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後，候任總統特朗普組建的執政團隊中涉及對華關係的人員，一直受到中文輿論的緊密關注。有中國官方背景的媒體在大選前就連發文章，呼喚尋找下一個“基辛格”。中方的這種心態源自何處？當前美國政壇是否有可以滿足中方期待的人選？美國大選後，候任總統特朗普組建的執政團隊中涉及對華關係的人員，一直受到中文輿論的緊密關注。有中國官方背景的媒體在大選前就連發文章，呼喚尋找下一個“#基辛格”。中方的這種心態源自何處？當前美國政壇是否有可以滿足中方期待的人選？https://t.co/rpqFQesxX3 pic.twitter.com/VoKPzpX4HB
— 自由亞洲電台 (@RFA_Chinese) December 13, 2024
位於華盛頓的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周三（12月11日）晚舉行了2024年度晚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向委員會致信，表示“中方願同美方保持溝通”，希望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和相關人士，繼續關心支持中美關係。這是繼去年該委員會成立五十周年習近平致信慶賀之後，習近平再次致信這一組織。
作為一個長期致力於幫助美國企業到中國經商，並為此在華盛頓作遊說工作的行業組織，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承載了中方希望借助其力量穩定中美關係的期待。這與中國官方媒體上尋找下一個“基辛格”的呼聲顯示出一致性。
時移勢易
早在今年8月，澎湃新聞網就連發多篇文章，以《尋找“基辛格”》為題，分析當今美國政壇可能起到類似當年基辛格在中美關係中作用的人物。美國《華盛頓郵報》也對此做了報道。
現居紐約的原中共中央黨校校刊《學習時報》副編審鄧聿文向本台透露，中國政府方麵在大選結束後，曾試圖與共和黨以及特朗普身邊團隊的人接觸，“就是尋找一個跟特朗普關係比較密切的這樣一個人”，但到目前為止進展不大。
鄧聿文分析說，要注意區分媒體和中國政府的不同意願，中國政府未必是期望找到另一個“基辛格”，而主要是想找到一個能幫助中國在美中之間傳話的人；而中文媒體上的這些以“尋找基辛格”為題的報道則可能主要是民間的一種期待。
對中國方麵的這一期待，本台記者采訪的多位美方專家卻不太以為然。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社會學教授戴維·麥考特（David M. McCourt）對記者說，現在已經很難找到一位類似於基辛格這樣地位、並起到相似作用的人物，“因為戰略環境已經非常不同，在1970年代，中國還不是那麽有影響力的國家，美國也有很重要的地緣政治需求，要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間進行區隔。基辛格看到這個格局，並預見到中美合作的可能性，他和尼克鬆都很願意促成這一合作的實現。”
一般認為，基辛格作為前美國總統尼克鬆的國家安全顧問，1970年代初秘密訪問中國，幫助促成中美反蘇聯盟，是其成為中美關係扛鼎人物的重要基點。
麥考特說，在中國人的意識中，從1970年代一直到2000年代，美國對中國是友好的，基辛格就代表了這樣一直傾向，即美國人喜歡中國；另一方麵，基辛格也代表了一種美國外交政策的思路，即主要思考戰略性問題，權力平衡、大國政治等等，“在中國人看來，基辛格有關戰略、現實主義以及大國政治的觀點，可能是更好的美國人看待中國的基礎，而不是那種更有批判性的、擔憂的、恐懼的，以及威脅性的敘事。”
但中美關係近些年來不斷走低，中美關係、乃至國際戰略格局也已經大不同於冷戰時期。尤其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政府期間，2017年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中國列為戰略競爭對手，強調與中國的“長期戰略競爭”。與此同時，多年來美國政治極化也是顯著的事實，共和、民主兩黨在諸多議題上長期分歧，但在對華強硬的立場上則趨於一致。
華盛頓智庫蘭德公司高級國際軍事研究員何天睦博士對記者分析說，“現在（美國）政治環境是分裂的，但對中國的不信任是共同的。”他說，對華政策的製定過程是散碎的，再加上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減少了北京在美國官員和領導人中建立親華群體的機會，這甚至也限製了中國影響和遊說國會議員的能力。
何天睦認為，現在似乎沒有像基辛格那樣的權威和影響力的人物了，但他又說，也許美中關係再次出現緊張/衝突的格局時，會有這樣的人出現，畢竟基辛格也是在中美關係比較糟糕，雙方都認為有必要加強合作、降低雙邊關係壓力的時候崛起的。
候選人何在？
在中國媒體對尋找下一個“基辛格”的報道中，提到了多位在中美關係領域工作的代表性人物，包括美國黑石集團董事長蘇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美國亞洲協會董事會聯席主席約翰·桑頓（John L.Thornton）、美國前代理助理國務卿董雲裳（Susan Ashton Thornton），以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保羅尼采高級國際研究學院（SAIS）院長詹姆斯·斯坦伯格教授（James Braidy Steinberg），還有較年輕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中國研究教授、美國前國務院顧問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等人，社交媒體上則常有人提及SpaceX的創始人馬斯克。
前美國駐香港總領事楊甦棣（Stephen M. Young）在接受本台記者采訪時則提及其他幾位人物，“歐倫斯（Stephen Orlins），他是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還有韋德寧（Dennis Wilder），他曾擔任中情局副局長。”楊甦棣同樣也提及了曾與他共事過的美國前代理助理國務卿董雲裳。
另外，在《華盛頓郵報》的報道中，有中國學者提及了克林頓政府時期的助理國防部長、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政治學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
麥考特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則提及了白潔曦教授，以及華盛頓智庫現任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項目資深研究員何瑞恩（Ryan Hass）等人，“這些人都是在政策圈層裏的，但並不認同把中美關係等同於零和遊戲，這是華盛頓對華政策良好的基礎。”他也提及作中國研究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和國際事務副教授楚克斯（Rory Truex）。但他說，這些人的情況和70年代的基辛格都有很大的不同，基辛格在尼克鬆政府內有很大的權力。
麥考特強調，這些專家傾向於穩固中美關係，“尤其是白潔曦，她致力於中美之間的關係降溫，緩和華盛頓的氛圍。” 他認為，像白潔曦這樣的“競爭共存派”，他們強調通過合作而非隻是競爭或對抗，可以更有效地推動中美關係。
何天睦則並不確定目前階段有什麽樣的人能擔當類似於基辛格的重任，他強調，“對華政策高度政治化並具有黨派色彩，個人的影響力僅在其所在黨派執政時才得以體現。”
但麥考特指出，中國方麵或許可以轉向五角大樓（國防部）去尋找對他們有幫助的人，“在五角大樓，可能我們無法找到基辛格這樣的人，但可以實現更好的軍事關係。”
麥考特分析說，在五角大樓更容易找到願意從戰略高度談話的人，但如果去商務部、財政部，他們主要考慮的是脫鉤方麵的具體問題，包括技術轉讓、數據隱私等等。他不認為這些地方能出現願意像基辛格那樣著眼於大局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