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後"女孩代孕流產:中介將其趕出宿舍,稱"虧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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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腹部的劇痛是在11月6日天剛擦亮時襲來的。張婧從睡夢中驚醒,她感覺有人在死命拉扯、攪動自己的腸子,像是要把這具身體的某一部分撕裂。她使勁抱著枕頭,用牙齒咬住被子一角,試圖用這種方式,讓痛感盡快消失。
疼痛不斷加劇。張婧意識到,是肚子裏剛滿5個月大的胎兒出了狀況。
那是她接到的第一筆訂單。作為代孕母親,張婧很清楚,成功生下這個孩子,意味著她可以拿到24萬元——中介開出的價格,是她平日靠打工難以企及的數字。作為輔助生殖行業中的最受爭議的部分,自1988年中國大陸第一例試管嬰兒成功降生以來,代孕這個交織著繁衍、欲望和財富的地下市場日漸龐大。而它的底層邏輯,就是用金錢交易一個孩子。
一定得保住孩子,張婧強忍著疼痛,想要喊醒其他人。但在這個三室兩廳的“宿舍”裏,代媽們都住著單間,她低聲喊了幾聲,沒人聽到。又挺了近兩個小時後,早上八點多,她終於摸到床頭櫃上的手機,撥通了中介機構的電話。在暗自運轉的代孕市場中,中介通常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微信名為“懶懶豬”的中介趕來了,她平時負責對接張婧。
張婧煞白的臉色嚇壞了她。原本她隻想把張婧送進一直合作的小私立醫院,考慮片刻後,決定把她送到一家公立醫院。去醫院途中,張婧腹部有種強烈的下墜感。沒一會兒,羊水破了,大量液體流到汽車後座上。
孩子保不住了,醫生說。他們做了相關檢查後,次日給張婧做了引產手術,從她的腹中取出死胎及胎盤。對這個死胎,張婧沒有任何感情,甚至根本沒有看一眼。即便流產前,她已經能感受到那個生命的活動——Ta時不時會踢一腳她的肚子。
如果把代孕比喻成一次賭博,張婧知道,自己賭輸了。孩子沒了,意味著她隻拿到了之前的3萬元。
“我還會有什麽賠償嗎?”她問中介老板劉雷,“我還會有第五個月的工資嗎?”
答案都是否定的。“我們也虧死了。”對方說,並配上了一個哭的表情。
植入?????
從被塞上那輛七座黑色商務車開始,張婧就不知道自己將要被帶向何方。
車上隻有她、司機和一個叫殷麗的中介。坐穩後,殷麗讓張婧交出手機。張婧知道,對方怕她錄音或錄像,於是順從地交了。她想要看看窗外,但車窗玻璃是黑色的,擋風玻璃則被司機和坐在副駕的殷麗死死遮住,絲毫看不到。
有段時間,她感覺到車子上下顛簸,由此判斷“可能走了段山路”。就這樣大約行駛了一個多小時,車子停進了車庫。張婧走下車,一個持黑色安檢儀的人將她從頭到腳掃描了幾遍,確定沒有發出“嘀嘀”聲,她終於被帶入房間。
張婧知道,這裏就是地下代孕實驗室了。
中介告訴張婧,作為代孕媽媽,她需要在實驗室移植胚胎;移植成功後,再連續注射一個多月的黃體酮,後期還得吃一些口服藥,接下來就是正常產檢,等待生產。
代孕中介對代孕的介紹
張婧環顧了下四周,大概判斷出這是棟別墅。一樓的幾個房間內,放著各種醫療儀器,穿白大褂、戴口罩的“醫生”來回穿梭,“醫生有男有女,年齡都挺大”。
很快,她被要求換上一套淺色“住院服”,躺在“貨架”上。從她的描述看,所謂“貨架”,其實是一張婦科檢查床。醫生讓她張開兩腿,抬起來搭在床邊類似扶手的地方。張婧原本以為該打麻藥了,但“醫生”說胚胎植入不疼,不用打。
又有幾個穿白大褂的人走進來,在她兩腿之間操作。
中介說,他們的業務,不在醫院開展
采訪過程中,一位三甲醫院生殖中心醫生向我解釋,“胚胎植入簡單來說,就是用導管通過子宮頸,把胚胎放入宮腔內。”醫生通常會先用胚胎移植管,在B超引導下,把導管放到子宮裏,注入胚胎。
“胚胎移植管長度一般在18厘米左右,直徑0.23厘米。”這位醫生透露。
張婧對這些一無所知,她隻記得,整個過程大約5分鍾就結束了。
移植完成,意味著張婧體內有了一個與她無關的胚胎。她記得殷麗提過一嘴,說“客戶是一對男同性戀”。張婧不信,“怎麽可能呢?後期辦出生證的時候,母親一欄,總不能寫個男的吧?”但中介說這不是她該考慮的,隻管養胎就好。
接著,張婧被抬到另一張床上平躺了幾個小時,再返回車庫,被那輛黑色商務車拉回宿舍。在宿舍待了不到一天後,又被運到了200多公裏外的南方小城。
張婧住過的其中一個代孕宿舍
在那裏,她和其他代媽一起,住進了那個三室兩廳的宿舍。等待在8個月後,製造出一個健康的嬰兒。之所以是8個月,張婧解釋,是因為胚胎植入前,已經在外麵養了一個月。
成為“卵妹”?
我是在9月底得知張婧代孕的。當時她懷孕三個多月。僅憑外表,很難把她和產婦聯係在一起——她清瘦,稚嫩,高中生的模樣。這是代孕中介眼中最搶手的那款,年輕、沒生過孩子、沒有伴侶。根據身份證上的信息,張靖今年22歲,但她說,當年辦身份證的時候,父親給她多報了兩歲,“是想讓我早點兒退休”;她也憧憬著幾個月後能到手的24萬,說要拿這筆錢去學日語,到國外打工,好離父親遠一點兒,再遠一點兒。
父親是她人生中最不願意觸及的部分。
母親生完她幾個月就因病去世了。不久,父親又找了老婆,繼母帶來了兩個孩子,張婧被要求喊他們“弟弟”“妹妹”。
張婧是被奶奶帶大的,很多年裏,她對父親並沒有什麽認知。直到有一天,她無意中碰到父親帶著弟弟,在屋子裏看色情影片。張婧說,父親的形象在那一刻全麵坍塌了。
長大後,她逐漸發現,父親瞞著繼母在外麵不斷找女人,前後帶過幾十個女人回家,“我爸是個很窮的男人,但他離不開女人。”張婧說,他寧可不要家人,也不能離開女人。她甚至透露說父親“有性病”,他的微信簽名寫著,“人生,要看跟誰睡,睡對了才幸福”。
“我爸這一生都在談戀愛。”張婧稱,而繼母大多數時候都在隱忍。
父親的縱欲摧毀了張婧對婚姻的全部想象,她很早就斷了談戀愛和結婚生子的念頭。
2022年6月高中畢業後,她去了一家咖啡店做服務員,每月工資2000元。
咖啡店離家不遠,每天下班,她總會發現父親帶了不同的女人回家。這個沉迷女人的男人對女兒不管不問,也不會在她身上花什麽錢——事實上,他原本也沒什麽錢,很多時候連自己都要靠80多歲的老母親接濟。
在這個南方小城,2000多元的工資僅夠維持基本生存,張婧幾乎存不下什麽錢。
一次刷短視頻,她無意中刷到了“招募試藥誌願者”的內容。簡單來說,就是藥物上市前,需要做人體臨床試驗,正規的臨床試驗中心通常會招募一些誌願者去服用未上市的藥,並從試藥者身上采血,用於檢驗藥物性能及穩定性等。
正規試藥由臨床試驗中心直招。但有時正規招募應付不過來,這個業務便被很多中介承攬。一般情況下,臨床試驗中心會請相熟的中介負責招募。由中介招募的試藥周期在一兩周左右,根據藥物品類不同,試藥者能拿到幾千元到幾萬元不等的補助。
張婧想要掙這種快錢。她聯係到了中介,簡單接觸後,中介把她拉入了一個幾百人的試藥群。之後張婧發現,這個群裏充斥著從事試藥、代孕、賣卵、賣精生意的人。
做完常規檢查,醫生發現,張婧貧血,這意味著她無法成為那類藥物的試藥者。於是她回到老家,繼續在咖啡店工作的同時,不時盯著那個試藥群,想看看有沒有適合自己的藥物。
2022年11月前後,她在群裏看到有人“高薪招募12-17天項目”。張婧以為是試藥,加上對方微信一問,說是“捐卵”,做“卵妹”。彼時,張婧實際年齡不滿18歲。
這位中介進一步解釋說,他們的捐卵分為“盲捐”和“麵捐”。所謂“盲捐”,就是客戶隻能得到女孩的卵子和資料,沒法看到真人。“麵捐”的話,可安排客戶和“卵妹”見麵。
“卵妹”中介
擔心暴露隱私,張婧選擇了“盲捐”。在這裏,女孩子們是待價而沽的,學曆、身高、年齡、外貌都決定著她們卵子的價格。中介以張婧隻有高中學曆為由,最終商議價格是2.5萬元——張婧從未見過這麽多錢。中介還告訴她,“這個很簡單,躺那睡一覺就完事了。反正你每個月都要排卵,不利用一下,就白白浪費了。”
張婧心動了,她辭掉了咖啡店的工作,在中介安排下,到了一座南方城市。
從入住賓館的第一天開始,就有一位自稱護士的人,每天上門給她打促排針,一連打了近20天。被連續注射促排針後,張婧覺得腹部很脹,明顯感覺肚子大了。“護士”說,是正常情況。
在賓館住了20多天,她被帶上一輛商務車,車窗也是黑色的,看不到外麵。
目的地同樣是一個地下實驗室。在這裏,張婧經曆了麻醉。“醫生”在B超引導下,用半個手臂長的取卵針(約35厘米)將卵泡液及卵子吸出。整個過程不到10分鍾。
張婧隱約聽說,自己大約被取了20顆左右的卵子。取完後,實驗室的人私下加了她微信,說以後有捐卵或代孕需求可以直接聯係,不用再通過中介。
賣卵的2.5萬元很快到賬。
張婧原本以為這件事就這樣結束了。但不久,她覺得腹部不舒服,肚子依然很大。去醫院一檢查,醫生說是腹腔有積水,給辦了住院。在醫院自費住了7天後,張婧告訴了中介。中介讓她趕緊出院,說是他們有“售後”服務,可以安排人免費給她抽腹水。
接下來的幾天,一個自稱“醫生”的人每天帶著設備,到賓館房間給她抽腹水。身體完全恢複後,張婧回了老家,找了家奶茶店打工。賣卵的2.5萬元,刨去自費住院的6000元,她從剩餘的1.9萬元中,拿出4000多元買了部手機。
這是她第一次用這麽好的手機。她把剩下的一萬多元存起來,開心地在小城生活起來。這筆灰色收入讓她認為,自己身上的東西是有著明碼標價的,比如卵子,以及子宮。
機器而已
關於代孕的倫理討論,互聯網上論戰不斷。《人民日報》此前的報道中,有專家表示,“應適當放開代孕準入”“倫理不應該成為代孕技術的負擔,而應成為促進技術有序發展的工具”。報道引發了2017年前後,新浪微博上一場有300萬人參與的“代孕是否應該合法化”的討論。彼時有聲音認為,代孕或將解禁,但隨後這個聲音不了了之。
近年來,與代孕相關的話題更多聚焦在女權、壓迫上。相當一部分女性主義者認為,代孕的本質是“母職交易”,是對女性的壓迫——畢竟,這一工種甚至不受法律保護。東京大學教授上野千鶴子在《父權製與資本主義社會》一書中認為,代孕這類“租借”子宮而獲取金錢的買賣交易當中,買方總是男性,賣方總是女性。代孕媽媽不僅受到階級和父權的壓迫,也會受到市場經濟的壓迫。
張婧聽不懂女權、壓迫這些大詞,她隻知道,自己身體上的這些零部件是可以換錢的東西。之前在咖啡店打工時她從網上看到,說在國外打工很賺錢。她打聽了下,說是去日本隻需要3萬元中介費。
張婧從賣卵剩下的一萬多元中取出一點兒,報了日語培訓班。準備攢夠3萬元後,去日本打工。可一段時間後,手頭積蓄所剩無幾,出國愈發遙不可及。2024年初,張婧想到了賣卵掙的那筆快錢,於是從手機上翻出之前在實驗室添加的那個微信號。
對方就是殷麗。她告訴張婧,他們的主業是做代孕。
負責張婧代孕的中介之一
最初,殷麗想讓張婧幫忙找個代媽,給她分提成,“要麽幫我找代媽,要麽幫我生一個。”得知張婧不認識這方麵的人,她直接開價24萬,“租下”張婧的子宮。
具體的付款方式,首先是每月發2000元工資;胚胎移植滿30天且測到胎心後,付5000元;移植第3個月付18000元,移植第5個月付18000元,移植第7個月付36000,移植第8個月支付36000元。孩子生下來,鑒定DNA無誤後付清尾款。其中的每一步也都有明碼標價——如果是初次剖宮產的話,獎勵20000元;有剖宮史剖二次宮產補償10000元;假如生個雙胞胎,額外獎勵30000元。
而一旦移植後胚胎停止發育需要清宮或者藥流,則再無其他任何“工資”和補償。
見張婧有些猶豫,殷麗反複告訴她,“每個女人都是這麽過來的,每個女人都要經曆生孩子這件事,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想到自己的父親和去日本打工的理想,張婧同意了。
5月,她見到了對接她的殷麗。6月15日,在她當月例假結束後的第15天,順利完成了胚胎移植,入住了“宿舍”。在那裏,她又認識了中介裏的另一個人——劉雷。事後張婧得知,這個劉雷,可能是中介老板。
這是張婧第一次懷孕。她排斥“懷孕”兩個字,“你可以說她懷孕,但不要說我懷孕,因為我心理上不覺得自己是懷孕“;她也感覺不到肚子裏那個胚胎的存在,隻有在做B超時,才能模糊看到一個影像。平日裏,她點著10元錢上下的外賣,絕大多數時間裏在房間裏待著,很少和其他代媽們交流。
妊娠反應很快出現了,她感到乏力、嗜睡、惡心、嘔吐,情緒波動也大,中介不敢讓她去大醫院,把她帶到了一個門診部,這家門診的主業是口腔。門診出具的彩超檢查報告單顯示,“經陰道部探查示:子宮前位,增大,內見一大小約17×24×11mm的孕囊樣回聲,內見卵黃囊,見胚芽及心管搏動,胚芽長約2mm。”這份報告的送檢醫生姓樊。近日,該門診人員告訴我,他們不知道代孕一事,“樊大夫已經離職了。”
當天,中介給她轉了5000元獎金以及2000元工資。
代孕中介老板給張婧獎勵的證據???
那之後,她的產檢又挪去了一家私立醫院。剛開始的一段時間,張婧會拿著自己的身份證去檢查。中介告訴她,後期生產的話,得拿客戶身份證辦住院,這樣才能保證出生醫學證明能辦到客戶名下。
身體上的變化是顯著的,“比如說洗漱,原先簡單幾分鍾就洗完了。可懷孕後,感覺好麻煩。”張婧說,洗漱前她得先考慮下,怎麽從床上坐起來,如何彎身,怎樣走到洗漱台把水龍頭打開,如何拿著毛巾去接水。這種平時根本注意不到的細節,現在都會被放大。
偶爾,她也會鬧情緒,比如去一次產檢,聞到別人身上有狐臭味,覺得“好臭”,就此拒絕再去醫院。劉雷說她太年輕,不懂事。一次,他給殷麗發微信說,“她欠罵,早上去做檢查,又哭又叫的”“醫院醫生都不願給她查了,說我們是不是強迫她來代的”。殷麗隨後發微信開導張婧,“已經都這樣了,就別矯情了”。
肚子裏的胎兒在變大。9月15日的彩超檢查報告單顯示,“宮內見一胎兒回聲”,胎兒體重170g±25g,雙頂徑38mm,頭圍131mm,腹圍109mm,股骨長22mm,肱骨長21mm。胎盤附著子宮前壁,厚度約23mm,下緣抵達宮頸內口,成熟度0級,羊水最大深度52mm——這份報告的申請醫師為該院婦產科的一位副主任醫師,而在我們事後向院方問詢此事時,對方先進行否認,隨後馬上掛斷電話。
張婧在私立醫院做的檢查
這張A4的報告單沒能喚起張婧任何母性,“我就是個機器而已,沒有什麽感情,這個行業就是如此”。
產業??
提到代孕行業,包括張婧在內的很多代媽都會提到一個叫呂進峰的人。
2004年,27歲的呂進峰創辦了一家代孕網,被不少人認為是國內首家地下代孕機構。後期,他在其官網自稱“中國代孕之父”,他稱自己本著“強烈的責任感”,從事著“助人為樂的愛心慈善事業”。
呂進峰當年的“創業”很簡單——妻子懷孕後,他開始關注準媽媽論壇,捕捉到代孕商機後,買來幾台電腦,注冊一批QQ號,瘋狂群發廣告。客戶、代媽、醫生隨之找上門來,呂進峰將幾方環節打通,做起了代孕中介。
一個代孕宿舍裏的代媽
早些時候,他隻負責向客戶介紹醫生和代媽,從中收取兩三萬塊錢的介紹費。2006年後,他全盤接手代媽事宜,將一條龍服務“打包”出售,這一模式被後來不少人複製並沿用至今。2020年4月27日,廣州一家代孕機構被曝“自2015年底開始,已為超過400位男同性戀家庭提供代孕服務”。財新周刊2024年8月的報道中則提及,一位從業者透露,僅他所在的城市便有大大小小提供代孕服務的公司100多家,上規模的則近10家。據此估算,全國提供代孕服務的企業可能“有1000家的樣子”。
根據中介給我們提供的數字,業內目前的市場套餐價是,70萬左右不包性別,100萬左右可以選性別,這其中,代媽能分到三分之一左右的費用。如果客戶要供卵,除了套餐費外,還需另付3萬至20萬元不等卵費。
隨著價格的水漲船高,想要出租子宮的人趨之若鶩,尤其是那些相對貧窮的女孩。
這次采訪中,除了張婧,我還找到了28歲的周瑾。周瑾的老家在安徽山區,22歲那年,她和村裏一個男人結婚,次年生下個男孩。
周瑾原本覺得,自己這輩子就這麽過了。但丈夫總是出去賭博,輸了錢,就拿她撒氣。忍了幾年後,周瑾決定離婚。男方留下了孩子,公婆給了她10萬元算作補償。拿著這筆錢,周瑾去縣裏開了家服裝店,一年到頭都在賠錢,積蓄慢慢耗盡。
2022年,一則曝光非法代孕的新聞,反而讓周瑾看到了商機。
她在網上找到幾家中介機構谘詢,報價在20萬元到30萬元不等。周瑾起初有些猶豫,把子宮當作商品出售,讓她覺得羞恥。但她很快說服了自己,“這個來錢快,更何況我都生過一個了,有經驗”。
一個代孕中介提供的詳細費用
戴上眼罩,周瑾被帶進了一家地下實驗室,完成了胚胎移植。
對於懷孕流程,周瑾很熟悉。中介告訴她,客戶是對50多歲的失獨夫婦,精子來自那個丈夫,卵子則來自一個大學生。那段時間,她總能收到客戶隔三差五寄來的營養品——本著客戶和代媽不能直接聯係的潛規則,這些都由中介轉交。而隨著胎兒月份增長,周瑾如期收到了中介打來的錢。
2023年3月,周瑾的生產時間到了。客戶提前趕來,中介用對方身份,幫周瑾辦了入院手續,順利生下了一個男嬰。客戶覺得周瑾人不錯,當場給她包了兩萬元紅包,相當於她最終拿到了27萬的“工資”。
“打工”回到家鄉,父母發現,女兒精神不錯,還胖了一些;朋友們也都滿臉豔羨地問她找的什麽工作。“在有錢人家裏做保姆。”周瑾說。
她原本打算拿這筆錢做點兒投資,考察一番後斷了這個念頭。2024年3月,周瑾再次聯係中介,問可否再次代孕。中介爽快地表示,“當然可以,休息3個月就可以了。”
於是今年5月,周瑾再一次懷上了陌生人的孩子。
“我想好了,我也沒啥本事,隻要能生,就一直生。啥時候不能生了,還做這一行,自己做老板。”周瑾告訴我,她正在跟現在的老板學習,希望摸清整個產業鏈條。
有人說,做代媽這行,隻要吃到了一次甜頭,誘惑就一直都在。也因此,總有代媽選擇不斷接單。一位河南鄭州的代媽告訴我,她做代媽,是自己老公推薦的,目前已經幫別人生過兩個了。而她的老公,還專門在代孕宿舍周邊租了房子,陪她遛彎、曬太陽、做產檢。
那兩個代孕的孩子,給這對夫妻換來了50多萬元的收入。拿著這筆錢,他們把自己正上小學的兒子,送進了老家最好的私立學校。
流產之後
引產手術後的張婧,這些天就躺在醫院十幾平方米的房間裏,翻看著手機。
早先那個賣卵的中介,依然每天發布多條信息,“招募捐卵誌願者,18歲至28歲,形象好、氣質佳的大學生優先,補助10萬+”。代孕中介也沒閑著,經常在朋友圈發布類似“恭喜江西50歲王女士,成功驗到胎心胎壓”、“歡迎台州L先生夫妻來公司考察簽約”、“感謝山東美女小姐姐寄來的冬棗,很脆很甜”、“恭喜河南31歲小美女移植”之類的廣告。
這個市場太大了,張婧感歎著。
那筆打了水漂的錢,也讓她越想越不甘心。也是在流產後,醫生才說,她宮頸短,容易早產,說是以後懷孕也得小心。她找殷麗打聽客戶的情況,問對方現在打算怎麽辦。“賠出去二十幾萬。因為妹子(卵妹)費用,還有三代手術費,還有給你的幾萬,加起來二十來萬”,殷麗告訴她,客戶目前隻能重新找個代媽繼續做。
張婧的出院記錄?????
聊天過程中,殷麗還用另一個代媽的例子給她洗腦,“小李是經曆三次才成,婷婷19歲經曆的更多,你這個身體怎麽就脆弱了?我告訴你,我身邊認識的女孩,哪一個沒有人流過幾次”“為了賺錢肯定是要有犧牲,因為賺錢是最辛苦的”“但是人家有一顆堅定的心,不達目的決不放棄。”最後,她告訴張婧,“等你休息一下好好做事”。
不甘心的張婧通過微博私信,找到了打拐誌願者上官正義幫忙維權——不久前,上官正義通過臥底形式,舉報了國內多家非法代孕的事件,也因此在代媽圈裏小有名氣。
11月12日張婧出院當天,上官正義帶她去有關部門舉報。對方說會安置好,並說要安排她再住幾天醫院恢複身體。他們同時建議張婧報警,後者聽從了這一建議。
“你說我還能怎樣,沒讀過大學,沒有專業技能,做代媽還流產了。”她越想越覺得自己可悲,這些年她掙的錢,主要來自賣卵和代孕,一切都圍繞著自己的身體。
她又提到婚姻,說以後如果必須成家,也得找個願意丁克的男人。她心裏清楚,很少人能接受她做過代媽,“這對男方來說不公平,所以我不找對象,也是一種善良。”
她不知道自己接下來該去哪裏,如同當年不知道那輛商務車將會把自己帶去何方。醫院要求兩周後複查,中介表示不再負責;院方給她開出的一種藥品,也被中介退掉了。
中介接張婧出院??
“我出院後還能住宿舍嗎?”她問劉雷。
後者立馬拒絕,“宿舍也沒有空地方的,那邊房子過幾天就要到期了。”但他也表現出了一個中介所能表現的最大“善意”,他讓“懶懶豬”接她出院,並幫她在地鐵站附近訂了兩天酒店,94元一天,“我個人補你一千塊錢,給你當回家路費吧”。
還有家可回嗎?張婧不知道,她不想麵對父親和他的女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