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偷走的11歲女孩，和她身後的殘酷世界

這是我們的第九期播客。我們聊了聊《從家中偷走11歲女孩》背後的故事和議題。麵對青少年性侵與暴力，我們的社會可以做什麽，又為何在一些事情上無能為力？

兩個月前，我們發布了一篇稿件，《從家中偷走一個11歲女孩》，講述了一個發生在河南鄭州的案件：2021年，陳玥（化名）11歲時被性侵，此後三年又遭遇多次性侵，13歲時被騙入賣淫團夥。14歲時，她轉變成了暴力侵害他人的施害者。

女孩的反複受害與她所處的圈子有關。9歲輟學後，她通過互聯網接觸到一個由幾十名輟學未成年人組成的圈子，裏麵會不時發生暴力、性侵，十二三歲的女孩們甚至會互相出賣，介紹彼此和成年男性發生關係。

稿件發出後，我們收到大量讀者反饋，很多討論聚焦於案件背後的未成年保護、家庭、教育、女性安全等議題；同時，不少讀者寫下了自己及身邊人此刻或數年前相似的遭遇。一位讀者在評論區寫道：“2009年1月，在我滿14歲前一個月，我與文中相似，被朋友‘介紹’給了大約30多歲的台球廳老板，流程都很相似……從2009年到2023年，我獨自守著這個秘密，獨自咀嚼，獨自消化，獨自療愈......”這些留言讓我們確認了，稿件寫下的絕非個例，也的確包含了多重非常重要的公共議題。

因此，我們錄下這期播客，與《熊家客廳》聯合製作完成。《熊家客廳》的主播熊阿姨，曾在2022年完成過一篇相似的報道，《被性侵的，被救助的，被捆綁的童年》，文中的主人公11歲時被性侵，12歲生下孩子，被一家救助機構接到了北京，但仍在成年前又多次經曆了性，生下第二個孩子。被性侵的童年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一個女孩的人生，熊阿姨在那次報道後深有體會。

我們和熊阿姨聊了聊稿件背後的故事，以及一些稿件中未能展開的重要議題，比如：

互聯網具體怎樣影響了“脫軌”的孩子們？

一個女孩一旦“脫軌”，日常生活的環境中會有多少潛在的侵害風險？

性侵11歲女童，為什麽隻賠542.5元？

社會救助卡在哪些地方，為什麽幫不上忙？

總之，我們的討論會聚焦在主流之外，日常被忽視的地方，一部分脫離了學校軌道的青少年正過著怎樣的生活，該怎樣理解ta們的選擇和行為，他們正暴露在怎樣危險的環境中；以及，我們的社會可以為此做什麽，又為何在一些事情上顯得無能為力。

以下是本期播客內容的節選：

她把性侵理解成了愛

熊阿姨 ：你在鄭州見到女孩時，她正過著什麽樣的生活？

洪蔚琳 ：我到鄭州時，陳玥正被她母親關在家，媽媽不讓她出門，也不讓她再聯係圈子裏的朋友，於是女孩每天躺在家裏玩手機。

第一次見麵，我們聊了十幾分鍾，女孩就開始講很多完全脫離了我的日常經驗的話，比如她會說，她身邊一些姐妹和男朋友在外租房同居，但這些姐妹也隻有十三四歲。我會漸漸意識到，在她的圈子裏，輟學、長期離家出走很普遍，父母要麽找不到他們，要麽放棄了。我當時也很震驚於這麽小的年齡，竟然很容易在外麵找到房子，在過一種類似於成年人的生活。

熊阿姨 ：你剛見到她，就能順暢地聊起來了嗎？

洪蔚琳 ：對，而且女孩的語氣，是把這些當成非常日常的狀態講，就像我們見麵聊餐館一樣。這個圈子裏，男生會玩改裝車，打群架；女孩做美甲、紋身，也會打群架。女孩和男孩都很頻繁戀愛，但並不是我們一般理解的戀愛——在他們的經驗裏，朋友推薦加了微信，還沒有見過麵，微信上剛說了十句話，就可以確立關係，第一次見麵就是發生性關係，這個戀愛很可能一兩天就結束了。

很多時候，女孩們所謂的“男朋友”是成年人。在我們的邏輯裏，這些其實是犯罪。但女孩通常會這樣說：我有一個小姐妹xx，“這個人可讓我無語”，或者“這個人可搞笑”，接著就會講這個女孩和“男朋友”之間發生的事。

熊阿姨 ：她並不是在講述「傷痛」，而看成是一些八卦是嗎？

洪蔚琳 ：對，她是以一個分享八卦的語氣來講的。她講到的性的經曆分兩種，一種是她明確知道自己被騙了，但她也是用“欺騙”，而不是“犯罪”來理解。另一種是她認為自己真的喜歡對方，就當作戀愛故事來分享。

我印象特別深的是，兩周後她媽媽帶我們去泡溫泉，我和陳玥單獨泡在泳池裏，她靠著泳池壁，說起她有一任男朋友是個理發師（這種對話隨時隨地發生，而且你能感到她對這種話題最有興致）。她在大街上遇到一個20多歲的理發師，加了微信，很快就確立了戀愛關係，理發師提出同居，她拒絕後，理發師回微信不再熱情，他們就分手了。

女孩說，現在她都有點忘記這個人的臉了，但想起來還是懷念——她常常是帶著一種偶像劇式的浪漫濾鏡，來看待一些在我看來是犯罪的事。

熊阿姨 ：你以一個成年人的視角看，這應該不是戀愛，這就是騙色。

洪蔚琳 ：從司法視角來說，如果他們真的發生了關係，由於女孩當時不滿14歲，實際上屬於性侵。

我在最開始很震驚，不知道怎麽消化，因為她講的內容和她的語氣之間形成了巨大的張力。但我後來漸漸意識到，這樣的事在她的世界裏非常普遍，她日常接觸到的人都是這樣，所以她會用一種日常的心態去理解。

熊阿姨 ：所以你不能現場跟她說，我覺得這個事不對。

洪蔚琳 ：我會委婉地講。比如當她說到理發師，我會指出對方是一個成年人，可能並不是真的想發展感情，他有沒有可能隻是想占便宜？但女孩常常會反駁，她覺得對方確實對她有感情，有時她也會說，那可能我又看錯人了，我總是被男孩騙，但她仍然不會理解為犯罪。

熊阿姨 ：那她媽媽會告訴她，這些是在犯罪嗎？

洪蔚琳 ：媽媽會教育女兒要保護自己，但她的性教育觀念也不太正確。女兒過早地接觸了性，有很多性經曆，這給媽媽帶來了恥感。盡管她知道這是男性的錯，但她仍然對女兒難以接受。她經常對女兒說，你隻要沒有結婚，就不能再跟人發生性關係，否則我絕對不會原諒你。

熊阿姨 ：好像沒有人反複提醒女孩，這事不對，你不應該這麽想。媽媽給她講的也挺隔靴搔癢的。她把一切看得很順理成章，而你作為一個外來的記錄者，也很難打破這個敘述。

如果你不停指正，可能你們的對話也無法持續下去——她並不需要一個外地來的陌生人對她的生活指手畫腳，高高在上地告訴她什麽對、什麽不對。

洪蔚琳 ：要幫助女孩跳出這個邏輯，可能正確的做法並不是不停指正。就像文中，媽媽發現了女孩遭遇性侵，就把她送到封閉式學校、關在家，或者像女孩的哥哥，用打罵來矯正她。

但女孩需要的並不是矯正。她不斷陷入這個圈子，因為她非常缺乏陪伴和關愛。女孩9歲就輟學了，父母也很少陪她，讓她一個人在家。同齡玩伴對她非常重要。所以這種情況下，不論父母還是一個外來者，除非去跟女孩建立關係，先填滿她內心空的部分，她才有力量擺脫不好的關係。直接切斷那些關係是不行的，因為人不能沒有朋友，沒有關係。

我在鄭州時，女孩每天晝夜顛倒。她說晚上會忍不住想很多事，這樣生活三年了，自己馬上15歲了，非常迷茫，不知道接下來人生怎麽繼續。她覺得自己好像走錯路了，但不知道還能怎麽辦。想到這些她就會失眠。這讓我覺得，在女孩的精神世界裏，一方麵她還不能真正識別創傷，但同時，她其實也能感到很深的創傷。

不在乎坐牢的男孩

熊阿姨 ：稿子裏還寫到了圈子裏其他孩子，你怎麽說服他們跟你聊天的？

洪蔚琳 ：陳玥當時有一個17歲的男朋友阿哲，知道陳玥的遭遇，很願意為她做點什麽，所以答應幫忙。

阿哲有很強的暴力傾向，他自己跟我說，因為他爸爸很暴力，他爸爸打他媽媽，他甚至會抄起刀要砍他爸爸。他爸爸有很多的銀行卡、信用卡，來回套錢，他說從他出生起，他家一直在負債，還清了又負債。

他朋友圈裏經常發一些，比如提著一個鏟子的照片，配文“今晚就出手”。有時他發打架視頻，甚至自己臉上流血的視頻。一次我問他，是不是覺得這樣特別威風？他笑了一下，說被你發現了。其實也是圈子裏的一種價值觀，你打架越厲害，越受人崇拜。

熊阿姨 ：這幾個小孩雖然看起來是問題少男少女，但聽上去其實還挺純真的，真正的成年罪犯可能說話都沒有一句是真的。這些孩子會跟你很長時間交流，沒什麽防備。

洪蔚琳 ：其實他們都有兩種特征，都很極致的混雜在身上。既有兒童的純真，但又非常成人化。阿哲像圈子裏其他男孩一樣，接觸到很多犯罪，比如偷電動車，這是一個特別普遍的賺零花錢的方式。一天我跟阿哲在酒吧喝酒，他一口氣說出一大堆他幹過的違法的事，甚至包括捅傷了一個人。

他並不是基於百分百的惡意。阿哲說，他特別迷戀古惑仔文化，想要那種兄弟情誼。他常常認為參與鬥毆是在幫兄弟鏟事兒，是有義氣。

但同時，阿哲也常在朋友圈轉發“某地某青少年犯罪團夥被抓獲”的新聞。轉發語常常是“這些人就該被抓”。他說其實也認為自己做的不對，但又沒法回頭了，因為他從很小就進入到這樣一個環境中。

阿哲和陳玥都講過一句話：從圈子裏出來很難。一個原因是他們的人際關係高度緊密。我在鄭州那三周，陳玥被媽媽關在家，圈子裏兩個女孩一直在附近轉悠，要打她。很多時候這種未成年實施的犯罪，你很難通過司法和警察的力量完全杜絕。

他們也很難回到正常的軌道上。重新回去上學很難。如果找一份工作，比如我在時，阿哲其實在一個溫泉酒店當前台，但很快就辭職了。他說，因為他長期以來，幹違法的事來錢很快。他習慣了這樣的收入，很難堅持打工，每天站那麽久，他說站得腳都疼了。我們也知道，在國內做這樣的基層勞動，是缺乏保障的。

阿哲跟我反複表達，他這樣的人遲早進監獄，他也不在乎，因為活著沒什麽意思。我說那你就沒有什麽重要的關係，讓你覺得值得生活下去嗎？他說沒有。他會講爸爸從小怎麽打他，家裏沒有關心他的人。

他認了一個成年的大哥，但後來意識到大哥隻是利用他。他們的人際關係裏，很常見的一點是，今天我們是朋友，明天我就可以找人打你。同時他們輟學了在外麵玩，但家裏不給錢，不少人就坑朋友的錢。陳玥也被好幾個“閨蜜”偷過錢。這種關係離真正的友情很遠。

熊阿姨 ：這些孩子在義務教育階段輟學，為什麽他們能如此輕易地從學校這個係統裏漏掉？

洪蔚琳 ：這個是我工作的缺失，沒有去找學校、教育部門訪談。像陳玥，當時上的是私立小學。根據她的父親、母親、哥哥和她本人的說法，她是因為學習非常困難，小學時拚音識字都沒法記住，被學校勸退。之後媽媽帶她找公立學校，入學測試她通不過，找了兩三所都沒有接收。這其實不符合九年義務教育規定。我當時應該去找她的小學班主任，問一下她是否真是被學校勸退，以及具體的細節。

熊阿姨 ：感覺這些孩子都是從家庭和學校的網漏出來了，在一起隻能抱團取暖，但又沒有正經的事可做。這個網絡一旦有不懷好意的成年人進來，他們就會受到很大傷害。

洪蔚琳 ：我去谘詢了一位青少年心理學專家，也是內蒙某地的司法社工，她說很常見的是在初二輟學，因為這時很多小孩會出現學業上很大的困難，又會影響到親子關係，因為很多父母不能正確麵對孩子的學習問題，會粗暴批評，表達失望。如果還是留守家庭、單親家庭，或者父母非常忙，對孩子疏於關照，情況會更糟。孩子同時麵對學習和情感關係的挫敗，必須向外求，尋找同齡人關係，結果找到的往往是情況相似的人。

互聯網讓他們聚集

形成更大的問題

熊阿姨 ：這些孩子是怎麽找到彼此，形成圈子的？

洪蔚琳 ：最早往往通過互聯網。陳玥進入圈子，是通過一個叫“TT語音”的聊天工具，其他重要渠道還包括快手和微信上互推。微信互推是指，比如我要擴大我的朋友圈，你是我的朋友，我就讓你把我的二維碼和照片掛在你的朋友圈，或者群發給你通訊錄裏的所有人，讓感興趣的人都來加我的微信。

我覺得這非常危險，你的照片和二維碼被推給無數陌生人。況且這個圈子還會混入一些成年人。並且，互推放的女孩照片，常常是在展現身材，但這些女孩通常還不到16歲。

熊阿姨 ：那他們會在網上看什麽？感覺跟我們小時候完全不一樣，我們小時候看電視、看書。我到十一二歲才開始接觸互聯網，那時網上也是魚龍混雜，但對我的人生影響沒有那麽大。他們現在每天刷手機，能從手機裏獲取的是什麽？

洪蔚琳 ：圈子裏大部分孩子用快手，陳玥也會用抖音。她關注的博主一類是搞笑的，一類是影視剪輯。有段時間，她會經常點讚一些視頻，是情色暴力相關的，質感像早年的網絡大電影。

我當時印象很深，因為她點讚的一個視頻，就是關於性侵的，但視頻的取向並不是普法，而是一種色情化，通過一個性侵的情節來暴露女性身體並侮辱女性，帶來刺激感。這樣一個視頻讓一個14歲女孩在手機上刷到，本身就有問題。

熊阿姨 ：他們自己會發什麽呢？

洪蔚琳 ：圈子裏男孩喜歡發自己拿著一個棍子，剛打完架，逞威風的照片，或者是把電動車改裝成摩托車的照片。有的男孩還會發自己繞著豪車走一圈，炫耀手上的車鑰匙，評論區會說你今天又借了誰的車？能感到這是一個他們攀比的點。

女孩發的內容，很多帶有性暗示，評論區也有大量性暗示回複。但我沒法判斷，發評論的是女孩的熟人，還是陌生人。

網絡對圈子的形成特別重要。那位司法社工，我問她做這個工作這麽多年，有什麽變化？她就強調互聯網，可以讓同類的小孩非常快找到彼此，形成越來越龐大的聚集效應。相當於每個人身上隻帶了一點問題，但因為相互模仿，很快就滾雪球一樣滾成一個更大的問題。

這一點在訪談中也得到印證。陳玥最早隻是輟學在家玩手機，但網上認識的朋友會帶她去酒吧、ktv、網吧。這些女孩都化妝，穿黑色絲襪，她就模仿她們。在圈子裏待了一兩年之後，她又帶著更小的女孩也學會這些。像你剛剛說的，往往這時會有成年人參與進來，使事情變得更加失控。

文中的小雨，也是一個暴力和性侵的受害者，她被傷害和互聯網高度相關。小雨小學父母離婚，跟著媽媽，媽媽在事業單位，對她認真負責。但在她初中時，有一陣媽媽比較忙，把她放在爸爸家，爸爸會跑到外地接木工活兒，一周不在家，常常如此，就沒有人監督小雨學習，沒人關心和陪伴她，小雨開始沉迷網絡。她在快手上刷到很多同齡人，男孩玩機車，女孩做美甲，染發燙發，化妝，到處玩，這些對小雨很有吸引力，她越來越覺得上學沒意思。後來一次，她跟媽媽有了一點爭執，就幹脆離家出走了。

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聯係這些在快手上發視頻的同齡人，問怎麽才能找到一個美甲店的工作，結果因為她當時隻有14歲，而且學美甲要先交一筆錢，最後她就到餐館端盤子，同時在網上認識了一個男孩，就被帶進了這個圈子。很快她就被兩個女孩打了。小雨說，後來她又被那兩個女孩的“大哥”（文中的龍哥），一個成年人性侵。大哥下一步還要把她拉進賣淫團夥。

他們打小雨時錄了視頻，包括小雨被迫脫掉衣服的視頻。這個視頻通過他們圈子的微信群流傳，給小雨帶來了非常大的壓力。後來小雨媽媽報警了，給她轉了學，但她到了新學校，沒過幾天，班上一個女孩就跟她說，你被打的那個脫衣服的視頻我看過。小雨回家又陷入抑鬱。我當時到她家，就發現地上鋪了一個毯子，她媽媽說女兒晚上總是哭，睡不著，媽媽每天躺在地上陪她。

青少年暴力的施害者

往往都曾是受害者

熊阿姨 ：我都不知道該說什麽，這太殘忍了，我們經常看到講霸淩的社會新聞，但從來不知道，被打的孩子真正經曆過什麽，那些打人的視頻，在變成新聞之前流傳有多廣？在一個青少年的圈子裏，一個孩子被欺負了，ta很容易跌到鄙視鏈的底層，日常很難在心理上戰勝這個事。

洪蔚琳 ：幾年前，我因為研究別的選題，得知了一個規律——這種青少年暴力事件的施害者，絕大多數都是從受害者轉化來的。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因為家庭暴力學會了暴力；另一種就是從被欺負的人轉化成了霸淩者。稿件中這個圈子裏所有打人的女孩，最早都是被打的。曾經安徽一個縣城有一則新聞，幾個女孩在衛生間裏抽另一個女孩的臉，我當時本想去追蹤那個案件。因為有篇報道就講到，裏麵打人的未成年女孩，最早也是被打。而且有人曝光了她的一些和性相關的照片。我當時隱隱感覺，這個女孩很可能也是性暴力的受害者。

我也和一位大學老師聊過。這位老師一直在研究校園暴力施害者。這種轉化也是她多年觀察得出的結論。鄭州這個事件裏，我訪談的每個孩子都符合這個結論。

熊阿姨 ：陳玥是不是也是因為打人，才被你發現的？

洪蔚琳 ：對，她最早進入公眾視野，並不是因為她過去那麽多次作為受害者，而恰恰是因為她有一天終於變成了施害者。去年她和兩個女孩在一個地下通道，打了另一個女孩。被打女孩的父親在抖音懸賞，尋找施害者，引起關注，陳玥和另兩個女孩作為施害者被找到了。但那兩個女孩其實和陳玥一樣，也都是性暴力的受害者。

最早是“紅星新聞”尋找施害者家人，找到了陳玥的母親，陳玥母親當時說了一句話，讓大家很驚訝，她說我管不了我的女兒了，寧可警察把她抓到看守所。“澎湃新聞”又去聯係這位母親，得知陳玥是很多次性暴力的受害者。到這時，她作為受害者的很殘忍的經曆才浮出水麵。

熊阿姨 ：所以這個故事就是好多層，我們以前的報道隻看到最表麵一層。這次陰差陽錯，加上中間幾個同行都特別認真，想豐富一下視角，才發現這個故事的B麵是什麽。

洪蔚琳 ：對，也是因為施害者被輿論譴責，很少願意麵對媒體，導致相關報道就很少。

熊阿姨 ：我覺得有些事你不給一個概念，大家是沒有明確定義的。比如PUA（精神打壓、精神控製），是因為北大包麗自殺的悲劇，讓大家認識了這種生活中常見的精神操控。又比如抑鬱症、自閉症、ADHD，都是這幾年大家才意識到是什麽，才能理解為什麽有的人生活中那麽反常。所以我突然意識到這個題的一個價值，是你告訴大家一個故事類型：講出陳玥這個故事後，回頭再看生活中很多類似反常的、匪夷所思的未成年人，你會重新去理解他們遭遇了什麽。

洪蔚琳 ：其實哪怕是陳玥的父母、哥哥，也並不能站在這樣一個視角去理解她，他們也覺得女孩自己有問題。可是女孩並非天生如此，是她作為一個普通兒童，在長大的過程中，有無數的權利被剝奪了，被侵害，沒有人對此做什麽，才使得她變成這樣一種狀態。

不對勁的酒店

洗紋身遇到的嫖客

被侵害包圍的世界

熊阿姨 ：之前你說到過，你作為一個年輕女性，處在陳玥生活的環境裏，其實你也感覺到了很多對你的打量和性化。

洪蔚琳 ：對，我當時把酒店定在了女孩家附近，一個酒店式公寓，每層由不同的民宿承包，沒有大堂，入住流程也沒那麽正規，同時非常便宜，一晚不到100元。我第一天就在樓裏發現了兩三對看上去未成年的男孩女孩。後來有一天，我跟門口擺攤賣麻辣燙的老板聊天，他說每到周末、節假日，他生意都特別好，就是因為周圍的學生放假了，會來這個酒店。

後來有一天晚上，我在酒店點了一個外賣奶茶，開門接過來，就把門關上了。但之後，那個騎手不停通過外賣平台給我發性騷擾的私信，後來甚至發一些恐嚇的話，比如“你為什麽不回複？你是害怕嗎？”他會反複發：“你說話”“你為什麽不說話？”我馬上打電話投訴，把這個騎手拉黑了。但我當時就在想，其實我也使用了外賣軟件這麽多年，各地出差都用過，從沒遇到過這種情況。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酒店式公寓，它確實不太對勁，常來送餐的騎手也知道。

熊阿姨 ：順便占點便宜。

洪蔚琳 ：對。另一個讓我印象很深的是，有天我跟著媽媽、女孩，去一家紋身店給女孩洗紋身。我們在店裏遇到了一個30多歲的男性，他一直盯著女孩和我看，我們在房間裏移動到哪個位置，他的眼神就會跟到哪兒。後來女孩媽媽跟我說，她在外麵抽煙時，那個男人跟她搭訕，問她是不是帶小姐的。他以為14歲的女孩和我都是做這個工作的。我當時非常震驚，我確實有一種，好像我掉進了一個世界，它就是充滿了侵害的風險。

我覺得特別傷心的點在於，洗紋身對女孩來說是很不容易的，因為非常疼，它有點像是拿一個機器燙你的皮膚，我當時還在心裏數了一下，燙了好幾百下，女孩的手最後被燙得很紅，皮膚都有一點破了。這還隻是洗一個手背上很小的紋身。女孩邊洗邊哭。她其實也希望自己能脫離這樣一種生活狀態。她覺得洗掉之後，她也許能找到一個學校，或者一個好工作，但是她哭著洗完出來之後，她又遇到一個這樣的男性，好像你是被這個東西包圍了，沒有辦法脫離。我也感到明明我離這個世界很遠，但我隻要跟著這個女孩，我就一起進入了一個這樣的世界，我作為女性在其中遇到的風險是一樣的。

熊阿姨 ：你在鄭州也跟著女孩媽媽去找了施害者，你看到了什麽？

洪蔚琳 ：因為女孩的手機被媽媽沒收了，手機上能看出“嫖客”，媽媽就要一個一個揪出來。有個男人不停給女孩發微信，要求介紹其他同齡女孩，並且非常雞賊地要求14歲以上。女孩媽媽每天不斷接到微信，忍無可忍，決定先把這個人約出來。但結果隻見了匆匆一麵，男人開車跑了，我見到了抓捕失敗的過程。他年近五十，中年商人長相，開著一輛車。

他看上去跟街上的普通人沒有任何區別。我後來研究了一下，女孩手機裏可被判定為嫖客的，以中年男性為主。有的微信名叫“AAA河南xx廠”，是機械廠老板；還有一個是二十多歲的理發師，微信名就是理發店的名字加昵稱。

熊阿姨 ：實際上這些人是不是都在犯罪？

洪蔚琳 ：對，而且那個理發師，我想對這個人有個實感，就去找他剪了一次頭發。我一直想問，你認不認識xx？但又不知道這樣做是否合適，也不知道怎麽開口，最後隻好跟他閑聊，就聊了很多，比如他是十幾歲輟學出來學美發，長時間站著也挺累之類，你會感到跟你隨便進個理發店，碰到一個理發師沒什麽區別。但是他還有另一個身份。

性侵11歲女童

為什麽隻賠542.5元

熊阿姨 ：陳玥媽媽發現孩子被性侵了，帶她去醫院檢查，花費了1085元，這就是她在案件中唯一能追討的一筆錢，均攤給兩名施害人，每人賠償542.5元。為什麽賠償那麽少？

洪蔚琳 ：我也是做了這個選題才得知，根據我國刑訴法，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也就是刑事附帶民事提起的，不予受理精神損失賠償。2021年3月1日，改為“一般不予受理”。也就是說，以前完全不受理，現在開了個口子。2021年7月，新法推出幾個月後，有了一個判例：上海一名男子通過暴力手段對智力殘障的未成年人多次實施性侵，被判10年，並賠償精神撫慰金3萬元。

這類案件一般怎麽處理呢？就是當受害人提出精神損失賠償，往往要通過和解才能拿到錢，但要向被告出具諒解書，被告的刑期會減短。

上海那個案件的審判長，認為這種和解是二次傷害。法律理論界和實務界多年來也一直在呼籲，被性侵的未成年應當得到精神損害賠償，因為精神損害客觀存在，且較之成年人更甚。但實際上做到這一點很難，因為規定“一般不予受理”，實操中，大部分地區沒有“不一般”的判例。

熊阿姨 ：我感覺這背後也是，大家對於這種侵害能造成多大影響，沒有概念。我之前了解過兒童性侵問題，大多數這樣的小孩，成年後都會出現或多或少的行為異常，比如缺乏安全感，或對性有特殊的態度。有些人小時候被猥褻，當時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但在長大後有一天突然理解了，也會給她造成長時間的，深度的傷害，這個傷害是不可丈量的。

哪怕是一個非常理想的情況：這個受害者收入不錯，認知能力強，ta可以看心理醫生去治療自己的創傷，但ta花的時間、精力、金錢都不可計數。但難道因為不可計數，ta就不能得到賠償？

洪蔚琳 ：這又引出了下一個問題，2023年其實又出台一條新規定，大意是未成年性侵受害者，可以根據鑒定意見、醫療診斷書等證明，來認定進行心理治療所需的費用。

也就是說，現在可以申請賠償，但要出具接受心理治療的計劃，以及需要多少費用。我又去聯係了深圳一個做過很多這類案件的律師團隊。她們說，實操中，你很難預判一個人需要接受多少次心理治療。醫院幾乎不會開這樣的證明。他們也曾向法院申請，由司法鑒定中心來鑒定。但很多鑒定中心也沒有辦法給方案。結果就是，盡管有這樣的規定，賠償金常常還是拿不到。

社會救助為什麽幫不上忙

熊阿姨 ：你寫稿時來找我，想幫女孩找一些機構，我推薦了幾個，你都找了，但沒有什麽用。

洪蔚琳 ：對，因為我在鄭州待了一周後，陳玥媽媽向我求助，其實她都沒有公益機構的概念，隻知道女兒不能永遠待在家，但她沒有辦法。我就找了四五家機構，情況都不樂觀。有的說，他們需要開會討論能不能接，之後我催了幾次，再也沒有收到回複。也有的說他們隻做性教育，不接個案，並且提到，國內首先這方麵的機構就不是很多，大部分是做預防，因為介入個案確實更困難複雜。

一家深圳的機構跟我聊了一個多小時，講到幾個核心問題：首先女孩在鄭州，最好給她找本地的機構，因為如果是外地，隻能提供視頻的心理谘詢，效果非常一般，尤其涉及到性侵，很難建立信任。我說那能不能把女孩接到你們所在的城市？因為我知道，幾年前你做的女童被性侵的報道，那個女孩就被一家機構接到了北京。但這家深圳機構表示做不到，說估計國內現在沒有什麽機構有這個經費了。這涉及到女孩直到18歲的衣食住行，還有監護人的成本，還得解決女孩在新城市上學的問題。很多機構反複強調經費問題，近幾年，機構自己也非常困難，沒有能力去接手一個如此複雜的案例了。

我又找了一些別的渠道，比如有機構建議，找公檢法係統申請一筆法律援助金，用於心理康複。我就聯係了女孩作為受害者的案件的法官。我給他打電話，沒接通，發短信，他回複說非常忙，但孩子的事是大事，一定全力以赴，但之後也沒有消息了。我再給他打電話，他還是非常忙。我作為一個外來者，沒辦法一直跟進這件事。我隻能對女孩媽媽說，我跟這個法官打過招呼，你需要經常打電話催他。但是女孩的媽媽，可能仍然缺乏這個意識和能力。我回到北京後又催了她兩三次，她說電話打不通，我沒有辦法判斷是確實打不通，還是她不知道怎麽溝通，所以沒有打。

熊阿姨 ：這是一個循環，如果媽媽特別明事理，表達能力強，做事很果斷，她的孩子處在一個安全的養育空間，可能就不會遭遇這些侵害了。反過來，受害者們的家長，可能就是沒能力，幫孩子積極主動地找到這個社會幫助他們的資源。而且我們這些社會支援，看起來是有的，但好像都是在被動地等著，隻有個別幸運的人才能打通關，拿到這些東西。

洪蔚琳 ：陳玥媽媽給各方麵打電話求助時，常常講了半小時，還沒有說到重點，對方耐心漸漸被耗盡了，不知道她的訴求是什麽。有時她說著說著情緒也很激動。但其實，要求受害者及其家屬能冷靜、高效地去主動爭取和溝通，這對人的要求太高了。一個更好的社會環境，應該降低這種門檻。

我和那位司法社工也聊到這個問題，她多年來一直在矯正施害者，我說那您有沒有治愈過受害者？她說一直想做，但極少能接到這樣的案例，因為施害者是要被強製矯正，但受害者不能被強製接受幫助，需要家長帶孩子主動求助。家長往往沒有這個意識，也不了解心理谘詢是什麽。

熊阿姨 ：而且可能心理谘詢需要每周來一次，家長不一定有時間陪伴。如果一開始就有時間陪伴，受侵害的概率也會減少很多。

洪蔚琳 ：對，也有一點是家長的認知錯位，就像很多家長到今天仍不理解抑鬱症。司法社工講了一個案例，一個女孩高中時被性侵，司法流程走完之後，家長被建議帶孩子去做心理谘詢，但這個家長沒有來找她，是過了一年之後，因為這個女孩沒有辦法正常學習和麵對高考了，成績不行了，家長就帶著女孩找到她了。她會感到，家長並不能看到孩子遭遇的精神傷害，隻能看到孩子不能高考了。她也會感慨，如果在一年前事發後馬上介入，孩子不會是這種狀態。

陳玥近況

熊阿姨 ：陳玥後來找到救助機構了嗎？有什麽進展？

洪蔚琳 ：發稿前幾天，我把稿子給一位律師朋友看，請他幫忙確認法律層麵的風險，也問他有沒有朋友能幫到女孩。然後中間輾轉了三個人，轉到了鄭州的未成年保護中心。到我們發稿那天，未保的社工已經和陳玥媽媽打了電話，之後也會和女孩接觸，長期陪伴和介入。又一段時間後，女孩的爸爸為她找了一所中專，女孩現在去上學了。

不過，我上一次跟女孩媽媽打電話，她說女孩入學沒幾天，就因為在宿舍走廊穿了一個吊帶裙，被一位老師言語侮辱了，女孩很傷心。她最終和那個老師和解了，繼續上學。但我也能感到，還會有很多困難。我其實也不能完全判斷，那位社工是否能持續跟進，因為這不隻是意願問題，這對人有非常高的要求。

隻能說，目前有一些好的進展，但不確定未來會怎樣。這期播客發出之後，如果有哪位專業人士聽到，認為可以提供幫助，仍然歡迎和我們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