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疆的壓迫製度是如何發展？如何遏製它？

概要：

中共對新疆的政策加大了殖民開發力度，通過武力和民族同化進一步侵蝕維吾爾族的自治，並合用 "全球反恐戰爭 "的框架，將所有維吾爾族的反抗描繪成 "恐怖主義"。自2016年以來，一個由技術驅動的大規模監控、拘禁、灌輸、家庭分離、壓製生育和強迫勞動的強化製度，牽連到了通過結對幫扶計劃資助新疆古拉格的中國東部各省市，以及潛在的數千家直接和間接向該係統提供資金並從中獲益的中國和國際企業。

如今，有1400多家中國公司正在為新疆公安和監控行業提供麵部、語音、步態識別功能以及額外的追蹤工具。雖然其中少數公司已經被列入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的實體名單，限製其獲得進口部件，但這一製裁還沒有明顯遏製這些公司的發展。雖然製裁每一家在新疆經營或與新疆有關的公司是不可行的，但許多公司逃避審查，至今仍在延續壓迫，這一點仍令人十分擔憂。此外，西方公司繼續向中國企業出售芯片和存儲解決方案等核心硬件，而中國目前缺乏可行的本土替代品。

為了應對這些挑戰並提高公眾意識，我們為美國、其盟友和中國提供了一係列政策建議。這些建議包括，美國的信息傳遞戰略必須更清楚地闡明其在新疆問題上的政策行動的預期目標，包括但不限於關閉其拘留營，減少監視，以及消除對新疆土著人民的 "罪前 "定性。應堅決適用2020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和1930年《關稅法》，解決強迫勞動和其他壓迫問題。BIS和國務院應與學術界、研究人員和非政府組織一起，公開報道中國監控公司的供應鏈，以堵塞替代方案漏洞，提高企業的盡職調查能力。實體名單的候選企業也應通過公開的新疆及其他地區的權利侵犯情況庫來了解情況。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國務院主持的一軌對話以及新成立的各國議會中國問題聯盟（IPAC）和全球人工智能夥伴關係（GPAI）也應製定一套對抗中國監控方式全球擴張的同盟原則和目標，並在聯合國國際電信聯盟提出替代性監控技術標準。美國盟友應加強對維吾爾人的難民和文化保護，並對責任實體和個人實施製裁。

China’s system of oppression in Xinjiang: How it developed and how to curb it / 米華健和達莉亞·彼得森2020年9月為布魯金斯學會撰寫的報告

曆史

盡管新疆當前的危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在21世紀政策的直接產物，但清朝帝國和中國國民黨統治的長期曆史，以及中共對該地區的早期幾十年的統治，可為與最近治理中國中亞地區中與之具有一些連續性的方法提供了有啟發性的對比。

清朝與中國國民黨在新疆的統治

幾千年來，現在的新疆地區一直是中亞政治鬥爭的焦點，也是跨歐亞貿易、文化交流和移民的通道。清帝國於1758年征服了這一地區，並通過多元製度控製了這一地區，由民族精英管理共同的民族。在其最後的幾十年裏，清朝試圖用漢族人殖民新疆部分地區，但這一努力失敗了，大部分漢族農民東歸。

20世紀40年代初，中國國民黨政府（國民黨）首次在該地區站穩腳跟。它頒布了自己雄心勃勃的計劃，要用一百萬中國難民（該地區的土著人口不到四百萬）對新疆進行殖民統治。1 這種計劃對於困難重重的國民黨來說是不可能實施的，由於新疆的漢族人很少，國民黨給予新疆土著群體代表權和相當大的地方自治權，同時與位於新疆北部的蘇聯支持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ETR）分享該地區的權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新疆的接收與管控

1949年夏，國民黨軍隊向人民解放軍投降了新疆南部。在東突厥斯坦領導層在前往北京的途中神秘墜機身亡後，中共任命了一批新的突厥官員，他們放棄了東突厥斯坦自治。中共將8萬國民黨軍隊安置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XPCC）或兵團，並從華東城市招募婦女嫁給他們，在新疆紮根。在北京大量補貼的支持下，兵頭團成為新疆主要的殖民機構，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安置了數百萬漢人，在整個地區建立了漢人飛地，經營國營農場、工業企業、勞改營、監獄以及現在的 "教育改造 "營。XPCC已經發展了一個全球資產組合，持有80多萬家多數和少數空殼公司的股份3.XPCC安全局及其一些高層領導因其在拘留營和強迫勞動中的作用而在2020年受到美國財政部的製裁–如果嚴格執行，這可以限製這個組織在新疆經濟發展中的超大和歧視性作用4。

繼清朝和蘇聯的先例之後，中國在新疆實行了56個民族製度下的民族政策。1955年，新疆被指定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XUAR）。然而，自治一直是象征性的，漢族黨員官僚實際上控製著該地區，在中共的指示下，由警察、準軍事化的人民武裝警察以及在必要時出動的解放軍支持。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漢族的兵團是維吾爾自治區唯一一個有點自治的政治單位，因為它隻在名義上受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管轄，而實際上卻要處理自己的行政和司法事務，並且隻對北京直接負責。

盡管有宣傳性的特質，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最初幾十年裏，民族製度在新疆運作得比較好。認為中亞穆斯林會自動抵製中國統治的論點並沒有得到中國曆史的證實。該地區發生的嚴重混亂是由災難性政策造成的，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引發動亂的是兵團及土生土長於中國東部城市的漢族青年，而不是維吾爾族。

1980年代，文化大革命後的適度自由化，被一些維吾爾族人現在苦澀地視為新疆非漢族的黃金時代。本土人在政府和黨內的代表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非漢族的文化生產也蓬勃發展。隨著與蘇聯緊張關係的緩和，與中亞的貿易不斷擴大。中國不再把新疆僅僅看作是抵禦蘇聯入侵的戰略緩衝區，而是開始對該地區的城市和交通基礎設施進行更多的投資。

自由化就像影響中國其他地方的人一樣影響新疆人：就像中國東部的漢族學生利用這種環境寬鬆的機會就社會和政治問題進行示威一樣，新疆的維吾爾族學生也是如此。然而，新疆的不滿情緒被貼上了 "分裂主義 "和 "泛突厥主義 "以及 "反革命 "的標簽。

1990年，巴仁鄉的一次未遂起義引起了全區範圍內的國家反應，這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到2014年持續不斷的一係列 "嚴打 "運動中的第一場。這些鎮壓浪潮的特點是入室搜查、宗教限製、大規模逮捕和處決。 1997年，古爾佳舉行的大規模示威活動，抗議維吾爾族受歡迎的社交俱樂部被視為非法，被當局暴力鎮壓。此後到2008年，該地區總體上是平靜的6。

把本土人的動亂視為“恐怖主義”

然而，在這段平靜時期，中國國家和國際媒體開始放大伊斯蘭威脅日益嚴重的說法。2001年9月11日美國發生襲擊事件後，盡管沒有證據表明維吾爾地區發生的事件背後有大規模的組織或國際社會參與，但中國利用布什政府的言論將維吾爾族的動亂歸入 "全球反恐戰爭"。為了爭取中國支持聯合國為美國入侵伊拉克辯護的決議，美國在2002年有問題地將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ETIM）定為國際恐怖組織，我們和其他分析家認為，根據事實，這一舉措是不正確的。在指定聲明中，美國國務院引用了中國的宣傳，同時將一係列行為歸咎於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而這些行為甚至連中國都沒有將其譴責於這個以前不為人知的組織，該組織在中國從未出現過。7

此後，一種錯誤的觀念紮根於此，即ETIM是一個有組織的實體性國際集團，對新疆的暴力行為負有責任。許多恐怖主義分析家繼續重複這種錯誤的傳統觀點，盡管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在 2003 年實際上已經消失了8 。"中國長期以來一直麵臨著尋求獨立新疆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ETIM）的低級暴力。"9 低級暴力確實存在，但不是來自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它從來沒有在新疆活動過，甚至沒有在新疆存在過。我們也不能自信地將新疆持續不斷的低級暴力與獨立的願望聯係起來–我們根本沒有可靠的信息來了解騷亂背後那些人的動機，大部分騷亂涉及與警察和國家機關的衝突。在美國和聯合國視東突為恐怖組織後，"維吾爾族恐怖主義 "成了一個持續的鼓點。中國和全球媒體擔心維吾爾族恐怖分子會襲擊2008年北京奧運會，但這一擔心並沒有得到證實，盡管當時新疆的警察和軍隊受到了襲擊。2009年7月5日發生在新疆首府於魯木齊的種族暴亂，雖然被中國當局貼上了 "恐怖分子 "的標簽，但實際上是因為武警強行鎮壓了維吾爾人的和平抗議，要求調查幾天前廣東一家工廠兩名維吾爾人被處以私刑的事件。中國官方的統計數字隻提到7月5日被殺害的近200名漢人，而沒有提到在接下來的兩天裏，許多維吾爾人被警察和軍隊的實彈射擊以及被漢族民兵殺害。在隨後的幾天和幾周內，又有數百或數千名維吾爾人被拘留。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10，第一批明顯涉及維吾爾族有預謀地對平民實施政治暴力的事件是2013年10月在北京發生的車輛襲擊和自焚事件，2014年3月在昆明火車站發生的群體性持刀事件，2014年4月在烏魯木齊火車站發生的刀彈襲擊事件，以及2014年5月在烏魯木齊市場發生的車輛和爆炸物襲擊事件。這些事件標誌著預言已久的聖戰戰術在新疆和中國的出現。然而，除了少數襲擊者本身之外，幾乎沒有證據表明他們有組織，也沒有證據表明他們與中國以外的任何組織進行了協調。除了這些明確的恐怖主義事件外，2010年代維吾爾人與安全部隊之間的衝突也更加頻繁。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10，第一批明顯涉及維吾爾族有預謀地對平民實施政治暴力的事件是2013年10月在北京發生的車輛襲擊和自焚事件，2014年3月在昆明火車站發生的群體性持刀事件，2014年4月在烏魯木齊火車站發生的刀彈襲擊事件，以及2014年5月在烏魯木齊市場發生的車輛和爆炸物襲擊事件。這些事件標誌著預言已久的聖戰戰術在新疆和中國的出現。然而，除了少數襲擊者本身之外，幾乎沒有證據表明他們有組織，也沒有證據表明他們與中國以外的任何組織進行了協調。除了這些顯而易見的恐怖主義事件外，2010 年代，維吾爾族人和安全部隊之間的衝突更加頻繁，包括在暴亂期間、在國家機關中或者在警察打著搜捕極端分子的旗號及執行國家對麵紗的禁令而進入維吾爾族家中時。中國的消息來源將所有這些騷亂都描述為恐怖主義，但重要的是要將日益增長的動蕩–其中一些暴力是為反對一個政權違背憲法對自治的承諾而采取的日益鎮壓的政策–與2013-14年發生的四起針對平民的暴力行為區分開來。

中國的措施不僅是對宗教的限製，還包括針對維吾爾語本身，並任意監禁那些明顯世俗的知識精英和維吾爾黨員。

Sheena Chestnut Greitens、Myunghee Lee和Emir Yazici最近發表的一篇頗具影響力的文章指出，新疆的高科技監控、拘留營中的大規模政治灌輸和強迫勞動主要是出於中國國家對恐怖主義威脅的認識，這種威脅既來自國內穆斯林突厥人的宗教 "極端主義"，又像感染一樣從國外滲回新疆。如下文所見，中共的措施遠遠超出了對宗教的限製，而是針對維吾爾語本身，任意監禁明顯世俗化的知識精英和維吾爾黨員。因此，中共高層領導人自己認為他們是在應對聖戰威脅的說法值得懷疑。無論如何，無論對宗教極端主義的恐懼是真正的中國觀念還是宣傳，我們中的一個人（米爾沃德）認為，像Greitens，Lee及Yazici那樣在 "反恐 "的名義下與中國對話者討論新疆問題是錯誤的。這樣做將使美國最初的錯誤–2002年的東突指控永久化，並有可能再次將我們對新疆危機的理解局限在 "恐怖主義 "這個主觀和短視的框架內。人們可能被強製 "接種 "的 "傳染性思想病毒 "是一個危險的奧威爾式的隱喻，而不是一個現實的安全分析，美國和國際評論家和政府不應該驗證它。相反，我們應該討論維吾爾人不滿和動亂的更廣泛的原因，這種動亂不時爆發為針對警察和官方目標的暴力事件，以及2013-14年的四起恐怖事件。雖然中國把所有的動亂都說成是出於宗教動機的 "恐怖主義"，但這是對問題的誤判。

危機

發展與同化主義

由於篇幅所限，這裏無法對導致2010年代末危機的中國新疆政策進行全麵的曆史考察。然而，這場被一些人稱為民族滅絕、文化滅絕，甚至是種族滅絕的危機14，可以被廣泛地理解為失敗的發展政策、15日益激進的同化政策，以及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新疆上演的鎮壓-抵抗-鎮壓的循環的匯合和高潮。

盡管幾十年來，中國的新疆政策一直在努力發展，但自21世紀初以來，兩個運動式的項目擴大了這些努力。2000年啟動的 "西部大開發 "中，中國政府投資於大型交通和經濟項目，重點是棉花和石油，當時新疆最有利可圖的產品。這一西部開發計劃在很大程度上繞過了維吾爾族和當地的經濟，也沒有實現其刺激當地經濟增長或縮小東西部經濟差距的既定目標。

2009 年暴力事件後，新疆和中央大大擴展了現有的 "對口支援新疆 "項目，要求東部 19 個省市每年將財政收入的 0.3-0.6%用於新疆兄弟城市的發展，並派人擔任顧問。李玉輝（音）的研究認為，結對幫扶計劃導致了一窩蜂的自上而下的資本密集型項目，尤其是工業園區和鎖鑰式商業開發區，這些項目的選擇是為了適應中國東部合作方的產業需求，而往往不適合當地的經濟條件。17 結對幫扶項目在人的發展方麵的投資相對較少，優先考慮漢語教學（教維吾爾族人學習普通話），這個敏感的問題與當代的漢化政策產生了共鳴，包括喀什老城被夷為平地，國家反對麵紗、公開祈禱和齋月齋戒。18

對新疆本土人民進行大規模的、技術性的鎮壓

2014年5月，時任新疆黨委書記張春賢重提 "重拳出擊"，並在新疆地區開啟了 "反恐人民戰爭"。同年召開的 "新疆工作論壇 "將 "維穩 "奉為新疆政策的核心，取代了之前的經濟發展目標。19新的反恐法（2015年12月）、"去極端化 "條例（2017年3月）和宗教事務管理條例的修訂（2017年9月）為根據與伊斯蘭信仰和其他行為有關的符號和習俗拘留和懲罰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和其他穆斯林提供了新的、往往措辭模糊的理由。從2017年開始，中共殖民發展和民族同化的政策軌跡急劇交匯，由2016年從西藏調任新疆的新任黨委書記陳全國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實施鎮壓計劃。雖然從2014年或更早以來的新法律法規記錄來看，陳全國2016年8月到任新疆並不是2017年開始的強化鎮壓的唯一催化劑，但在法律法規強化的背景下，他主持了鎮壓的實質性實施。在新疆的第一年，陳建國就新聘了10萬名安保人員，並建設了上千家 "便民警務站"，實施網格化警務，20陳建國的新疆在傳統警務方式的基礎上，補充了人臉識別視頻、手機檢查軟件、遠程手機追蹤和嗅探（遠程數據采集）、收集個人信息（銀行、旅遊、社交媒體、宗教信仰）以及生物識別數據。在強製體檢和發放身份證過程中采集的生物數據包括DNA、血型、麵部掃描、視網膜掃描、聲紋、步態紋等。

原則上，所有數據都被輸入到由國有國防集團中國電子科技公司（CETC）的子公司製造的一體化聯合作戰行動平台（IJOP）21。一體化聯戰平台利用算法預測個人 "極端主義 "的可能性，並對他們進行分類，以便對他們進行監禁、灌輸或監視，並通過懲罰整個維吾爾族被當局認為可疑的行為和信仰來使算法種族主義合法化。這種行為包括與鄰居的社交不足，避開前門，有兩個以上的孩子，或有外國聯係22 2019年底，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獲得了中國的機密文件，包括2017年6月的四份 "公告"，介紹了IJOP如何基於所謂的 "恐怖主義 "和 "極端主義 "的威脅，對新疆居民和那些成為外國公民的人進行監視、灌輸或拘留的情況，揭示了IJOP的影響程度。這些術語在文件中從未被定義23。

例如，在2017年6月的一周內，該係統在喀什、和田、克孜勒蘇、阿克蘇等區縣標記了24,421名 "可疑人員"；其中706人被作為罪犯逮捕；15,683人被送往 "集中教育改造 "營（見下文）；2,096人被置於 "預防性監視 "之下。"24當局還利用智能手機上發現的材料或前幾年通過微信發送的材料來證明攔截的合理性。新疆從2010年代初開始引入3G網絡和智能手機，使得圖像、語音備忘錄、視頻和音頻片段，包括宗教話題的交流變得方便。隨後，國家部署的技術將維吾爾族的言論轉錄為文本，然後在文本上搜索被認為是極端主義的關鍵詞，如 "古蘭經 "或 "阿拉"，這為因思想而拘禁或監禁人提供了借口25。2017年和2018年，新疆有35萬多人通過法律係統被起訴，而在前幾年，這個數字每年不到3萬人 "26。

除了監獄人口增加了大約十倍之外，陳全國還擴大了所謂的 "集中教育轉化"項目，這個項目以前是針對吸毒者、問題兒童、法輪功學員的強製措施，在新疆，則還針對一些留著胡子的年輕人和選擇戴某些頭麵罩的婦女。從2017年春天開始，新疆當局開始在在一個規模龐大的教養係統內羈押全疆範圍內5%-15%的穆斯林人口，其中南部更多，且男性多於女性。為了管理這樣的人口，新疆行政單位和兵團要求私人公司投標，建造和裝備了幾十個由高牆、鐵絲網和哨塔包圍的大型拘留營，並在裏麵設置了上鎖的牢房、上鎖的走廊和無處不在的視頻監控。

根據泄露的文件和親曆者的描述，這些新疆拘留營至少提供了從勞改學校到監獄的三個層次的監禁，關押了100多萬人28。也有報告稱，有囚犯從新疆轉移到四川和甘肅省以及中國的東北地區。

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吉爾吉斯族和烏茲別克族被拘留者在被拘留前沒有受到審判，隻是被指控為極端主義。30 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吉爾吉斯族和烏茲別克族被拘留者在被拘留前沒有受到審訊，而隻是被指控為極端主義。警方為了識別潛在被拘留者的 "犯罪前科 "而公布的所謂極端主義跡象，包括避免飲酒、齋戒、戴麵紗、留胡子或擁有《古蘭經》等普通的伊斯蘭習俗。31 在集中營內，被拘留者要接受嚴格的日常訓練、政治灌輸、一些普通話培訓以及被迫放棄伊斯蘭教和維吾爾文化。那些設法離開中國的前被拘留者報告說，他們被關在擁擠的牢房裏，衛生條件差，食物匱乏，遭到毆打、身心折磨和蓄意強奸，還被強迫絕育、植入宮內節育器和服用抗生育藥物。

雖然中國當局堅稱這些集中營是 "職業培訓中心"，但陳的新疆黨副主席、安全沙皇朱海侖簽署的一份泄露的集中營設計和運行模板規定，"學生 "必須至少完成一年的 "集中教育改造"，並通過對其政治思想和紀律的嚴格考核，然後才能再進行3至6個月的 "職業 "培訓，而這種培訓實際上涉及到工廠技能33。無論對被拘留者進行何種職業培訓，這都是在他們從集中營釋放後才進行的。

從2018年下半年開始，一些被拘禁者開始被分配到位於拘禁營內的工廠，新疆南部貧困村附近的 "衛星工廠"，新疆各地的工業園區或兵團安置點的工廠，或中國東部地區的工廠。而中共的殖民發展和民族同化的政策軌跡就是這樣匯聚起來的：許多被羈押人員被分配到的工廠，都是由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或華東各省、市、公司根據結對幫扶計劃建設和經營的工廠34，以前的羈押人員有時沒有工資，或者工資很低。所涉及的人數是相當可觀的：僅2018年喀什地區就宣布計劃將10萬名工人從難民營轉移到工業園區和鄉村衛星工廠，在那裏，他們將為接受政府雇傭補貼的公司生產紡織品和服裝。這種模式在新疆和中國其他地方重複出現。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研究人員在中國9個省確定了27家工廠，這些工廠直接雇用從集中營轉來的維吾爾族工人，或在完成非監禁政治教育課程後雇用他們。其中一些工廠的裝備就像監獄一樣，有圍牆和警衛塔，並被官方貼上 "半軍事化 "的標簽。工人被要求參加政治學習和中文課，被剝奪了在宿舍或直接工廠轄區外的行動自由36。

長期被關在集中營和非自願勞動轉移使家庭破裂。維吾爾族村莊的婦女和老人也受雇於規模化的衛星工廠。傳統上由他們在家照顧的孩子現在被安置在普通話的寄宿幼兒園和小學裏。37

雖然中國官方聲明將這些項目描述為 "扶貧"，38 但在超過一百萬人被非法關押在拘留營的情況下，這些工作任務沒有一項是自願的，在某些情況下可能等同於奴隸勞動。新疆和其他雇用維吾爾族勞工的中國工廠與中國和外國供應商之間的廣泛聯係意味著，全球供應鏈已經受到拘留營和強迫勞動製度的廣泛汙染，特別是在紡織行業。新疆生產的棉花占世界棉花產量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這取決於年份），其中大部分是在兵團農場生產的。39 新疆棉花與其他地方的棉花混合在一起，用於紗線、布料和服裝。ASPI的研究人員將維吾爾族強迫勞動與83個全球知名品牌聯係起來，其中包括耐克、阿迪達斯、Fila、寶馬、三菱、鬆下、華為、The North Face、H&M和維多利亞的秘密40。 2020年7月，美國商務部將全球最大的襯衫製造商之一、總部位於香港的Esquel集團的子公司列入BIS實體名單。Esquel與新疆政協的合作關係一直維持到2020年4月，在2020年夏天仍在新疆經營著三家工廠41。

涉及的監控公司

中資和非中資公司都參與了新疆的監控係統，使它們卷入了上述的鎮壓形式。2015年，中央政府將新疆的 "穩定 "放在優先位置的政策以及以農村為重點的全國性 "銳眼 "監控項目的建設，使這些公司在經濟上和聲譽上都受益匪淺42。到2018年，有近1400家中國公司在新疆競爭利潤豐厚的合同–其中約有1000家是新疆公司43。

從政策選擇的角度來看，這些公司可分為三類：因在新疆傷害人權而被列入BIS實體名單的中國公司；在新疆活躍的中國公司，但至今未受到美國製裁；以及向上述兩類公司出售核心硬件的西方公司。

實體清單上的公司和影響

2019年10月，美國開始以人權為由，將中國公司和政府機構列入BIS實體清單，以切斷這些實體獲得進口零部件的渠道。然而，許多違規的中國公司仍未被列入名單.44 BIS選擇了8家公司和20個新疆政府機構，包括新疆政協公安局，指出他們 "實施中國對新疆維吾爾人、哈薩克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群體的鎮壓、大規模任意拘留和高科技監控運動 "45。清單中包括視頻監控公司大華、海康威視、美格威、一圖、Sensetime、宜信科技有限公司，語音識別公司iFlytek，以及數字取證公司廈門美亞派克信息有限公司。這些公司在新疆扮演的角色將在下文討論。

2020年5月，BIS以同樣的理由將另外8家中國公司和中國公安部法醫科學研究所列入名單47，新增的公司包括阿克蘇華孚紡織，可能是出於強迫勞動的考慮，人臉識別公司CloudWalk、Intellifusion、IS’Vision、NetPosa及其子公司SenseNets，以及IT基礎設施公司FiberHome科技集團，還有其雲計算和大數據子公司南京FiberHome星睿通信發展有限公司48。

許多被製裁的中國公司還在中國科技部的國家 "人工智能冠軍 "名單中，49人工智能冠軍在國家技術標準製定中擁有話語權，與國有企業競爭相對自由，旨在幫助中國在2030年之前在人工智能技術方麵引領世界50在15個國家冠軍中，有5個因新疆侵犯人權而被列入實體名單：iFlytek、海康威視、宜圖、Megvii和SenseTime。

中國的人臉識別巨頭構成了其在新疆的監控係統的中堅力量，並在中國乃至全球範圍內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海康威視和大華提供了全球安防攝像頭和數字錄像機等相關商品市場的三分之一左右的份額51。2016年至2017年，海康威視和大華在新疆的11個公私合營平安城市和公安檢查站項目總金額超過70億元人民幣（12億美元）52，其中一個海康威視在烏魯木齊的項目價值7900萬美元，項目網絡中包括3萬個安防攝像頭、視頻分析中心、智能監控係統、大數據中心、警察檢查站和無人機53。海康威視在皮山縣的另一個項目包括在一個再教育營所和清真寺安裝監控係統。54

與實體名單上的其他人臉識別公司不同，國有的CETC自成立以來一直控製著海康威視，並享受著 "大量的財政補貼"。55 海康威視與CETC密切合作，擴大並維護新疆的IJOP（最初由CETC的另一家子公司開發）56 。

麵部識別公司，如一圖公司、雲遊公司和Intellifusion公司，積極推銷他們的產品供公共安全使用。2017年8月在新疆舉辦的 "反恐 "博覽會上，CloudWalk展示了其火眼產品，能夠24小時監控並在發現逃犯或可疑人員時立即通知警方。58在同一博覽會上，Intellifusion展示了深目產品，據稱可根據反恐需求進行定製。59 一圖公司也推出了一個類似的項目，名為蜻蜓眼，能夠在居民區和公共區域進行基於照片的靜態人臉比對或基於視頻的動態比對。

除了人臉識別之外，長期從事語音識別的iFlytek還與硬件和服務提供商美亞皮科和Fiberhome合作，開發了將維吾爾語音頻自動轉錄和翻譯成普通話的工具，該產品使當局能夠掃描 "犯罪前 "和犯罪內容。該產品使當局能夠掃描 "犯罪前 "和犯罪內容62。在iFlytek在新疆成立子公司和實驗室，開發專注於非漢語的語音識別技術後，該地區的當局采用了該工具來追蹤和識別非漢族人口63。

實體清單的有限影響

被列入實體清單尚未顯著減緩這些公司的發展，因為它們聲稱要采購供應鏈替代品，並在COVID-19下收到了新的需求。在2019年10月的BIS決定之後，海康威視和大華表示，雖然中央處理器、GPU和現場可編程門陣列（FPGA）等硬件將很難被替代，但絕大多數美國組件都可以被替代，對產品性能幾乎沒有影響.64 iFlytek表示，鑒於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技術緊張關係，它將加強研發工作65。

然而，有人可能會說，將公司列入實體清單的目的並不隻是為了限製公司獲得美國的技術。Esquel集團是一家龐大的襯衫製造商，為世界上最著名的時尚品牌供貨，BIS將其子公司列入名單，在全球服裝業引起了震動。事實上，Esquel在2020年5月前解除了與兵團子公司White Field Farming的長期合資關係，這表明它在被列入名單之前就已經認識到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關聯的責任。66 BIS名單是否會對不太依賴品牌和消費者銷售的科技公司產生類似的影響，以及Esquel或其他公司是否能轉向從非美國來源采購工業機器人工具，還有待觀察67。

西方公司的角色

一個未被研究的問題是，西方公司是如何通過投資和/或融資、學術和研究合作、知識產權轉讓、用於監控的醫療設備出口（如賽默飛爾公司）或硬件出口來支持中國的監控國家和新疆行動的。73這些公司為中國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種族歸納和民族壓迫提供了技術基礎，尤其是在硬件方麵，因為中國公司基本上無法提供本土替代品，而且依賴西方提供實現深度學習的芯片和專為監控設計的存儲硬盤。

英特爾、英偉達、Xilinx、希捷和西數等美國公司都曾出售過用於中國監控業務的硬件。75據中國消息人士透露，英特爾和英偉達的GPU已經為中國的監控公司帶來了直接的利益76。海康威視和大華公司的服務器、攝像頭、平安城市設備等應用都依靠這些芯片77。海康威視和大華也依賴希捷和西數等美國領先的硬盤公司；活躍在新疆的成都西物信安公司表示，它隻使用西數和希捷的產品78。

英偉達和英特爾硬件也有可能為新疆以外的視頻監控係統檢測維吾爾族人做出了貢獻，因為至少有8個全國性的公安部（MPS）項目要求英偉達和英特爾芯片進行維吾爾族檢測79，公安部在2017年12月的麵部識別指南草案中規定了這一功能–海康威視、宜圖、美格威、SenseTime和CloudWalk都符合這一要求80。

結論與建議

在7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的背景下看，2016年以來新疆的高度壓迫可以看作是中共早期政策的延續和背離。殖民主義和同化主義傾向是最早的中國乃至中國國民黨統治的基礎。現在它們被大大強化了，因為即使是官方資料也從民族多元主義的敘事轉向了明顯以漢族為中心的同質中國的願景。但是，除了這些政策的極端性之外，新的情況是新疆發生的事情不再僅僅是新疆的事情：大規模的、技術先進的監視、拘留和非自願勞動係統通過結對幫扶計劃與中國其他地區相聯係，並通過供應和投資網絡與無數的中國和國際公司相聯係。

在經曆了兩年的矛盾之後，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2020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終於讓新疆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獲得了應有的地位。特朗普政府此前自相矛盾的對華政策，可以說導致全球許多國家在新疆危機問題上基本保持沉默。一些國家甚至表示支持中國在新疆的政策，原因是它們在經濟上與中國相互依存，希望得到與一帶一路倡議相關的貸款或援助，它們本身的人權記錄不佳，以及它們堅持–與中國一樣–所謂的 "不幹涉內政"。36個國家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支持中國，以回應22個民主國家2019年揭露新疆暴行的一封批評信81。然而，隨著如今美國對新疆鎮壓的譴責的直截了當，並得到國內兩黨的支持，人們重新希望通過平行和可能的聯合行動，建立一個目標明確的盟友戰略，以解決這一問題。

下麵，我們為美國、其他全球和多邊行為體以及中國當局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對美國有關監控技術的政策建議

國務院開展的第1輪對話、新成立的多國議會中國問題聯盟(IPAC)和全球人工智能夥伴關係(GPAI)可以製定一套聯合的原則和目標，以了解各國采用監控的驅動因素，並以民主驅動的替代技術對抗中國監控機器的全球擴張。這種協調將推進IPAC維護人權和加強安全的目標，以及GPAI立足於人權的負責任的發展和使用AI的目標.82替代監視技術標準可以在聯合國國際電信聯盟提出，自2016年以來，中國公司是唯一的提交者，因此也是唯一轉移規範目標前哨的主要參與者.83。

BIS和國務院，以及學術界、研究人員和非政府組織，應該公開披露中國監控公司供應鏈的信息，並確定有多少供應商來自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這將有助於確定 "實體名單 "上的公司是否、如何以及從哪裏尋找替代解決方案，並協助公司進行出口盡職調查。

上述團體應仿照加州第65號提案清單或環境保護局的有毒物質排放清單方案等數據庫，建立一個新疆侵權行為的公共資料庫，以進一步審查和確定實體清單上審查不足的公司。例如，中國視頻監控公司Uniview的總裁告訴記者，在 "中國領先的科技公司在海外麵臨嚴格審查 "的時候，Uniview等公司有機會發展並推行其全球戰略85。

國務院應利用上述知識，將其監控技術出口指南草案與其他民主國家的做法進行比較，並討論應在哪些方麵推進其指南。86相關機構包括42個瓦森納協定成員國。87

國會應防止中國監控公司在美國出售其技術，除了目前禁止美國政府客戶使用外，如海康威視和大華公司的情況。關閉一個重要的市場將降低這些公司將利潤投入研發的能力，並減緩實體名單上的公司在替代硬件解決方案方麵的進展。國會還應該通過2020年《外國先進技術監控問責法》，該法將在國務院關於人權實踐的年度國別報告中記錄使用過度監控侵犯人權的情況。88

BIS和相關機構應披露，早先將華為列入實體名單是否扼製了其在新疆的監控活動，即使這不是華為最初被製裁的原因。例如，據報道，華為在克拉瑪依和喀什兩縣建設了警察監控係統，並因其對 "平安新疆 "計劃的貢獻而受到新疆省警察廳廳長的讚揚89。

美國關於鎮壓維吾爾族和其他新疆土著民族的一般政策建議

美國應更清楚地闡明其在新疆問題上的政策行動的預期目標，包括關閉拘留營；減少對新疆土著人的監視和消除 "罪前 "定性；結束針對維吾爾族和其他非漢族群體的家庭分離和生育壓製；恢複中國以前對新疆非漢族群體身份和文化的支持和促進；以及鼓勵優先考慮土著條件和人權的新疆經濟發展計劃。

美國公民與移民服務局（USCIS）應該解決在美國定居的數百名維吾爾人的庇護積壓問題，這些人如果返回中國，將麵臨被驅逐出境的風險和幾乎肯定的拘留。這種積壓現象在弗吉尼亞州阿靈頓的美國公民與移民服務局服務中心尤為普遍，該中心負責處理大多數維吾爾人定居的地區的申請。90

美國應通過加入和/或重新加強其在亞太區域多邊組織和會議（TPP、亞太經合組織、東盟）中的作用，並通過重新加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更廣泛地在新疆和中國倡導人權和公平經濟做法。這將增加美國對中國做法的集體影響力，為其他國家提供支持（這些國家在沒有美國和地區支持的情況下，可能會對中國的侵權行為或揭露共謀公司猶豫不決），並對抗中國在這些機構中的影響。

勞工部國際勞工事務局（BILA）應該優先調查和宣傳新疆問題，並為其提供必要的資金。91國際勞工事務局不僅應該調查新疆工廠，還應該調查兵團的商業和肉類經營活動，調查中國各省市和參與結對幫扶計劃的企業與新疆有關的活動，以及中國國家將新疆勞動力輸送到製造業的其他安排。BILA應公布並經常更新關注的商品和企業名單。

美國潛在的中國商品進口商應加強盡職調查，仔細檢查供應鏈是否涉及新疆監控、拘留和非自願勞動綜合體。許多進口商和第三方的供應鏈審計都被證明是不可靠的。92即使對於依賴中國其他地區供應商的企業來說，與新疆鎮壓的聯係也很可能造成品牌汙點。93在可能的情況下，企業應要求提供從原材料到消費品的中國供應鏈的全部信息，並減少將審計工作外包給第三方審計公司，而采用個人實地考察的方式。貿易組織應投資於新興技術，通過DNA、微生物、區塊鏈和其他標簽方法進行材料追蹤。消費者應該要求來自中國的產品來源透明化，並對來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或合作夥伴援助計劃中的19個省市或與之間接相關的產品持謹慎態度。94

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CBP)應根據《邊境保護法》和個人的意見，大力限製強迫勞動，阻止與新疆監控、拘留和非自願勞動綜合體有關的貨物進口。CBP應該使用可反駁的推定，視與新疆有關的產品（在新疆以外的工廠用維吾爾族勞動力生產的製造品，以及由新疆相關企業尤其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間接提供的的商品）使用1930年關稅法第307條所定義的強迫勞動。如果對CBP "暫緩放行 "令的質疑進展到美國國際貿易法院，應該把它作為進一步宣傳的機會。

美國總統、國務卿、聯邦調查局和國家情報局局長應徹底履行《2020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P.L. 116-145）的報告和執行規定。95在確定被認為對鎮壓新疆原住民負有責任的 "外國人 "名單時，總統應繼續審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政和兵團的官員，以及參與結對幫扶計劃的中國其他省市的官員，以及與新疆監控、關押和強迫勞動綜合體有關的公司的主要官員。國會外交、金融、情報等相關委員會應密切關注根據該法案定期收到的報告。

對全球和多邊主義者的政策建議

其他國家應與美國協調，查明、公布和製裁與新疆鎮壓有關的官員和公司。中國和國際企業應加倍努力，避免與新疆的監控、拘留和強迫勞動綜合體有直接或間接的聯係。所有國家在與中國對話者交流時都應譴責新疆的鎮壓政策。

所有國家都應本著不驅回的原則，向逃離中國壓迫的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吉爾吉斯族和其他新疆土著民族提供庇護和支持。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教科文組織)應調查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充分履行其作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締約國對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麥西熱甫和木卡姆的義務96。

各公司和國家應向中國當局發出信號，如果新疆人民目前的待遇繼續下去，他們將無法讚助和參加2022年北京奧運會。在可能的情況下，這些意見應集體發布。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當局的政策建議

為避免進一步損害中國的國際地位和新疆經濟，並將未來的不穩定風險降至最低，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新疆當局應：

立即減少包括 "集中教育改造 "在內的收容、精神和肉體虐待的做法。減少對非漢族人的監視；允許維吾爾人和其他非漢族人在中國境內自由遷徙；結束住房歧視和使用戶口製度限製遷徙自由和使用戶口。減少對非漢族人的監視力度；允許維吾爾族和其他非漢族人在中國境內自由遷徙；結束住房歧視和利用戶口登記製度限製維吾爾族和其他非漢族人的遷徙和居住自由；恢複在公共場合自由使用維吾爾語的口語和書麵語；恢複支持國家民族的多樣性的中國早期的政策。

實施對維吾爾族和其他新疆民族需求敏感的發展計劃。在個人、家庭和地方自治原則的基礎上，實施最佳實踐發展戰略，如小額貸款，鼓勵維吾爾族人進行小規模創業，而不是進行資本密集型的建設項目，也不是強製將農民集體變成低工資的工廠工人。結束新疆南部迫使維吾爾族農民陷入債務奴役狀態的勞動和信貸製度。97

取消隔離、解散和改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取消其歧視性的雇傭和安置做法；停止從中國東部招募移民到新疆，同時將維吾爾人從新疆轉移到中國東部的做法。現在給兵團招募和居民的補貼應該重新分配，用於有利於當地人民的對環境無害的發展。隻要現在擁有該地區85%的漢人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仍然被隔離起來，在發展新疆中主要為漢族人和中央政府謀取利益，這種汙點就會繼續損害新疆的經濟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