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代出現“中美國（Chimerica）”一詞，但即使在那時，美中關係也已經出現陰影。在政治上，中國對亞太地區區域霸權的謀求越來越明顯，美國國際戰略界有人懷疑中國能否“和平”崛起。經濟上，則因美國製造業大規模轉移至中國，美國工業地帶出現大規模失業現象，對華貿易逆差越來越大。但兩者在美國引起的反應完全不同，前者是熱點，後者除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引發的人民幣匯率成為國會熱點議題之外，鐵鏽地帶的問題幾乎無人關注。評論 | 何清漣：#美中關係：陰影起於美國製造業衰落 ——美中關係近30年變化分析之二 https://t.co/jRxa2sBEaA
— 自由亞洲電台 (@RFA_Chinese) October 17, 2024
美國智庫：G2重在規範中國 不是Chimerica提倡的共享全球治權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弗雷德·伯格斯騰首次提出構建中美經濟關係的G2模式（又譯為“兩國集團”），伯格斯滕首次提出是在2005年，2007中美國概念問世，外部評論者多以為中美國（Chimerica）不過是美國G2模式的另外一種說法。為了以示區別，伯格斯滕於2009年列出他提出G2的理由：1、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前為期四年的蓬勃發展期，中美兩國的經濟增長相加幾乎占了全球的一半；2、中美兩國是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3、它們是最大的兩個貿易國；4、它們是全球最大的兩個排汙國；5、它們在全球貿易和金融失衡的兩端；6、美國是世界最大的赤字和債務國、中國是世界最大的順差國家和美元儲備最多的國家；7、它們代表全球兩大集團：美國代表高收入的發達國家，中國代表新興市場及發展中國家，目前兩者占全球產量的一半。
伯格斯騰要強調的是，他與Chimerica概念有本質區別，他設想的G2並非與中國分享共同治理世界的權力與尊榮。在伯格斯騰看來，中國是一個逃避經濟責任的超級經濟強國，有必要通過G2這樣的雙邊機製，規範中國的經濟行為。奧巴馬政府上任後以此術語作為美國對華外交的中軸，外交政策專家開始對此進行更廣泛的研究和認同。
圍繞美國製造業衰落的爭論曾達高潮
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之後，紮卡裏·卡拉貝爾（Zachary Karabell，River Twice Research總裁）寫了一本《美國與中國如何合二為一》(Chimerica: How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Became One的作者)，他的主要觀點羅列於《美國與金融新世界》（WSJ，10/09/2008）一文。該文列舉了美國製造業一些關鍵數據，1970年代以前，美國製造業的產量占到了全球總產量的一半，創造了全美1/3的就業機會。到了1970年代中後期，德國和日本開始成為製造業巨頭，台灣、新加坡、韓國、香港等四小龍經濟起飛，製造業的全球化不斷發展。降及1990年代，美國仍然在全球的製成品市場占據可觀的份額，但卻絕非獨占鼇頭，即使如此，
2018年美國製造業的從業人員仍然有1,300萬，約占美國勞動力的10%。
卡拉貝爾特別提到，2001年12月中國入世加快了這一過程，在2003年-2007年這五年裏，數萬億美元的財富從美國和歐洲轉移到亞洲、中東和俄羅斯，為美歐換回了石油、原材料和廉價的製成品。向產品生產國──尤其是中國──的財富轉移為美國消費者提供了那些否則將難以負擔的商品，但對美國勞動力市場造成了不良的影響。實際上，由於美國的高企業稅和歐洲（低）及亞洲（在一些地方根本不征收）企業稅率的差別，即使是在美國上市的跨國公司也把利潤置於美國之外，從而避免繳納高額的稅款。
這篇文章顯示了作者的矛盾：既擔心美國製造業的衰落，又認為“中美國”是不可避免的前景，在當時的美國很有代表性。
製造業崗位劇減是事實，據美國勞工統計局2012年的數據顯示，從2000年以來，美國一共減少了570萬個製造業崗位，占全部製造業崗位的比率為33％。減少崗位所占比例甚至比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還要高。這段時期，美國的媒體還未徹底政黨化，對不同意見容忍度比較高，涉及美國這些大事件的問題能在主流媒體上討論，《紐約時報》就發表了與《華爾街日報》觀點完全不同的文章，比如《不要盲目相信美國製造業的春天》，指出認為美國製造業可以複蘇的文章不切實際，發展中國家比如中國的成本優勢是美國所沒有的，美國不可能在競爭中贏過
中國
。美國不應指望著靠製造業來挽救美國經濟，但可以發展服務業比如醫療教育產業、高端製造業的研發等等。
如果說這場爭論忽視了什麽，那就是不敢挑明中美在製造業上的競爭，中國勞動力成本低廉是優勢。在美國，討論這問題有政治正確的顧忌，中國從2001年成為世界工廠開始，就一直麵臨外國NGO（工會組織背景）的驗廠審查，“血汗工廠”的惡名一直如影隨形，美國論者沒有人願意犯這種政治忌諱，指出這是中國競爭優勢。就在這種爭論中，美國製造業外移導致失業與鐵鏽地帶的形成成為現實，並在後來成為影響美國大選的重要因素。
人民幣匯率曾主導國會中國政策主題
製造業危機的討論最後必然延伸至中美貿易。這段時期美中之間最大的爭議是人民幣匯率，這事起因乃是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2012年發布的一個報告，作者是該所貿易與製造業政策研究主管羅伯特·E·斯科特（Robert E. Scott. ）
2012年報告稱，美國與中國龐大的貿易逆差在2001至2011年間使超過270萬個美國就業崗位被替換或遭淘汰，而流失崗位中，其中超過210萬個（76.9%）是製造業崗位。該報告認為，中國政府幹預匯市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壓於低位，是導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主因。斯科特在接受路透社采訪時表示，盡管近幾年人民幣升值，但他認為人民幣兌美元至少仍被低估33%。
這個報告對國會議員的影響很大，從此以後，美國對華交涉的最重大事項，就是人民幣匯率，直到特朗普2017年擔任總統之後，人民幣匯率在國會對華議題中變得不那麽重要。十年之後，斯科特在與其他兩位作者合作的文章《應對全球化的政策失誤導致製造業就業崗位大幅減少》中，認為過去二十年，中美不公平貿易、失敗的貿易和投資協議，以及最重要的貨幣操縱（指中國）和美元係統性高估，推動了美國經濟的全球化，導致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美國進口量超過出口量——導致美國製造業崗位減少 500 多萬個，工廠倒閉近 7 萬家，其中，工作崗位流失最嚴重的領域包括電腦和電子產品、服裝、紡織、金屬製品、家具和固定裝置、塑料和橡膠以及汽車和汽車配件製造等。結果導致美國那些非大學教育工人失去了高薪和福利優厚的工作，其中黑人、棕色人種和其他有色人種工人受到的損害更嚴重但被忽視。毫無疑問，最後這句結論又是美國特色的政治正確問題，有畫蛇添足之嫌。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BC）批評該報告隻是一家之言，因其未能將生產率的提高納入考量；在中國製造產品，可以讓美國製造業者用更少的人力生產更多產品。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副總裁Erin Ennis在聲明中稱：“美國仍是全球領先的製造業國家，實際上, 我們比原先生產的更多，比其他任何國家都生產得更多。”他還指稱美國整體經濟因與中國等國家的貿易而受益匪淺。
2007-2013年，是美國經濟界與智庫關注美國製造業最認真的時期，此後的中國議題範圍越來越廣。整個情況可概述如下：美國自奧巴馬時代起，美國曆屆政府都把製造業回歸本土作為其經濟政策的關鍵部分。奧巴馬政府推行的“再工業化”計劃，特朗普政府的“製造業回歸美國”計劃，以及拜登政府的“製造業複興政策”，雖然在策略和措施上各有側重，但其根本目標一致，成效不顯——這與美國自2016年開始，陷入國內政爭無法自拔、左派政治越來越極端化有關。中國則自中美貿易戰開始，“千人計劃”與“中國製造2025”都不再公開論及，但以“脫虛向實”為主軸的經濟結構重構卻緊鑼密鼓進行，世界將眼光放在中國的房地產危機上，不斷敦促中國救房市，但中國扶持製造業的努力初見成效，“新三樣”成為出口王牌，尤其是電動車的出口，在歐美都引發劇烈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