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發催淚彈之後：三個香港人的“後傘運人生”

10年過去，雨傘運動已成曆史；《國安法》及《基本法》23條立法後，香港再沒有大型示威集會。DW訪問3名參與運動的香港人，當年他們有人是大學生，有人剛踏入社會，也有新聞工作者，他們怎樣看香港的未來？

2014年9月28日，香港爆發雨傘運動，曆時共79日。香港人占領金鍾、中環、銅鑼灣及旺角等地區，爭取香港特首選舉落實“真普選”。是日傍晚5時58分，警方向民主運動投發香港主權移交以來的第一發催淚彈。

Kris Cheng，10年前在現場采訪的fixer，現為自由記者

10年前的9月21日，Kris從外地工作回港，眼見學界罷課展開，決定去現場看看發生什麽事；示威者於26日衝入公民廣場，讓他感到震撼；28日警方發射催淚彈那一刻，他在夏慤道現場，吃了人生的第一記催淚彈。

“當時大家有少少預感，會有事情發生，但無人有準備和裝備，我手上隻有一條毛巾。”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催淚彈的威力。當年，示威者高舉雨傘登上美國《時代雜誌》封麵，他在現場卻沒能看到這個畫麵——因為混亂中吃了催淚彈，根本反應不過來。

運動期間，他透過Twitter（現稱X），每晚把金鍾“大台”的發言譯成英文，寫現場觀察，並協助外媒做fixer，在街頭帳篷訪問過“長毛”梁國雄，跟著美國記者采訪占中發起人、民主派元老李柱銘及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以宗教角度切入議題。

除了中環和金鍾，Kris去過旺角、銅鑼灣做報道。他形容金鍾占領區相對和平，現場人士會溫書，做紀念品，有點像望天打卦，而旺角占領區較多衝突發生，試過有黑社會打人，設路障阻擋私家車衝入示威區，占領區還有耶穌像、關公廟。

雨傘運動後，Kris加入香港英文網媒Hong Kong Free Press，繼續報道香港政治新聞，包括2016年旺角騷亂、香港立法會宣誓風波、2018年廣深港高速鐵路“一地兩檢”、 2019年反修例運動等。

作為新聞工作者，10年前後，Kris對香港民主運動有何觀察？他分析，傘運是很大的嚐試，雖然以前中央政府講過何時實行普選，或怎樣實行，但去到2014年，香港人普遍覺得普選方案講來都浪費力氣，永遠不會發生。

Kris認為，若然沒有2014年的基礎，就沒有之後的事發生，“2014年人們累積了好大怨氣，怎樣做都無用，示威被打壓，2016年立法會本土派議員又被打壓，其後新界東北、高鐵一地兩檢事件，連我隻是在旁報道，去到2018年我都覺得灰到，沒有什麽東西可以做。”

Kris亦觀察到保守民主派的心態有轉變，2014年這些人士不喜歡激進行動，但到2019年，他們會站出來幫人擋催淚彈，甚至有舊民主派人士呼籲製裁官員。

10年過去，隨著《香港國安法》和《基本法》23條先後實施，他覺得香港失去了網上和現實的討論空間，好處是少了吵架，壞處是沒有一個清晰大辯論，到底“香港民主、香港自由，大家未來想做什麽？”

受訪時，Kris引述朋友的話說：“越做得耐，越有經驗的記者，對香港前景越灰，但在香港，有些年輕記者，心態不是這麽灰，（他們）有幾多做幾多，盡量嚐試。”

近年Kris移民英國，以自由記者身份撰寫香港人的海外處境。他表示，目前在香港的確有很多東西不能做，新聞編輯有自我審查是事實，但不代表不可以再作嚐試，他並未灰心，強調還有題目想繼續做，“我頂到（承受到）的情況都會想做”。

阿聲（化名），10年前仍是大學生，現移居英國

當警方在金鍾夏慤道發射催淚彈，阿聲在家看到新聞影片，決定參與罷課，響應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和學民思潮發起的罷課行動。

阿聲表示，當時寄電郵告知大學教授不上課，有些教授理解這個決定，接受學生為了社會運動缺席課堂。罷課期間，她有時相約朋友到中環、金鍾一帶靜坐，有時一個人去，在現場看書。

雨傘運動去到後期出現疲態，甚至被人批評為嘉年華。阿聲憶述“去到現場不知道做什麽”，她罷課維持了一段時間，但不算頻密參與，始終要考慮大學的出席率。

傘運之前，她有關注2012年反國民教育運動（下稱：反國教）。傘運之後，2019年阿聲積極參與反修例運動，有時去不到示威現場，都會追看直播，想知道現場發生什麽事。

阿聲說：“香港人經曆過反國教、雨傘、反修例運動，你看到示威者的組織能力很不同。”反國教有兩、三天，學生在添馬公園集會，有講座，鼓勵大家走出去上堂；傘運期間，她發現示威者十分有秩序，例如有撿垃圾小隊、物資補給等崗位，保持地方清潔，而她會買水和退熱貼給其他人使用。

問為何會支持運動？她答得肯定：“因為當時要求真普選，我覺得831方案不是朝著那個目標，有很大落差，但當時還有希望，目標就是想香港有真普選，後來件事越來越難，目標不斷後退，經曆雨傘之後，大家都覺得不可能有真普選，維持現狀已經是最好，誰知反修例運動有種事情迫到頭上來的感覺。”

阿聲形容，雨傘是追求一些東西，反修例是希望現有的東西不被破壞，不想自由被蠶食。

反修例運動後爆發移民潮，阿聲也移民英國，開展新生活，她覺得香港將來受大陸的影響隻會更多，不隻言論自由，可能連找工作、職場的晉升機會，甚至香港社會都會被內地人“支配”。

傘運10年，她不看好香港的未來，直說：“（香港）不會好差，但又不會好好。如果要再有大型示威，已經是好難的事，因為（政府）控製太強，現在有組織能力的組織，都被瓦解了，例如社工和老師組織（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於2021年宣布解散）。”

阿聲目前身處海外，之前看到新聞，一名日本留學女生回港後涉“煽動罪”被捕，令她開始講話變得很小心，因為不知道什麽可以說，什麽不可以說，“不涉及民主的議題還可以講，例如垃圾征費，但那條紅線很不清晰”。

阿聲認為，當英國、加拿大開放港人移民途徑，很多對香港有抱負的人都離開了，“有一種勢力瓦解的感覺……未來，無論是公民社會，還是倡議，都好難”。

Morgan（化名），2014年大學畢業，現從事金融行業

中學時，Morgan已開始關心政治，2008年黃毓民和陳偉業代表社民連參選香港立法會選舉，他常在學校，跟同學討論政治話題。2012年反國教示威，他曾參與集會。

2014年9月28日淩晨，當戴耀廷在添美道集會現場宣布占領中環正式啟動，Morgan在中信大廈外，通宵留守，當時有示威者質疑占中“騎劫”學生集會，Morgan認同這個說法。

當日早上，警方阻撓民主派人士運送音響器材到現場，Morgan試圖阻擋警車，但一夜留守後實在太累，有點中暑，最後被警方登記身份證，送往醫院。他離開醫院時，警方已經發射了催淚彈。

Morgan笑說：“我不太記得為何會出來（示威），10年前呀，張懸都變了，對吧？”當年他常去旺角占領區，幫手搬鐵馬和障礙物，不用上班的日子，夜晚睡在街上。他稱，自己和家人的政治立場不同，家人親政府，大家關係疏離，管不了他去示威。11月底旺角清場，他記得，自己使用雨傘抵擋，一度被推到最前排，差點被警棍打中。

占領期間，示威者有兩派辯論。Morgan立場傾向本土派，他覺得旺角真的在抗爭，而金鍾“大台”卻不知道在做什麽。旺角清場後，他再沒去金鍾占領區聲援。

2016年旺角“魚蛋革命”，交通警員向天開槍控製群眾，他在家看到新聞，馬上趕去現場：“有事發生我當然衝過去！”

同年，立法會新界東補選 ，他幫本土民主前線候選人梁天琦拉票；9月立法會換屆選舉，他做義工，幫本土派政黨青年新政成員遊蕙禎助選，遊蕙禎最終以2萬多票當選，但因宣誓風波被褫奪立法會議員資格。他承認當日很失望，但事後回想：“就算乖乖地宣誓，之後都會DQ你（取消資格）。”

他記得，那年有人發起圍堵中聯辦大樓，他亦參與其中，留到最後才撤退，強調自己不是旁觀者：“出現在場都是一個行動！”

過往他積極參與示威集會，甚至幫本土派助選，如今香港政治形態劇變，問Morgan怎樣看香港的未來？他說：“（2019年）你輸了，要認輸，不可以不認輸，你肉身未死，之後有什麽變化都很難說。簡單來說，先做好自己。”

他繼續留意新聞，“今時今日，你都要知道城市怎樣發展，老實說，不可以不看”。他現在有一份穩定工作，在香港從事金融行業，職場上，公司有些中國同事“好紅底”，說話要加倍小心，亦不會透露自己曾任職《蘋果日報》，LinkedIn及個人履曆都刪除了這項工作紀錄。

“要認清這個時代沒那麽自由，”他說。

Morgan認為，10年前自己比較悲觀，現在反而對香港前景樂觀了，不覺得灰心。

“建製派都可以為香港好，我們（市民）可能覺得他們能力不太好，所以造成今日的結果，但不一定是壞事，在這個製度下，隻要人人努力做好自己，思考香港如何發展下去，結果可以是好的。”

他說，政治改革爭拗了20年，現在塵埃落定。但從另一個層麵看，2014年到現在，本土意識很有用，更多人關注香港獨立樂隊和本地足球發展，凝聚力更強，“當年因為示威傳承出來的東西，並沒有消失，如果一直做下去，可能真的做到一些東西，You never know（你不會知道）。”

他形容，過程像揼石仔（用錘仔將石頭打碎），要一步一步走，眼光放長遠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