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後"萬辭王"：3年裸辭20次，最愛的工作是保安

00後打工人澤希是名副其實的“萬辭王”。她在社交媒體上聲稱，畢業至今三年，已經換了20多份工作，有的工作甚至幹不到一周。說到自己辭職的原因，她直言：“老板找事兒，辭；幹得不開心，辭；能力低下達不到要求，辭。”

網友在評論區誇讚澤希提離職很有勇氣，她笑說：“不是有勇氣，是沒本事。”

兩個月前，澤希通過街邊的招聘信息找到一份烤鴨店的工作，整個店鋪隻有她一個服務員，她要負責清潔店麵，客人點菜，還得在廚房片鴨子。她目前隻想幹到過年，攢點錢就辭掉，年後再尋找下一目標。

和澤希一樣的年輕人不在少數。在我聯絡到的4位“萬辭王”中，有職校生，也有留學生，求職起點各不相同。但在麵對壓抑的職場環境和不確定的未來前景時，他們的選擇幾乎別無二致，那就是離開，尋找下一個棲息地，過上形同蜂鳥的生活。

一名“萬辭王”發帖展示自己做過的短期工作。（圖/小紅書截圖）

某種程度上，“萬辭王”們選擇了一條少有人走的路。根據國家公務員局公布的數據，2025年國考報名人數已經達到341.6萬人，相較2024年的303.3萬人增長了將近40萬人。據多家媒體報道，很多高考生寧願為了定向“編製”而放棄名校。

一邊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求穩的社會情緒，另一邊卻是一群年輕人將離職作為對抗有毒職場環境的最後武器，甚至是唯一武器。

研究表明，00後在職場中的表現存在明顯的代際差異。社會學博士高夏麗發表論文稱，隨著00後進入勞動力市場，傳統的勞動關係已經難以發揮效用，新的勞資關係構建了一種全新的工作價值觀。

（圖/《我們是大人》）

具體而言，相比起80後的“唯唯諾諾、任勞任怨”和90後的“裝模作樣、擺爛劃水”，00後則以“整頓職場”的麵貌示人，他們對“無效加班”“無薪加班”擺出一副“老子不幹”的姿態。

但另一位“00後萬辭王”阿福對此看得很清楚，所謂“00後整頓職場”始終是一場網絡狂歡，絕大多數年輕人既無力整頓，也缺乏信心。“不適合這個環境，那就離開好了，讓老板繼續在這個環境裏待著。整頓職場隻是一時爽，但職場終究沒有辦法靠一兩個人就可以改變。”

“我為什麽要忍？”

阿福是2022年大學畢業的。旅遊管理專業出身的她，無論是找到的實習還是正式工作，都可以說和本專業毫無關係。她進大廠做過微博運營，嚐試在國企做過管培生，也曾踏入教培行業試水。

那是一家教培初創公司，包括老板在內隻有三個員工，她負責社群運營。不料，行業環境迅速遇冷，她很快就離開了。帶著迷茫，她輾轉到一家主打網絡文學的公司做賬號推廣，這是她第一次見到正式的勞動合同。

畢業兩年，阿福嚐試過不下10份工作，大多是新媒體運營崗。這類工作雜事很多，也常有突發情況。她還免不了總是被領導臨時吩咐做職責範圍以外的事，其中就包括直播出鏡。有次她還沒洗頭就被叫去出鏡，當和其他專業演員一同出現時，她光是想到這個場麵便覺得羞辱。

阿福的生活照。（圖/受訪者提供）

在一家麵向汽車領域的公司做運營時，老板臨時安排她出鏡，然而公司並未提供直播設備。她跟老板提出拍攝器材的需求，她甚至可以用手機直播，但起碼該給她配一部雲台（用來固定手機、攝像機的支撐設備）。聽罷，老板反問了她一句：“這個，你不能自己解決嗎？” 毫不意外地，這份工作她隻幹了4天。離職時，老板要求她把在試崗期間產出的視頻腳本全部留下，但並不支付她任何報酬。

無條件加班嚴重、缺乏上下班的邊界，也是阿福難以忍受的一點。有陣子，她轉行做娛樂圈影視劇宣發和藝人工作，領導要求她24小時都在線，甚至在淩晨兩三點還會給她發工作私信。阿福徹底失去了對時間的支配，幾乎無法安穩地吃飯和睡覺，就連上廁所的空當，都在和藝人對接雜事。

（圖/《裝腔啟示錄》）

對此，阿福也曾表達過不滿，但絲毫不奏效，“在領導眼中，任何理由都沒有辦法成為理由。”她說。在阿福看來，這份工作連吃飯、睡覺這種“正常的生理需求”都難以保障，盡管這是第一次有公司給她上五險一金，她還是憤然離職了。

在山東找工作這兩年，阿福已經對一些企業的招聘套路了然於胸。比如，很多公司會要求應屆生入職的一段時間內無薪上班，即免費試用——招聘方美其名曰“試崗期”。這在根本上區別於勞動合同法所規定的試用期。實際上，招聘方要求勞動者無薪試崗，這本來就是不合法的。

阿福現在的工作照。（圖/受訪者提供）

剛畢業的那幾份工作，阿福完全是裸辭，“一不爽我就提出辭職，當天就想走人，就哪怕不給我工資我也要走，就是接受不了那種環境。”她當時的想法也很單純，在這裏多待一天，找到下一份工作的機會就少一些。

在被繳納社保之前跑路，至少還能保留自己“幹淨的應屆生身份”——這個想法現在在她看來雖然衝動，也有些幼稚，不過這個過程也讓她越發深諳招聘方的各式套路。

比如，她不再相信那些給她畫餅的公司，它們承諾轉正之後才給員工補繳前三個月的社保，那種公司她大概率根本熬不到轉正那一天。

（圖/《完美的日子》）

阿福也在身經百戰中學會了維權。她的上一份工作在一家雜誌社，當時她所在的團隊還在推進項目，突然整個團隊被通知解散，她也因此被老板辭退，沒見到一分錢賠償。很多老板心安理得地認為，公司就不給理賠，你能拿他怎麽樣？公司估計也沒想到，阿福會果斷地提起勞動仲裁，並最終成功拿回了一個月工資的賠償金。

做過的20多份工作裏，

最滿意的是保安

澤希是在河南長大的，這個人口大省向來以競爭激烈著稱。中考那年，澤希的成績離普高分數線差了十幾分，本可以花點錢進高中，但家裏覺得沒必要了，“那你說一個女孩子能做什麽？”她反問自己。

後來，她在當地一間“3+2”的職業學院念了學前教育，由此選擇走上幼師的道路。無論是對她還是對她的家人而言，這都是不假思索的正確選項。畢業後，澤希順理成章被分配到了本地一家幼兒園。

（圖/《再見我們的幼兒園》）

也就是那時，她才發覺自己根本不喜歡接觸小孩，也對明爭暗鬥的職場環境感到厭煩。在同一批入園的新人裏，副園長隻逮著她頻繁調班，在大中小班之間來回跳，離職前也不忘刁難她。她不明白何故針對她，但也會猜想是不是因為她說話直接，不懂討好領導。

複雜的人際關係是澤希最想逃離的，但不巧的是，往後無論幹銷售也好，當美術老師也罷，甚至隻是進廠打工，她都無法避免卷入勾心鬥角的人際漩渦中。最離譜的一次，澤希曾經把自己最親密的朋友介紹進了同一家工廠，她卻沒想到，對方有天會出於嫉妒跑到財務處查她的工資賬單，倆人因此事斷了聯係。

年輕人頻繁地換工作，有時候除了難以忍受壓抑的職場環境外，還有對自身工作能力的懷疑，他們在無法快速適應的越來越卷的競爭環境中產生挫敗感。

（圖/《我破碎的真理子》）

澤希後來跑到一家大型工廠，流水線上四人一組，但凡有人掉線，就會拉低整體效率。她常常趕不上速度，線長就會破口大罵。那段時間她每天超長待機近12個小時，沒到工期就被開了。在另一家生產鍵盤的工廠，澤希領過200多元的日結工資，不過上夜班的時候，她隻能直立站著，從晚上八點一直站到早上八點。

離開工廠後，澤希在家休息了一段時間，遭遇伴侶在情感上的背叛，她確診了重度抑鬱。但是在家待久了，爸媽也開始嫌棄她，因為他們不想讓外人說閑話。父親尤其看不慣女兒頻繁換工作的行為，並將其歸因於她能力不行，以此打壓她。每次被說煩了，她就隻能再硬著頭皮出去找工作。“雖然每份都幹不久，但一直在找工作的路上。”她苦笑說。

（圖/《再見我們的幼兒園》）

在朋友推薦下，澤希找到一份在景區做保安的工作。沒有任何培訓，她在拚多多上買了一套保安服，第二天就上崗了。她的工作內容很簡單：每天管管景區人流秩序，看看來往車輛，偶爾扯著嗓子警告亂停放的車主。

“太悠閑了，真的。”她告訴我，換過20多份工作，至今最滿意的還是當保安。

澤希直言，她是自己主動選擇了那些被視為“不體麵”的工作，但母親對此很不滿，希望澤希趕緊回到正軌上，這樣她在與相親的家庭提起女兒的職業時，就可以說是在幼兒園裏上班，總比做保安讓人有麵子。

（圖/《愛回家之開心速遞》）

澤希也曾思考過體麵是什麽。比起一份工作被視為體麵，她更關心怎麽靠這份工作活下去。她說：“體麵的意義就是，我可以不靠任何人，包括我的父母、男朋友和未來的老公，我依然可以生存，哪怕不穩定，但那就是體麵。”

偶爾她也被欲望所困。每個月到手兩千塊的工資，一般是發完即清空。她平時會買化妝品，跟著博主買衣服。接下來她想攢錢買一件800多元的風衣，盡管這會讓她當下的生活有些窘迫。

除了上班， 人生就沒別的選擇了嗎？

從幾家大公司辭職後，邁克打開了另一條人生路徑。他在小紅書做自媒體博主，以“萬辭王”為名發帖展示自己的辭職經曆，很多迷茫的求職者紛紛找上門來，他開始發展私域，給一些網友做心理疏導和職業規劃。

和其他靠一腔熱血衝動辭職的“萬辭王”不同，邁克聲稱自己每次下定決心辭職都是理性思考的結果，即認為自己在這份工作上的投入和回報不成正比，“我不想做這種虧本買賣。”

離職後，邁克用攢下來的積蓄做股票交易，趁著前陣子火熱的美國大選做短期交易，實實在在地賺到了一筆。大學時他就開始自學期貨交易和投資市場。他自信地告訴我，這兩個月賺的錢，已經高於他上班兩年的工資，這筆錢足夠讓他悠閑地度過很長一段時間。

“萬辭王”邁克經營的小紅書賬號。（圖/受訪者提供）

留學生王璐的故事則代表了另一部分人的困境。還在英國念書時，王璐對自己的職業發展有過美好的構想——要麽找家清閑的國企，要麽就去互聯網大廠拚一陣。碩士畢業回國後，她在一年內輾轉了三座城市，換了三份工作。在朋友眼中，王璐向來求穩，性格甘於忍耐，能讓她提離職的，那一定是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

王璐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出海科技公司做海外發展。那半年裏，除了一兩次溜出去摸魚，她從未見過夕陽的樣子。她聽同事說，領導一般隻要三個月就能判斷員工能否留下，但非得讓員工熬滿六個月的試用期。

（圖/《天堂之日》）

她和同事逐漸發現，工作中處處卡點，是係統性的管理問題——每個人的肩上都背負著不可能完成的KPI。每次開周會，她還得接受上司的拷問：為什麽沒完成？

她無法回答。轉正答辯結束的後一天，她終於鼓起勇氣和老板提離職了。當時她手上還有未完成的項目，這些經曆放在簡曆上並不好看，相當於沉沒成本。她說：“我什麽都沒拿到就走了，這也太虧了。”有時她也懷疑，是不是自己承受能力真的太差了？不過在提離職後，她仍然堅持把項目做完再離開。

同事知道了王璐裸辭的決定，都說她很勇敢，還說從她身上獲得了勇氣。她有點想笑，其實她內心隻有一個聲音：“再在這裏幹下去，我要發神經了。”這不關乎勇氣，隻關乎本能。

王璐找到了新工作，閑時去看海。（圖/受訪者提供）

如今王璐和伴侶一起在另一座城市找到了新的工作。她告訴我，正因為體驗了不同的環境，她逐漸明確了職業方向和自身忍耐的極限，也讓她明白了一個正常的職場環境應該是怎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