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日本看上去就是一個不可阻擋的經濟超級大國。它的公司正在超越競爭對手，大手筆買下洛克菲勒中心這樣的美國地標。但在國內，政府已經發現了一場若隱若現、緩緩靠近的危機：生育率已降至創紀錄的低點。政策製定者稱其為“1.57衝擊”，這個數字指的是女性在育齡期預計生育的平均子女數量。
他們警告說，如果出生率繼續下降，後果將是災難性的。稅收會增加，或者社會保障資金會縮水。日本兒童缺乏足夠的同伴互動。隨著年輕勞動力的減少，社會將失去活力。是時候采取行動了。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日本推出了旨在刺激人們生育更多孩子的政策和公告。政府要求雇主提供長達一年的育兒假，提供更多得到補貼的日托，鼓勵男性做家務和休陪產假，並呼籲企業縮短工作時間。1992年，政府開始向生一個孩子的家庭直接發放現金補貼（更早的時候是從生第三個孩子開始發放），後來又開始向所有孩子發放雙月補貼。
這些都沒有奏效。去年，日本的生育率為1.2。在東京，這個比率現在還不到1。日本去年的新生兒數量降至1899年政府開始統計以來的最低水平。
現在，其他發達國家正變得越來越像日本。根據聯合國人口基金會2019年發布的一份報告，世界上有一半人口生活在生育率低於“更替率”（每名女性生育2.1個孩子）的國家。
麵對氣候變化、核災難風險增加以及人工智能取代就業的前景，各國為什麽要關心人口減少？在全球範圍內，人口並不短缺。但極低的出生率可能會給個別國家帶來問題。
聯合國報告的作者之一、維也納人口研究所副所長托馬什·索博特卡做了一個粗略的計算來說明這一點：韓國的出生率是世界上最低的，每名女性生育0.72個孩子，1970年出生的嬰兒是100萬多一點。去年，這一數字為23萬。顯然，如果說2023年出生的每個人在他們的黃金工作年齡要養活四個退休人員，這顯然太過簡單化了。但索博特卡說，在沒有大規模移民的情況下，這個問題“對韓國社會來說將會極其難以組織和處理”。
從意大利到美國，都出現了類似的擔憂：老年人口的數量超過了勞動年齡人口；城鎮人去樓空；重要職位空缺；商業創新步履蹣跚。移民可能是一種直接的解藥，但在許多出生率下降的國家，接受大量移民在政治上產生了負麵作用。
在歐洲、東亞和北美，許多政府都像日本一樣推出了帶薪育兒假、兒童保育補貼和直接現金轉移等措施。根據聯合國的數據，有意增加出生率的國家從1986年的19個增加到2015年的55個。
這個話題已經出現在美國總統競選中，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JD·萬斯譴責美國的低出生率，並為自己過去有關“沒有孩子的愛貓女士”管理國家的言論辯護。萬斯建議，提高兒童稅收抵免，並表示他會考慮像匈牙利那樣的政策，即對有多個孩子的女性征收較低的稅率。民主黨方麵，賀錦麗提議為有嬰兒的家庭提供6000美元的稅收抵免。雖然賀錦麗沒有把這說成是促進生育的政策，但它與其他國家的做法不謀而合。
支持者有時會說，如果提供帶薪家庭假或免費日托，出生率就會神奇地飆升。但在大約30年的時間裏，日本一直是這些舉措的實驗室——研究表明，即使慷慨的政策也隻能帶來輕微的增長。
經過多年的政治作秀和越來越多的政府倡議計劃，現代家庭似乎不想擴大規模。“這些政策需要非常非常具有強製性，才能促使人們改變自己的偏好，”索博特卡說。“或者生下他們不想要或不打算要的孩子。”那麽，什麽樣的措施可能會促使人們生育更多的孩子呢？如果什麽都不起作用，又是為什麽呢？
嬰兒大蕭條
有大量證據表明，政府的確可以改變生育率，但通常隻有一個方向：下降。
在東亞，許多現在生育率極低的國家，曾經采取措施將生育率壓低。三十多年來，中國一直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鼓勵廣泛使用避孕措施，並實行墮胎非罪化，以減少人口。同樣，在韓國，政府在20世紀70年代初將墮胎合法化，並且不鼓勵家庭生育兩個以上的孩子。
研究韓國出生率的弗吉尼亞聯邦大學經濟學副教授餘明哲（音）說，他的母親告訴他，“如果你帶著兩個以上的孩子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社會上被認為是可恥的。”
在歐洲和美國，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以及宗教——尤其是天主教——的影響減弱，生育率下降了。年輕人離開成長的社區，追求事業，並建立起使得推遲結婚正常化的網絡，隨著他們開始晚育，他們生下子女的數量也減少了。
較低的出生率意味著進步：嬰兒死亡率的下降減少了生育許多孩子的需要。隨著經濟從農業或以家族企業為主、需要後代經營的企業轉型，人們開始關注休閑和其他願望。如今，女性可以在撫養孩子之外追求職業目標和個人成就。這一切的基礎是節育措施的興起，這意味著女性可以決定是否懷孕以及何時懷孕。
而生育多個孩子的障礙也在增加。住房成本不斷膨脹，打工經濟讓年輕人擔心自己和潛在後代的財務安全。教育孩子並讓他們為競爭更激烈、更不公平的就業市場做好準備的成本不斷增加。教堂或正式婚介服務等曾經幫助人們找到未來伴侶的機構已經衰落。
隨著家庭子女數量的減少，父母會在現有子女身上投入更多。中國、日本和韓國的父母爭相讓自己的孩子進入最好的學校，並在孩子很小的時候就花錢請他們接受嚴格的輔導。其中一些做法在美國也很常見。今年8月，衛生局局長維韋克·穆爾蒂發布了一份建議，呼籲人們關注美國父母日益加劇的壓力和心理健康問題。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陳寶林（音）表示，子女不再以勞動提供直接的經濟價值，也不再像前幾代人那樣，幾乎可以保證子女會照顧年邁的父母。她說：“我們現在的處境是，生孩子真的是純粹的快樂，是一種偏好，你必須在休閑和職業發展方麵付出代價和做出一些犧牲。”
更好的爸爸，更多的孩子？
盡管家庭和工作生活發生了變化，但事實證明，關於誰應該照顧孩子——當然是女性了——的傳統觀念成為了政策方略的阻力。“各種文化期望是為了適應一種已不再存在的生活方式而設計的，”倫敦政經學院的經濟學家馬蒂亞斯·多普克說。“這就是富裕國家生育率極低的根本原因。”
在日本，許多女性早年是不出來工作的，源自那個時代的嚴苛的工作文化使得人們難以兼顧事業和家庭。盡管有所變化，員工仍然需要長時間工作，晚上應酬同事或客戶，並經常出差。與西方國家相比，日本的母親，即使是那些有工作的母親，也承擔了大部分的育兒工作和家務活。
東京專修大學的社會學家和性別學者根本宮美子采訪了28名擔任高管或管理職位的日本女性。其中許多人都沒要孩子，而那些有孩子的要麽完全指望父母幫忙，要麽每月的托兒費高達2000美元。“幾乎所有這些女性都說，她們的丈夫沒有幫助她們，”她說道。
在世界的另一端，一些政府已經在嚐試解決這種不平等問題。北歐國家頒布政策，將一些負擔轉移到男性身上，希望他們能夠支撐更大的家庭。
1995年，瑞典引入了後來被稱為“父親月”的製度，這是為期一個月的育兒假，給孩子出生後還沒有休假的配偶（通常是父親）。如果配偶沒有使用這個假，就會被取消。在接下來的幾年裏，隨著這種“要麽休假，要麽取消”的假期經過兩次延長，越來越多的父親開始休陪產假。斯德哥爾摩大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研究員伊爾瓦·莫伯格說：“這改變了人們對好父親的文化期望。”
然而，瑞典的生育率並沒有增長。經濟學家表示，考慮到瑞典的生育率高於東亞國家，目前還不清楚這是否意味著該政策已經失敗。“經濟學家麵臨的問題是，即使生育率沒有上升，也可能避免了進一步下降，”倫敦瑪麗女王大學經濟學副教授安娜·勞特說。
一些保守派和宗教學者建議，政府應該激勵女性辭職照顧孩子，而不是鼓勵父親承擔更多責任。但即使是在芬蘭和匈牙利這樣的國家，提供慷慨福利，例如允許父母在孩子出生後最高可休兩到三年的產假，生育率也沒有顯著提高。
是婚姻，還是某種更基本的東西
如果父母之間更多的性別平等、退稅和現金補貼都無法創造更大的家庭，那麽絕望的政府還能做些什麽呢？
在日本，政策製定者正在嚐試一種新策略：鼓勵結婚。去年，日本隻有不到50萬對情侶結婚，這是自1933年以來的最低數字，盡管民調顯示，大多數單身男女都願意結婚。一個障礙是，許多年輕人與父母同住——根據2016年的數據（可獲得該數據的最新年份），在20歲至39歲的群體中，有近40%的人與父母住在一起。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家庭研究所支持生育倡議主任萊曼·斯通說：“和母親住在一起，可不是什麽尋找終生伴侶的理想浪漫環境。”
日本的政界人士也談到了提高工資的重要性，一些經濟學家表示，政府應該支持可能促成交往的企業社會活動。LGBTQ的倡導者認為，日本應該將同性婚姻合法化，並幫助這類伴侶生育。
東京政府最近推出了自己的約會應用程序，但尚未公布注冊數據。在社交媒體上，這一舉措引起了埃隆·馬斯克的注意，本地民眾卻沒什麽興趣。
很難想象，與日本過去三十年的舉措相比，這一支持結婚的舉措能更有效地提高出生率。歸根結底，政府能做的似乎也就這麽多了。
在中國，專製政府為鼓勵生育而采取的幹預措施已經引起了反彈。在民主國家，稍有強製意味的政策也可能招致激烈的反對。事實上，像是否要孩子這樣重大的決定，很少僅僅取決於經濟因素或誰來換尿布。
傳統的政府政策可能無法影響這些選擇。對於富裕國家的大多數人來說，生育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涉及我們的價值觀、我們希望成為哪種社區的一部分、我們如何看待未來。有時，這也與運氣有關。索博特卡指出，“政策不可能在正確的時間為你找到你夢想中的完美伴侶。”
這並不是說為刺激高出生率——或者至少部分出於這個原因——而實施的一些政策，是沒有意義的。提供高質量、得到補貼的托兒服務，鼓勵父親參與孩子的生活，並重塑工作場所，讓員工與家人互動，這些都有助於改善那些為人父母者的生活。
在東京，有孩子的朋友都對這裏物美價廉的托兒所讚不絕口，在這裏，從嬰幼兒到五歲大的孩子都能吃到營養午餐，保育員每天都會發送照片和個性化的最新信息。與上世紀80年代末我在報社做實習生時相比，我注意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父親在周末帶著孩子乘地鐵和去遊樂場玩。
然而，人們還是難免有這樣的感覺：老年人的數量遠遠超過嬰兒。而我所看到的比父母帶著幼兒更為常見的情景是：成年人牽著穿毛衣和毛線鞋的狗，用背帶把狗狗掛在胸前，或者用嬰兒車推著它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