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麻省理工學院的達龍·阿西莫格魯和西蒙·約翰遜以及芝加哥大學的詹姆斯·羅賓遜。瑞典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獎委員會在頒獎詞中稱，給這三位教授頒發此獎是表彰他們對“製度如何形成及其對繁榮影響的研究”。
雖然這一屆諾貝爾獎的多個獎項爆冷，如物理學獎頒給人工智能，文學獎頒給韓國作家韓江，但這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是不會惹出這類爭議的，因為這三位教授，尤其是達龍·阿西莫格魯教授，早就是眾望所歸的諾獎候選人。
事實上，在三位教授最為經濟學者熟知的也就是阿西莫格魯教授，中文學界還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大龍”。
在經濟學的頂級期刊中，學術界有一個“Top5”名單，如果哪位學者能夠在這五本期刊上發表一篇論文，都足夠他榮耀幾年的，而我們的這位“大龍”教授，迄今已經在上麵發了76篇文章。
阿西莫格魯教授不僅高產，而且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諾獎委員會提到的貢獻隻是其研究的一個領域，此外，他還廣泛涉及人工智能、生產網絡等領域，甚至在黑手黨起源問題研究上，他都有頂級刊物的論文。
我們這裏且不去談他在其他領域的工作，隻是集中於他們三人在“製度”研究上的貢獻。此外，隻要是“大龍”涉足的領域，他都有突出貢獻，甚至我的一位同事在得知他獲獎之後問道：“阿西莫格魯會不會拿第二個諾貝爾經濟學獎？”
圖為詹姆斯·羅賓遜
證明的難點：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事實上，諾貝爾經濟學獎所頒發的對象，並不是以其著作多寡而論，而是講究有無“一劍封喉”的創新性作品。
比如新製度經濟學和法律經濟學的創始人羅納德·科斯教授一生為人所熟悉的隻有兩篇論文，也能獨享1990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事實上，2024年的這三位新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同樣有這樣一篇“一劍封喉”之作，那就是他們三人在2001年底共同署名發表在經濟學頂刊《美國經濟評論》上的一篇題為“比較發展的殖民起源：一種經驗研究”的文章。
20世紀經過科斯、威廉姆森以及諾斯（這三位也都因為他們這方麵的貢獻拿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等新製度經濟學派的研究，經濟學家開始認識到，製度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非常重要，但問題在於：他們無法從實證的角度用數據證明這一點。
這就為學術界提出了一個難題，在當時，許多人認為，要攻克這個難題難如登天。因為不僅製度本身非常複雜，不好度量，而且經濟進步與製度演化之間也存在著雙向的因果關係，也就是說，我們很難斷定是經濟進步造成了製度發展，還是製度發展帶來了經濟進步。
比如，道格拉斯·諾斯教授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盛讚產權製度對西歐社會的經濟崛起所起到的根本性作用。但美國著名經濟史學者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撰寫了多部著作批評諾斯的這一觀點，因為在她看來，產權製度得以在西歐獲得發展很可能是西歐經濟起飛的結果而不是原因。經濟史的學者如果拿西歐社會與其他社會相比較，總是可以挑出一個其他社會所沒有的特征，並把它作為西歐社會在近代興起的原因。
但2024年的這三位新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卻巧妙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們從歐洲殖民國家的製度差異入手，巧妙地引入殖民者的死亡率作為工具變量，為我們估計出了製度對經濟增長的因果性影響。
嚴密的實證研究：製度的確是經濟的“因”
他們的理論有三個基本前提：第一，不同類型的殖民政策會創設出不同的製度體係。一個極端情況是，歐洲殖民者建立的是一套榨取型經濟製度，目的隻為盡可能地榨取殖民地國家的各項資源。其代表就是比利時對非洲剛果王國的所施行的殖民統治政策。這些製度既不對該地區的私有財產提供多少保護，也不對政府的剝削行為做些政策上的平衡和校正。榨取型的殖民策略，目的就是盡可能多地把殖民地資源轉移到母國。
更多的歐洲國家選擇向殖民地移民，並在當地定居，在殖民地複製母國的經濟製度，創造出一個翻版的“新歐洲”。這些定居到殖民地的殖民者非常強調私有產權的保護，對政府的權力大多進行限製，這樣的例子有很多，例如：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和美國等。
第二，一個地區是否適合歐洲殖民者生活，會極大地影響殖民者對該地區采取的是榨取型的殖民策略，還是移植性的殖民策略。如果殖民地非常不適於白人殖民者生存，原因可能有很多，或者是疾疫橫行，不利於白人生存，或者是當地土著反抗激烈，極端仇視殖民者，都可能導致歐洲殖民者在這些地區生存艱難，死亡率大大提高。而在歐洲殖民者越不適宜生存的地區，他們定居下來的欲望越低，移植本國製度的積極性就不會太高，更有可能建立榨取型的經濟製度。
第三，殖民地的經濟製度和國家治理模式在獨立之後仍然得到了延續。從曆史資料上看，這三個前提都站得住腳。
有了這三個前提，三位作者就把第一代白人殖民者在殖民時期的死亡率作為這些國家當前製度的工具變量，這樣就可以估計製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了。這個方法的好處在於，第一，它把製度中的其他那些影響經濟增長的混雜因子都給剔除了出去，第二，它還把製度影響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又影響製度的雙向因果中後一條路徑給斬斷了，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更為精確地估計出製度對經濟增長的因果性影響了。
好，現在，我們來捋一捋這個邏輯線條：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死亡率會影響到他們是否願意在當地定居下來，而定居還是不定居，會影響殖民者對殖民地采取榨取型經濟製度還是移植對本地經濟發展更有利的母國的好經濟製度，這種經濟製度的選擇又會影響到殖民地國家獨立後經濟製度的形成與延續，最後，這些國家的經濟製度會影響它們的經濟表現。
20多年前，我剛剛開始在浙江大學攻讀經濟學碩士，這篇文章剛剛問世時，我就拜讀過此文，當時的學術界對此文評價很高，大家紛紛驚為天人！
因為製度與經濟增長的因果性關係，一直以來都是學術界的難題，這次能夠以如此巧妙的研究設計而從曆史數據中給出相對嚴謹的驗證，確實讓人有驚豔之感！
包容性經濟製度才能長遠，而非一直榨取
三位作者還估計出了製度對人均收入水平存在極大的正向影響。而且，他們還發現，這種因果關係並不是由一些表現特別好的國家所造成，在控製了維度、氣候條件、流行疾病、宗教、自然資源、土壤質量、語言多樣性程度以及種族構成等因素之後，依然顯著。幾位作者還特別強調，這個結論並不表明今天的製度是由之前的殖民政策決定，從而不會發生變遷，他們隻是強調，殖民文化是影響製度的諸多因素之一。
但是，這個研究雖然肯定了製度對經濟增長的因果性作用，但關於製度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問題仍然懸而未決。這是因為，他們基本上把製度視為一個“黑匣子”，隻是告訴我們，這個“黑匣子”對於人均收入水平有因果性的影響，但至於這個“黑匣子”裏麵到底是些什麽樣的內容，他們所給出的建議是：建立包容性的經濟製度，而不是榨取式的經濟製度。
所謂包容性的經濟製度，就是給人以自由，容許他們從事最適合於個人才能的職業，同時，也給予除了勞動力以外的其他生產性資源以自由，容許它們被用於最能產生經濟效益的用途上，而不對這些生存性資源的所有者進行區別對待。而榨取式的經濟製度則反過來了。
關於這兩個製度有一個現成的例子，就是南韓和北韓。
雖然這個理論在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合著的那本暢銷書《國家為什麽失敗》中被更加細化地加以闡述，但我卻覺得，對於製度在經濟發展上的作用以及製度的深層原因，三位學者仍然取得高於上個世紀新製度經濟學取得的成就。
從古至今，所有的國家都是由當時時代的“精英”所統治，不同僅僅是哪些“精英”而已。但統治精英們經常麵臨著一個問題，那就是各項經濟和政治權利要不要與那些在各個行業和地方湧現出來的“人才”分享。
如果長期不與那些“人才”分享，一方麵統治階層會越來越腐朽，另一方麵地方也會不斷出現統治基礎上的危機。所以，從這個角度看，三位新科經濟學諾獎得主提出的包容性製度概念並不是一個新思想。或許，真正的問題在於，一個不那麽具有包容性的製度係統，該如何才能過渡到具有包容性的製度係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