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中國正在醞釀新的階級鬥爭嗎？

經濟學人的分析認為，隨著經濟衰退，中國社會群體之間的怨恨日益加深。

ermell, CC BY-SA 4.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三代煙草人”這一術語，在中國已成為描述特權精英的常用短語。這些精英通過相互之間的關係分配珍貴的職位（如國家煙草專賣局的管理職位），排斥普通人。

今年早些時候，一位擁有超過85萬粉絲的微博博主引用了這一話題：“這種世襲製度的結果是一個封閉的權力圈，完全切斷了底層人民向上攀升的機會！”

數百人表示讚同。一位網友評論道：“統治階級正在固化。”

另一位憤怒地表示：“精英的孩子步步高升，而窮人的孩子依然貧窮。”

在20世紀90年代，隨著人們能夠自由從農村遷移到城市，並可以自由選擇工作，社會流動性迅速上升。通過努力工作和聰明才智，從農民轉變為工廠主可能隻需要幾年時間。

然而，正如這個話題所暗示的，樂觀情緒開始消退。經濟正在放緩，優質工作的機會日益減少。許多中國人現在談論“社會固化”，在較不富裕的人群中，越來越多人對自我複製的精英階層感到憤怒。

階級敵對情緒正在上升。

由兩位美國中國問題學者斯科特·羅澤爾和懷特·馬丁領導的研究發現，中國人曾經接受明顯的不平等，仍然樂觀地認為通過努力和能力仍能取得成功。但現在，他們更傾向於認為，成功的關鍵是關係和出生在富裕家庭中。

這讓中共感到不安，因為黨聲稱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正如中國憲法低麵上寫的。近年來，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呼籲加大力度促進社會流動，並強調實現“共同富裕”的必要性。

然而，這種話語對公眾情緒的影響似乎不大，反而讓商人和富裕的中國人感到不安。

今年8月，一位擁有超過10萬粉絲的微博用戶，用他的賬戶抨擊了精英享受的大額養老金。他寫道：“老百姓，現在明白了嗎？既得利益是碰不得的，你連談都不能談。”

一位網友回應道：“他們都是寄生蟲。”

另一位則稱他們為“吸血鬼”。

第三位網友插話說：“社會固化越來越嚴重。”

還有人冒險評論道：“不來一次革命，這種離奇的不公正是無解的。”

但由於中國的互聯網受到嚴格審查，幾天內這條帖子就消失了。

  中國真的變得更加社會僵化了嗎？

專家們對此存在爭議。衡量社會流動性的常用方法是通過所謂的代際收入彈性（IGE），比較人們的收入與其父母的收入。

兩代人社會地位差異越小，IGE數值越高，意味著社會流動性越低。IGE數值在0到1之間，數值越高表示流動性越低。

2019年，位於波恩的勞工經濟學研究所發布的一項研究發現，1970年至1980年出生的中國人群——也就是20世紀90年代的年輕勞動者，IGE為0.39，而1981年至1988年出生的人群這一數值上升到了0.44。

研究人員表示，正如富裕國家一樣，中國社會流動性的減少與不平等的加劇是同步發生的。隨著經濟改革的啟動，20世紀90年代中國貧富差距急劇擴大。

南京財經大學的金夢潔及其合作者在2019年發表的另一篇論文中表示，中國的社會流動性高於美國，但低於英國、加拿大和德國。

習近平並不承認社會停滯的存在，但他呼籲采取措施防止這種現象發生。

他在2021年表示：“在一些國家，貧富差距擴大和中產階級的崩塌導致了社會分裂、政治極化和民粹主義泛濫，教訓深刻！”

今年7月，南開大學的韓林秀在官方刊物上撰文稱，他不認為存在社會停滯，但“這種負麵情緒的廣泛存在”是“潛在的政治風險”。

  階級不能提

為了應對社會流動性問題，黨在2019年發布了關於這個問題的首個政策文件。與討論中國相關話題時一貫的做法相同，文件中並未提到“階級”一詞。

新的階級可能正在形成的想法，對黨的意識形態工作者來說依然難以接受。但文件指出，消除流動性障礙將是“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有力支撐”，並準確識別了一些主要的阻礙因素。

其中最明顯的障礙是戶籍製度。這個製度限製了從農村遷移的人員獲取城市補貼的醫療、教育和住房的能力。在過去30年中，近3億人遷移到城市，這給他們的社會地位帶來了一次性提升。但在城市中，他們被視為二等公民，通常由於戶籍要求而無法申請更高地位的工作。

黨的文件呼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論戶籍”，改革也在加速進行中。部分改革允許有正式工作的農民工享受與本地居民相同的福利，即使他們沒有更改戶籍。

然而，仍然存在隱性障礙：許多農民工沒有合同來證明其工作或居住狀態。並且，黨對最大城市的改革持謹慎態度，那裏集中著最好的工作。

政府主要擔心的是，如果大批農民工失業且不願離開城市，可能會對社會穩定產生影響。

農村地區的教育不平等是進步的另一個重大障礙。農村學校在資金和師資力量上與城市學校相差甚遠。擁有農村戶籍的孩子完成高中的機會遠遠低於城市孩子。盡管中國大學和學院的招生人數在2008年之前的十年間增加了六倍，給更多人提供了機會，但農村學生在精英大學中的比例仍然非常低。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劉寶忠認為，在這些精英大學中，近40%的學生是管理者的子女，農民的子女卻不到10%，盡管超過35%的中國人生活在農村。

中國中產階級的迅速擴展也是一個顯著的現象，從20世紀90年代幾乎不存在到如今官方統計約4億人。然而，在這個新興階層內部也存在不滿情緒。競爭異常激烈，家長們傾盡全力為孩子提供盡可能好的教育。

2021年，政府試圖通過禁止大多數營利性補習機構為學生提供服務來公平競爭，但這反而讓最富有的人占了更大優勢，因為他們能支付天價聘請非法的私人家教。

許多中國學者建議，通過改善公共服務來減少窮人世代貧窮的風險，如醫療費用、養老金不足、微薄的失業福利和高質量教育的隱性成本。但政府並不願意在這些方麵大肆投入。

2021年，習近平警告說：“要促進共同富裕，不能搞福利主義”，因為這會“養懶人”。他表示，超出能力範圍實施“福利國家”政策是不可持續的，最終會導致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問題。

黨的精英主義也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入黨需要經過漫長的考驗，包括頻繁參加會議學習黨的文獻。然而，對於國家機關的公務員和國企白領來說，入黨是晉升的必要條件。雖然公務員考試在中國被廣泛認為是公平的，但誰能入黨卻取決於內部人員的決定。並且在國家的堡壘內部，裙帶關係相當普遍。

今年4月，甚至連中央電視台也在其網站的一篇報道中承認了這一問題。報道指出，公眾對“三代煙草人”及類似話題的關注，表明“國企和地方政府機構內近親繁殖現象依然存在不少”。

報道稱這一問題在“隱秘的角落”中蔓延。網民們抓住了這一罕見的承認。盡管審查員已在努力刪除評論，但一些仍然存在。

一位網友諷刺道，“這些人正在弘揚傳統文化”。這句話引用了習近平一個關注策點。

另一位網友調侃道：“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