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美好”，也不是天賜的

看到著名出版人許醫農去世的消息，有一點傷感。至少她主編的“哈佛燕京學術叢書”是我熟悉的，也買過不少。這套書也讓我知道了哈佛燕京學社。在美國訪學的時候，我還去拜訪過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裴宜理教授。

更受震動的是看到同為出版人的老六以前發的微博：

很多讀書人心中，80年代是無比美好的，那時候有很多好的叢書出版。前幾天還有朋友拿給我一本當時的“五角叢書”《我為什麽寫作》。很多那時候能出的書，現在估計都不能出了。

但是，那種相對寬鬆的氣氛，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那時候有一些“出版家”，抱著使命感在做事。光是三聯書店，就有好幾位，範用，沈昌文，他們的回憶文字都很值得看。

我為許先生的故事而感動，因為我曾經也是“編輯”，知道這一行的工作狀態。如果以許先生為標杆，我幾乎配不上“編輯”這兩個字。

當然，我工作的新聞媒體，和出版社有很大不同，編輯無法拍胸脯一定要發某一篇報道。但是，我也確實沒有過“發這個我陪你坐牢”的想法。看到記者的報道，真有坐牢風險，我可能還會痛斥他一番。

後來寫公號，第一次出現紅色的“違規”通知，我也心驚膽戰，周圍人似乎也感受到危險馬上降臨了。也許出現了某種文化上的轉折。

當然，現在寫這樣的文章，也並不是鼓勵別人去冒險。在追思許醫農老師的時候，想到她的好、她的勇敢，仍然是有價值的。她沒有鼓勵作者去“坐牢”，而是說“陪你去”。

看到一個說法，韓國新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韓江的著作，當初因為“揭露黑暗”，也被當局處罰，要求負責對外翻譯、推廣文化的部門，不要推她的書。翻譯機構回應，已經和國外機構達成了協議，沒辦法撤回。他們繞開阻撓，把她的書推廣到了歐洲。這就是“文化生態”。

大家都可以作為生態上的一員，哪怕是作為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