利全部匯集到姥姥家。我記得姥姥家的廚房裏有一盞沒有燈罩的燈，家長們就在黃色的燈泡下洗帶魚，帶魚多得怎麽洗都洗不完。一到夏天有成箱成箱的太鋼汽水，那是童年美好的記憶，後來我再也沒喝過那麽好的汽水。
趙濤飾汾陽文工團演員尹瑞娟，改革開放的浪潮下，年輕人在追尋自己的精神世界。（圖/《站台》，2000）
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暑假沒事幹，我爸就帶我去少年宮上舞蹈班，那是我第一次接觸舞蹈。生活裏麵我不太愛說話，有點憂鬱，但那一天，老師一放音樂，我跳著跳著，突然在那一刻找到情感的釋放點。我可以把平時不願意說的話通過舞蹈表達出來，那是最初想學舞蹈的原因。
臨到中考的時候，我還是想繼續學跳舞，我爸不希望我去搞這個專業。為此我跟他生過一次氣，不吃不喝的這種反抗。我爸其實不理解，他妥協的方式是給我報了山西省戲曲學校，舞蹈專業要學六年。他拿出一遝錢付學費，最大的麵值是10塊，那時候我爸媽工資也就幾十塊錢，就是湊了一大筆錢支持我。
（圖/《站台》，2000）
畢業之後我考上了北京舞蹈學院。舞蹈學院的生活，好像天就沒晴過，永遠在一個非常壓抑的狀態。
我發現自身的條件有局限，比如說軟開度、技巧，好多同班同學天生的素質比我好很多，那時候身體已經成型，再怎麽練也不可能練到先天的狀態，我就自己跟自己較勁。
麵臨畢業的時候，我特別向往總政歌舞團，我沒考進去，首鋼藝術團給的條件非常好，給北京戶口，但是我拒絕了，我爸媽說不如回太原做大學舞蹈老師。
回太原第二年的秋天，有一天我走在校園裏，沿路是黃色葉子的樹，前麵有一排男人把這條路全占滿了，我擠不過去，就跟著他們一路走，走到了我的教室。
他們是一個什麽導演帶著一群人來選角。舞蹈學院其實經常遇到這個事情，沒什麽好大驚小怪的，那時候張藝謀導演也來選演員，也看過我們的課。在校園裏走著走著，會突然冒出一個人，說我是什麽導演，你能給我拍個電影嗎？
我上完課，那群人裏的副導演過來跟我說：“我們賈導想跟你合作。”副導演把賈樟柯導演所有的經曆給我說了一通，我一個也沒記住。
我說行。我隻是想去嚐試，沒有想別的。如果當初沒有遇到這群擋住我路的人，我的人生會完全不一樣。40多歲的我，現在應該還在師範學校裏教書，家住太原，每天帶著一批孩子讓他們好好練。
巧巧
拍第一部戲《站台》，賈導不讓我跳出實際的水平，因為我演的尹瑞娟是汾陽文工團的演員，她其實沒有接受過太專業的訓練。拍完短片《公共場所》之後，賈導說他還要繼續在大同拍，那時候大同有很多煤礦，每個煤礦裏有一些時代久遠的工人俱樂部，已經落魄不用了，導演就讓我在裏麵，走一圈，轉個圈，發個呆，其實我也不知道在幹什麽，隻是不停地在拍攝。
趙濤飾演大同礦區的野模巧巧，陷入和無所事事的青年之間的複雜關係。（圖/《任逍遙》,2002)
第二部長片《任逍遙》拍了19天，假期還沒結束就拍完了。那是我第一次成為巧巧，也是第一次真正塑造一個人物。
劇組沒有專業的服裝道具化妝師，我是裸妝，抹點油，弄個假頭發跑來跑去。當時我和導演去批發市場找巧巧穿的衣服，導演挑的衣服，天呐，顏色特別飽和，大綠大紅。我說這衣服怎麽穿，我不穿。導演說不行，不是給你穿的，是給人物穿的，那個時候我才意識到我在塑造巧巧，這個人物跟現實的趙濤不是一個人。
不斷站起來、推倒、再起來，女性想要掙脫的決心和無奈。（圖/《任逍遙》，2002）
巧巧是大同的一個小模特，混跡在小混混中，喜歡去迪廳跳舞。而我在大學做老師，早晨一節課下午一節課，周末休息，從來沒去過舞廳，我和巧巧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樣的。我慢慢打開自己，接受一切我之前不能接受的，熟悉一個和我的人生經驗沒有關係的人。
趙濤飾演山西女人巧巧/沈紅，去四川找失去聯係的男友斌斌。（圖/《三峽好人》，2006）
拍《三峽好人》的時候，賈導對我的要求非常嚴格，我不知道怎麽樣才能夠完成他分配的任務，然後全劇組都停下來等我，那個壓力受不了。
我記得以前看電視劇，演員推門之前左看右看，眼神動作很多，所謂渾身是戲的戲，我也試著演過，被賈導罵得簡直不能活，罵到我想跳河。沒辦法，賈導對我的要求就是你站在人群當中，不能讓我看到你是個演員，但是你又必須在演戲。
賈樟柯來到建設中的三峽，臨時決定拍攝一部電影，鏡頭跟隨趙濤記錄下正被推倒的村落和工廠。（圖/《三峽好人》，2006）
導演不告我怎麽演，就說你不過，這個戲你永遠不過，拍了上百條都不過。我崩潰了，快瘋掉了，撇下劇組，我就自己走一圈，調整心態回來繼續拍，但怎麽拍依然不知道，我已經把能想到的全都使用出來。怎麽樣去釋放？收多少演多少？那時候真的搞不定，都猶豫要不要做演員。沒辦法，我隻能去尋找自己的表演方法。
後來琢磨出一點，巧巧在尋找斌斌的過程中，她會遇到很多人，她跟這些人沒有交織，隻是一閃而過。沒有戲劇衝突的時候，我就是路人，我在他們之中，就和他們一樣，我正常喝水，正常開門，正常上下電梯，正常看書，不需要表演，就是個普通人。但是如果劇本中確定了有戲劇衝突，我就做戲劇化表達，呈現對表演的理解。
那時候特別慌亂和分裂，前一天在戛納或者威尼斯電影節，後一天轉到學校給學生補課，好像走紅毯沒發生過一樣。別人在趕什麽拍攝，我說不行，我得回去上課去了。我發現我落學生的課落太多了，有點兒對不起學生。我一共拍了三年，其中有兩年的時間裏都不得不陸陸續續請假。所以《三峽好人》拿了威尼斯金獅獎以後，我做了一個決定，我要離開學校，不再做舞蹈老師，我要做演員。
我沒有野心，我有理想。
接下來我去拍了一部不是賈樟柯導演的意大利電影《我是麗》。我一個人去意大利的一個小城市，跟外國演員在一起溝通，我才慢慢找到屬於我自己的方法，跟我搭戲的一個獨角戲演員，他告訴我一個工作方法，把每一場戲明確分出時間點，比如第一天早上八點，第二天晚上七點，在不同時間段，人的狀態是不一樣的。我回去立馬把劇本分出來，這場戲的梗概、重點、人物關係。當我拿到意大利電影節最佳女演員獎的時候，我更加有信心，我感受到了在各種框架之下的一種自由感，屬於我自己的自由。
最早接觸風流這個詞，是在《站台》裏麵，有一場戲我在台上朗誦一首詩，“風流呦風流”。到了《風流一代》，貫穿這些我飾演的人物的時候，我想風流就是渴望變革的一代，風華正茂的一代。
（圖/《任逍遙》，2002）
（圖/《江湖兒女》，2018）
我們年輕時候，20多歲的巧巧，用各種行為彰顯自己的個性，抽煙、穿透明裝、找黑社會老大的男朋友，無限的可能性都會發生。
中年的巧巧，有了具體的困境，她遇到了情感問題，她沒有退縮，沒有說斌斌想怎麽樣我就怎麽樣，她從山西到四川，走了這麽遠，經曆這麽多，就是想跟斌斌說，我要跟你分手。
（圖/《風流一代》，2024）
到了《風流一代》最後這一段落，巧巧老了，已經離開斌哥很多年。她沒有像人們預設中的那樣，結婚生子過所謂“正常女人”的生活，女人不都這樣被架構的嗎？她不像20多歲或者30多歲的自己，一定要依靠男人，需要一個情感來生活。她選擇獨自麵對這個社會，麵對疫情。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女性的獨立精神，是她女性意識的崛起，她就是一個風流一代的人物。
是否這一次我將一去不回頭
趙濤在蘇芮的《是否》中獨舞。（圖/《站台》，2000）
回到2000年，我剛進入這個團隊。進組之前我對電影行業沒有認知，在報紙的小豆腐塊上看到一則故事，說演員在片場被欺負，我就買了一個防身的，拿著一個手電筒式的電擊棒去拍戲。我就想著如果有人對我怎麽樣的話，我一定不會手下留情。
現場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樣。我們一幫年輕人就在電影的熱情之下，走哪兒拍哪兒，沒有劇本，連燈光和化妝都沒有。每一場戲都是實拍，天氣那麽冷，凍到我要上廁所，手解不開褲子，又沒有人幫你，各個部門在忙自己的事情。原來拍戲是這樣子的，演員們的風光可能隻有一瞬間，背後是這幫年輕人的奮鬥。
當年因為窮，沒有太多置裝費，買不了太多衣服，巧巧永遠穿那幾件衣服，還有因為現場沒有劇本，就是大量不停地拍，這場戲接哪場戲也不知道，衣服一樣比較容易剪輯，不會出錯。沒想到22年後會讓《風流一代》的素材顯得順理成章。
20多年來，我們這個團隊基本沒變過。大部分的人都沒離開。從年輕時候到有了孫輩，好像我們從來沒有分開過，中間那麽多的時間，像消失了一樣。我們的錄音小哥變成了爺爺，前段時間有人不得不辭職，理由是退休回去照顧孫子孫女。這個氛圍我在其他地方很少能見到，像大家庭，回到劇組工作，每一個人你都熟悉。
我現在的生活很簡單。我從來不會晚上去飯局，去維持某種社交關係，我覺得浪費自己的時間，我要保持健康作息，早睡早起、讀書運動、看電影，照顧家裏的老人。
我每天要去公園走路，一天最少七公裏，不論怎麽樣一定要走完。起初是為了減肥，後來發現運動帶給我愉悅。剛開始還需要戴耳機聽音樂，現在完全不需要了，就感受一路聽到的鳥鳴，不同時間開放的花兒，來來往往的人。
和過去相比，人到中年的生活沒有太多不同。唯一丟失的是我父親。像我這個年紀，父母已經接近生老病死的階段，我必須麵對這個事情。
那年《江湖兒女》首映，我剛從戛納回到北京，我媽說你爸得病了，肺癌。我對這個病沒有任何概念，沒有經驗。我依然每天去公園，一邊走，一邊想日後的每一步。但是手術的結果並不是很好，記得有好幾次，已經知道沒有辦法改變結果的時候，想到失去父親那種心痛之感，走著走著就蹲在地上哭，哭完了站起來繼續走。?
到了年三十，我媽做一桌子飯，叫我爸來吃飯，以後都不會再有了。原來失去是這種感覺，我童年的幸福感在慢慢消失，要花上我整個後半生去療愈。
從年輕一直跳到衰老。（圖/《山河故人》，2015）
我是一個普通人，職業是一個演員，我職業的內容就是在不同的歲數，塑造不同的人物。盡管我想回到有爸爸的時候，但不可能讓時間倒流，不可能讓自己回到20歲。
20歲有20歲的美，現在40多歲，我知道有另一種美，愛自己就好了。
《風流一代》的影像素材橫跨22年，趙濤的麵孔出現在不同年代和城市的普通人中。（圖/《風流一代》）
有一天，我們休息在家，我在打掃衛生，放著《名偵探柯南》做背景音，賈導突然說我想把之前的素材剪成一部電影。
知道賈導會用22年以來的素材，其實我挺擔心的，怕之前怎麽演的全忘了。到了戛納首映，我第一次完整看到《風流一代》，看到我22年銀幕形象的變化，我心裏回顧變革的時代當中，人和人的牽絆，感情的撕扯，持續發生在電影當中的那些人身上，也發生在我身上。
看完就哭了，挺激動的，不光為自己，也為我們在這20多年當中記錄的那些陌生人，他們那麽鮮活，生動，有力量。那些出現在賈導的攝影機麵前的普通人，我們給予他們極大的尊重。整個城市、整個世界，所有的一切既陌生又熟悉，所有的記憶都回來了。
我是工人的孩子，出生在太原，我父母都是工人。80年代，十裏鋼城，太鋼是非常好的單位，還在繁榮的狀態，我家所有人，我所有的朋友的家長，都在太鋼工作，我們都住在工廠的宿舍區，寧浩還是我的鄰居。社區裏有幼兒園、小學、初中、食堂，什麽都有，水和暖氣都不用花錢。
一到過節，這個姨那個舅發的福利全部匯集到姥姥家。我記得姥姥家的廚房裏有一盞沒有燈罩的燈，家長們就在黃色的燈泡下洗帶魚，帶魚多得怎麽洗都洗不完。一到夏天有成箱成箱的太鋼汽水，那是童年美好的記憶，後來我再也沒喝過那麽好的汽水。
趙濤飾汾陽文工團演員尹瑞娟，改革開放的浪潮下，年輕人在追尋自己的精神世界。（圖/《站台》，2000）
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暑假沒事幹，我爸就帶我去少年宮上舞蹈班，那是我第一次接觸舞蹈。生活裏麵我不太愛說話，有點憂鬱，但那一天，老師一放音樂，我跳著跳著，突然在那一刻找到情感的釋放點。我可以把平時不願意說的話通過舞蹈表達出來，那是最初想學舞蹈的原因。
臨到中考的時候，我還是想繼續學跳舞，我爸不希望我去搞這個專業。為此我跟他生過一次氣，不吃不喝的這種反抗。我爸其實不理解，他妥協的方式是給我報了山西省戲曲學校，舞蹈專業要學六年。他拿出一遝錢付學費，最大的麵值是10塊，那時候我爸媽工資也就幾十塊錢，就是湊了一大筆錢支持我。
（圖/《站台》，2000）
畢業之後我考上了北京舞蹈學院。舞蹈學院的生活，好像天就沒晴過，永遠在一個非常壓抑的狀態。
我發現自身的條件有局限，比如說軟開度、技巧，好多同班同學天生的素質比我好很多，那時候身體已經成型，再怎麽練也不可能練到先天的狀態，我就自己跟自己較勁。
麵臨畢業的時候，我特別向往總政歌舞團，我沒考進去，首鋼藝術團給的條件非常好，給北京戶口，但是我拒絕了，我爸媽說不如回太原做大學舞蹈老師。
回太原第二年的秋天，有一天我走在校園裏，沿路是黃色葉子的樹，前麵有一排男人把這條路全占滿了，我擠不過去，就跟著他們一路走，走到了我的教室。
他們是一個什麽導演帶著一群人來選角。舞蹈學院其實經常遇到這個事情，沒什麽好大驚小怪的，那時候張藝謀導演也來選演員，也看過我們的課。在校園裏走著走著，會突然冒出一個人，說我是什麽導演，你能給我拍個電影嗎？
我上完課，那群人裏的副導演過來跟我說：“我們賈導想跟你合作。”副導演把賈樟柯導演所有的經曆給我說了一通，我一個也沒記住。
我說行。我隻是想去嚐試，沒有想別的。如果當初沒有遇到這群擋住我路的人，我的人生會完全不一樣。40多歲的我，現在應該還在師範學校裏教書，家住太原，每天帶著一批孩子讓他們好好練。
巧巧
拍第一部戲《站台》，賈導不讓我跳出實際的水平，因為我演的尹瑞娟是汾陽文工團的演員，她其實沒有接受過太專業的訓練。拍完短片《公共場所》之後，賈導說他還要繼續在大同拍，那時候大同有很多煤礦，每個煤礦裏有一些時代久遠的工人俱樂部，已經落魄不用了，導演就讓我在裏麵，走一圈，轉個圈，發個呆，其實我也不知道在幹什麽，隻是不停地在拍攝。
趙濤飾演大同礦區的野模巧巧，陷入和無所事事的青年之間的複雜關係。（圖/《任逍遙》,2002)
第二部長片《任逍遙》拍了19天，假期還沒結束就拍完了。那是我第一次成為巧巧，也是第一次真正塑造一個人物。
劇組沒有專業的服裝道具化妝師，我是裸妝，抹點油，弄個假頭發跑來跑去。當時我和導演去批發市場找巧巧穿的衣服，導演挑的衣服，天呐，顏色特別飽和，大綠大紅。我說這衣服怎麽穿，我不穿。導演說不行，不是給你穿的，是給人物穿的，那個時候我才意識到我在塑造巧巧，這個人物跟現實的趙濤不是一個人。
不斷站起來、推倒、再起來，女性想要掙脫的決心和無奈。（圖/《任逍遙》，2002）
巧巧是大同的一個小模特，混跡在小混混中，喜歡去迪廳跳舞。而我在大學做老師，早晨一節課下午一節課，周末休息，從來沒去過舞廳，我和巧巧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樣的。我慢慢打開自己，接受一切我之前不能接受的，熟悉一個和我的人生經驗沒有關係的人。
趙濤飾演山西女人巧巧/沈紅，去四川找失去聯係的男友斌斌。（圖/《三峽好人》，2006）
拍《三峽好人》的時候，賈導對我的要求非常嚴格，我不知道怎麽樣才能夠完成他分配的任務，然後全劇組都停下來等我，那個壓力受不了。
我記得以前看電視劇，演員推門之前左看右看，眼神動作很多，所謂渾身是戲的戲，我也試著演過，被賈導罵得簡直不能活，罵到我想跳河。沒辦法，賈導對我的要求就是你站在人群當中，不能讓我看到你是個演員，但是你又必須在演戲。
賈樟柯來到建設中的三峽，臨時決定拍攝一部電影，鏡頭跟隨趙濤記錄下正被推倒的村落和工廠。（圖/《三峽好人》，2006）
導演不告我怎麽演，就說你不過，這個戲你永遠不過，拍了上百條都不過。我崩潰了，快瘋掉了，撇下劇組，我就自己走一圈，調整心態回來繼續拍，但怎麽拍依然不知道，我已經把能想到的全都使用出來。怎麽樣去釋放？收多少演多少？那時候真的搞不定，都猶豫要不要做演員。沒辦法，我隻能去尋找自己的表演方法。
後來琢磨出一點，巧巧在尋找斌斌的過程中，她會遇到很多人，她跟這些人沒有交織，隻是一閃而過。沒有戲劇衝突的時候，我就是路人，我在他們之中，就和他們一樣，我正常喝水，正常開門，正常上下電梯，正常看書，不需要表演，就是個普通人。但是如果劇本中確定了有戲劇衝突，我就做戲劇化表達，呈現對表演的理解。
那時候特別慌亂和分裂，前一天在戛納或者威尼斯電影節，後一天轉到學校給學生補課，好像走紅毯沒發生過一樣。別人在趕什麽拍攝，我說不行，我得回去上課去了。我發現我落學生的課落太多了，有點兒對不起學生。我一共拍了三年，其中有兩年的時間裏都不得不陸陸續續請假。所以《三峽好人》拿了威尼斯金獅獎以後，我做了一個決定，我要離開學校，不再做舞蹈老師，我要做演員。
我沒有野心，我有理想。
接下來我去拍了一部不是賈樟柯導演的意大利電影《我是麗》。我一個人去意大利的一個小城市，跟外國演員在一起溝通，我才慢慢找到屬於我自己的方法，跟我搭戲的一個獨角戲演員，他告訴我一個工作方法，把每一場戲明確分出時間點，比如第一天早上八點，第二天晚上七點，在不同時間段，人的狀態是不一樣的。我回去立馬把劇本分出來，這場戲的梗概、重點、人物關係。當我拿到意大利電影節最佳女演員獎的時候，我更加有信心，我感受到了在各種框架之下的一種自由感，屬於我自己的自由。
最早接觸風流這個詞，是在《站台》裏麵，有一場戲我在台上朗誦一首詩，“風流呦風流”。到了《風流一代》，貫穿這些我飾演的人物的時候，我想風流就是渴望變革的一代，風華正茂的一代。
（圖/《任逍遙》，2002）
（圖/《江湖兒女》，2018）
我們年輕時候，20多歲的巧巧，用各種行為彰顯自己的個性，抽煙、穿透明裝、找黑社會老大的男朋友，無限的可能性都會發生。
中年的巧巧，有了具體的困境，她遇到了情感問題，她沒有退縮，沒有說斌斌想怎麽樣我就怎麽樣，她從山西到四川，走了這麽遠，經曆這麽多，就是想跟斌斌說，我要跟你分手。
（圖/《風流一代》，2024）
到了《風流一代》最後這一段落，巧巧老了，已經離開斌哥很多年。她沒有像人們預設中的那樣，結婚生子過所謂“正常女人”的生活，女人不都這樣被架構的嗎？她不像20多歲或者30多歲的自己，一定要依靠男人，需要一個情感來生活。她選擇獨自麵對這個社會，麵對疫情。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女性的獨立精神，是她女性意識的崛起，她就是一個風流一代的人物。
是否這一次我將一去不回頭
趙濤在蘇芮的《是否》中獨舞。（圖/《站台》，2000）
回到2000年，我剛進入這個團隊。進組之前我對電影行業沒有認知，在報紙的小豆腐塊上看到一則故事，說演員在片場被欺負，我就買了一個防身的，拿著一個手電筒式的電擊棒去拍戲。我就想著如果有人對我怎麽樣的話，我一定不會手下留情。
現場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樣。我們一幫年輕人就在電影的熱情之下，走哪兒拍哪兒，沒有劇本，連燈光和化妝都沒有。每一場戲都是實拍，天氣那麽冷，凍到我要上廁所，手解不開褲子，又沒有人幫你，各個部門在忙自己的事情。原來拍戲是這樣子的，演員們的風光可能隻有一瞬間，背後是這幫年輕人的奮鬥。
當年因為窮，沒有太多置裝費，買不了太多衣服，巧巧永遠穿那幾件衣服，還有因為現場沒有劇本，就是大量不停地拍，這場戲接哪場戲也不知道，衣服一樣比較容易剪輯，不會出錯。沒想到22年後會讓《風流一代》的素材顯得順理成章。
20多年來，我們這個團隊基本沒變過。大部分的人都沒離開。從年輕時候到有了孫輩，好像我們從來沒有分開過，中間那麽多的時間，像消失了一樣。我們的錄音小哥變成了爺爺，前段時間有人不得不辭職，理由是退休回去照顧孫子孫女。這個氛圍我在其他地方很少能見到，像大家庭，回到劇組工作，每一個人你都熟悉。
我現在的生活很簡單。我從來不會晚上去飯局，去維持某種社交關係，我覺得浪費自己的時間，我要保持健康作息，早睡早起、讀書運動、看電影，照顧家裏的老人。
我每天要去公園走路，一天最少七公裏，不論怎麽樣一定要走完。起初是為了減肥，後來發現運動帶給我愉悅。剛開始還需要戴耳機聽音樂，現在完全不需要了，就感受一路聽到的鳥鳴，不同時間開放的花兒，來來往往的人。
和過去相比，人到中年的生活沒有太多不同。唯一丟失的是我父親。像我這個年紀，父母已經接近生老病死的階段，我必須麵對這個事情。
那年《江湖兒女》首映，我剛從戛納回到北京，我媽說你爸得病了，肺癌。我對這個病沒有任何概念，沒有經驗。我依然每天去公園，一邊走，一邊想日後的每一步。但是手術的結果並不是很好，記得有好幾次，已經知道沒有辦法改變結果的時候，想到失去父親那種心痛之感，走著走著就蹲在地上哭，哭完了站起來繼續走。?
到了年三十，我媽做一桌子飯，叫我爸來吃飯，以後都不會再有了。原來失去是這種感覺，我童年的幸福感在慢慢消失，要花上我整個後半生去療愈。
從年輕一直跳到衰老。（圖/《山河故人》，2015）
我是一個普通人，職業是一個演員，我職業的內容就是在不同的歲數，塑造不同的人物。盡管我想回到有爸爸的時候，但不可能讓時間倒流，不可能讓自己回到20歲。
20歲有20歲的美，現在40多歲，我知道有另一種美，愛自己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