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2日清晨，從北京出發的飛機降落在柏林的泰格爾機場。我左手推著行李箱，右手推著嬰兒車，裏麵躺著2歲多的兒子；7歲的女兒挽著我的手臂，拉著兒童行李箱。想著隻是訪學一年，行李箱裏隻有每個季度的3套衣服。
下飛機後，第一時間就要帶孩子們上廁所。出來後，排隊過海關的乘客已經排成了長隊。兒子又困又渴，迷蒙著眼睛哭，不管我橫著抱，還是豎著抱，都不安靜。那個時刻，好像所有人都把視線投向我。其實，過海關之前，所有人都緊張得隻顧得上自己。我一邊安慰哭泣的兒子，一邊擔心過海關不順利，焦灼不安地向前挪動，虛汗浸透了衣服。等到三個護照都蓋了大印，才長舒一口氣。
在計劃裏，這隻是短期訪學，並非移民“潤出去”。無論投資移民還是讀書移民，都需要太多錢，而且牽扯到複雜的家庭安排，是我不敢想象的。所以，以為這次也像以往那樣，學習期滿就回國。無論去哪裏，我都帶著孩子，像朋友們說的那樣，是袋鼠媽媽。似乎一旦受孕，母性的憂慮就植入我的血液和神經。我舍不得，也不放心離開孩子。
2014年，我獲得哈佛大學的尼曼新聞獎學金，為期一年，2歲半的女兒同行。
2018年，獲得日本國際交流中心的獎學金後，我也帶著1歲半的兒子和6歲的女兒到京都大學訪學四個月，研究主題是“親密關係裏的日本妻子”。日本的項目負責人問，就四個月而已，能否不帶孩子，既能簡化出國手續，也能專心研究? 我說，如果不能帶孩子，我就不去了。那一年我39歲，陷於中年來臨前的慌張，覺得人生似乎就要開始倒計時。這樣的想法帶來莫名的緊迫感，不是關於人生是否成功，而是日益緊迫地追問自己，目前的人生，真的是我想要的那個樣子嗎？
關於那次訪學我寫了一係列文章。2018年9月25日發表的那篇，開頭是這樣的：“我在‘正午故事’做記者，同時也是兩個孩子的媽媽。生活像列車，沿著約定俗成的軌道奔跑。前方應該是目標，可是我心存疑問。某一天，我決定中途跳下來，向另一個方向跑去，思考人生另外的可能性。我不習慣遠慮，隻能想到第一步，就是離開現在。”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曾經對日本女性心存刻板印象，即“溫柔順從的妻子”。我明白刻板印象的誤區，於是很想了解她們真實的生活。特別是在親密關係裏，她們自己的位置在哪裏？在角色的麵具下，她們的靈魂如何自我言說？
在安靜又自律的日本社會很難找到願意討論私人生活的采訪對象，隻有幾位女性打開了心門的一條縫。借著一絲亮光，我看到了她們生活的幽謐和複雜。一位全職妻子說，她很痛苦，不是丈夫不愛她了，而是她不再愛丈夫了。她和丈夫是高中同學，青梅竹馬的一對兒。丈夫早出晚歸地工作，她辭職在家照顧兒女。為了方便育兒，夫妻分床睡，見麵交流的時間越來越少，她覺得丈夫像陌生人一樣了。倫理上，她應該愛丈夫，一個兢兢業業養家的男人。可是，她再也愛不起來，又難以說出口。她覺得被困在妻子的角色裏了。
另一位80多歲的日本女性，她和妹妹都患了阿爾茲海默症，退休後一起住進了養老院。我問她，“你在這裏過得開心嗎？” 她回答，“與其說開心，不如說我別無選擇”。她的回答讓我至今難忘，並且在心裏反複問自己，“在別無選擇之前，我要怎麽活？為人妻為人母，我的自己在哪裏？”
9歲的時候，媽媽就開始訓練我做飯洗衣服。我還太小，需要踩著小板凳才夠得到灶台，揮動得起鍋鏟。在媽媽的思想裏，女人會做家務，賢惠勤勞，就是好女人。好女人就能當個好妻子，好妻子就必然有個好丈夫，好妻子和好丈夫就等於好的人生。我成了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那副牌順利地打了下去，我的父母很寬慰。我和丈夫都是中國社會平穩發展時期的獲益者，受過良好的教育，安居樂業，有兒有女，我順應著社會時鍾履行著世俗的角色。日複一日，年複一年，生活像一輛綠皮火車，到站就停，到點就走，路線是固定的，終點是確定的，我卻覺得缺氧，是混沌，是麻木。常常渴望著大風吹來，把橡樹葉吹得“嘩啦啦”地響，就像舒婷的詩裏所寫的那樣，有風中的“互相致意”。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等著風來。有時候會胡思亂想：既然我自己無力改變，會不會有輛車衝過來，讓一場意外成為改變人生的外力？
沒想到，外力來自一個朋友。
2018年秋天，我回到哈佛大學參加尼曼基金會80周年慶典暨同班聚會 。一位前財新同事過來會麵，在校園裏散步聊天時問起我未來的打算。我說，還是想繼續去看看外麵的世界，在國內做媒體的挑戰越來越大，選題比較單一，工作簡單重複。另外，我希望孩子們以後在國外接受高等教育。英美的教育太貴，法國和德國的公立大學是免費的，我想先去體驗德國或者法國的社會製度。他說，那就去德國吧，德國是歐洲的中心，經濟最強盛。
於是，我開始把視線投向德國。我夢想過移民嗎？談不上，投資移民需要很多錢，而且出國後能幹什麽工作呢？想著都覺得累，所以，就沒去做那樣的夢。我相信水到渠成和運氣。如果有好時機，就順勢而為，“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那次散步，我了解到羅伯特.博世基金會（ Robert Bosch Stiftung ）的跨國境研究獎學金項目（Crossingborders Fellowship），回北京後就提交了研究申請，題目是“德國老人的愛和欲望”。德國社會的老齡化嚴重，其老齡人口比例僅次於日本，但是養老製度卻比較先進。我希望采訪老人，是因為很想知道，站在人生終點的臨界往回看，在一生中，什麽是最重要的？被當今社會不屑討論，甚至忽略的愛和欲望，對我們意味著什麽？
2019年8月12日，我和兩個孩子來到柏林，搬進了提前租好的公寓。樓下的信箱裏躺著一封信，是附近小學給我女兒寄來的入學通知書。她在義務教育的年齡，所以無論父母是買房還是租房，她都能就近入學。後來，我的兒子也進入幼兒園，就在姐姐學校的馬路對麵。
我花了一個多月才把兩個孩子都安頓好，生活慢慢地有了新的節奏。我們的公寓在一棟百年老房的一層，四層高的單元樓加起來有30多戶人家，窗戶就對著社區的花園。花園中心的沙池裏擺放著兒童玩泥沙的玩具，旁邊掛著秋千，沙池左側是一塊足球草坪，右側是一塊更大的草坪。花園的四周則圍繞著灌木叢，穿插著蘋果樹，紫丁香，西梅樹，榛子樹和栗子樹，以及更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樹木。一個5歲多的小女孩常常躺在大樹上麵，沒有玩伴，百無聊賴。我們搬進來沒幾天，她就和我的兩個孩子一起玩了。她不會說英語，我的孩子們不會說德語，雖然是“雞和鴨講”，可是玩得很歡樂。後來，更多的鄰居孩子加了進來，放學後一起踢球和抓迷藏，是天真爛漫的童年景象。
8 月是盛夏，才30度的氣溫就讓德國鄰居們叫苦連連。他們在花園裏擺上了充氣的大浴盆，用澆花的水管灌滿水，孩子們脫得精光，紛紛跳進去；大人們則圍著花園中央的石桌聊天喝啤酒。我擔心大人中會有猥瑣的眼光，給丈夫打電話。他說，我們的孩子還是要穿上褲子，我們中國的文化不一樣。於是，場景變得滑稽，隻有兩個中國孩子穿著內褲在玩水。再過了幾天，我發現所有玩水的孩子都穿上了內褲。傍晚7點，金色的夕陽仍然貪戀著紅塵。媽媽們開始從窗戶喊各自孩子的名字，要他們回家吃飯。而我是用中文大聲喊，“桐桐，辰辰，吃飯啦”。兩個孩子玩得滿頭大汗，饑腸轆轆。一衝進家門就問，“媽媽，好香啊，好餓啊，今晚吃什麽？” 我喜歡孩子自由地奔跑，也喜歡那一刻當媽媽的感覺。
花園的生活，像我兒時的樣子，有玩伴，有鄰居。2019年底，我們還沒來得及好好領略柏林的風情，國內就爆發了新冠疫情；沒多久，德國也有了病例。德國的疫情政策是優先保護老人，所以我中斷了對老人的采訪。沒料到的是，疫情發生後兩個月，“正午故事”就被界麵新聞公司整體裁員。在40歲的時候，我突然失業了，而且身在國外。疫情和失業像一場暴風雨，把我和兩個孩子衝上了一個新的島嶼，與我的昨日世界驟然分離。
疫情發生後半年，德國的社交限製放鬆很多。2020年5月的一天，和另外的一家約好，我騎車帶著兩個孩子去公園和他們的孩子玩耍。結束後，我們去他們家用洗手間。那對夫婦正在鬧離婚，倆人惡言相向，房子很大，卻亂糟糟的。回家後，我坐在餐桌旁邊，沉默了很久，心情很低落。那對夫婦在柏林已經5年了，妻子是亞洲人，丈夫是歐洲人，生活仍然過成那個樣子。我——一個失業的中國人，有什麽能力過得更好？
女兒關心我，過來詢問。我說，感覺自己就像一個船長，船上有她和弟弟，行駛在迷霧籠罩的大海裏。我很迷茫，無法回中國，那裏正發生疫情，我有幽閉空間恐懼症，害怕被隔離。21天的隔離，對於她和弟弟來說，也是折磨。而且，她和弟弟的中文已經跟不上國內學校的進度。如果往前，我又不知道方向在哪裏，怎麽合法留下來？怎麽謀生？
女兒說，媽媽，我們不需要往前，也不需要往後，想一下，我們還有第三個選擇，就是在柏林，就在這裏，這裏盛開著鮮花，充滿陽光。
我不敢相信，女兒竟然有那麽明確的想法。接著，我說了另一個顧慮。如果留在柏林，就意味著她和弟弟的成長缺乏爸爸的陪伴。我不想他們長大後抱怨我，因為媽媽決定留在柏林，造成他們人生中無法彌補的遺憾。她說，是的，她很愛爸爸。如果回北京，我們隻有爸爸，沒有了柏林的生活；如果在柏林，爸爸永遠是爸爸，我們仍然有柏林的生活。
於是，我打開了手機，請女兒對著攝像頭重新說了一遍。我要留下證據，給長大後的孩子們看。
對於這樣的選擇，我的丈夫很難過。他說，每次在院子裏看到別的父母遛娃，家庭團圓，就難過得哭起來。後來幾年的疫情，更是加重了他的孤獨和艱難。我遠在國外，鞭長莫及；而我在柏林的困境，他也是遠水救不了近火。對於這樣的境況，我很自責。另外，也被我媽媽和哥哥責備，好像是我一意孤行，導致夫妻分隔兩地，以及孩子們和父親的分離，也逃避了贍養母親的義務。但是，更難以啟齒的是我的慌張和自卑，人生第一次失去了獨立的經濟來源，要依靠丈夫來保障生活。而我曾經是拿了一次又一次獎學金的新聞工作者，是擁有獨立銀行賬戶，自由支配生活的人。
思緒千條萬縷，可是，身在孤島，隻能背水一戰。但又並非真的勇士，而是一邊搏鬥，一邊疑慮，“我可以嗎？萬一不可以，耽誤了孩子們，怎麽辦？我可以一個人照顧兩個孩子嗎？萬一我有什麽意外，孩子怎麽辦？他們的日常生活裏沒有父親，怎麽辦？”
一旦傾向於留下來，馬上就麵臨身份的焦慮。訪學簽證隻有一年，就算以疫情為由延簽，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在簽證到期之前，我必須找到工作或者申請到大學讀書。
在國內工作的15年，從來不覺得雇傭合同很重要，當心情不爽時，就會想”大不了跳槽”。而且，有著工作經驗，哪怕暫時失業也不至於慌張。可是在國外，雇傭合同成了幾乎是唯一重要的法律文件，而且有時間緊迫性，涉及到能否再及時延簽以及在德國合法居留。它成了我夢寐以求的東西，我對自己說，隻要有一份雇傭合同，什麽工作我都願意做。我急於擺脫在異國他鄉的不確定性，太渴望穩定下來了，因為它意味著安全，能讓我瞬間衝破那個巨大的不確定性。像很多新移民一樣，我是那麽焦慮，而那種焦慮是那麽容易被人識別。2020年夏天，在花園吃晚飯時一個鄰居坐過來閑聊，我問起他如何在德國找工作。他顯得很體恤地說，他會幫助我，一步步地在德國安頓下來。首先是解決住房問題，畢竟在柏林很難找到長租合同。他買了新房，我可以隨後搬進他現在所租的公寓；然後，如果我通過了德語Telc B2的考試，就可以去他所在的公司上班，而且是無期限的工作合同。他的一番話，聽上去像仙人指路一樣，輕易地“渡我過河”，到達“安居樂業”的彼岸。
從那以後，我開始上德語課，疫情期間隻能線上聽課，每天起碼有8個小時的上課和複習。很多個夜晚，孩子們入睡後我就在餐桌上寫作業，寫到深夜就坐著睡著了。6個月以後，我撐著僵硬酸疼的腰背，一次性過了Telc B2的考試，而通常這最起碼需要一年。那一份無期限的雇傭合同，像誘人的魚餌拋給了慌不擇食的魚，隻要咬上去，就能永久地解決身份的焦慮，我隻能竭盡全力。幾個月後，我上岸了，而且辦公室就在我家附近，一切都像天公作美，我感慨自己的幸運。可是，有一天，那個男鄰居——也是我的上司之一說，他要帶我去做有happy ending 的按摩。作為女性，我感覺到職場上的性騷擾，而那個職場是我很費勁才爬上去的碼頭。可是，我不想失去自由，就是挺直腰板，無欲則剛的自由。2008年向《財經》雜誌求職時，我經曆了一整天的筆試和麵試。很多年後，我問當年麵試我的副主編張進，我既不學新聞，也完全沒有新聞的工作經驗，為什麽錄用了我？他思考了片刻，眯起眼睛，未言先笑，“麵試的時候，你不卑不亢，我覺得這是一個新聞人的重要特質”。我不知道自己身上是否真的有那樣的特質， 既然張進這樣說，我就這樣相信；而我的後半生無論如何也都要不卑不亢，才對得起他。
入職兩個月後，還沒過試用期，我收到了柏林工業大學的offer，是為期一年的歐盟能源法和國際能源法專業的MBL項目。氣候保護是德國社會的重要議題，已經融入了大眾的生活方式。我當時想，也許學完歐盟能源法就能找到工作。盡管仍然是未知數，我仍然決定辭職，再次把自己扔進巨大的不確定性裏。
拿到大學通知書後，我和幼兒園的園長及老師談了讀書及育兒的衝突，請求得到幫助。兩位女士當即表示會全力支持，並且鼓勵說，“你做得到的，女性也可以很強大。” 我填了一張表格，向政府申請將兩個孩子的托管從下午4點半延長到6點，以及將上學的時間從8點提前到7點。我把政府福利券交給了幼兒園和學校，它們將據此得到政府額外的財政支付。在柏林，幼兒園和1到3年級的課後托管是免費的；從4年級以後，根據家庭收入，家長需要支付小部分的費用。這意味著，從早晨7點到下午6點，整個白天是政府育兒，無論學費還是午餐都是免費。另外，無論移民還是德國公民，每個孩子在18歲前每個月都可以得到250歐元的兒童津貼，可以覆蓋基本的生活需求。
托管班（Hort）是德國政府提供的托管服務，包括照護和免費的興趣班。政府網站上解釋了政策的初衷：“學生按需得到不同的照料。目標是讓學校成為學習和生活的地方”。孩子的生活權利，被德國立法者開門見山地明確下來，它保障了我在柏林兼顧照料兒女和讀研的可能性。
我騎著自行車在火車站和孩子們的學校之間疾馳。那是一輛很老舊的二手自行車，暗紅色的油漆都掉得有點斑駁了，相對於我的身高，它顯得太高太笨重。坐上車之後，哪怕把座椅調到最低，我的腿都不能著地。我不會開車，打出租車又太貴，坐公交車也很貴。最初的三年中，在這個異國他鄉，那輛有兒童座椅的老車是我忠誠的“戰馬”。
讀書那年，早晨7點多就要把兒子放進後座送往幼兒園，8歲多的女兒騎車跟在身旁。把孩子們送好，我急急忙忙地騎車趕到火車站，把自行車鎖在附近，再乘火車到柏林工業大學上課。全天的碩士課程從早上9點持續到下午5點，我總是在放學時第一個衝出教室，小跑著去趕火車，再騎車去接孩子們放學。兒子很多次哭著責備我，因為媽媽總是讓他成為幼兒園裏最後回家的孩子。我承諾他，如果媽媽不用上課，不用寫作業，他一定會是第一個被接走的孩子。可是，那樣的情景確實很少發生，因為我每個月都要寫一篇論文或者參加考試，每次的成績又會影響到是否有資格寫畢業論文。我很想在孩子不在家的時候專注學習，但事實上也很難實現。畢竟還要買菜，做飯，洗衣服，拖地，搞衛生，回複孩子學校的郵件，帶孩子們去各種醫生的預約，參加他們朋友的生日party, 生活被撕得七零八碎。到了冬天，生活變得更加困難。從10月到來年5月，柏林的下午四點天就黑了，大部分都是昏暗寒冷的陰雨天，日複一日，漫長得挑戰人類的耐心。雨天路滑騎車，每年冬天，我都會馬仰人翻幾次。幸好，兒童座椅上有安全帶，兒子戴了頭盔，就算倒掛金鉤，也不至於受傷。在我的自行車後座，兒子從兩歲半長到了五歲。
讀書——畢業後找工作——申請工作簽證，這是我的三部曲計劃。2021年底，我隻有三個月的時間完成碩士論文，卻恰逢德國新一波新冠疫情來襲。我和兒子都再次感染，在全身疼痛、咳嗽發燒一個多星期後，我申請了論文延期。等到重新啟筆時，又感染了流感；流感病愈後，就到了學校的秋季假期。孩子們無學可上，我需要一天三頓地做飯和陪伴。毫無意外，我的論文沒通過，需要重寫。沒有拿到德國學位，找工作就更難了。我隻好延簽學生的簽證。延簽的時候，外國人管理局的工作人員隨意說了一句，“這是最後一次了”。盡管我知道，按照法律，那是嚇人的廢話。那個人可能隻是心情不好，說了一句無心的話，卻足以讓我惶恐。
身份焦慮就像懸在頭頂上的一把利劍，時刻擔心它會掉下來。我很著急地去解決它，無法忍受生活在巨大的不確定性裏。於是，焦慮成疾導致了身體的虛弱，而我卻不自知。早上，總是急急忙忙地給孩子做早餐然後趕去學校，而我自己卻來不及吃東西，甚至沒喝上一杯水。2022年5月的某一天，送完孩子們去上學，我在學校門口感到天旋地轉。身邊的朋友幫我叫了救護車，我平躺在人行道上，看著藍天上漂浮的白雲，像被撕開的稀薄的棉球。救護車來了，兩個強壯的工作人員把我扶進輪椅，升上救護車。那一刻，我的情緒無比放鬆，笑嗬嗬地對他們說，如果我的丈夫是個醫生多好啊。他們很疑惑地問為什麽? 我回答，“我會覺得很安全。”
叫救護車的經曆讓我在很長的時間裏失去了對身體的自信。害怕一個人做任何事情，害怕陌生的環境，不敢獨自去擁擠的火車站，不敢獨自坐地鐵，甚至去超市買菜的時候，也怕一個人在超市暈倒，因為身邊沒有一個可以幫助我的成年的熟人。可是，以前在國內做記者時，我習慣獨自采訪，無論多麽偏遠；在過去十年，我也是一個人帶著孩子橫渡地球。沒想到，來德國後，變成一個畏懼出門的病人。後來，我去看心理醫生。我問他，在谘詢期間我可以從書包裏拿一片麵包吃嗎? ? 叫救護車的經曆使我害怕饑餓，擔心血糖太低，所以書包裏隨時放著麵包和巧克力。我變成了嬰兒，每兩個小時就問自己，“我餓了嗎？” 心理醫生告訴我，世界上有很多人對事物有依賴，相比於酒癮和毒癮，我對麵包的依賴簡直不值一提。隻要能讓自己放鬆和覺得安全，就隨便吃麵包，想吃就吃。但是，如果所擔心的事情沒發生，就要記得給自己買一個冰淇淋，這是鼓勵和提醒自己，擔心隻是擔心，不是事實。最後，當我們談到對陌生的恐懼，心理醫生問我，萬一我又在大街上暈倒，難道隻有熟人才會施予援手嗎？我想了想，回答他，不是。
The days are long but the years are short. 日子瑣碎且漫長，而流年飛逝。美國的好朋友轉述這句諺語時，我有著切膚般的共鳴。2023年夏天，來德國五年後我們第一次回國。柏林朋友讓我問候家人，行李箱裏裝著他們的回鄉禮物。在柏林這個城市裏，我再也不是孤魂野鬼。回國前，有其他鄰居幫忙在花園裏替我找到了另外一個公寓，無期限租約且價格低廉，這意味著我可以像很多德國人一樣，不用擔心漲房租，不用擔心突然被房東無理由地趕走，而孩子們可以在這個房子裏有完整的童年，我可以在這個房子住到生命的盡頭。那是我們在這個花園裏的第四個公寓。四年裏搬了3次家，每次都是因為短期租約到期。搬家時，德國朋友漢尼斯、伊朗同學阿裏、瑞士的朋友山姆,中國朋友星月、睿和達海等很多朋友都來幫忙：開車運家具，安裝二手的高低床，給地下室搭建貨架等等。鄰居孩子們也來幫忙了，和我的兩個孩子用黑色的垃圾袋，像螞蟻搬家一樣運輸雜物。房子裏沒有家具，真正的家徒四壁，隻有四個昏黃的20瓦的燈泡，廚房則連櫥櫃都沒有，空空蕩蕩的。眾人一起，用愛和友情幫我們建起了溫馨的新家，終於可以安居。
至於樂業，又是一個偶然。2023年的秋天，漢諾威的朋友莉娜來借宿。夜裏，我們坐在廚房餐桌的小沙發聊天。我向她請教找工作的方法，因為我始終沒學會使用領英linkedin，不習慣在網絡上推銷自己。我們討論了很久，最後的結論是，我最愛的還是寫作，沒必要為了擺脫身份焦慮而把自己的時間和生命賣給不喜歡的工作。她說，做自由職業者挺好的，在家裏寫作時間相對靈活，還能照顧孩子。我說，一直沒考慮做自由職業者，害怕沒收入保障，沒合同保障；在大街上看到流浪漢時，就害怕那是自己的未來。她說，事實上沒有一份工作會有永久的保障。德國市場上有很多項目製合同，都是一年或者兩年，期滿就重新找工作。很多中年人都是這樣活著，是很正常的職場狀態。德國也有靈活工作製，很多人會選擇以自由職業者的身份為公司打工或者隻工作一半的時間，每個人的生活狀態不同，可以很多元化地謀生。我被她說服了。於是，找了中介公司，幫忙申請了自由職業者的身份。
去拿新的居留證那天，是清晨七點多。我忐忑不安地在柏林外國人管理局的辦公室門口等待。最後，順利地當場獲得批準。我如釋重負，精疲力盡地走出辦公室。經過走廊，中介請我們停下來，想拍照為她的網站做宣傳，讓我舉起護照，展示勝利和喜悅。她拿出手機的照片，給我看以往客戶的笑臉，他們都不是白人。那一刻，我心裏升起一股悲涼，原來在她的眼裏，我和來自阿富汗和敘利亞的客戶是一樣。可是又一轉念，為什麽我以為自己和他們不一樣呢？我憑什麽自恃是中國人，就會多了一些驕傲呢？離開故土，在陌生的土地上，開荒播種，放下前半生的榮辱，在身心上重構自己——我和他們是一樣的。
有一天，我和孩子們在家裏吃飯，各自分享著當天的生活。兒子說，班上有個同學很讓人討厭，問他“你的媽媽是幹什麽工作的？”兒子沒有搭理他。
那一刻，我才意識到，我的焦慮傳遞給了孩子們。關於失業的困境，關於努力想在國外留下來的身份焦慮，我從來都沒敞亮地和孩子們溝通過。而這一切，都不應該讓我們蒙羞。我放下筷子，認真地對兒子說，可以告訴他，你的媽媽是記者，是自由撰稿人，同時還是在繼續學習法律的學生。沒有幾個人像你的媽媽一樣勇敢，在40歲的時候重新回學校讀書。你完全可以為媽媽感到驕傲。
兒子怯怯地，盡量不傷害我自尊地問，“自由撰稿人，那是不是說，我們會很窮？”
2023年9月，為了撰稿我去哈勒（Halle）的馬普所采訪人類學家項飆。在做準備時，我讀了他的書和一些論文。“把自己作為方法”是他提出的方法。那天夜裏，這個學術概念突然讓我有了思想解放的感覺，像在黑暗裏看到了燭光。“自己”既是主體也是客體。把自己交出去，交給人生這個巨大的實驗室，人生的悲歡離合，在裏麵進行不停歇的化學反應。這個過程就是永不停歇的不確定性——我接受了，終於在這塊新土地裏冒出了一片小小的新芽，它挺直腰板的姿態，是我沒有放棄的自由和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