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會引發對華政策劇變？美知名學者：他做不到

編者按

約翰·米爾斯海默教授是著名的國際關係理論學者，對中美競爭一直都有獨特的見解。他在2001年出版的作品《大國政治的悲劇》中，早已直接指出：中國的崛起將“像美國支配西半球一樣支配亞洲”，其結果是“中美之間激烈而危險的安全競爭，這種競爭類似於美蘇冷戰期間的那種對抗”。因此，米爾斯海默也被認為是“中國威脅論”的理論代言人。

事實上，40多年前中美兩國領導人能夠實現建交，關鍵在於雙方都堅持了相互尊重、求同存異的原則。40多年來，中美關係成為世界上相互交融最深、合作領域最廣、共同利益最大的雙邊關係之一。雙方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去改變對方，都應尊重對方人民做出的自主選擇。

2023年，米爾斯海默教授出版《國家如何思考》（簡體中文版於2024年11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對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進行補充與拓展。近日，米爾斯海默教授做客鳳凰網《與世界對話》，向各位讀者分享他的觀點。

核心提要

1. 特朗普理性嗎？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會與拜登政府有顯著差別嗎？米爾斯海默認為特朗普個人的領導力能夠發揮的空間有限，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美國的外交政策。俄烏衝突、巴以衝突都不是特朗普憑借一己之力能夠改變的。同時，米爾斯海默認為特朗普不會發動核戰爭。

2. 美國的政策理性嗎？成功嗎？米爾斯海默認為，一個國家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理性的。國家合理的政策決策需要建立在可靠的理論上，但合理決策的結果會因為現實發展出現偏差。例如美國對華接觸政策和北約東擴政策，都建立在自由主義理論的框架上，但米爾斯海默認為二者最終都失敗了。

3. 米爾斯海默認為，中美雙方由於國家安全問題和生存空間將不可避免地在地區霸權爭奪上發生競爭。美國將不遺餘力地遏製中國的發展，中國也將與美國競爭。例如當下，雙方在量子計算機、人工智能等領域展開激烈競爭。中美需要保證二者之間的競爭不會失控，以免出現不可挽回的後果。

4. 如何看待自己的理論在美國不受歡迎，在中國卻非常流行？米爾斯海默認為，由於地緣位置、曆史文化等因素，中國與美國傾向選擇不同的外交政策 。美國擁有相對安全的地緣環境，且很長時間作為世界上唯一一個超級大國，有能力和意願去實行自由主義。而中國由於曆史上常年的戰爭與近代史的經曆，更加傾向於以現實主義的角度采取外交政策。

對話丨侯逸超

編輯丨侯逸超 莊雯蔚

美國對華政策理性嗎？米爾斯海默批判

鳳凰網《與世界對話》：您出版的新書《國家如何思考》，提到冷戰後的自由霸權戰略成立期，書中您提到了喬治·布什團隊和克林頓團隊，以及他們是如何在新秩序中構建這一偉大戰略（這似乎和您的現實主義理論有些矛盾）……

米爾斯海默： 是的，我在書中討論了冷戰後製定的政策是如何應用於中國。在這部分內容中，我和傑出的合著者塞巴斯蒂安·羅薩托一起探討了自由霸權的整體理論，以及它如何適用於中國。因此，書中有許多當代政策問題與此緊密相關，特別是有關國家如何思考這些問題的討論。

鳳凰網《與世界對話》：我也聽您談到過一些戰爭，比如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按照您的理論，這些戰爭是否有某種理論依據呢？

米爾斯海默： 在討論這些案例之前，我必須先說明我對“理性”的定義，因為在理性沒有明確的標準之前，討論具體案例是很困難的。這本書起源於我和塞巴斯蒂安·羅薩托對一個觀點產生了興趣：許多人認為國家大多數時候是理性的，也有人認為國家大多數時候是非理性的。我們認為國家通常是理性的，至少在一開始我們是這樣認為的，並且我們不同意那些認為國家大多數時候是不理性的觀點。

要判斷一個國家是否理性，首先必須對“理性”有一個清晰的定義，因為我們需要根據一個國家在特定情境中的行為來進行判斷，而這就要求我們對理性有一定的理解。

你不能僅僅因為不喜歡某項政策就說中國是非理性的，或者因為喜歡某項政策就說中國是理性的。 你必須有一個明確的理性定義。我們的目標是提出一個合理的理性定義，這樣我們就可以審視例如美國的對華接觸政策，並判斷它是否是理性的。

我們書中的基本論點是，隻有當政策建立在可信的理論基礎上時，它才是理性的。書中一個關鍵觀點是，理論與政策是密切相關、不可分割的。現實世界中，大多數人認為決策者並不按照理論來思考，但我們認為，決策者實際上是會按照可信的理論進行思考的。無論你是中國、俄羅斯還是美國的決策者，都是以理論為框架來思考問題的。 一個國家是否理性，取決於那些製定國家政策的決策者們是否以可靠的理論為基礎來形成政治決策 。

例如美國對中國的“接觸政策”，這是美國依照自由主義理論針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接觸政策實際上是建立在三種自由主義理論之上的，它們分別是：民主和平理論、自由製度主義和經濟相互依存理論。克林頓政府中負責啟動對華接觸政策的決策者們，明確表示他們將接觸政策建立在這些自由主義理論的基礎上。

克林頓政府認為，如果能讓中國融入資本主義體係，就能促進中國的經濟增長。這樣，中國不僅會與美國，還會與鄰國，如日本、菲律賓、澳大利亞等國家形成經濟相互依存關係，這將有助於促進和平。他們還認為，如果將中國納入像世貿組織這樣的自由主義國際機構，其他國際機構也會將中國納入其中，這樣中國將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因此，你可以看到，正是這些自由主義理論構成了“接觸政策”的理論基礎，而這些理論本身是合理的。它們不是不成熟或愚蠢的理論，這也是我和塞巴斯蒂安認為“接觸政策”是理性的原因。

但我在這裏想非常明確地表達這一點： 我們認為“接觸政策”是錯誤的，而不是認為它是不理性的。我們認為它是錯誤的，因為我們是現實主義者，頭腦中有一套不同的理論框架。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幫助中國經濟增長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中國最終會將經濟力量轉化為軍事力量，從而引發安全競爭。

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都是合理的理論。你有兩種相互競爭的理論，而無論美國選擇追求接觸政策還是遏製政策，都是在執行理性的戰略。當然，遏製政策是基於現實主義邏輯的。這並不是說我認為追求接觸政策是一個錯誤的政策。我確實認為它是思路錯誤的政策，但很多理性政策是建立在合理、可信的理論基礎上的。 你偏好的政策沒有被選擇並不意味著它是不理性的。

這就是我對中國問題、對美國對華政策的看法，我認為它很好地展示了我和塞巴斯蒂安如何理解理性的問題。

鳳凰網《與世界對話》：有人可能會辯解，盡管您認為它（單極時刻的戰爭）是個錯誤的政策，但它確實有助於鞏固美國的霸權，並帶來了巨大利益且有助於穩定局勢，保障了美國的安全。是否可以通過某種客觀標準來判斷這項政策是對還是錯呢？

米爾斯海默： 關鍵在於美國接觸政策的目的是讓中國變得富裕。這項政策旨在將中國融入多個國際機構，並使其成為這些機構中的重要參與者。在這兩個方麵，它確實取得了成效。支撐接觸政策的第三個自由主義理論是民主和平理論，其觀點是：一旦中國變得富裕並成為這些國際機構中的負責任利益相關者，它將成為民主和平論的另一個成功案例，類似於9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這種觀點還認為，接觸政策在中國成功並讓中國與世界其他強國在經濟上形成相互依存關係，我們將實現永遠的和平，過上幸福的生活。

但結果並非如此，這一理論失敗了，或者說這項政策失敗了。如今，我們看到的是中美之間陷入了一場激烈的安全競爭。

回到1990年代初期，中國還是一個經濟貧困的國家的時候，這三種自由主義理論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很多人認為它們是解釋世界運作的最佳理論。美國當時的自由主義外交政策圈正是基於這三種理論，並將它們結合起來最終製定出了接觸政策。 因此在1990年代初期，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接觸政策看起來似乎會成功。

但事實上，接觸政策最終失敗了，像我這樣的現實主義理論支持者早就預見到它會失敗；但也有自由主義理論支持者認為接觸政策會成功。他們認為，基於這三種關鍵自由主義理論的自由政策將會產生積極的結果。毫無疑問，認為接觸政策會成功並不是不理性，這種想法是理性的，盡管結果並不如預期。從許多聰明人的角度來看，追求接觸政策是有道理的。但我需要再次強調，從像我這樣的現實主義者的角度來看，它並沒有道理，但那是因為我們有一套不同的理論。

想想今天的烏克蘭戰爭，再想想北約東擴。依我看來，1994年決定將北約東擴是一個重大錯誤。像我這樣的現實主義者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一直認為，北約東擴違背了現實主義邏輯，注定會導致與俄羅斯的重大危機。

另一方麵，自由主義者認為，北約東擴能夠在東歐創造一個和平的環境，就像西歐已經變得和平一樣，這依然是基於自由主義理論。其核心理念是，像北約和歐盟這樣的機構向東擴展，把東歐國家引入資本主義，讓它們融入全球經濟，還可以推動自由民主在東歐的傳播，最終實現和平與繁榮，正如當初計劃與中國接觸一樣。換句話說，北約東擴與接觸政策一樣，都是建立在自由主義理論基礎上的。

這些理論都是合理的。因此，北約東擴的決策，就像追求接觸政策的決策一樣，它們都是理性的。自由主義理論和現實主義理論都是經過時間考驗的。關於接觸政策和北約東擴政策存在兩種基於不同理論的競爭性政策視角，這些理論都很合理，隻是各有不同。所以，在北約東擴和對華接觸政策的問題上，實際上有兩種理性的選擇。這並不是非理性的問題。

我不是自由主義者，至少不是那種相信自由國際關係理論的自由主義者。我認為自由主義作為外交政策讓美國陷入了各種麻煩。但在美國，許多人長期認為自由主義是最適合美國的政策，是美國最好的外交政策。他們的論點基於一係列在學術界得到廣泛支持的理論。

我和塞巴斯蒂安的觀點是，追求與中國接觸的政策或北約東擴大都是理性的政策。同時，我們確實認為它是一個思路錯誤的政策。兩種理性理論在競爭，一方的人認為他們有最好的理論，另一方的人也認為他們有最好的理論。但你是否擁有最好的理論，與是否擁有一個理性理論是兩回事。

為什麽美國沒有選擇現實主義？

鳳凰網《與世界對話》：為什麽美國政府沒有選擇現實主義理論？是否存在某些因素或障礙，導致現實主義理論沒有被采納？

米爾斯海默： 我認為這很簡單。美國是一個徹底的自由主義國家，大多數美國決策者堅定地致力於追求自由主義的外交政策。他們也非常推崇支撐外交政策的自由主義理論。美國的外交政策圈中的大多數人不僅在外交政策上是自由主義者，而且還深深厭惡現實主義。

在國際局勢為單極時，美國是唯一的大國且不存在大國之間的安全競爭時，選擇自由主義政策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在美國強大的單極時刻，現實主義並不那麽重要。 這為支持自由主義外交政策的倡導者提供了一個完美的環境，他們能夠提出自己的論點並實施完全自由主義的政策。這推動了接觸政策和北約東擴政策的產生。

對於像我這樣的現實主義者來說，在單極時刻反對這一點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的人數遠遠不及自由主義支持者，且由於國際係統中沒有大國間的安全競爭，隻有一個大國，我們很難獲得發聲的機會。最終，我們輸給了自由主義者。

但我想再次強調，盡管占主導地位的自由主義政策是理性的，但我認為它們是思路錯誤的。我認為接觸政策和北約東擴這兩項政策最終都失敗了。我認為接觸政策導致了一個與美國競爭的中國，這顯然不符合美國的利益。而且，我相信北約東擴直接導致了烏克蘭戰爭。因此，我認為自由主義或者說我們自1990年代初開始並延續到2000年代的自由外交政策已經是徹底的失敗。

鳳凰網《與世界對話》：這麽看來，似乎並不是決策者主動選擇外交政策，而是環境和曆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政策的走向。您知道閻學通教授和他的領導力研究，他認為領導力可以從全球領導中獲得更多的利益。但現在是“去全球化”的時代，所以我們需要選擇現實主義。您如何看待這些看法？

米爾斯海默：我認為領導力是重要的，但它並不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至關重要。 國內政治也是如此。

許多國際關係學者、政策製定者和記者認為，領導力很重要，並且相信國內政治有著極大的影響力。大多數美國政策製定者和學者認為，民主國家是“好人”，而中國是“壞人”，他們將世界劃分為非黑即白。

作為現實主義者，我認為國家本質上是“黑箱”，國內政治有時會發揮作用，我並不否認這一點，但大多數時候，國內政治並不那麽重要。大多數時候，領導人是誰也並不關鍵。我並不是說領導力完全無關緊要，但我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它的重要性並沒有那麽大。

我不認為換作其他人，中國製定外交政策方麵會有多大的差別。唐納德·特朗普的情況也是如此。很多人認為，一旦特朗普成為總統，領導層將發生根本性變化，從而導致外交政策的重大轉變。但我認為，製度結構對任何國家領導人都提供了有限的操作空間。結構的力量非常強大。閻教授指出領導力的重要性是對的。領導力是有影響的，但我的觀點是，大多數時候，領導力無法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麵對思維陷阱，一個國家是如何決策的？

鳳凰網《與世界對話》：您提到政策的決定有一個慎重的決策過程，您認為決策過程應當如何避免群體思維或脅迫陷 阱？如今越來越多的決策者需要麵對如民粹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等壓力。群體思維和民粹主義是否會影響決策過程？

米爾斯海默：我很高興你提出這個問題，因為我沒有充分闡述我對理性的定義。

我對理性的定義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基於可信理論的政策，這基於健全的理論。它可以是經濟相互依存的自由主義理論，也可以是一個現實主義的理論。該論點的第一部分（或者我和塞巴斯蒂安的論點），是一個國家合理的外交政策必須建立在一個可信的理論基礎上。

該定義的第二部分，我們認為國家的決策者必須團結起來，且必須解決決策者們之間的分歧，必須平衡解決問題A和解決問題B的最佳政策之間的差異。該定義具有個人層麵的理性，也具有集體層麵的理性，集體層麵是國家的層麵。我們在書中提出的觀點是，為了應用理性，為了國家的理性，必須有一個深思熟慮的決策過程。

以下情況不可能出現：領導人隱藏信息，並將重要人物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因為政府內部的權力結構，導致持不同政見者受到脅迫而被迫改變立場不是一個慎重過程。這在國際政治中可見一些端倪。

例如，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決定建立了一支能夠挑戰英國海軍的海軍。著名德國海軍上將提爾皮茨負責決策過程，他領導下的決策過程也不是深思熟慮的：他在政策製定過程中采取了非常高壓的方式，任何與提爾皮茨上將意見相左的人在很大程度上都被排除在辯論之外，他最終的政策也是不合理的。因此，要使政策合理，需要的是高層決策者能傾聽，並聽取意見，在深思熟慮決策過程的基礎上製定一致的政策。

順便我想補充，在我們觀察的案例中，並不是每個案例的決策過程都是相當審慎的。一個民主國家會比一個其他政體的國家在決策過程中有更多的考慮嗎？我可以理解為什麽有些人會這樣想，但我不認為這是真的。我認為民主和其他政體的國家有非常相似的決策過程。因為它們都是一個涉及少數人的過程。

領導人通常會召集一組外交政策助理以便共同做出決定。無論是民主政體還是其他政體，他們的人數都不多。但重要的是，在大多數情況下，無論是在談論危機還是在做出戰略決策，我們都不太清楚正確的答案是什麽。正如你所看到的，大多數領導人都在尋找正確的答案。

這並不是說領導人馬上就會找到一個正確的答案。對於一個領導者，無論他是中國人、俄羅斯人、德國人、法國人，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很難想出該怎麽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中。弄清楚這個世界，弄清楚在危機中應該做什麽，或者弄清楚如何製定一個戰略，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在這種情況下，領導者有強大的動機與其他智囊團交談並獲得他們的意見。領導者直觀認為，當與聰明的助手交談時，他們會給出一個領導者沒有想過的想法，這將幫助領導者製定一個智慧的戰略。

當你觀察高層的集體決策過程，你會發現決策過程是非常理性的，每個人都可以輪流發言，事實和證據基本上沒有被隱瞞，沒有太多的脅迫。 這並不是說脅迫的情況永遠不會發生，有些情況下它會發生，但這些情況是不合理的。大多數時候，無論民主國家還是其他政體國家的高層人士都想聽聽他們助手、副手對推進的最佳政策有什麽看法。總而言之，一個政策要想合理，就必須建立在一個健全可信的的理論基礎上。

第二，它必須是集體決策過程的結果。 接觸政策和北約東擴都建立在一係列健全的自由主義理論基礎之上。克林頓政府關於北約東擴的集體決策過程顯然是合理的，是深思熟慮的。這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決策過程，雖然我認為他們肯定做出了錯誤的決定。但我認為，如果你要研究決策的過程，你會發現，並沒有證據表明它是以非理性的方式進行的。

民族主義是一種相當強大的意識形態

鳳凰網《與世界對話》：現在許多國家（極端）民族主義盛行。如果決策者對民族主義有一些看法，且谘詢了很多助手和副手，而他們告訴領導人“你需要選擇民族主義”，那這會是一個理性的決定嗎？

米爾斯海默： 民族主義是這個星球上最強大的政治意識形態。 有人在決策過程中說，我們不應該入侵這個國家，因為民族主義會給我們帶來各種各樣的問題，這顯然是一個理性的策略。

例如，我可以想象，當弗拉基米爾·普京和他的副手談論烏克蘭戰爭時，他們都明白，試圖征服西烏克蘭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民族主義會給俄羅斯帶來巨大的問題。烏克蘭西部人口主要是仇視俄羅斯人的烏克蘭民族。如果俄羅斯占領烏克蘭的西部地區，他們將陷入非常嚴重的麻煩。因此，除非因為一些戰略上的迫切需要，且讓普京別無選擇，俄羅斯不入侵烏克蘭西部，是最好的理性選擇，我願意用一大筆錢打賭。

俄羅斯會考慮民族主義。但許多人說，民族主義在俄羅斯內部不是一種強大的力量。我們可以征服整個烏克蘭，我們可以很容易地鎮壓烏克蘭西部的烏克蘭民族。但若是如此，這將是一個非理性的戰略，因為它建立在一個不可信的理論基礎上。

任何對國際政治有基本了解的人都必須明白，民族主義是一種極其強大，不容忽視的力量。在我看來，任何人隻要在此時此刻唾棄民族主義，就是犯了非理性思維的錯，就是犯了將自己依附於非理性的國際政治觀的錯。

我認為民族主義在中國是一股非常強大的力量。比如台灣地區，對大陸人而言，台灣地區是神聖的領土，台灣地區對中國非常重要。這是民族主義在起作用，對吧？正如我之前所說，我認為民族主義是這個星球上最強大的政治意識形態。

順帶一提，民族主義也是中國（大陸）在台灣地區問題上麵臨的問題之一。在1949年後的最初幾年裏，大多數台灣人民都有一個“中國人”的身份認知。但隨著時間推移，雖然並不是每個台灣人都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但確實有很多人產生“自己是台灣人”的想法。 從中國（大陸）的角度來看，台灣是神聖的領土，每個生活在台灣的人最終都是中國人，都應該被納入大陸。 這便是問題所在。

| 2024年4月10日，國務院台辦在北京舉行例行新聞發布會，發言人朱鳳蓮表示，台灣地區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幹涉。

鳳凰網《與世界對話》：在談論台灣地區問題，您也提到了決策者之間的不確定性。也許在接下來的四年裏，國際環境在領導人意圖、能力和內部政治方麵變得越來越不確定。如果您是中國決策團隊的一員，您如何設法緩解中美之間的矛盾？

米爾斯海默： 我相信理論可以指導政策，所以我的理論是，中國應該像美國統治西半球那樣，在亞洲獲得絕對的話語權。我認為這對中國來說是明智的。這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但符合中國的利益。我認為中國應該在未來的幾十年裏盡一切努力來增強其在東亞的力量。我認為這很有戰略意義。

正如我以前多次說過的那樣，美國將試圖遏製中國。 中美之間最終會發生激烈的安全競爭，我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 。但我認為在這場競爭中，中國不會發動戰爭。我認為如果中國能夠避免戰爭，中國（大陸）不會希望在台灣地區問題上開啟與美國的戰爭。因此我認為，中國的政策應基於理性的戰略或理性的理論，中國應該做的是主導亞洲，但是要小心謹慎，這樣才不會讓這場競爭以戰爭結尾。

兩個霸權國家能否和平相處？

鳳凰網《與世界對話》：我聽說，您的團隊試圖研究是否存在兩個霸權並立的和平共處，這是真的嗎？

米爾斯海默： 我有一個優秀的學生約書亞·卞（Joshua Byun），現在是波士頓學院的助理教授，來自韓國。 他和我共同寫了一篇文章，但還未發表。該文章涉及一個有兩個地區霸權的世界會是什麽樣子的理論問題，並將其應用到美國和中國的案例中。

1900年以來，世界上隻有一個區域霸主——美國。如果中國成為另一個區域霸主，這個世界會是什麽樣子？中國統治東亞是否就像美國統治西半球一樣？簡而言之， 如果有兩個地區霸主，他們會認為地區霸權為他們提供了充足的安全，因此他們未必會相互合作 。

我們的觀點是，如果有兩個地區霸權，他們會激烈地相互競爭，每個地區霸權都會試圖破壞另一個地區霸權，讓這個世界隻有一個地區霸權。因此，約書亞·卞和我所說的僅是理想情況。

| 相關研究截圖。圖自哈佛大學網站

順便說一句，美國現在的目標就是成為國際體係中唯一的區域霸主。如果有兩個區域霸主，美國將竭盡全力遏製另一個區域霸主，即中國。與此同時，瓦解美國作為區域霸主的地位符合中國的利益。從中國的角度來考慮，讓中國而不是美國成為這個星球上唯一的區域霸主將是理想的未來。

鳳凰網《與世界對話》：中國曆史中有很多關於兩個霸主的例子，他們會相互競爭，但我認為在現代可能會有一些新的發展。

米爾斯海默 ： 你要記住，如果中國是一個地區霸主，而美國是另一個地區霸主，兩個地區之間隔著幾千英裏的太平洋。如果他們都僅滿足於自己所在的地區，並接受這樣“自己擁有穩定的安全環境”的事實，他們將沒有必要挑戰其他地區的霸主。這個論點看似理性，但我認為不僅僅如此。

這也是美國不希望中國成為區域霸主的原因。美國作為一個區域霸主，美國渴望全球自由行動，也能夠在全球自由活動，例如將武器放在中國家門口。中國不喜歡這樣，美國也不希望中國成為區域霸主。再者，從中國的角度來看，理想的情況是成為一個地區霸主，這樣它也可以自由行動。

鳳凰網《與世界對話》：您的理論讓我想起了囚徒困境。美國和中國都采取理性的政策和現實主義政策，但這會導致衝突甚至可能導致核戰爭，這是一個相當矛盾的問題。短期來看，兩個霸權必定互相破壞；但長期來看，我們會找到一些共存的方式確保我們的生存。你對此有何回應？

米爾斯海默： 毫無疑問，安全競爭總會有演變成戰爭的危險，甚至可能是一場災難性的戰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和日本都被徹底摧毀了。沒有人可以保證中美之間激烈的安全競爭永遠不會導致災難性的結局。這就是為什麽我們必須竭盡全力確保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安全競爭不會失控。

但是，我們應該能夠避免這場競爭，畢竟戰爭爆發的後果是災難性的。遺憾的是，我認為這是我們麵臨的一個事實，我們無法避免中美之間的安全競爭。我們被困在鐵籠裏，這是大國政治的悲劇。

| 2023年9月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針對美方“言必稱競爭”回應：渲染競爭有百弊而無一利，尋求合作是必需而不是選擇。事實反複證明，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中美合作可以辦成許多有利於兩國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對抗對兩國和世界是一場災難。圖源見水印

特朗普難以改變美國外交政策

鳳凰網《與世界對話》：您的書中提到了“大國戰略”，也就是遏製中國的三種策略：離岸製衡、預防性戰爭以及破壞中國經濟。現在您對於相關策略的想法是否有所改變？在過去四年裏，您如何評價拜登政府的對華策略？許多人批評說，拜登未能設定真正正確的優先事項。對此，您有什麽看法？

米爾斯海默： 我認為美國本應不遺餘力地阻止中國在經濟上成長為一個大國。我認為，美國幫助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是愚蠢的，因為這並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我覺得，現在美國已經沒辦法在實質上減緩中國的經濟增長勢頭了。

如今，美國和中國之間正在就開發尖端技術展開激烈的競爭，比如量子計算、人工智能、微芯片等等。美國人希望減緩中國在這些尖端技術上的發展，並加速美國在這些行業的主導能力。但我認為現在做這些已經太晚了。

我認為美國現在主要應該做的是把重點放在遏製中國上，不會最終主宰南海或東海。我認為美國有迫切的利益需求去防止這種事態的發展，這是我認為在當前階段遏製戰略下的關鍵任務。

至於拜登政府，他們犯了一個根本性錯誤，那就是深陷烏克蘭戰爭以及以色列在中東參與的多場戰爭，這極大地阻礙了美國全麵轉向亞洲的戰略。

由於烏克蘭戰爭和以色列在中東的戰爭，以及美國大力支持這些戰爭，美國軍隊在東亞的實力在過去幾年裏已經有所削弱。這限製了美國將戰略重心轉向亞洲以及遏製中國的能力，這正好給了中國機會。我一直認為中國應該希望美國永遠深陷烏克蘭和中東的泥潭，因為這有利於中國。所以，我認為拜登政府非常愚蠢，他們沒有集中精力去關注東亞，也沒有明智地避免戰爭，反而陷入烏克蘭和中東的戰爭泥潭。

鳳凰網《與世界對話》：特朗普曾說過，“我們的重心在東亞，得試著跟朝鮮、中國和德國這些國家周旋”。他第一任期期間的決策有時候看起來非常合乎理性，有時候又似乎完全憑心情來。您覺得特朗普是個理性的領導者嗎？您怎麽預測他未來四年的外交政策走向？

米爾斯海默： 我不知道他是否理性，因為他現在還沒上任，也沒有製定任何政策。對此，我暫且保留意見。

你覺得特朗普真的會改變美國的外交政策嗎？特朗普執政下的美國外交政策，會與拜登時期有很大的不同嗎？特朗普想要做的，首先是結束烏克蘭戰爭，與俄羅斯建立良好關係。其次，他想解決以色列參與的各場戰爭，為中東帶來穩定，這樣我們就可以將戰略重心轉向亞洲遏製中國。眾所周知，特朗普是2017年決定放棄接觸政策的總統，他中斷了與中國的接觸，並采取了遏製政策，這一政策隨後也被拜登所延續。

特朗普確實在美國對華政策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這一點毋庸置疑。他所期望的是集中精力遏製中國，而不是繼續在烏克蘭和中東問題上糾纏不清。問題是你是否認為特朗普是一位能夠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外交政策的特殊領導者？

我並不這麽認為。我覺得特朗普既無法結束烏克蘭戰爭，也無法與俄羅斯恢複良好關係；同時，他也無法解決以色列與哈馬斯、真主黨以及伊朗之間的各種衝突。毫無疑問，我認為烏克蘭戰爭可能在一兩年內結束，或許會在戰場上得到解決，但我真的不覺得特朗普能在這方麵起到多大作用。

另外，如果你觀察特朗普任命的人員，比如國務卿人選馬爾科·盧比奧（Marco Rubio）和國家安全顧問邁克·沃爾茨（Mike Walz），他們看起來與喬·拜登及其副手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頗為相似。在我看來他們之間並沒有什麽太大差異。因此，我很難想象特朗普能夠單憑一己之力，從根本上改變美國的外交政策，當然，我也有可能是錯的。誰又敢輕視唐納德·特朗普呢？

從目前來看，特朗普似乎不太可能憑一己之力帶來這種根本性的改變。 我再次強調一下，烏克蘭戰場上的局勢演變或中東地區的動蕩局勢，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這兩個地區的現狀，但誰又說得準呢？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不是受特朗普左右的。

鳳凰網《與世界對話》：假如特朗普一時衝動，想要挑起核戰爭，在這種情況下，您認為美國的決策體係能否有效地阻止他嗎？

米爾斯海默：特朗普不會發動核戰爭，沒有證據表明他會這麽做。這並不是說美國與俄羅斯或美國與中國之間不可能發生核戰爭。我認為，核戰爭爆發的可能性極低。至於特朗普會發動核戰爭的想法，我認為事情不會這樣發展。唐納德·特朗普確實有許多缺點，但他並不是戰爭販子，也不是喜歡挑起戰爭的人。我認為與特朗普相比，拜登更傾向於發動戰爭。因此，我認為特朗普上台後會尋找機會使用核武器的想法與事實不符。但願如此吧。

曆史與文化導致中美做出不同選擇

鳳凰網《與世界對話》： 您說中國人大多是現實主義者。您對於為什麽中國更傾向於現實主義，而美國則有點理想化有什麽思考嗎？為什麽會形成這樣的差異呢？這與兩國的文化或曆史背景有關嗎？

米爾斯海默： 這確實與文化息息相關，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地緣位置。 事實上，美國自始至終都是西半球最強大的國家。美國本土從未遭受過威脅，也從未被攻擊過，更沒有像中國那樣經曆過毀滅性的災難或百年的民族屈辱。如果你回顧中國的曆史，你會發現戰爭不斷，還經曆過一些極其屈辱的時期，尤其是那個“百年國恥”的時代。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對國際政治的看法自然會更加現實。

中國人深知，安全競爭是國際政治的常態，它已經深深嵌入到國際體係的骨髓之中 。而且，中國人也完全明白，如果不小心應對，國家就可能遭受滅頂之災，再次經曆百年的民族屈辱。 而美國由於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強大的實力以及短暫的曆史，並沒有意識到在國際政治中如果不小心可能會陷入多大的困境 。

在單極時代，你會發現美國有一種傾向：行事往往不夠謹慎。美國可以粗心大意，因為它覺得自己足夠安全。這就表明現實主義在美國的影響並不像人們期望的那麽大。

而在中國、俄羅斯，情況就截然不同了。 當我前往俄羅斯時，我看到了類似的情況。俄羅斯人是徹底的現實主義者，這一點你隻要看看俄羅斯的曆史就知道了。1812年拿破侖入侵，一戰期間德國入侵並將俄羅斯踢出戰爭，1941年希特勒入侵。從1947年到1989年，俄羅斯與美國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安全競爭，他們從未屈服。

俄羅斯人是現實主義者，中國人也是徹底的現實主義者。而在美國，情況則不是這樣。這並不是說美國在安全競爭中不會采取現實主義的態度。隻是大多數美國人往往更傾向於從自由主義的視角思考問題，而不是過多地考慮安全競爭。

鳳凰網《與世界對話》：也許現實主義就像是生活必需品，而自由主義則是奢侈品。如果你有一個更好的環境、更強大的後盾，你可以享受這種奢侈品。但如果沒有，你必須麵對現實，為生存而戰。

米爾斯海默：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認為自由主義確實是奢侈品，這也是為什麽我認為美國曆史上唯一一次采取徹底自由主義的外交政策是在單極時代。美國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它是當時體係中唯一的超級大國。這不僅僅是因為地理位置總是對美國有利，還因為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 美國有奢侈的資本去追求與基本現實政治相悖的意識形態外交政策，即自由主義 。

在單極時代，中國沒有奉行自由主義的外交政策，而是采取了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在單極時代，中國人和俄羅斯人都對美國感到恐懼，並實際上與美國保持平衡，這也就是說他們采取了現實主義的態度。但美國在單極時代卻主要推行自由主義外交政策。這就是與中國接觸和北約在歐洲擴張的實質所在。

鳳凰網《與世界對話》：如果被選為了聯合國秘書長，你會怎麽做？

米爾斯海默： 我覺得我能做的事情不多。聯合國並沒有太多的權力。如果我是聯合國秘書長，我會盡力以積極的方式影響中國、美國和俄羅斯以及其他國家。我會盡我所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讓世界變得更加和平。但我也會充分認識到，我能做的事情有很大的局限性，因為聯合國並不是一個強大的機構。

鑒於國際體係的結構，這種國際結構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太可能發生改變，我們很遺憾地隻能陷入安全競爭的境地。我認為大國，尤其是美國、中國和俄羅斯，被鎖在了一個鐵籠裏。這在國際政治中一直如此，因為從一開始國際體係的結構就大致相同。這是一種悲劇性的情況。我當然理解你想要找到改善這一現狀的方法的心情。但除了竭盡所能、明智地應對這個問題之外，我認為很難有什麽方法能夠避免大國政治所帶來的麻煩。

鳳凰網《與世界對話》：教授，您讀過中國科幻小說《三體》嗎？

米爾斯海默：讀過。

鳳凰網《與世界對話》 ：太好了。您喜歡這本書嗎？

米爾斯海默：喜歡。它基本上就是我所理解的那種現實主義。

鳳凰網《與世界對話》 ：謝謝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