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不論改革開放還是走向倒退 都是為挽救政權

經濟學者許成鋼昨日指出，中國40多年前改革開放的原因，和過去10年走向倒退的原因一樣，都是為了挽救中共的極權統治。當前經濟不佳，中共應對策略會有所變化，但其和民企衝突的本質不會變。

美國史丹佛大學中國經濟與製度中心教授許成鋼29日在台北“2024當代中國研究國際研討會”中，以“製度基因：中國經濟改革和倒退的製度基礎”為題發表演講，內容取自他近期在台出版的新書“製度基因：中國製度與極權主義製度的起源”。

許成鋼1950年出生，經曆過文化大革命，曾在北京清華大學任教多年。身為中共體製下的親曆者，他長期研究中共製度。在昨天的演講中，他聚焦在：“1980年代蘇聯、東歐、中國的共產國家陣營的經濟改革風潮中，何以隻有中國成功；而中國在曾經出現高速經濟發展之後，為何出現許多打擊經濟的措施？”

許成鋼指出，中共“區域管理式極權主義製度”和蘇聯極權製最大的不同在於，蘇聯一切由中央部門規劃，但中國早在1957年“大躍進”和其後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就在保證極權主義統治下，大規模地向地方下放行政權、經濟權，這為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帶來非常強的發展動力，也讓此種極權製度適應力更強。

盡管主導改革開放的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從未給出發展私有企業的藍圖，但中國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由於地方之間競爭GDP成長，出現了大批私有企業，也連帶出現了私有產權的觀念、民間組織、公民社會、集體維權行動、民間媒體等，在共產黨的控製下，出現了“有限的多元化”。

但中共從來都對私有產權和外來影響都保持高度警惕。許成鋼指出，中共不允許傾向民主憲政的製度基因發展，並在2005年前後已意識到，預防“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比發展經濟更重要。“為挽救極權製而發動的改革，在挽救極權製中結束。”

許成鋼會後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對於當下中國經濟情況不好，是否會使其走向更開放、以及給予民營企業更多發展空間，他表示，中共手段可能改變，但基本原則不變。

許成鋼說，香港就是最具體的例子。在任何一個中共領導人任內，發生2019年“反送中”的情況，他們都不會對香港人讓步，這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決定的。隻是在具體手段上可能有所不同，“直接去鎮壓是一種手段，先表麵上讓步、然後再用比較軟的方式去鎮壓也是另一種手段”。

他認為，中共給予民營企業一些空間是為了挽救經濟，挽救經濟是為了挽救政權，但中共的性質決定了它和私有企業帶來的社會變化是衝突的，除非是改變政權的性質，也就是共產黨的權力要被削弱、地位要被動搖，而這是它不能接受的。

許成鋼在演講中強調，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放棄對社會的全麵控製，無論是毛澤東說過的“黨政軍民學，東南西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或是被稱作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他在1979年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領導、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都是如此。

他說，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設計過要發展私有企業，也從來沒有放棄過基本的意識形態，“中國今天的倒退，從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來講，完全是前後一致的”。

許成鋼說，中共“區域管理式極權主義製度”在經濟改革上能夠成功，有個重要的前提，就是地方之間的競爭目標隻能有一個，且忽略了這個目標之外的東西，不會帶來嚴重的結果。曾經，GDP增速就是這唯一的目標，在中國非常窮、不改革可能會搞垮中共統治的情況下，這個機製讓中國得以經濟快速發展。

但是許成鋼認為，這已無法適用在達到中等收入後的中國，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政府可以隻關心經濟，極權政府亦然”。中共也在2007年前後發現，“維穩比經濟發展更重要”。習近平上台後希望全麵控製這個社會，也需要各級政府幫他全麵控製社會；中央下達的指標不再隻是單純的隻看經濟成長，也出現外界眼中許多倒退的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