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中國模式”為什麽會失敗

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三位來自美國大學的經濟學家，以表彰他們在關於製度如何形成並影響經濟繁榮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三人分別是麻省理工教授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教授Simon Johnson、芝加哥大學James A. Robinson。

三位美國教授的相關背景

據諾貝爾獎官網介紹，Daron Acemoglu，1967年出生於土耳其伊斯坦布爾，1992年獲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博士學位，目前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他研究領域包括宏觀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等。

Simon Johnson，1963年出生於英國謝菲爾德，1989年獲美國劍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現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他曾在2007年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

James A. Robinson，美國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大學教授，1960年出生，1993 年在美國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資料顯示，Simon Johnson與Daron Acemoglu曾共同撰寫《權力與進步：我們為技術與繁榮而進行的千年鬥爭》，Daron Acemoglu與James A. Robinson曾合著《狹窄的走廊：國家、社會和自由的命運》、《國家為何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窮的根源》。

製度在國家經濟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此次獲獎前，三位學者已經長期密切合作多年。2023年，達龍·阿西莫格魯與西蒙·約翰遜合作出版了《力量與進步：我們為技術與繁榮而進行的千年鬥爭》，這本書探討了重大技術變革的曆史，以及背後的經濟學，也討論了關於人工智能的話題。十多年前的2012年，達龍·阿西莫格魯與詹姆斯·A·羅賓遜合著了《國家為何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窮的根源》，這本書後來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的著作，探討了不平等的根源，以及為何一些國家變得富裕和成功。此外二人還合作出版過《獨裁與民主的經濟起源》《狹窄的走廊：國家、社會與自由的命運》兩部著作。

長期以來，地理被認為是影響國家財富的重要因素。例如，氣候溫和的地區被認為更有利於農業生產和發展。然而，三位經濟學家則認為，地理因素並不是決定國家貧富的唯一原因。雖然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確實對經濟發展有影響，但它們並不能完全解釋國家之間的巨大收入差異。

三位經濟學家認為，製度在國家經濟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製度包括政治製度、經濟製度和社會製度。良好的製度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和繁榮，而不良的製度則會導致經濟停滯和貧困。

具體來說，“包容性製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如民主、法治和財產權保護）有助於長期經濟增長，而掠奪性製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如專製、腐敗和資源掠奪）則會阻礙經濟發展。

在此基礎上，“貧富的逆轉”這個概念，成為理解他們理論的關鍵。

財富的逆轉，是指那些在全球殖民化前，相對富裕的地區，現在反而變得更加貧困。反而一些在殖民化前相對貧困的地區，現在反而變得更加富裕。他們三人的分析認為，這一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殖民者引入的製度差異造成的。

例如，墨西哥在阿茲特克帝國時期是一個相對富裕的地區，但經過殖民後的掠奪性製度，現在成為一個相對貧困的國家。相反，美國在殖民前是一個相對貧困的地區，但由於引入了包容性製度，現在成為一個高度發達的國家。

三位經濟學家通過研究殖民曆史，展示了殖民者在不同地區引入的製度對現代世界收入分配的影響。在一些地區，殖民者建立了包容性製度，促進了長期的經濟增長；而在另一些地區，殖民者建立了掠奪性製度，導致了長期的貧困。

為什麽會如此？三位經濟學家認為，是因為在原本最貧窮和人口稀少的地方，歐洲殖民者引入或保留了促進長期繁榮的製度。而在最富裕和人口密集的殖民地，因為足夠富裕，製度反而卻更加掠奪性，對當地人口的繁榮促進作用較小。

這種製度差異是現代世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

兩位作者曾對中國的“榨取性製度”表示悲觀

中國的製度很難說符合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設想的“包容性製度”，沒準更接近“榨取性製度”，政治上無競爭少參與、經濟上政府與民爭利國進民退等。但矛盾的是，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卻是世界領先的。那麽中國是一個例外嗎？這對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論述構成了挑戰嗎？

人們期待的當然是中國的平穩轉型，而不是革命。但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沒有談及這個選項，在他們眼裏，中國的經濟增長注定無法持續，概因不革命就無法帶來一個更具包容性的製度。

對於任何一個關心中國的人來說，“如何能不革命又完成製度轉型”或許才是重要的問題。我們當然也不能幼稚地期待唯一確定的答案，每一個人都將展開自己的思考，這才是重點。

“中國模式”無新意，十年前就遭到了反駁

根據《國家為何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窮的根源》的闡釋，中共在中國大陸的七十多年統治中，絕大多數時間都處於最壞的組合狀態：攫取性政治製度+攫取性經濟製度。但是，很多人截取1978年以後的三十餘年的曆史片段，希望以此重新定義中共統治。對此，這本書裏也有過討論。它被認為屬於另外一種組合，即攫取性政治製度+包容性經濟製度。

十年前，《國家為什麽會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窮的根源》曾在中國擁有大量讀者。這本書認為，政治領域和政治領域均存在包容性製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攫取性製度 （extractive institutions）。最佳組合是包容性政治製度+包容性經濟製度；最差組合當然是它的反麵：攫取性政治製度+攫取性經濟製度。

今天的中國政治黑暗，經濟困頓，主流思想界仍然更樂意歸咎於習近平背叛了鄧小平，而不是中共專製製度的必然結果。

然而，阿西莫格魯與羅賓遜說，他們就是要證明，開羅解放廣場上的抗議者的看法才是正確的，也就是說要發展經濟必須進行政治革命。——在中國大陸出版的譯本中，這部分和其他相關論述都被刪掉了。

……

為什麽”攫取性政治製度+包容性經濟製度”不可持續呢？作者指出，包容性製度將為所有人帶來長期利益，但攫取性製度隻會為當權者帶來短期利益。隻要政治製度保證他們繼續掌權，就沒有人會相信他們未來經濟改革的承諾。

對於“中國模式”的“理論創新”，本質上就是對“攫取性政治製度+包容性經濟製度”的一種美化包裝？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金刻羽的新書《新中國策略：超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The New China Playbook: Beyon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去年出版之時，正值中國經濟不僅誰也超越不了，而且增長停滯，房地產坍塌，股市低迷，資本外逃，哀鴻遍野。但是這並不影響她到處推銷她的”創見”。

她說，中國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政治集權模式，同時伴隨一種很強的經濟分權形式。沒錯，她所謂的創新理論，就是阿西莫格魯與羅賓遜列出的組合之一：攫取性政治製度+包容性經濟製度。

中共宣傳機器會攻擊本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嗎？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十年前已經提早開始了。

2014年，《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文章《《國家為什麽會失敗》的失敗》（作者楊虎濤），對該書觀點提出批評。今天，也許可以寫一篇《《《國家為什麽會失敗》的失敗》的失敗》。

該文得出結論說：《國家為什麽會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窮的根源》一書隻是製度決定論的一個極致的、荒謬的翻版。國富國窮並非某一單一因素的結果，而是在曆史特定性條件下多種因素組合的結果。當年，作者顯然還沒有今天金刻羽教授的”製度自信”，竟然沒有直接說中共專製是最好的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