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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日本男童遇害後,在日華人反思“仇日教育”

文章來源: BBC中文 於 2024-10-02 18:56:42 -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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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在東京地鐵裏聽說這個小孩去世的消息,我們都蒙圈了(不知所措)。”目前生活在日本的中國維權律師伍雷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說。得悉10歲的日本學校男童在深圳遇害的消息後,他與一些在日本的華人社群9月18日當晚便自發舉行了悼念活動。

然而,這場單純的悼念活動也在網絡上引來了質疑與批評,“有人問我們是不是要討好日本人,也有人罵我們是漢奸。”

上月18日,正值“九一八事件”93周年,深圳日本人學校一名10歲男童在上學途中,遭到一名中國男子持刀襲擊,翌日搶救無效而身亡。日本社會對事件高度關注,事發後深圳有不少中國民眾到學校門口獻花。這是繼今年6月24日蘇州日本人學校持刀襲擊案後,第二宗針對日本人的襲擊事件,兩起事件中都有人死亡。

深圳襲擊事件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多次強調事件為個案,並指類似案件在任何國家都有可能發生。日本即將上任的新首相石破茂日前參加日本富士電視節目時,表示中國政府至今仍未公布殺人疑犯的犯案動機,亦對中方事前沒有妥善管控反日言論感到不滿和憤怒。

中國“十一”國慶前夕,有海外華人社群發起“航向愛與和平”的響應行動,呼籲透過線上以及線下的行動追悼逝去的生命,並以此反思不同民族身份帶來的隔絕、冷漠和敵對。對於接連發生的刺殺日本人事件,有學者分析認為,這是過去多年中國官方曆史教育中,灌輸的“仇日”及“仇恨教育”種下的結果,與愛國教育下的民族主義息息相關。

一群在日本的華人在事發後舉辦了悼念活動。

“仇恨教育”下的反日情結

目前居住於東京的“90後”小夏(化名)告訴BBC中文,得悉日本男童在深圳遇害的事件時,“第一感覺是,前三個月發生的事情,怎麽又發生了?”

震驚過後,他又覺得這個事情在中國發生並不特別意外,“從小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在教育下造成普通人的仇日情結跟情緒,比如強調南京大屠殺。”

小夏直言,在過去的愛國教育之下,自己曾經是一名小粉紅。 2012年,因釣魚島(日本稱尖閣諸島)的主權問題,中國多個城市爆發反日示威遊行,當時是中學生的小夏也曾經想過要去參加,“剛在學校學完仇日教育,那時除非是家庭教育非常好、父母會給你正確的引導,不然被學校教出來的可能大部分都是比較偏反日情結。”

有人認為,中國長年灌輸的“仇日”及“仇恨教育”導致了極端行為的出現。

後來,透過網絡汲收更多不同角度的資訊過後,看到在官方意識形態以外的角度,他形容那個過程是“粉紅的醒悟”。他認為,目前這些針對日本人的襲擊與殺害,背後都有政治因素,“這些都是民族主義造成的”。相比起參與悼念,小夏表示,他更希望能夠以中國人的身份站出來表達自己的立場,“主要想表達反對民族主義,反對‘仇恨教育’”。

日本東京大學現代中國研究學者阿古智子教授告訴BBC中文,約20前她曾經在上海留學,“當時也有所謂的‘反日教育’”,當時她亦曾跟當地的學生一起看過抗日電影,她認為大約2000年左右,中國氣氛比較寬鬆,容許從各方麵的角度去討論曆史。“可以批判官方的曆史內容,對我來說也是比較有意思的,那個時代是可以溝通的。”

到了近年,隨著各種言論空間的收窄,阿古智子坦言能夠討論的空間亦變得愈來愈少,“隻有官方允許的空間,這樣的狀態是非常不理想的。”她表示,愛國教育本身亦跟曆史教育息息相關,在學童還未培養成熟的思考能力時,這種教育容易造成仇恨的心理,並且簡化地去對某個國家或地方的人作出認知。她認為目前中國的曆史教育情況很嚴重,在未經過思考去接受官方論述的情況下,中日關係隻會更加惡劣,“這個狀態很危險。”

“我們從小看的電影就是《鬼子來了》那一種,”伍雷表示,過去中國有很多以抗日戰爭為題材的藝術創作,以此宣傳仇日的信息,“如果僅允許那些痛恨日本的人創作,但不允許曆史工作者、專家做普及性教育,那就是一種政治上的誤導。”

9月24日,在中國外交部的記者會上,當被問及日本男童在深圳遇刺事件與中國社交媒體上的“反日言論”有沒有關連的時候,外交部發言人林劍稱中國沒有所謂“仇日教育”。

深圳日本人學校門口有人獻花。

不會憎恨中國,也不會憎恨日本

事件發生之後,網絡上流傳一封遇害男童父親的信件,署名為小山純平。這封在網絡上被廣泛轉載的公開信稱,遇害男童航平的母親為中國人,“他擁有日本和中國兩國根源的事實不會改變”。信中表示,既不會憎恨中國,也不會憎恨日本,唯一的願望是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這封源自微信公眾號的信被眾多中文媒體引用和報道,但均無法核實作者身份,BBC中文目前也無法獨立核實此事。

在日本生活了26年的小島芝竹讀完這封網傳的信件後,在網絡上寫下了《一位嫁給日本人的中國女子來信》,以自己在日本生活的經驗,來解釋為何她相信這封信是真的。然而,信件在中國的互聯絡上迅速被刪,她對此感到不解:“一個外國人非常純樸地表現自己對孩子的感情的一封信也能被刪掉,是違反人性。”

遇害男童據報是中日混血兒,同樣有著中日混血兒孩子的小島芝竹,在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表示,得悉事件的時候心情非常沉重。除了參與悼念活動外,她也具名簽署了一份“部分在日中國人關於深圳918日籍學童遇襲事件的聯署聲明”。聯署信中表明,中國長期以來盛行的極端民族主義及仇恨教育,遮蔽了一部分中國人對日本的認知,甚至放縱了蒙昧與罪惡。

小島芝竹說,她的文章刊登在網絡之後,也有收到過一些惡意的留言,“有一個人留言說,不過死了一個日本人,你們哭什麽喪。”對於這樣的留言,她說是“能夠想像”,無論是在微博或者微信上麵,她都看到這樣的聲音,“完全是被仇恨養大的那種意識。”

然而,作為70後的小島芝竹表示,她在1980年代接受教育的時候,當時的仇日氣氛並不像今天來得那麽濃烈。 1984年,受到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邀請,有3000名日本青年對中國進行了曆史性的訪問,並舉辦中日青年友好聯歡的盛大活動,“我是有參加過這個活動的,我是手拿鮮花去說歡迎的小隊員之一”。

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正式建交,簽訂《中日聯合聲明》,被視為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開始。 1978年,兩國進一步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對於中日之間的關係,鄧小平稱“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到了2001年後,小泉純一郎上任日本首相,因其參拜靖國神社而令中日關係惡化,隨後中日之間的關係時好時壞。

深圳日本人學校男童遇襲 市民稱是“長期仇恨教育下的惡果”

在後安倍晉三時代,近年中日關係再度出現緊張跡象,而中國國內的反日情緒亦更加高漲,多宗針對日本相關的社會事件相繼引發社會爭議,如2022年的蘇州和服事件、中國爆發的反“夏日祭”浪潮等,而安倍晉三遇刺身亡之後,中國互聯網上亦有不少網民幸災樂禍。

直到今年,中國國內相繼出現了針對日本人的暴力犯罪事件,作為身處日本的中國人,在深圳男童遇害事件之後,伍雷感到慚愧與尷尬,“我們都不知道怎麽做。"

後續反應

深圳襲擊事件發生之後,引起了在華日本人社群的擔憂及恐慌。日本傳媒報道,鬆下公司亦在事後公布所有駐中國的員工及家屬可以暫時回國,一切費用由公司支付。一些在中國的日本人亦擔憂會成下一個被襲擊的對象。

據日本外務省於2023年發布的海外日籍人數調查統計顯示,2022年在中國生活的日本人比2021年減少5%,降至10.2萬人,是近20年最少。有分析指,這跟近年中日關係緊張、疫情防控、反間諜法等因素有關。

曾經在深圳工作過的小夏表示,對這件事情發生在深圳感到比較意外,“深圳是一座隻看重自身利益的城市,相對於其他北部紅色城市來說,大部分生活在這裏的人偏政治冷感,仇日情緒也不算很嚴重,對外國人算是相對友好。”他說以前供職的公司外國人很多,當時也不太感覺到大家有這種擔心。

事件亦引起日本社會與政界高度關注,據共同社報導,中國外長王毅上月23日在美國紐約應約會見日本外相上川陽子時,上川陽子要求中方向日方給出明確說明,並防止事件再次重演、早日查明包括疑犯動機在內的事實真相,就此作出嚴正處罰,並指中國的社交媒體“毫無根據、性質惡劣的反日帖子”直接發展成了威脅兒童安全的事態。王毅則表達日方應冷靜看待,避免政治化。

中國官方為此事在多個場合否認存在“仇日教育”,並試圖從外交層麵上為此事引發的情緒降溫,但中國民間的仇日情節似乎並未平息。

根據多家媒體報道,深圳日本人學校學生遇刺後,一個微信名稱為“黃如一”的人在微信群聊中稱,“殺個小孩多大事兒。”四川省農業農村廳工作人員向鳳凰網確認,網傳聊天截圖中的黃如一是四川省農村能源發展中心副主任。公開信息則顯示黃目前擔任該省農村能源發展中心副主任,掛職甘孜州新龍縣委常委、副縣長。

有華人社群在網上發起“航向愛與和平”響應行動。

相較於在華日本人的擔憂,在日華人表示較難以察覺到日本社會的反應及氣氛,通常是在網絡社交平台上,才有一些比較右翼的聲音出現。伍雷說:“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其實感受不到別人的反應,因為日本是一個非常內斂的國家”。但他也有留意到日本網民在網上表達對於中國不滿意的聲音,“有謾罵的、也有叫中國人滾回去的,在日本的華人要小心的帖子,但也僅此而已”。

阿古智子認為,日本的大多數人都是傾向沉默,在日常生活當中並不會作太多的談論。在事情發生之後,”很多人對於中國的印象惡化了,不太了解中國的人更容易覺得中國是很危險、可怕的地方。“阿古智子認為,近幾年來日本社會對華的感情一直在惡化,除了官方的關係之外,中國網絡上的反日言論也會帶來負麵影響。

日本非營利組織“言論NPO”去年發表一年一度的“日中共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92.2%日本受訪者對中國“印象不好”,比2022年上升4.9%;而62%中國受訪者對日本“印象不好”,較前一年結果相約。

在東京生活了兩年多的小夏,直言在日本沒有遭受過太多不友善的對待,“在我個人層麵基本上是沒有,”但他有留意到近年日本社會亦有一些針對其他民族的行為,例如之前有日本餐廳宣布禁止中國人及韓國人消費,“是挺多的,但不是針對我一個人……這是因為中日關係不好而導致的”。

就在中國“十一”國慶前夕,海外華人社群包括“for Little Hangping”(“為了小航平”)、莽莽、低音發起了名為”航向愛與和平“的響應行動,呼籲進行線上的集體行動,包括給航平畫一隻昆蟲、給航平的父母寫一封回信、終結仇恨教育等。

活動發起者表示:“我們不願中國這片土壤培育出下一個‘偶發’的暴力事件,也希望海外的中國移民能夠聯合起來反對種族歧視和仇恨犯罪——無論身在何處,我們永遠不知道,‘無差別襲擊’的厄運會不會降臨到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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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日本男童遇害後,在日華人反思“仇日教育”

BBC中文 2024-10-02 18: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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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在東京地鐵裏聽說這個小孩去世的消息,我們都蒙圈了(不知所措)。”目前生活在日本的中國維權律師伍雷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說。得悉10歲的日本學校男童在深圳遇害的消息後,他與一些在日本的華人社群9月18日當晚便自發舉行了悼念活動。

然而,這場單純的悼念活動也在網絡上引來了質疑與批評,“有人問我們是不是要討好日本人,也有人罵我們是漢奸。”

上月18日,正值“九一八事件”93周年,深圳日本人學校一名10歲男童在上學途中,遭到一名中國男子持刀襲擊,翌日搶救無效而身亡。日本社會對事件高度關注,事發後深圳有不少中國民眾到學校門口獻花。這是繼今年6月24日蘇州日本人學校持刀襲擊案後,第二宗針對日本人的襲擊事件,兩起事件中都有人死亡。

深圳襲擊事件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多次強調事件為個案,並指類似案件在任何國家都有可能發生。日本即將上任的新首相石破茂日前參加日本富士電視節目時,表示中國政府至今仍未公布殺人疑犯的犯案動機,亦對中方事前沒有妥善管控反日言論感到不滿和憤怒。

中國“十一”國慶前夕,有海外華人社群發起“航向愛與和平”的響應行動,呼籲透過線上以及線下的行動追悼逝去的生命,並以此反思不同民族身份帶來的隔絕、冷漠和敵對。對於接連發生的刺殺日本人事件,有學者分析認為,這是過去多年中國官方曆史教育中,灌輸的“仇日”及“仇恨教育”種下的結果,與愛國教育下的民族主義息息相關。

一群在日本的華人在事發後舉辦了悼念活動。

“仇恨教育”下的反日情結

目前居住於東京的“90後”小夏(化名)告訴BBC中文,得悉日本男童在深圳遇害的事件時,“第一感覺是,前三個月發生的事情,怎麽又發生了?”

震驚過後,他又覺得這個事情在中國發生並不特別意外,“從小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在教育下造成普通人的仇日情結跟情緒,比如強調南京大屠殺。”

小夏直言,在過去的愛國教育之下,自己曾經是一名小粉紅。 2012年,因釣魚島(日本稱尖閣諸島)的主權問題,中國多個城市爆發反日示威遊行,當時是中學生的小夏也曾經想過要去參加,“剛在學校學完仇日教育,那時除非是家庭教育非常好、父母會給你正確的引導,不然被學校教出來的可能大部分都是比較偏反日情結。”

有人認為,中國長年灌輸的“仇日”及“仇恨教育”導致了極端行為的出現。

後來,透過網絡汲收更多不同角度的資訊過後,看到在官方意識形態以外的角度,他形容那個過程是“粉紅的醒悟”。他認為,目前這些針對日本人的襲擊與殺害,背後都有政治因素,“這些都是民族主義造成的”。相比起參與悼念,小夏表示,他更希望能夠以中國人的身份站出來表達自己的立場,“主要想表達反對民族主義,反對‘仇恨教育’”。

日本東京大學現代中國研究學者阿古智子教授告訴BBC中文,約20前她曾經在上海留學,“當時也有所謂的‘反日教育’”,當時她亦曾跟當地的學生一起看過抗日電影,她認為大約2000年左右,中國氣氛比較寬鬆,容許從各方麵的角度去討論曆史。“可以批判官方的曆史內容,對我來說也是比較有意思的,那個時代是可以溝通的。”

到了近年,隨著各種言論空間的收窄,阿古智子坦言能夠討論的空間亦變得愈來愈少,“隻有官方允許的空間,這樣的狀態是非常不理想的。”她表示,愛國教育本身亦跟曆史教育息息相關,在學童還未培養成熟的思考能力時,這種教育容易造成仇恨的心理,並且簡化地去對某個國家或地方的人作出認知。她認為目前中國的曆史教育情況很嚴重,在未經過思考去接受官方論述的情況下,中日關係隻會更加惡劣,“這個狀態很危險。”

“我們從小看的電影就是《鬼子來了》那一種,”伍雷表示,過去中國有很多以抗日戰爭為題材的藝術創作,以此宣傳仇日的信息,“如果僅允許那些痛恨日本的人創作,但不允許曆史工作者、專家做普及性教育,那就是一種政治上的誤導。”

9月24日,在中國外交部的記者會上,當被問及日本男童在深圳遇刺事件與中國社交媒體上的“反日言論”有沒有關連的時候,外交部發言人林劍稱中國沒有所謂“仇日教育”。

深圳日本人學校門口有人獻花。

不會憎恨中國,也不會憎恨日本

事件發生之後,網絡上流傳一封遇害男童父親的信件,署名為小山純平。這封在網絡上被廣泛轉載的公開信稱,遇害男童航平的母親為中國人,“他擁有日本和中國兩國根源的事實不會改變”。信中表示,既不會憎恨中國,也不會憎恨日本,唯一的願望是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這封源自微信公眾號的信被眾多中文媒體引用和報道,但均無法核實作者身份,BBC中文目前也無法獨立核實此事。

在日本生活了26年的小島芝竹讀完這封網傳的信件後,在網絡上寫下了《一位嫁給日本人的中國女子來信》,以自己在日本生活的經驗,來解釋為何她相信這封信是真的。然而,信件在中國的互聯絡上迅速被刪,她對此感到不解:“一個外國人非常純樸地表現自己對孩子的感情的一封信也能被刪掉,是違反人性。”

遇害男童據報是中日混血兒,同樣有著中日混血兒孩子的小島芝竹,在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表示,得悉事件的時候心情非常沉重。除了參與悼念活動外,她也具名簽署了一份“部分在日中國人關於深圳918日籍學童遇襲事件的聯署聲明”。聯署信中表明,中國長期以來盛行的極端民族主義及仇恨教育,遮蔽了一部分中國人對日本的認知,甚至放縱了蒙昧與罪惡。

小島芝竹說,她的文章刊登在網絡之後,也有收到過一些惡意的留言,“有一個人留言說,不過死了一個日本人,你們哭什麽喪。”對於這樣的留言,她說是“能夠想像”,無論是在微博或者微信上麵,她都看到這樣的聲音,“完全是被仇恨養大的那種意識。”

然而,作為70後的小島芝竹表示,她在1980年代接受教育的時候,當時的仇日氣氛並不像今天來得那麽濃烈。 1984年,受到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邀請,有3000名日本青年對中國進行了曆史性的訪問,並舉辦中日青年友好聯歡的盛大活動,“我是有參加過這個活動的,我是手拿鮮花去說歡迎的小隊員之一”。

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正式建交,簽訂《中日聯合聲明》,被視為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開始。 1978年,兩國進一步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對於中日之間的關係,鄧小平稱“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到了2001年後,小泉純一郎上任日本首相,因其參拜靖國神社而令中日關係惡化,隨後中日之間的關係時好時壞。

深圳日本人學校男童遇襲 市民稱是“長期仇恨教育下的惡果”

在後安倍晉三時代,近年中日關係再度出現緊張跡象,而中國國內的反日情緒亦更加高漲,多宗針對日本相關的社會事件相繼引發社會爭議,如2022年的蘇州和服事件、中國爆發的反“夏日祭”浪潮等,而安倍晉三遇刺身亡之後,中國互聯網上亦有不少網民幸災樂禍。

直到今年,中國國內相繼出現了針對日本人的暴力犯罪事件,作為身處日本的中國人,在深圳男童遇害事件之後,伍雷感到慚愧與尷尬,“我們都不知道怎麽做。"

後續反應

深圳襲擊事件發生之後,引起了在華日本人社群的擔憂及恐慌。日本傳媒報道,鬆下公司亦在事後公布所有駐中國的員工及家屬可以暫時回國,一切費用由公司支付。一些在中國的日本人亦擔憂會成下一個被襲擊的對象。

據日本外務省於2023年發布的海外日籍人數調查統計顯示,2022年在中國生活的日本人比2021年減少5%,降至10.2萬人,是近20年最少。有分析指,這跟近年中日關係緊張、疫情防控、反間諜法等因素有關。

曾經在深圳工作過的小夏表示,對這件事情發生在深圳感到比較意外,“深圳是一座隻看重自身利益的城市,相對於其他北部紅色城市來說,大部分生活在這裏的人偏政治冷感,仇日情緒也不算很嚴重,對外國人算是相對友好。”他說以前供職的公司外國人很多,當時也不太感覺到大家有這種擔心。

事件亦引起日本社會與政界高度關注,據共同社報導,中國外長王毅上月23日在美國紐約應約會見日本外相上川陽子時,上川陽子要求中方向日方給出明確說明,並防止事件再次重演、早日查明包括疑犯動機在內的事實真相,就此作出嚴正處罰,並指中國的社交媒體“毫無根據、性質惡劣的反日帖子”直接發展成了威脅兒童安全的事態。王毅則表達日方應冷靜看待,避免政治化。

中國官方為此事在多個場合否認存在“仇日教育”,並試圖從外交層麵上為此事引發的情緒降溫,但中國民間的仇日情節似乎並未平息。

根據多家媒體報道,深圳日本人學校學生遇刺後,一個微信名稱為“黃如一”的人在微信群聊中稱,“殺個小孩多大事兒。”四川省農業農村廳工作人員向鳳凰網確認,網傳聊天截圖中的黃如一是四川省農村能源發展中心副主任。公開信息則顯示黃目前擔任該省農村能源發展中心副主任,掛職甘孜州新龍縣委常委、副縣長。

有華人社群在網上發起“航向愛與和平”響應行動。

相較於在華日本人的擔憂,在日華人表示較難以察覺到日本社會的反應及氣氛,通常是在網絡社交平台上,才有一些比較右翼的聲音出現。伍雷說:“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其實感受不到別人的反應,因為日本是一個非常內斂的國家”。但他也有留意到日本網民在網上表達對於中國不滿意的聲音,“有謾罵的、也有叫中國人滾回去的,在日本的華人要小心的帖子,但也僅此而已”。

阿古智子認為,日本的大多數人都是傾向沉默,在日常生活當中並不會作太多的談論。在事情發生之後,”很多人對於中國的印象惡化了,不太了解中國的人更容易覺得中國是很危險、可怕的地方。“阿古智子認為,近幾年來日本社會對華的感情一直在惡化,除了官方的關係之外,中國網絡上的反日言論也會帶來負麵影響。

日本非營利組織“言論NPO”去年發表一年一度的“日中共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92.2%日本受訪者對中國“印象不好”,比2022年上升4.9%;而62%中國受訪者對日本“印象不好”,較前一年結果相約。

在東京生活了兩年多的小夏,直言在日本沒有遭受過太多不友善的對待,“在我個人層麵基本上是沒有,”但他有留意到近年日本社會亦有一些針對其他民族的行為,例如之前有日本餐廳宣布禁止中國人及韓國人消費,“是挺多的,但不是針對我一個人……這是因為中日關係不好而導致的”。

就在中國“十一”國慶前夕,海外華人社群包括“for Little Hangping”(“為了小航平”)、莽莽、低音發起了名為”航向愛與和平“的響應行動,呼籲進行線上的集體行動,包括給航平畫一隻昆蟲、給航平的父母寫一封回信、終結仇恨教育等。

活動發起者表示:“我們不願中國這片土壤培育出下一個‘偶發’的暴力事件,也希望海外的中國移民能夠聯合起來反對種族歧視和仇恨犯罪——無論身在何處,我們永遠不知道,‘無差別襲擊’的厄運會不會降臨到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