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掃興的家庭，就能變快樂嗎

《我的姐姐》

“原生家庭”這一說法，自從在中文互聯網上火起來之後，熱度一直居高不下。過去幾年，湧現了很多關於東亞家庭的影視作品，比如《狗十三》，獲得2019年奧斯卡最佳動畫的《包寶寶》，以及這個暑假橫掃票房榜的《抓娃娃》。

在現實生活中，關於掃興父母的討論也不時引發熱議。

世界各國的每一代人都會對上一代的育兒方式進行修正或調整。然而針對父母的革命，在東亞，似乎來得格外猛烈。

這樣的批判，甚至不隻是一種“民間”行為——父母養育方式已經在中國近代史上多次進入了公共領域的主流話語，從五四時期的“家庭革命”到近年來政府推出的《家庭養育師》專業證書，都是具體的例子。

“原生家庭”之殤，是東亞家庭的特色嗎？來自西方的兒童發展研究，關於父母對孩子的養育有怎樣的說法？而這些”舶來品“在中國家庭適用嗎？

講述| 李萱

來源|看理想App節目《童年啟示錄》

01.

什麽樣的原生家庭，才是好家庭？

盡管“原生家庭”並不是心理學研究中會真正使用的術語，它代表的話題卻是兒童發展研究的經典議題。

弗洛伊德很早就把父親和母親的角色融入到了他關於心理發展的設想之中；依戀理論自二十世紀中期橫空出世之後，革命性地重塑了我們關於嬰兒和養育者角色的觀念，讓父母在兒童生活中的角色從“物質提供者”轉變為“情緒價值員”。

而二戰過後的歐美社會，沉浸在戰後重建和反思中，尤其是社會心理學界誕生了許多關於群體關係、領導風格的經典研究。受此啟發，研究兒童發展和家庭關係的學者也開始探索，怎樣將社會心理學的成果遷移到家庭語境中，培育出身心健康的新一代兒童。在這一批學者中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是一生活躍在學術前線的美國著名心理學家戴安娜·鮑姆林德（Diana Baumrind）。

戴安娜·鮑姆林德，1927年生於紐約，在青年時代是一名積極的共產黨員；五十年代中期，她在著名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取得心理學博士學位。在她著手研究父母教養對兒童的影響時，不同流派的心理學家正在爭論不休。

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高歌猛進的行為主義心理學認為，人的行為表現都是獎懲的結果。順著這個邏輯，父母育兒最需要的是嚴刑峻法，關注的是行為表現效果，而孩子的喜好、感受都無關緊要。

《喜宴》

與之同時，兒童對於父母的依戀本能、安全感等概念已經逐漸為大家所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興起的嬉皮士運動，更是高度強調兒童應當擁有完全的自由。順著當時的這個邏輯，理想的育兒方法應當是無為而治，一切都能解決。

當時的心理學研究已經有一些手段去描述和概括父母的育兒行為，但是戴安娜·鮑姆林德希望能更徹底地探索父母的養育和兒童發展之間的關聯。

在一項研究中，她采取了從結果倒推的方法，先在110名3-4歲的兒童中找到了一些發展得比較理想的孩子，ta們在情緒上比較快樂，行為上也比較“負責”；她也找到了一些情緒上看起來不太快樂的，用她的話來說不夠“成熟”的孩子。然後，她再觀察這些孩子和母親相處的方式。

她發現，那些發展得最理想的孩子的家長，對孩子的行為設定了標準，但是同時也非常溫暖、民主，能夠支持自己的孩子。也就是說，最理想的育兒方式並非完全不加管束，而是適當的要求、期待與親密溫暖態度的結合，她把這種類型叫做“權威型”教養風格。

而太多的管束和太少的溫暖，她借用社會心理學和政治學的術語稱之為“威權型”，孩子雖然沒有出格的行為，但情緒不夠愉快；太少的管束和過多的溺愛，被她稱為“放縱型”，會讓孩子產生不良的行為。

戴安娜·鮑姆林德的這個發現，在當時的美國很快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力。基於她的發現，學者們又進一步拓展，提出了基於“溫暖”和“管控”兩個維度的四個父母教養風格模型，增加了既無溫暖、又無期待和管束的“忽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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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娜·鮑姆林德的模型非常簡單明了，易於驗證，並且獲得了非常強力的證據支持。近年，一些綜合了數百個甚至上千個實證研究結果的薈萃分析確認，權威型的父母（也就是既高溫暖、又嚴要求的）ta們的孩子相對其它類型父母的孩子，學習成績較為優秀，行為問題較少，抑鬱、焦慮等情緒也較低（請注意，這裏說的是沒有正式診斷的孩子的一些表現，並不是簡單地說采用某種教養風格的父母，孩子就會患這方麵的心理疾病。當然，孩子自己的情緒體驗，也ta們幸福生活的重要部分）。

直到今天，這一區分四種類型教養風格的模型，依然是兒童心理發展教科書中的必備內容。

之後的兒童發展研究者也紛紛對戴安娜·鮑姆林德的模型提出了各種細化和修正。比如有學者指出，父母對孩子的期待值和要求，有非常不同的表現形式，而這些不同的表現形式對兒童的影響可能並不相同。

在比較早的研究中，學者們會關注父母對孩子行為的直接管控；但在近年的研究中，學者們開始注意到父母隱秘的控製手段，比如在東亞家庭中的許多家長都能絲滑使用的，通過引發孩子一些負罪感來管理孩子行為的方式，又或者采用比較的策略，這被研究者稱為“心理控製”。

近年來的研究發現，“心理控製”對於兒童的負麵影響可能比行為控製更大。

02.

來自西方的父母教養研究，

適用於我們嗎？

不過，戴安娜·鮑姆林德以及很多相關的學者調查出來的既溫暖有支持、又有原則和要求的“理想型父母”，很難想象在中國的家庭中會怎麽落地，而許多中國家庭中的傳統操作，似乎也難以被容納進西方學者創造的模型裏。而我們開頭所說的東亞家庭的困境，更是難以得到解釋和捕捉。

是因為東亞家庭“長得不對”嗎？當然不是——對於父母教養風格的跨文化差異的研究早已指出，各文化表達溫暖和支持的方式千姿百態。

一項對於美國白人家庭和在美華人移民家庭母親的研究表明，這兩個人群都很重視對孩子表達溫暖，但是華人家庭更傾向於將關愛的表達和日常生活的照料結合起來，將保證孩子吃飽穿暖、受到良好教育作為愛的表達，而美國白人家庭更傾向於通過言語表述和溝通去表達。

值得注意的是，這項研究裏的華人移民家庭是比較中產的——所以，這些母親強調日常照料行為的情感，並不是因為ta們困難到隻能依賴這種表達方式，而更有可能是一種文化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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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對於南京城鄉父親的研究裏，也發現了高度類似的結果：現在的許多中國父親，開始重視對孩子表達溫暖、培養感情，但有趣的是，大家舉例的時候，都會講到很多通過日常生活照料表達溫暖的例子——“做好吃的”，例如去給孩子精心選擇新鮮的、安全的、營養的食材，關注孩子的口味然後變著花樣投其所好，包括買一些父母眼裏不太健康但孩子喜歡的小零食等等。

或許，很多時候對於原生家庭的美好想象，反而會讓我們忽視一些文化習俗中可以帶來滋養的部分。

事實上，將“照料”作為父母溫暖表達的形式，並不完全是中國家庭的獨特特色，它存在於很多很多的文化中。照料一直是父母溫暖的重要表達，隻是在很長時間內沒有被兒童發展的學者拎上“台麵”。

與父母的溫暖表達相關的另一個文化特點，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情緒哲學。關於這一點，可能很多人會想到“含蓄”、“中庸”等原則，以及對負麵情緒的壓抑等。這些部分的確有很多理論和證據支持。不過，世界上很多它文化，也很講究對負麵情緒的克製，比如英國文化中的“stiff upper lip”（編者按，stiff upper lip常被用來描述英國人麵對逆境時保持堅定和不動搖的特質）。

中國傳統文化中比較有特色、我們平常也容易忽視的一點，反而是它對於積極情緒的態度。一方麵，“中庸”的原則，讓我們對於積極情緒同樣相當克製，興高采烈手舞足蹈是沒有定力和格調的表現；另一方麵，禍福相倚的辯證觀，總是提醒我們居安思危。

讓人放鬆親近的人際關係，很大程度上要靠積極情緒的同頻共振。然而，很多情況下，在中國家庭中，跟父母分享快樂，可能會導致快樂減半。

03.

令人情感複雜的“管”

很長時間以來，學者——特別是西方的學者——會覺得亞洲的父母都是控製狂人，什麽都要管，不給子女自由等等。的確，中國家庭的家長對於讓子女乖乖聽話這點，有相當的執念。

我們剛才引用過的針對美國白人家庭以及在美華人移民家庭的研究發現，在美國的華人移民中產家庭對於美國式的育兒理念持相對開放的態度，也吸收了不少對孩子進行鼓勵的具體做法。但是，也會有一些家長表示，對孩子表達溫暖的目的之一是，跟孩子感情培養得好，孩子就更加容易聽話，底層邏輯，還是要對孩子進行有效的管理。

甚至，與一些其它的非西方的發展中大國如墨西哥、印度的父母相比，華人父母也不太傾向於給孩子“放權”，支持孩子的自主性。

但與此同時，學者們也指出，華人家庭裏的“管”，未必完全等同於西方家庭裏那種“我就是要壓你一頭”的純粹控製。正如可能每個中國小孩小時候都被父母說過的——“你要不是我的小孩，我才不會管你”，中國父母的“管”，是帶著一些溫情意味和動機的，常常作為父母育兒投入的一種表達，表示的是“我在意”“我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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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中文語境中，如果我們說一個家長不管小孩，並不是要肯定這個人給予孩子很多的自由，而是批評這個人沒有實在的育兒投入。

這種“管”的哲學，也建立在父母和子女相對有所重疊的自我概念和相對模糊的個人邊界之上，假設父母的人生價值部分地包含了子女的表現，而子女的心智、意願也必然跟父母相同，那麽，父母“管”的意願不僅正當，而且很可能會帶來好的結果。

這種對於“管”的複雜理解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於影響到兒童對父母行為的解讀。

在戴安娜·鮑姆林德的研究中，根據西方定義下較為“高管控、低溫暖”的“威權型”教養風格，在西方家庭中對兒童發展有著不良影響。

跨文化的比較研究卻發現，這樣的不良影響程度要看孩子的解讀方式，如果孩子能有效地感受到父母特定行為背後的動機，那麽負麵的影響會減輕。跨文化比較的研究顯示，在非西方文化的社會中，“威權型”教養風格，對孩子的負麵影響沒有在西方家庭中那樣大。

不過，跨文化的研究同樣表明，不管對於哪個文化下成長的兒童，父母的溫暖和支持都對孩子的健康發展有益，而過分的嚴厲管束對兒童有負麵影響。文化可以起到一定的調節作用，但是整體大方向還是比較一致的。

對於這些既有共性又有差異的發現，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不管是兒童還是成人，都有與ta人聯結的需求，以及自主選擇的需求。

不同世代的兒童、子女，因為所處大環境的變化，已經有相當不同的自我概念。當一些世代的父母輩還認為子女的人生依舊與自己的人生一樣，新一代的子女更可能已經在自覺或者不自覺地“課題分離”了。

關於父母怎樣的行為算是溫暖表達、怎樣的行為算是管控，背後又有哪些含義，不同的文化係統可以提供不同的敘事，而對於敘述的理解權和選擇權，終究還得在孩子們自己的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