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喜劇演員成為中國最著名的外國人。盡管位於南京郊區，保利大劇院的後台卻充滿了新英格蘭的氣息。在一間化妝室裏，牆上掛著囚服和一頂似曾相識的平頂帽。照片上身著這些衣服的是 59 歲的加拿大人馬克·羅斯韋爾 (Mark Rowswell)，在開始講普通話之前，他看起來就像隻會讀英文劇本一樣。大山對於“中國現在是不是更封閉了？”的問題，回答是：“當然。”但大山“從未想到中國會變成西方民主國家之類的”。
Interview with Mark "Dashan" Rowswell: Is China more closed now? “Certainly.” But he “never expected China was going to become a western democracy or anything.”@akaDashan @TomHale_ https://t.co/WGzCmiGf9O
— Jonathan Cheng (@JChengWSJ) October 20, 2024
據英國金融時報這樣說他：四十多年來，羅斯韋爾在中文領域開創了自己的事業。上世紀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羅斯韋爾在中國國家電視台嶄露頭角，成為第一位接觸“相聲”的外國人，相聲是一種特殊的脫口秀形式。今年，在三年的沉寂之後，他正在全國巡演《肖申克的救贖》中文版。劇中所有角色都由外國人扮演。
學習中文有點像在擁有十億羅傑·費德勒的世界裏學習打網球。但羅斯韋爾，即使他直到 19 歲才拿起“球拍”即“中文”，卻儼然擁有溫布爾登網球公開賽冠軍的氣勢。在中國，他被稱為“大山”，他很容易躋身最著名的外國人之列。如果你給出租車司機留下了深刻印象，你可能會被拿來與他比較。“有趣的是，人們確實對我這麽說，”在“比賽”開始前幾個小時，他告訴我，“你的中文說得很好，但沒有大山的好。”
羅斯韋爾近乎神話般的地位，就像許多神話一樣，與一個國家的變化息息相關。20 世紀 80 年代，中國從共產主義的封閉中重新開放（他在當時的頭條新聞中回憶道：“下一個世紀屬於中國”），很少有外來人學習過漢語的基本知識。羅斯韋爾於 1988 年來到中國學習，很快就沉浸在重新發現更廣闊世界的喜悅之中。
如今，氣氛已經轉變。在新冠疫情期間，羅斯韋爾留在加拿大時，中國再次與美國斷絕了聯係。中國與世界超級大國的關係急劇惡化。北美人再次寥寥無幾：目前在中國的美國大學生不到 1,000 人，而疫情前有 1萬多人。在這種環境下，無論是語言還是文化上，實現更大程度融合的前景突然變得遙不可及。
與此同時，政治控製也愈發嚴厲。1994年上映的監獄劇《肖申克的救贖》改編自斯蒂芬·金的中篇小說，後來成為美國最受歡迎的電影之一。這部影片的上映十分大膽。有些人認為，它體現了一種對立的世界觀。但羅斯韋爾雖然身處不同的時代，卻依然堅信要追求“共性”。
“在英語中，我們會說這是一個關於自由的故事。在中國，我們更願意把它看作是一個關於希望的故事，”他說。“但我們盼望的是什麽？自由。”
1988 年，羅斯韋爾剛從多倫多大學中文係畢業，就首次飾演了大山一角。大山這個名字的字麵意思是“大山”，是他出演中國中央電視台的一個短劇時取的，劇中有兩個外國人在說“街頭白話”。
他說，他說話時帶有外國口音，但又學了一年後，他就能和中國喜劇演員一起出現登台了。“每個人都記得那個形象（一年前的那個形象），”他說。“從那時起，我就開始獲得‘說中文比中國人好’的名聲。”
很難想象其他地方有人能如此迅速地獲得這樣的聲譽，甚至根本無法獲得。但現代普通話，就像鐵路、大眾媒體、學校和新近重新開放的股票市場一樣，是 20 世紀國家建設的一部分：一種更新的通用語。中國許多人過去和現在都是以與普通話不同的方言為母語的人。
大山說，“我認為中國人民深深地感覺到，他們從根本上被誤解了，而且永遠不會被理解。”
加拿大人能說出中國官方定義的發音，這一幕引起了共鳴。“說中文比中國人說的更好的想法在文化上令人安心。”據羅斯韋爾說，“我認為人們對失去中國文化和語言感到十分焦慮。”
他回憶起相聲的套路：“我扮演外國學生，和我的中文老師一起練習，但我總是比我的老師強……這就成了一種喜劇表演。”
這種公眾形象很快就變得“令人難以忍受”。人們渴望考驗他。“這已經變成了一種完美的‘大山張口就能寫出詩來’，而我在現實生活中做不到，”他說。“我無法全天候達到電視節目的水平。”
羅斯韋爾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聲音，無論他演唱多久，聲音都保持著精細的音調。因此，在疫情期間離開中國三年期間，他在加拿大開設了一家錄音工作室。
他的第一個項目是翻譯 20 世紀 30 年代一位加拿大醫生在河南省的回憶錄（英國人和美國人在北京或上海，但“像加拿大這樣的小國”在內陸地區）。這是對他祖父母的“致敬”，祖父母是 20 世紀 20 年代作為聖公會傳教士在中國生活的加拿大人。當時肺結核肆虐。“他們帶著三個孩子來，離開中國時隻剩下一個。”
此後，他很快轉向中國古典詩歌，並伴著音樂朗誦。人們可能認為，他在成名之前或成名期間就已經學習過中國古典詩歌，就像許多西方大學學習中文的學生一樣。“這太複雜了，太高級了，”他說。現在，他的數據庫裏有幾百首詩歌。
他的朗誦作品都是靠記憶（他很難照本宣科，懷疑自己有“一點閱讀障礙”），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的瀏覽量達到數千萬次。許多評論都說他現在“老了”，但他並不介意，因為他不想“被時間凍結”。其他人則像幾十年前一樣，評論他的中文水平。他說，這些詩歌被認為是“專業水平”的，而不是“新奇”。
“作為一名表演者，在我演繹的作品中，我可以達到母語水平的流利程度，”他說，“但在日常生活中卻不行。”
他缺少什麽呢？聽別人說話時，他經常“在心裏記下有趣的表達方式”，“因為我會想，我可以表達那個想法，但我不會用同樣的方式表達，而那是一種更優雅的方式。
“我會尋找單詞，也許我會使用比母語人士更有限的重複表達模式。”
說話是一個挑戰，但理解又是另一個挑戰。在一個崇尚年齡的文化中，人們現在很少試圖考驗他。但他也接受了不完美。“我現在努力在工作中保持真誠，”他說，“當我不明白某件事時，就告訴人們我不明白。”
他說，“你不也這麽想嗎？”他補充道，“擁有國際經驗的一部分意義在於，你可以學會如何在一個你不一定了解一切的環境中運作？”
對於羅斯韋爾來說，這段經曆是有意為之的國際化。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他帶著中國妻子和兩個孩子搬回加拿大。即使在融合的黃金時代，他每年也隻有大約半年時間前往中國大陸，而不是在那裏生活。
據金融時報稱，中國現在是不是更封閉了？他回答：“當然。”但他“從未想到中國會變成西方民主國家之類的”。和自己的職業生涯一樣，他認為互聯網是變革的驅動力。“互聯網似乎讓我們更需要找到自己的身份，因為世界太開放了，這有點可怕。”
他說，與加拿大相比，中國“有非常強烈的自我認同感”，在比較不同文化時會強調差異。“我認為中國人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感覺，那就是他們從根本上被誤解了，而且永遠不會被理解。” 但有時，他會被告知“除了大山，外國人根本不懂。”
與此同時，他自己的國際主義似乎根植於戰後加拿大的成長經曆。他說他在學校必修的法語課上“完全不及格”，盡管一個小時前，當他描述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服役情況時，他以某種自信說出了“伊普爾”這個詞。在他童年時期，加拿大是一個“移民社會”，在那裏你可以接觸到“各種不同的文化”。
“我有一些來自印度、匈牙利或立陶宛的朋友，他們在家裏和父母講母語，然後他們來到學校，講英語，”他說。“所以我一開始就學中文……我開始認真想，天哪，我也應該學一門不同的語言。”
幾個小時後，至少在南京保利大劇院的觀眾中，新英格蘭的感覺已經不那麽明顯了。外國演員用令人印象深刻的標準普通話說台詞，故事情節和聖經引用仍然相得益彰。
該報道作者稱，“我想知道，這是不是披著外國服裝的中國一瞥？對於在國外並不出名的羅斯韋爾來說，這隻是眾多表演中的一次：這是他漫長而不同尋常的職業生涯的一部分，劇院裏幾乎每個人都很熟悉，所以這似乎並不奇怪。”
“這是我接受外國媒體采訪時遇到的問題之一，”他說，“至少讀者，或者說觀眾，沒有這樣的背景，所以總是新故事，總是新奇故事。”
羅斯韋爾認為，大山一直是一個“特定的實體”——一個存在於中國宇宙中的人物。“它隻存在於那個宇宙中。” 大山說，“即使是這篇文章，也算是宇宙之外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