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社會凝視和偏見：當外賣小哥成為流量密碼

我所在的書店，因為外觀明顯，園區點外賣的人喜歡把這裏設置為收貨地址。每天中午，都有不少人在這裏交接快遞。

根據我的了解，那些公司行政、新媒體小編、直播帶貨公司的服務人員，收入都不會比外賣小哥高。但是，沒有誰把這些等待外賣的打工族視為底層，大家都會認為外賣小哥是底層，有些人認為他們每天都在受到“剝削”。

“外賣員”，日漸成為一種“觀察”和“創作”對象。那些和外賣小哥有關的話題，總是能衝上熱搜。對外賣小哥的“想象”，盡管很多離事實很遠，但這些想象恰恰反映了社會的偏見。

“外賣小哥”：從浪漫到“底層”

《我在北京送快遞》是2023年的現象級圖書，目前已經售出17個國家的版權。這本書的銷量很好，也讓作者胡安焉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和這本書的編輯聊天，他說書的封麵有一些“誤導”；盡管書名和腰封中的“底層”，都是很好的賣點。其實，胡安焉很難算得上是真正的“底層”，他父母都是廣州的職工；盡管胡安焉做了二十種工作，都是體力活，收入都不高，但他也坦誠，自己並不算真正的“底層”。

外賣行業登上曆史舞台，是“創新的平台經濟”。平台經濟最理想的狀態，是“所有人”為“所有人”服務，人們在閑暇時候去送外賣、開網約車，既可以有一點收入，也可以保持流動的自由（不用簽勞動合同）。

還在報社工作的時候，我點過一杯外賣咖啡，是報社保安送的。我認為這幾乎是外賣行業的最好狀態：認出我後他非常開心，我也大聲向他表示感謝。那時我是夜班編輯，工作對身體的摧殘不亞於體力勞動者，大家都沒抱怨自己在“受剝削”。

社會現實的沉重一麵，是過去幾年外賣平台正在承受越來越大的壓力。2020年，有體育、娛樂業白領因為沒法工作而不得不選擇送外賣；越來越多的大學生、研究生從“體驗生活式”送外賣到全職幹這一行，因為找不到工作。

輿論中對“外賣小哥”的想象開始變化。早期的“騎手”，因高學曆的人進來，短暫創造了“浪漫故事”，給人最初的浪漫感覺。但是，這個行業很快變得沉重。外賣服務、網約車行業承載著最重的“就業壓力”，很多人都是“個體”，卻也都成了全職。此時，和“外賣小哥”有關的敘事，開始變得沉重：“困在係統裏”，“一天送餐12小時”，為了趕時間而帶來一些交通隱患。

被流量捕獲的“外賣故事”

當外賣平台開始承載全社會的就業壓力時，它必然是日常的、辛苦的。在過去幾年，網絡輿論場有不少人渲染“勞資矛盾“，攻擊企業家為“資本家”。2016年，很多年輕人喊馬雲為“馬爸爸”；到2022年，那些富豪榜上的企業家，幾乎都成了“資本家”。

正是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中，“外賣小哥”的形象開始變得“底層化”和“苦情化”：“杭州55歲外賣單王安然離世”、“一家五口在北京送外賣”這樣的極端故事，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行業（比如一家五口都在鄉鎮教書，就絕非個例）；但它發生在外賣行業，就顯得格外悲情。

因為就業市場困難重重，年輕人很難找到好的工作機會，而外賣員（在美團上接單的就超過700萬）人數龐大，擁有超強的流動性，這讓“他們”成為很多故事和社會焦慮的載體。尤其是在短視頻時代，關於外賣小哥的作品很容易獲得流量和上熱搜。

如果細心察看，會發現很多“故事”屬於傳說。關於騎手，今年流傳最廣的一個故事，是“一位大學生去送小區送外賣，發現保安就是自己的同學”。有些以此為主題的視頻像模像樣，但都是“創作”，沒有任何具體可靠的信息：一個鏡頭、一段音樂、幾行文字，就能出一個爆款。

這樣的“故事”傳播很廣，因為它迎合了很多人對社會就業壓力的擔憂。它也有現實基礎，因為“送外賣”和“當保安”的大學生都很多。如果碰巧是同學，遇到也有可能。但是，它仍然是“創作”，而不是新聞報道。

2016年有流量的故事，可能是創業大佬奇思妙想的成功奇跡；現在，則是外賣小哥和網約車司機。因為“外賣小哥的艱辛”有流量，這樣的故事也就變得值錢了。事實上，它幾乎成為視頻平台的一個主要“門類”。

社會偏見的“底層”利用

並不意外，越是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時候，企業家的形象也就越“負麵”。過去幾年，輿論場上對“資本家”和“剝削”的鞭撻，成為常見的主題。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智能手機時代，互聯網用戶超過10億，絕大部分用戶都在看視頻，這樣的敘事更有流量。

這形成一個悖論：有人完全可以通過編排“資本家”和“剝削”故事，供應給“社會底層觀眾”，並因此而牟利。已經有報道指出，這樣的視頻創作也有“產業鏈”，背後也有“資本運作”。而這一類視頻，很容易選擇外賣行業作為“創作對象”，在邏輯上幾乎是一種必然。

有關外賣小哥被剝削的故事，大部分博主都不是外賣從業者。這類“創作”的流行，有一種真正的偏見：這既是對外賣小哥的“刻板印象”，又包含一種“社會權力的凝視”，這是對“底層”的想象和利用，也是一種對外賣小哥形象的“開發”和歪曲。

相比之下，那些來自一線的外賣小哥自己拍攝的視頻，反而更加真實生動，也不乏溫情所在。“外賣詩人”王計兵、“快遞作家”胡安焉的創作，也能說明這一點。並不意外，他們反而從沒使用過“剝削”這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