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特獲罪全因他是拜登兒子 拜登錯在不肯承認川普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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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獲罪全因他是拜登兒子 拜登錯在不肯承認川普沒錯

拜登(Joe Biden)12月1日給兒子亨特(Hunter Biden)“完全和無條件”特赦的決定,罕有地將美國政治新聞的焦點從川普(Donald Trump)身上搶了過來。

  另類“曆史留名”

對於亨特的非法買槍和逃稅控罪,拜登一直強調自己相信司法部的獨立,不會為兒子提供特赦。這次拜登的決定可算是擺明的“自打嘴巴”,將特敖理由歸咎於檢控方的“選擇性和不公平起訴”。為了自圓其說,拜登沒有將政治不公的指控放在司法部頭上,而是放在想借攻擊亨特來攻擊他自己的“國會政敵”身上,認為是司法部受到此等政治壓力才會對亨特窮追猛打。

在川普剛剛提名著意清洗聯邦調查局(FBI)、支持利用司法部對付記者的帕特爾(Kash Patel)擔任下任聯邦調查局局長之際,拜登對亨特的特赦當然引起四麵楚歌。共和黨人群起攻擊拜登護短,不少民主黨人和自由派都公開批評拜登給予兒子特殊待遇,破壞了民主黨2020年以來維護美國政府製度的堅持,為未來川普進一步將司法部或其他中立政府機構政治化留下先例和藉口,更與川普對其自身多宗刑罪官司是“政治迫害”的指責互相呼應。



川普將拜登特敖亨特一事與2021年1月6日國會暴亂涉案在囚人士相提並論。(Truth Social截圖)

當民主黨人還在責怪拜登遲遲不退選最終導致“川普2.0”回朝之際,這次特赦可算是火上加油。民主黨人寫的曆史書大概也不會對拜登有任何仁慈之念。

不過,拜登並沒有錯,對於亨特的起訴確實有極重的政治性質。

  確實是政治檢控?

亨特的非法買槍案,幾乎全然出於他在買槍申報上隱藏自己當時有吸毒的事實,這種沒有牽涉暴力的非法買槍案情幾乎不會被起訴追究。亨特之所以被起訴全因為他是拜登的兒子。

拜登的逃稅案,是更為正常的一宗起訴。不過,如果拜登沒有競選總統、沒有當選總統的話,這單案件大概也不會被調查起來。而亨特已經繳回稅金和相關罰款,若然亨特不是拜登之子,恐怕司法部門出於成本考慮也不會堅持追究其刑事責任。

問題是,拜登並沒有用同一把尺來量度川普。川普在過去兩年,一共麵對四宗刑事起訴。一是紐約州的“豔星封口費”商業文件造假案,二是司法部特別檢察官的不當處理機密文件案,三是司法部特別檢察官的試圖推翻選舉案,四是佐治亞州的另一宗試圖推翻選舉案。

其中,“豔星封口費”案其實同亨特的非法買槍案一樣,幾乎全然是政治檢控。川普的罪名是他將用來作封口費的競選經費寫成律師費,而且民主黨籍的紐約地區檢控官還利用了前所未見的法律理由將原本屬於輕罪的商業文件造假提升到重罪的層級。如果川普不是共和黨前總統,這樣的案件根本不會被追究。

機密文件案,則跟亨特的逃稅案差不多,檢控部門有充分的理由去作出檢控,但正如亨特已交回稅款一樣,川普非法帶到海湖莊園、多次隱瞞國家檔案局的機密文件最後也被聯邦調查局檢回,檢控官決定繼續追究其實也就是出於川普的前總統身份--他們要證明的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前總統沒有特權(按:現任總統兒子也沒有特權)。

然而,特意去證明這一點本身卻是一個政治決定。

在川普的刑事起訴中,最值得追究的,其實隻有事關美國民主製度運作的推翻選舉案。

  川普不能是對的?

在2023年初川普首次被刑事起訴之後,拜登的說詞一直是行政當局不幹預司法,要保持檢控部門獨立於政治之外。

這當然是一種“政治偽裝”。畢竟,強調尊重司法獨立、猛批川普任內試圖幹預司法的民主黨,有必要維持自己的政治形象。他們也有為此負出沉重的代價--拜登任命的司法部長加蘭(Merrick Garland)上任之後遲遲沒有“打鐵趁熱”就國會暴亂、試圖推翻2020年選舉的案件起訴川普,待至2023年8月才動手;如果拜登當時真的插手司法部,趕在美國民眾對國會暴亂記憶猶新之時向川普開刀,今天美國的政治風貌相信會變得很不一樣。

但這種“政治偽裝”就決定了拜登並沒有向美國人民說真話。即使我們不談有爭議性的機密文件案,紐約州的“豔星封口費”案是不少自由派輿論也公開批評是政治檢控的案件。如果當時拜登敢出來“維護”川普、向美國人民說真話,又或者說句“他尊重聯邦政府管不到的紐約州檢控部門,但如果他是檢控官的話,他不會為此等小事追究前總統”之類的話,今天美國政壇的兩黨分裂大概不會如此嚴重,川普大概不會如此輕鬆勝選,拜登特赦亨特大概也不會做得如此難看。

在拜登公布特赦之際,他還有一個糾正錯誤的最後機會。他可以選擇借這個機會來承認川普“一部份是對的”,有時候一些針對政治人物的檢控和定罪確實是出於政治考慮,正如總統沒有權力特赦的川普34項紐約州商業文件造假罪名一般。但,他沒有這樣做。

這也是另一種“政治偽裝”--至今民主黨人也不能承認川普“一部份是對的”。在他們眼中,就任何事情同意川普依然是一個政治禁忌。

這種對人不對事的態度,其實也是民主黨敗選的一個主要原因。在競選的過程中,川普縱然是滿口謊言,但他在幾件重要事情上卻是對的(或者至少在美國選民眼中是這樣):拜登任內的高通脹確實是一部份來自拜登的政策失誤;美墨邊境的非法移民確實需要嚴格管製;拜登任內針對中國的關稅政策和出口管製政策確實沿襲川普路線……

正如拜登拒絕承認川普“政治檢控”的批評確實是“部份正確”一般,民主黨“逢川普必反”的態度,導致他們在通脹問題、移民問題、對華政策等問題上,都不能給選民一個具說服力的答案。對於通脹問題,民主黨幾乎是拒絕承認問題存在,強調通脹已經回落,美國經濟數據遠勝其他發達國家;對於移民問題,民主黨拒絕承認無論是本年初被川普攔阻的兩黨法案還是本年6月的拜登行政命令,都是抄襲了川普的邊境政策;對於中國問題,賀錦麗一邊批評川普的關稅政策是一種“銷售稅”,卻解釋不了為何拜登保留了並擴大了川普首屆任期留下來的對華關稅。

如果民主黨人肯說出一句“川普沒有錯”的話,他們的選戰大概不會打得如此艱難,最終更落敗收場。

如果拜登肯說出一句“川普沒有錯”的話,他今天對兒子的特赦大概也不會讓他留下難以磨滅的虛偽汙名。

如果過去四年民主黨不是“逢川普必反”的話,美國的政治撕裂到了今天大概就已經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修補。

如果說川普是藉煽動美國“人民內部矛盾”來拿取政治利益的始作桶者,民主黨和拜登也就是他的幫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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