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馬拉·哈裏斯和父親住的隻有兩英裏遠，很少說話，疏遠是因為”他們太像了“
紐約時報的特寫故事，報道了少為人知的哈裏斯與父親的關係，唐納德·J·哈裏斯很少和住在附近的出名女兒說話。但他幫助塑造了哈裏斯成為現在的她。
在兩個月前的競選演講中，卡馬拉·哈裏斯回憶了一個童年印象：她的父親在一個公園裏對她說，“跑啊，卡馬拉，跑！別害怕，別讓任何東西阻止你。”
這一幕描繪了父女之間的溫馨時刻，似乎是父親對她成就的肯定。
然而，現實要複雜得多。
唐納德·J·哈裏斯，今年86歲，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現與第二任妻子居住在距離副總統官邸僅兩英裏的地方，但他與女兒的關係已疏遠多年，二人很少交談。
哈裏斯的競選演講是她罕見地公開提及父親，這與她經常對已故母親夏瑪拉·戈帕蘭·哈裏斯的讚美形成鮮明對比。
夏瑪拉是一位生物醫學科學家，2009年去世。
在哈裏斯的總統競選過程中，父親極少被提及，倒是經常被她的批評者作為攻擊對象。
在與哈裏斯的辯論中，特朗普諷刺道：“她的父親是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授，而且他教得很好。”
特朗普又錯了。根據采訪唐納德·哈裏斯的十多位朋友和前同事，有兩個明顯的事實。首先，作為牙買加裔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名譽教授，哈裏斯博士從左翼批判主流經濟學理論，但他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其次，雖然哈裏斯博士在女兒的生活中大多缺席，但他並非沒有影響力。在卡馬拉·哈裏斯開始她的政治生涯之前，父親已經取得了許多成就，和她的母親一樣，設定了高標準，這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哈裏斯的成功。
兩位朋友表示，這種父女關係的疏遠可能與他們的共同的特點有關，而不僅僅是幾十年來的分歧。兩人都專注於自我提升，對自己和他人要求嚴格。他們都是慷慨的導師和忠誠的朋友，同時又對外界保持一定的隱私距離。
他們都非常看重忠誠，也都十分固執。
“他們之間關係困難的很大一部分原因，”牙買加裔美國經濟學家、哈裏斯博士的密友格萊德斯通·哈欽森說，“他們太相像了。”
哈欽森表示，他不清楚兩人最後一次交談是什麽時候，
朋友們表示，至今卡馬拉·哈裏斯對母親更為親密和忠誠，即使這可能影響她與父親的關係。2009年，哈裏斯的父親沒有出席夏瑪拉·哈裏斯的葬禮，這沒法讓卡馬拉高興。
五年後，哈裏斯博士拒絕參加女兒與道格·埃姆霍夫在加州聖巴巴拉舉行的小型婚禮。然而，據兩位知情人士透露，2016年卡馬拉當選參議員後，三人在華盛頓共進晚餐，期間哈裏斯博士詢問了女婿的背景。
哈裏斯博士在卡馬拉生活中若隱若現的存在，始於1969年他與夏瑪拉分居時，那時卡馬拉隻有5歲。這對夫婦在1972年離婚，哈裏斯博士在一場激烈的監護權爭奪戰中失敗，導致他與卡馬拉及其妹妹的關係“突然中斷”。
哈裏斯博士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加利福尼亞州的離婚協議基於“一個錯誤的假設，即父親無法處理撫養孩子的責任。”
他還道，尤其是在“這位來自島嶼的黑人父親”的情況下，（會覺得父親）可能“早上就把自己的孩子當早餐吃了！盡管如此，我堅持了下來，從未放棄對孩子們的愛。”
強烈的失落感
像他的女兒一樣，哈裏斯博士無論走到哪裏都表現得很出色。
1956年，這位18歲的高中畢業生，獲得了牙買加相當於羅德獎學金的獎項，進入西印度大學學習。他後來成為斯坦福大學首位獲得終身教職的黑人經濟學教授。
他的署名出現在世界上最負盛名的經濟學期刊上，他還幫助製定了牙買加獨立後長期的經濟政策。
2021年，在他的女兒宣誓成為美國首位女性、黑人和亞裔副總統的同一年，哈裏斯博士被授予了牙買加政府頒發的功績勳章，這是一項僅有15位在世人士可以獲得的國家榮譽。
哈裏斯博士出身於牙買加橙山社區的一個富裕的地主和企業主家庭，橙山位於金斯敦西北約60英裏的地方。
哈裏斯家族在附近的布朗鎮擁有一家超市和其他商店。根據家族傳說，布朗鎮的愛爾蘭創始人漢密爾頓·布朗曾擁有100多名奴隸，哈裏斯家族相信他可能是他們的祖先。
哈裏斯博士的同學們回憶說，即使在年輕時，他就表現出極高的智力和上進心。哈裏斯博士的前高中同學、已退休的牙買加最高法院法官羅伊·安德森表示：“我不至於說他是書呆子，但他確實很嚴肅。”
盡管看似注定要從事學術生活，哈裏斯博士更喜歡與街頭小販和商店老板交往，這些人就像他從小成長的環境一樣，而不是局限於象牙塔之中。
這一傾向塑造了他的職業觀，他是一位“親商的經濟學家，關注企業家的視角和思維方式”，牙買加商界記者和經濟學家基思·科利斯特如此評價道，他多年來與哈裏斯博士有過合作。
1961年，哈裏斯博士移民美國，進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研究生院。
次年，他在一個名為非裔美國人協會的學習小組中，發表了一場關於社會不平等的演講，隨後，一名觀眾上前與他交談。這位名叫夏瑪拉·戈帕蘭的24歲女性，來自印度泰米爾婆羅門階層的上層社會，與哈裏斯博士描述的社會不平等現象幾乎毫無接觸。
兩人在1963年結婚，並成為美國公民。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卡馬拉於1964年出生。
兩年後，哈裏斯夫婦帶著年幼的卡馬拉前往布朗鎮，她的牙買加曾祖母通過用指尖在嬰兒額頭上劃十字來祝福她。
關於這對夫婦最終分開的原因，外界知之甚少。卡馬拉·哈裏斯在她2019年的回憶錄中簡單地寫道：“他們不再善待彼此。”
1969年，當時哈裏斯博士是威斯康星大學的助理教授，他留在麥迪遜，而他的妻子和兩個女兒則回到了舊金山灣區。離婚和監護權爭奪後，據卡馬拉的兩位朋友回憶，她曾向他們表達了自己強烈的失落感，並表示她深深感受到了母親的苦澀情緒。
哈裏斯博士則繼續在職業生涯中獲得了各種成就和讚譽。學生和同事們認為他是一位舉止優雅、個性謙和的學者，同時也是多產的作家。1972年他離開威斯康星大學，前往斯坦福大學，立即在以保守派和白人經濟學教授為主的教職人員中脫穎而出。
他在斯坦福的工作，不僅鞏固了他作為傑出學者的聲譽，還進一步確立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哈裏斯博士以其對經濟理論的批判性觀點、對全球經濟問題的深刻理解，以及對學生和同事的慷慨支持而聞名。
他以獨特的視角和對經濟公平的關注，為後來的學術和政策辯論作出了重要貢獻。
無論是在論文中還是在課堂上，哈裏斯博士都主張市場經濟應該是包容性的，而不是壟斷性的。
他的一些學術論文分析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思想，但到1990年代初，哈裏斯博士的觀點變得更加現實。時任斯坦福大學教授的保守派經濟學家安妮·克魯格表示：“他顯然比我們一些人更信任政府。但在我認識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中，他並不屬於其中。”
女兒的成就
在1990年代中期，哈裏斯博士從斯坦福提前退休，返回牙買加，協調國家工業政策的製定，旨在通過公私夥伴關係，將依賴債務的國家經濟轉型為以出口為基礎的模式。
因為財務受限，這項政策花費了十多年才得以實施。大約十年前，這一政策開始生效，牙買加的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減少了一半。失業率從2013年的15%下降到今天的5.4%。
時任牙買加總理P.J.帕特森表示：“這樣的國家工業政策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是不可接受的。唐（哈裏斯博士）提出的是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私營部門而非政府是增長的引擎，完全沒有涉及國有化。”
2000年代，哈裏斯博士繼續為牙買加兩大主要政黨提供谘詢。
與此同時，他的大女兒卡馬拉·哈裏斯也取得了自己的成就。2016年卡馬拉當選參議員後，哈裏斯博士給她寫了賀信。
2019年，她宣布競選總統，哈裏斯博士也為競選團隊提供經濟政策建議。但當卡馬拉在一次電台節目中表示支持大麻合法化，並開玩笑提到“我的一半家族來自牙買加，你開玩笑嗎？”時，哈裏斯博士對此感到憤怒。
他發表聲明譴責女兒的言論，稱這是對“吸食大麻刻板印象的錯誤宣傳”，他的家族因此感到尷尬。
父女之間的冷戰再次開始。
然而，當卡馬拉·哈裏斯成為2020年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拜登的競選搭檔時，哈裏斯博士再次給女兒寫了一封賀信。
幾個月後，他收到了一封邀請他參加就職典禮的信，但這封信是由中間人寄出的，而非女兒本人。哈裏斯博士拒絕了。
如今，哈裏斯博士的密友表示，與女兒的疏遠並沒有困擾他。雖然年已八十多歲，但健康狀況良好，除了幾十年前在斯坦福辦公室撞上一個金屬文件櫃導致的右眼問題外。他依然喜歡開著他的銀色克爾維特跑車到處走，生活不受競選活動的束縛。
他已經與妻子卡羅爾·基爾盧結婚約三十年，卡羅爾是牙買加裔美國人，曾是世界銀行的通信專家，年輕時曾在布朗克斯生活，還偶爾照顧過一位鄰居的小孩，如今的馬裏蘭州州長韋斯·摩爾。
盡管如此，哈裏斯博士的朋友們認為，父女之間有更多的共通之處而非分歧。
哈裏斯博士的好友哈欽森說，他曾幻想哈裏斯博士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一起，舉行一場關於如何促進有利於弱勢社區經濟發展的市政會議。
他設想這樣一場活動在巴爾的摩舉行，卡馬拉·哈裏斯在2019年的競選總部就設在那裏，而哈裏斯博士目前也在該地進行一些谘詢工作。
“在我看來，這就是治愈的機會，”哈欽森說道。“我知道他願意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