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債400萬,中國“淘金客”在非洲“翻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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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踏上非洲,韋林敏感到異常陌生。

簡單的“Hello”後,他往往聽不懂對方說的內容,必須依靠手勢和不多的英語單詞溝通。

韋林敏在柳州市的一個小縣城長大,對他而言,出國本是件很遙遠的事情。經曆了生意的大起大落,他欠下了400萬元人民幣債款。以為走投無路時,有個朋友邀請他去非洲淘金。

“非洲商機巨大,一天至少能賺10萬元人民幣。”這句話讓他很心動。

在非洲的礦產資源中,最具備誘惑力的莫過於金礦。在加納,生活著很多中國的“淘金客”,他們形成各自的小團體,保護著各自的利益。除去人工費和設備的費用,運氣好的話,年入百萬不是夢。

高回報意味著高風險。不少受訪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至今能在非洲發財致富且平安健康生活的人,都是跨過低穀期、搶劫和疾病的“幸運兒”。

很多親戚朋友得知他們要去非洲時,第一反應通常是安全問題.

“在非洲當地人眼裏,中國人是有錢、有地位的象征。”在非洲生活了半年多的樂磊說,由於外麵環境不穩定,很多在企業工作的中國人,多被“圈養”在公司駐地。宿舍、辦公室、食堂和籃球場就是生活的全部。

即便如此,在非洲闖蕩的中國人,所有的風險,也許永遠抵不過一句“好賺錢”。

韋林敏找到了一塊合適的“富礦”。每天的產金量達到200克至300克,一天的收入可以達到10萬到15萬元人民幣。

“老本都搭進去了”

為了融入當地生活,韋林敏和朋友們經常去賭場“混臉熟”。希望通過這種方式,結識一些淘金生意人。

其間,他們認識了一個熱情的非洲當地人弗蘭克,對方經常跟韋林敏講如何“挖金”才最賺錢,自稱有十來年的經驗。

在當地挖金,其實是違法的。不過隻要有錢,就能找到解決辦法。

韋林敏看中一塊地,大概有六畝。想要占用這塊地,必須交付“進場費”,也叫“打點費”——比如送給縣長、鎮長、移民局、警察局以及消防部門等當地官員,大約十萬元人民幣。

這類金多細微如沙,故作“沙金”。“挖到1米深的土,就可以找到有金的沙子。”韋林敏說。

沙金開采的工序相對複雜而艱辛,最後一道程序是需要利用簡易工具篩選泥沙,尋找那微乎其微的金粒。

可惜,韋林敏找的第一塊地,金子的產量並不高。

最開始時,他們每天隻能淘到兩三克金,每克大概500元人民幣。“這點錢還不夠塞牙縫。”韋林敏說,因為每天的人工費和設備費,都是一筆不小的支出。

掙紮了兩個月,他們決定“搬家”,找另外的場地挖金。

韋林敏心裏有種不好的預感,他覺得可能沒那麽容易就離開。

果然,非本地人在那裏不能隨意移動設備。如果要走,就得交四萬元人民幣“退場費”。韋林敏心裏有種被騙的感覺。

不過,弗蘭克總是跟他們介紹,“另外有塊地能挖到更多金沙”,這讓韋林敏還有點希望。

現實卻很殘酷。

長達一年半的時間裏,韋林敏反複交“進場費”“退場費”,場地從東搬到西,從西搬到北。韋林敏和朋友不僅搭進“老本”沒賺到錢,還虧了兩百多萬元人民幣。

他很快意識到,弗蘭克在“吹牛”。實際上,挖金不僅需要運氣,更需要經驗和對地質的認知。

有很多人和韋林敏一樣,想在非洲賺上一桶金。如果沒有足夠的了解,往往事與願違。

葉子也“像隻沒頭蒼蠅一樣”來到肯尼亞,幸運的是,她和丈夫遇到了一個開飯店的華人老板,不僅幫葉子夫婦解決了住房問題,還鼓勵葉子開一家汽車配件店。

由於汽配行業競爭較小、毛利率較高。加上中國的汽配產品,通常以低價格、高品質、多樣的產品種類等優勢,在非洲很受歡迎。

經過一番籌劃,葉子很快在汽配街的樓上,租了一間大約30平方米的辦公室。雖然空間不大,但好在整潔明亮。為了更好推動業務,他們還請了一名黑人員工,每月固定工資為1000元人民幣。

然而,葉子沒有想到會“水土不服”。

由於對肯尼亞的汽車型號了解不多,葉子進貨的汽車配件,大多都跟當地使用的汽車不匹配。很多客戶也不認同銷售的配件品牌,導致經營十分困難。

“我們就讓客戶試貨,先用後給錢,但還是賣不動。”那時,葉子夫婦變得很沮喪。

第一年在非洲的創業經曆,葉子向南方周末記者形容,“是一場慘痛的教訓”。他們損失了三十多萬元人民幣,等到過年回國的那天,手裏隻剩下300元人民幣。

最開始時,韋林敏的工地每天隻能淘到兩三克金,每克大概500元人民幣。實際上,挖金不僅需要運氣,更需要經驗和對地質的了解。

“就像在‘走鋼絲’”

冒險到非洲淘金,最有名氣的,當數廣西“上林幫”。

早在21世紀初,廣西上林就流傳當地有人帶著全部身家到非洲加納“淘金”,短短幾年時間就身家上億。

“一夜暴富”的故事傳開,上林人從2006年開始大量湧入非洲加納,韋林敏便是其中的一個。

去加納之前,他在四川廣元市經營一家液晶屏生產工廠,有著兩百多名員工。不僅為當地創造了就業機會,還在業內小有名氣。

就在韋林敏準備擴大生產時,新冠疫情突如其來,徹底打亂了計劃。工廠生產線停滯,訂單紛紛取消,生意急劇下滑。“那段時間,員工的薪水和租金,壓得自己快要喘不過氣。”韋林敏回憶。

無奈下,關廠、解散員工,韋林敏最後還欠了物業和銀行四百多萬元。

為了尋求新的出路,韋林敏轉戰深圳,嚐試通過直播賣服裝。但缺乏經驗,經營不善,他最終不得不清理庫存,以減少經濟損失。

就在韋林敏“撓破頭皮”找出路時,在加納淘金的朋友說,他每天可以賣出大約200克黃金,等值約10萬元人民幣。

這讓韋林敏看到了曙光。“這樣一來,欠債估計很快可以還清”。

經過深思熟慮,韋林敏東拚西湊,湊齊了60萬元人民幣,和另一位朋友一同前往加納。“這可能是我人生中的最後一次機會,必須抓住”。

淘金不易,就連人身安全也容易受到威脅。

2024年4月18日清晨5點20左右,11名加納武裝人員,蒙麵並手持製式武器,闖入一家中國企業實施搶劫,約12公斤黃金被盜搶,企業經濟損失約90萬美元,好在無人員致死。

“財絕對不能外露。”韋林敏在保持低調這方麵,頗有心得。

由於害怕被打劫,韋林敏不讓任何人知道他們到底賺了多少錢。甚至連自己的朋友和工人,也不願透露任何信息。一旦有人問他生意怎麽樣,他都會搖搖頭,“淘金掙不到錢”。

在韋林敏的工地上,工作時間分為白班和晚班。白班從早上六點到晚上六點,晚班則是從晚上六點到次日早上六點。他請了兩名中國工人負責這兩個班次,底下管理著十幾名當地人。

“淘金”的最後一道程序,是需要用簡單的工具,在水中把已經經過大機器篩出的沙土過濾,再把金粒篩選出來,這叫“洗金”。韋林敏通常不敢在工地洗金。尤其是不能讓當地工人看到,害怕他們合夥搶劫。

“下班後,當地人會在我們收集金子的時候圍觀。”韋林敏說,有時候人數多達五六十人,甚至七八十人,他們像看大熊貓一樣看著。

為了避免意外情況,韋林敏會安排身邊可信的人,不在固定的時間收集金子,而且不會告訴當地工人具體的時間。還會安排保安維護現場的安全,以防止發生風險。

與非洲其他地方相比,加納發生搶劫命案的次數不多。

而在南非、中非、東非,“淘金客”就沒有這麽幸運。

2024年3月19日,中非共和國中部地區一處金礦遭武裝分子襲擊,造成中國公民9人死亡、2人重傷;2023年6月29日,兩名中國“淘金客”在剛果(金)盧阿拉巴省和上加丹加省交界處的利卡西市遭歹徒槍擊身亡……

諸如此類的搶劫命案,韋林敏經常聽說。

非洲很多地方礦產資源豐富,鑽石、黃金、鈾等多種價值不菲的礦藏儲量巨大。韋林敏舉例,在剛果(金)一天平均能淘到500克至2000克金。可與此同時,武裝分子也多,那裏時常發生矛盾衝突。

“非洲猶如一個充滿機會的大市場。”不少受訪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非洲的人口結構年輕,勞動力充足,且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事實上,近年來前往非洲試圖“翻盤”的中國人,越來越多。

而在非洲淘金,就像是在“走鋼絲”,一邊是可能賺大錢的誘惑,一邊是可能掉下去的風險。

“淘金”的最後一道程序,是需要用簡單的工具,在水中把已經經過大機器篩出的沙土過濾,再把金粒篩選出來,這叫“洗金”。韋林敏通常不敢在工地洗金。尤其是不能讓當地工人看到,害怕他們合夥搶劫

劫匪眼裏的“香餑餑”

在南非做生意的趙勝傑觀察到,在大部分非洲人眼裏,中國人非常有錢,且在當地地位高,是劫匪心中的“香餑餑”。

三年前,趙勝傑曾經被人敲詐,在南非坐過半個月監獄。

有一次,一輛當地車堵在了趙勝傑所在公司的門口。趙勝傑看到後,便走過去和他們理論,爭吵很快就演變成了肢體衝突。隨後,雙方都報了警。

“雖然我們是被動方,但因為是外國人,所以情況對我們不利。”趙勝傑回憶,當時警察把他和另外幾名員工都抓起來了。他們被關在警察局三天,接著轉移到了監獄,而對方卻能安然離開。

監獄裏沒有陽光,環境十分惡劣,一個四五十平方米的房間,住了一百多個罪犯。“吃得很差,就像豬食一樣,且一天隻有兩餐。”趙勝傑說,監獄裏沒有床,花錢則可以向號長買一個床位和毛毯。不花錢就隻能睡在地板上。

“新人”進去,要交“保護費”。如果不花錢,就會被打,甚至有時家屬送點食物或錢,都經常被其他人拿走。

“實際上都是當地人想敲詐中國人的錢。”趙勝傑通過關係,請了律師,前後“打點”了八萬元人民幣,才得以從監獄裏出來。“那段經曆簡直就是噩夢”。

除此之外,在日常中,中國人出行也需要小心翼翼。

“這裏不像國內城市有公交、地鐵或高鐵,出行幾乎全靠私家車。”趙勝傑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這個地方,走路出門並不安全。在南非的中國人必須學會開車。隻有掌握了開車的技能,才能更安全地外出。如果不懂開車,就得找當地的司機帶著。

南非的治安狀況差,搶劫事件時有發生,且通常為持槍搶劫。

與國內輕微的搶奪事件完全不同。在這裏,搶劫者會直接把槍頂在被搶者的腦門上,威逼其交出錢財。

雖然持槍並不是合法的,但這裏的法律執行相對鬆散,搶劫者往往不會受到嚴厲的懲罰。

趙勝傑時常看到,如果有人在大街上被槍擊,現場的情況可能隻會暫時變得一片混亂。警察來了,也隻是走個過場而已。

樂磊對此深有感觸。由於綁架事件和槍擊事件頻繁發生,他所在的公司實行封閉式管理,基本不讓中國人外出。

“如果想出門,最好不要單獨一人。”樂磊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還負責後勤采購工作。每次外出,都會叫上一名真槍實彈的安保人員,以及會開車的本地人,乘車出行。

如果是自己開車出門,也可能在路上遭遇持槍劫匪。尤其是在紅綠燈前,碰到危險的可能性很大。

“搶劫者會趁你車停下來時,從窗外直接威脅你。”趙勝傑沒有經曆過這種情況,但經常聽朋友提起,在這種情況下,即使車窗緊閉也無法保證絕對安全。

“如果在遭搶劫時拒絕合作,劫匪可能會選擇直接使用暴力,甚至會殺死你。”趙勝傑說,“南非每年都有中國人,在這樣的劫難中喪生。”

趙勝傑隨身總是帶著一把槍。他觀察到,在大部分非洲人眼裏,中國人非常有錢,且在當地地位高,是劫匪心中的“香餑餑”。

南非的治安狀況差,搶劫事件時有發生,且通常為持槍搶劫。在這裏,搶劫者會直接把槍頂在被搶者的腦門上,威逼其交出錢財。趙勝傑為保護自身安全,經常去訓練場練習“開槍”。

“還清400萬元債務”

韋林敏“淘金”不順,開始考慮是否要回國。在這時,他又瞄準了另一個商機——倒賣二手衣服。

根據聯合國貿易數據庫的統計,2021年全球二手服裝總出口額超54億美元。其中,中國二手衣服向非洲出口持續增長,出口額位居前列,成為非洲、東南亞等地區二手服裝市場的第一大供應商。

韋林敏與廣州的一家舊衣服廠家取得聯係,將貨物運送到加納。

在這個過程中,他需要及時與當地人合作夥伴溝通,安排好貨櫃的接收與卸貨。

“當我們將舊衣服銷售給當地人時,每個貨櫃大約能賺到至少4萬元人民幣。”這筆收入,對於當時的韋林敏來說,就像是雪中送炭。

隨著積累的非洲客戶越來越多,韋林敏拓寬倒賣二手衣服的渠道,也賺得越來越多。

盡管二手服裝賣得好,但韋林敏也沒想過放棄做“淘金”生意。

經朋友介紹,韋林敏終於迎來一位靠譜的當地人,幫他們找到了一塊合適的“富礦”。每天的產金量達到200克至300克,一天的收入可以達到10萬到15萬元人民幣。

與韋林敏進行黃金交易的人,基本上都是印度商人。這些商人會給韋林敏當地的貨幣和美元現金,接著他們會將收購的黃金,直接賣到迪拜。又再“狠賺一筆”。

韋林敏算了一筆賬,“淘金”加上倒賣二手衣服,在短短兩個月內,收入就達到了400萬到500萬元人民幣。一下子就把之前的債務還清。且收益還逐年提升。

在非洲開拓市場後,不少和韋林敏一樣的中國創業者,發現非洲當地資源豐富、市場需求旺盛,投資回報率高。

“除了挖金,隻要涉及基建工程,收益很不錯。”趙勝傑也嗅到了中國商品在非洲市場的商機。

就在2023年,他辭掉做了多年的安保隊長工作,轉當“中國老板”。他在一家華人商城裏,租了間檔口,做起安裝電纜生意。

進貨並不難,渠道也很簡單。趙勝傑說,這些供應商多數是華人開設,想要找到適合的廠家和銷售點很容易。此外,有些貨物可以直接從中國國內運過來,選擇空運或海運,靈活性高。

趙勝傑舉例,他最近參與當地一個太陽能發電項目,以及一個攝像頭製造工廠的建設,造價都在一百多萬到兩百多萬蘭特(相當於人民幣40萬-80萬元),趙勝傑能從中獲得高利潤。

和趙勝傑一樣,做汽車配件的葉子夫婦,沒有選擇放棄非洲市場。雖然共欠下近兩百萬元人民幣,他們又向家人借錢第二次闖非洲。

這一次,他們給各種店裏賒賬鋪貨,想打響自己門店的名氣。因為貨品好,價格也實惠,慢慢的生意好起來了。

今年是葉子夫婦在肯尼亞創業的第9個年頭。

“之所以一直堅持,是因為創業容易守業難。”葉子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如果再換一個賽道,未必比這個強。“既然已經在肯尼亞闖出路子,就堅守下去。”

葉子坦言,雖然非洲經濟落後,治安也不理想,但是發展前景巨大。

“如果不亂開銷,在這裏還是很能存到錢的。”她建議,如果英語不錯,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寂寞,可以大膽往非洲闖一闖。

趙勝傑參與當地一個太陽能發電項目,以及一個攝像頭製造工廠的建設,造價都在一百多萬到兩百多萬蘭特(相當於人民幣40萬-80萬元),他能從中獲得高利潤。

今年是葉子夫婦在肯尼亞創業的第9個年頭。他們開了汽車配件超市,因為貨品好,價格也實惠,慢慢的生意好起來了。

“中國人不僅是淘金客”

在艱難的創業過程中,中國人並非隻是追求個人利益的“淘金客”,他們還帶來了中國商品與服務,豐富了當地的市場選擇,創造了不少就業機會。

例如,韋林敏倒賣二手衣服,在當地滿足了許多貧困家庭的需求,能夠以更低的價格買到質量較好的衣物,提高了他們的生活質量。趙勝傑和葉子則分別在電纜和汽車配件領域,豐富當地中國品牌的選擇,推動市場的發展。

此外,中國的建材、機械設備等物資也開始出現在非洲市場,降低了許多基礎設施建設的成本。

“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人的到來不僅是為了盈利,更為非洲經濟帶來了新活力。”韋林敏深有感觸。

與此同時,中國商人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當地的商業意識和市場競爭。

“隨著越來越多中國人帶來資金和技術進駐,使得非洲各個行業開始逐步現代化。”樂磊就以他所在的公司為例,許多非洲年輕人開始主動學習新的技能和知識,以適應快速發展的市場。

不過,這種快速變化帶來的並非全部是正麵影響。

隨著中國商人的增多,某些地區的資源掠奪和環境問題也日益凸顯。地方政府的監管不夠嚴格,導致部分中國商家在追求利潤的同時,忽視了對生態環境的保護。

“在金礦開采中,亂采亂挖的問題屢見不鮮。”韋林敏坦言,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開始加強與中國淘金者的合作,尋求更平衡的經濟發展方式,以確保可持續發展。

不少專家學者表示,中非貿易還促進了非洲產業結構的多元化,中國電子商務、數字經濟等新業態為非洲尋找優勢產業提供了啟發。

中國社科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研究員潘圓圓認為,伴隨中非貿易發展,非洲的就業狀況有了改善,貧富差距不斷縮小,中方提供的技能培訓促進了非洲勞動力質量的提升,這些都是非洲依托“資源的祝福”,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基礎要素。

盡管麵臨著安全、文化差異、政策限製等諸多挑戰,但中國人在非洲“淘金”的故事,還在持續上演。

趙勝傑和工友們的合影。在艱難的創業過程中,中國人並非隻是追求個人利益的“淘金客”,他們還帶來了中國商品與服務,豐富了當地的市場選擇,創造了不少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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