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實施兩年的"高才通"項目，是否如當局所願？

韋天行站在擁擠的香港地鐵裏。

當香港政府在2022年底宣布實施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簡稱“高才通”）後不久，身在北京的謝叢（化名）就提交了申請，以圖借此逃離中國大陸越來越“內卷”的氛圍。

“(當時想)我不一定會去，但至少先申請試試，也許這是一個托底的選擇。”

四、五天後，謝叢就收到了高才通簽證，成為中國大陸"高才"南下大軍的一員。高才通計劃實施近兩共發出年，當局發出近9萬張簽證，95%來自中國大陸的申請人。該計劃屆滿兩年之際，港府稱會進行審視，而到埠人才麵臨的找工難、子女安置及教育等問題受到關注。由於人才輸入地缺乏多樣性，有聲音質疑該計劃是否吸引到香港真正需要的高才。

謝叢（化名）望著維港的風景

2019年，香港爆發了大規模"反修例"示威潮，警民暴力衝突愈演愈烈。一年後中共在這個前英國殖民地實施了備受爭議的《國家安全法》，加上新冠疫情帶來的雙重打擊，香港湧現"移民潮"，人才嚴重流失。

有香港媒體根據入境處的數據進行分析稱，自2020年6月底《國安法》生效以來，三年內淨移出人口可能已超過50萬人。2022年10月，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上任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多項“搶人才”措施，以填補過去兩年間流失的14萬勞動人口。其中，新推出的“高才通”讓不少人躍躍欲試。

為逃離“內卷” 大陸“高才”湧港

33歲的謝叢早在十多年前便與香港結緣——2013年從中國大陸的一所知名大學畢業後，她報讀香港城市大學的新媒體碩士。她畢業後獲得了新浪微博北京總部的實習機會，後正式加入了互聯網行業。彼時，中國大陸的互聯網和新媒體產業正蓬勃發展，社交媒體和移動支付逐漸進入民眾的日常生活。

接下來幾年，謝叢的工作領域涵蓋大數據分析、市場營銷和公關。與此同時，中國大陸“內卷”的風氣也逐漸開始盛行。她坦言，那裏的職場文化和人情世故讓她感到疲憊。

“內地公司待久的領導喜歡營造一種‘We are family’的感覺”，但謝叢並不喜歡在職場與人建立過深的聯係，“我隻想打工，能不能清楚告訴我該做什麽，達標後就可以下班。” 她抱怨道。

而近三年的新冠疫情下的嚴格封鎖也讓她身心深感疲憊，更加萌生逃離的想法。

今年農曆新年後，手握“高才通”簽證的謝叢開始在香港招聘網站JobsDB上求職。在兩次波折後，她憑借多年互聯網公司的從業經驗，成功被一家香港國際學校的品牌市場部錄用，負責宣傳文案策劃和社交媒體運營。

她坦言，香港的職場並不是絕對的天堂，仍然存在一些人情世故，但整體感覺比大陸好很多。“沒有一些無所謂的匯報和莫名其妙的表現自己，......（在大陸）休假好像犯了大罪”，她說。有一次，香港學校的上司在生日當天請假讓她很感慨，“喔，原來人可以這麽坦然地說因為是我的生日，我要休假，這在內地是不可能的。”

謝叢表示，現在的工作月薪有港幣4萬多，超過了之前在北京互聯網公司的待遇，但香港昂貴的房租和物價，讓她並沒有比在北京存下更多的錢。

在“高才通”實施後，中國大陸的一些媒體和公眾號對該計劃進行了一些“負麵”報道，稱這些大陸人才是來香港“搶工作”，“下班的港鐵上擠滿了前大廠（大公司）員工”。謝叢認為這些報道對像她一樣，真心想來香港發展的人不公平，甚至造成負麵的社會影響。

她認為，在2019年的社會運動後，中國大陸有批人變得十分敵視香港，“覺得香港現在的發展不如從前，內地發展更好，你們還在高傲什麽。”但謝叢並不以為然，反而覺得這是現今中國文化自信帶來的另一種極端。

韋天行走在香港的馬路上

2023年底，港府決定擴大“高才通”合資格大學名單至185間，韋天行的母校中南大學得以上榜。根據香港政府網站，“高才通”簽證分為三類，A類需申請人年薪達250萬港元，而B、C兩類則需獲得合資格大學頒授的學士學位，僅在工作經驗上有所區別。

今年1月，當自己的學校正式上榜後，25歲韋天行立刻上網提交了申請。僅僅過了4天，他在下班後和朋友吃飯時，就收到了香港入境處的通知——“高才通”C類簽證申請獲批。“晚上7點多收到郵件，心裏有塊石頭落下，至少有條路了，裸辭的風險還是很大的。”他解釋道。

逃離內卷同樣是韋天行申請高才通的動力，但與謝叢相比，他對香港的概念似乎更加模糊。

主修信息計算科學韋天行作為通訊硬件技術工程師，他需要經常與客戶溝通設計方案，並在設備安裝後進行現場調試。然而，他對常在非工作時間被要求處理客戶需求感到不滿。“很多明天白天能解決的事情，他（上司）非要晚上七、八點把客戶詢問的事情發群裏，然後要我馬上解決，”他抱怨說。

此外，他的公司還要求員工配合“大小周”工作製，即一周雙休，下一周單休。但韋天行表示，有時即便是單休的周日也會被要求在家處理公事，甚至曾經加班到淩晨4點，第二天依然要上班。

中國大陸經濟疫情後複蘇明顯緩慢，許多中小型企業麵臨生存困境。韋天行表示，作為一家通訊設備供貨商，他們公司的客戶數量明顯下降，而去年自己的年終獎也被“打了八折”。韋天行終於下定決心，在農曆新年一過便提出了辭職。

為了方便求職， 韋天行7月底從廣州搬到深圳羅湖租房住，以便跨境參加香港的麵試。他說他看好香港未來科創產業的發展，所以希望轉換職業賽道，從事與編程相關的IT產業。但之後的求職過程並非順利，不論工作崗位還是薪資，都不如之前在大陸的水平。

無奈之下，他先從兼職工作開始，也希望能增加自己對香港的了解。他的第一份兼職是在一家位於機場的物流公司做搬運工作。每天950港幣的工資，需要從晚上8點工作到第二天早上8點。但由於過於辛苦，他隻堅持了兩天。

後來，他到一家大陸品牌的手搖飲料店招聘店員，時薪65港元，暫時維持生計。

韋天行說，他依然在努力求職中，但不想勉強自己，接受一些不喜歡工作。“如果不合適，又要離職，那又會成為另一個空窗期。”

大陸人才赴港 子女教育成最大誘因

根據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務協會及香港教聯會早前的調查，62%的受訪者表示其18歲以下子女需要在香港就讀中小學。香港本地媒體查閱最新的《小學概覽2024》發現，2024/25學年全港小學將增設158班小二至小五班別，這與港府的"搶人才"計劃有關。

除了“高才通”外，香港的人才引進政策還取消了實施多年的“優秀人才”計劃的配額限製，獲批人數由2019年的874宗大幅上升至去年的12969宗。

43歲的劉一平（化名）是一位單親媽媽。通過“優才”計劃來港的她也曾麵臨和現今高才一樣的子女擇校難題。在四處奔走和收集資料後，她的兩個孩子參加了10所學校的插班考試，才最終獲得錄取。

她坦言香港的教育相比中國大陸具有強大的優勢，“我希望我的孩子成為世界公民，香港實行的是全人教育，很多細節都體現出來。我看了很多教材，先會生活，再去學習。而內地的教育，往往隻是關在屋裏刷分。”

今年，劉一平的大兒子即將升入中二，女兒則在小學五年級，她說，雖然孩子從小在北京的外國語學校學習劍橋英文，"但與香港的孩子相比，英文水平還是太差，缺乏語言環境"。

讓她印象深刻的是，今年年初，因工作繁忙無法陪11歲的女兒參加入學考試，女兒獨自從深圳的酒店出發，過關、搭地鐵到學校應試。她認為這是一次很好的鍛鍊，可以培養女兒的獨立生存能力。最終，兩個孩子都收到了不錯的offer，並於9月正式入學。

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務協會創會會長尚海龍表示，大陸高才帶子女來港入讀中小學，有效緩解了本地學校的招生壓力。隨著“移民潮”的興起，過去幾年不少學校出現招人不足的情況。“從學生層麵、勞動力以及人才層麵的人口補充，從數據來看是真實的。”尚海龍估計，“高才通”實行近兩年以來，已經有超過2萬名中小學生來港就讀。

大陸“高才”水土不服？

拿到“高才通”A類簽證的李卡卡（化名）2009年碩士畢業後，他先後在中國互聯網公司的“大廠”工作，包括騰訊、百度和快手，涉及產品企劃、電商和直播帶貨，並逐漸成長為公司的中層管理人員。

今年年初，在離開快手後，李卡卡組建了自己的團隊，經營起了一家直播帶貨公司。三個月後，他的“高才通”簽證也獲批，並開始計劃盡快赴港工作和生活。當被問及是否考慮將直播公司帶到香港運營時，李卡卡坦言，香港的人力和運營成本過高，並不適合將直播業務搬來香港；相反，他希望“在香港找一些實際的工作機會，因為我在國內互聯網公司的積累是可以帶到香港的，或者幫助國際的互聯網公司。”

他比較偏向能有一份工作，允許他不限於隻在香港上班，“但那隻有一些保險或者留學中介這樣的工作，而香港的金融行業也很慘，正在裁員，隻有虛擬貨幣還在招聘相關崗位”。他說因為家人都在北京且並未做好來港生活的準備，他坦言自己也沒辦法專心找工作。

對於像李卡卡，他承認，像他這樣的大陸人才，即便擁有豐富的工作經驗，語言是最大的門坎。“一個是英語，另一個是粵語，粵語還好，我可以不說，但英語的話我得先達到生活中可以熟練對話的水平，而國內其實是沒有這個語言環境的，所以還需要沉澱一下。”

他批評港府未能在“高才通”的配套政策上幫助大陸人才適應香港的生活，“一個人才進來之後，在住房和家庭安置問題上，需要有一些解決方案，比如政府的公寓或補貼。”他還希望港府能舉辦招聘交流會，甚至幫助他們將履曆發送到適合的公司，並給予相應的補貼，讓更多公司願意招聘大陸人才，“而不是根據過往經曆，給你一個簽證就算了。”

在一份今年6月呈交給立法機構的文件中，港府表示各項輸入人才計劃共收到32萬宗申請，近20萬宗獲批，其中逾7萬宗為“高才通”簽證。而已經來港的5萬多名高才中，有九成半也是來自中國大陸。當局指，54%到港的人才已經成功就業，月入中位數約為5萬元港幣，其中四分之一月收入超10萬港元。

長期研究香港人口問題的香港大學教授葉兆輝認為，大陸人才成為“高才通”主流未必是港府的意原。但近年出現的“移民潮”使香港社會明顯麵臨勞工短缺，因此本輪的人才引進計劃力度相比以往有所加大。他分析說，大陸“高才”填補人口空缺的優勢在於“速度快且距離近，適應上沒有太大困難。”

但他同時也表達了自己的擔憂，希望港能維持作為國際城市的地位。“如果過於單一化未必是好事，應該更加多樣化。”

葉兆輝認為，港府不應該用“搶”字來形容人才引進計劃，“‘搶’這個詞代表混亂，意味著缺乏計劃才去‘搶’。” 他希望未來的人口政策能吸引現有人才留在香港，使得想要離開的人未必真的要走，從而將香港打造成一個宜居的城市。

葉兆輝指出，大陸“高才”不能本末倒置，等待港府把“一切的事情搞定了你才來”，因為香港需要靠“高才”把一些產業做起來，才需要引進人才。他觀察到政策在執行時存在“期望不匹配”，並坦言真正的高端人才未必會選擇來香港。

身兼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務協會創會會長的立法會選委界議員尚海龍認為，大陸“高才”克服“搵工難”，融入香港社會隻是時間問題。他鼓勵A類高才來港創業，“這些人背後一定有較有實力的企業。我們假設其中1萬人都在香港開設公司，我預估會提供5萬個就業崗位，這對香港經濟的豐富有很大幫助”，尚海龍解釋道。他甚至建議特區政府取消對在香港開立公司的“高才”企業家要求“通常居於香港”的續簽條件，轉而以“交稅、發工資”等來衡量其經濟貢獻。他認為隻要能振興香港經濟，“其他的都是形式主義。”

首批高才續簽在即 港府麵臨“續簽亂象”挑戰

香港政府實施的“搶人才”政策即將屆滿兩年，首批通過“高才通”計劃來港的人士將於明年年初麵臨續簽問題。由於港府目前尚未明言續簽的具體標準，對許多大陸“高才”來說，無法續簽將意味著在香港的所有計劃可能會泡湯。

在中國社會平台“小紅書”上搜尋“高才通”續簽，許多貼文聲稱有辦法幫助新來港人士辦理續簽，但業內人士提醒，網絡平台存在大量陷阱，建議遵循“正路”留港發展。升學機構負責人肖恩對網上的“續簽亂象”表示不滿，“現在很多人為了續簽，會選擇入職保險公司。更灰色的做法是掛靠公司，實際上是自己交錢給公司，再由公司發工資給自己”。根據他的觀察，香港入境處已經開始收緊“優才”的續簽標準，如果是就職於保險公司的，續簽後的工作簽證可能會從3年縮短至1年，他估計港府可能會以同樣的標準處理“高才通”的續簽。

今年6月，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在接受立法會議員質詢時指出，香港保險業發展蓬勃，需求人才，並理解保險業的聘用模式“類似自雇人士的模式”，因此不會阻止“高才”從事該行業。但他強調，在續簽申請時，“會審視他們的工作量、賺取的經濟收益、是否居港，以及所提供的證明是否清晰可核實，以確定其收入是通過工作獲得的。”

孫玉菡日前還還稱，整體而言，高才通的效益非常好。但當被問及“高才通”吸引的95%人才來自中國大陸是否顯示不夠國際化時，他表示，不應僅以國籍來評判，最重要的是具備頂尖知識和國際視野。他補充說，即使大部分來自內地，但許多人是在美國畢業，他們都是國際人才。

現在離韋天行的簽證續期還有一年多的時間，他說自己也有開始看一些深圳的機會做退路，可能會偏向外企一些，因為想利用一下自己的英語的優勢，但國內對於coding工作競爭激烈，而自己不是應屆畢業生，沒有優勢。他說最近也接到邀請他加入香港保險公司，但他認為不到萬不得已，自己不會選擇這條路。

他說，自己很喜歡香港的社會環境，希望以後能留在香港工作、生活，並能在7年後拿到特區護照，方便出國旅行。目前，他也有在網上接一些編程類的兼職，借此提高自己的IT技術，對於未來一年多在香港找到一份稱心的工作，他表示自己還是有信心的。

對於未來，沒有續簽顧慮的謝叢說，她希望能盡可能在香港這個“雙語環境”積攢經驗。但她坦言，自己隱約地察覺到，十年間，曾經多元、開放的香港已經變了不少。“我剛來讀書的時候，去城大報道那天，門口是有一個自由女神像的，但現在已經沒有了，反而充斥著愛國愛港的元素，” 她回憶到。

“現在你走在商場、路上，會聽到很多人講普通話，這時你就會感受到，哦，原來我還是在中國，隻是另一個中國的城市而已”。

謝叢表示自己選擇香港，就是因為這裏有不一樣的社會環境和人口素質，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大陸人南下，她擔心自己厭倦的中國國企的“山頭文化”也會被帶來香港。“所以長遠來說，如果有國外的生活機會，我肯定會考慮，”她解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