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失婚:我和媳婦每天都回城中村,她還是跟人跑了

工地青年經營婚姻的困境

在工地調研的時候，和青年工友交流他們的婚姻和家庭問題。根據他們自己的經曆以及他們講述的工友的情況，發現在建築工地做事的青年工友的婚內矛盾、離婚率還挺高的。幾個工友曾反問過我幾個問題：

為什麽我們的父輩們也是出來打工一輩子，年頭出來，年尾回去，夫妻一年四季見不著也很少離婚。而我媳婦雖然留守，但是她帶著孩子留守在鎮子上陪讀，吃喝拉撒都和城裏差不多，並且我經常和她打視頻，我們還是離婚了？

為什麽我都帶著我媳婦一起出來武漢打工了，我在工地做事，她在廠子裏上班，平時也會在休息的時候見麵，但還是離婚了？

為什麽我都和媳婦在城中村租房，我白天在工地，她在服務行業，每天都能回家見麵，但是她還是跟人跑了？

這幾個問題，都反映出了工地青年當前經營婚姻的一般模式，而婚姻破裂的原因，因為訪談的是單方的男性，將離婚原因歸咎於女方也很正常。但是從到各地農村的調研來看，當前的一些婚姻經營模式確實存在著一些風險。

一

工地青年當前經營婚姻的幾種模式，或者說在城鎮化過程中，對於家庭的幾種安排，可以歸納為：

第一種，是一城一縣（鄉）。區別於既有的男工女耕模式下的男主外、女主內，而是男工女陪方式。即男性在建築工地打工掙錢，女方在家裏陪著孩子讀書。當前，絕大多數鄉村沒有小學和初中之後，這部分陪讀媽媽麽至少都住在鄉鎮或者縣城，並且很多都是全職陪讀。在建築工地做工的青年一個人承擔起養育三四口人的重擔。有一部分父母還在務工，可以補貼。有的父母隻能養活自己，不給青年的核心家庭造成負擔。在工地有事做的時候，工人們是不敢休息的。所以，就造成了兩方長期分居的狀態。這種情況下，作為丈夫或者父親的工人給家裏輸入經濟資源，但是情感支持僅僅從微信視頻或者電話的方式很難達到效果。長期以往，無論是建築工地的丈夫，還是在家留守的妻子，都有情感需求和生理需求，就很容易造成婚內出軌，婚姻破裂的問題。當然，出軌是少部分。

第二種，是共同務工，短期分居型。夫妻兩人共同在城市務工，男的在建築工地，女的則在工廠或者服務行業做事。因為建築工地本身的特性，不僅封閉，還具有高度流動性。所以男的住在建築工地的宿舍區，女方也住在工廠或者公司提供的宿舍區。兩方雖然能夠經常見麵，但每次見麵相處時間都不長。在務工過程中，女方結識到更有錢的人，或者有了自主意識和掙錢能力後，覺得丈夫無能，掙錢不多等等，都成為矛盾的爆發點。在建築工地做油漆工的吳哥就有這樣的經曆，他和老婆一起到城市打工，老婆在一家賓館做前台。平時他倆都住在各自的宿舍，偶爾見麵，後來老婆認識了賓館旁邊彩票站的一個小老板，這個小老板也是農村出來的，但是他的收入穩定，在城裏有房子。一來二去，時間久了，老婆就提出了離婚。自己當時還不知道原因，但是離婚之後老婆很快地和彩票站老板結婚了。到現在已經生了倆孩子。這裏的問題也是如此，除非是進廠，女方和同樣是來自底層的女性朋友們一起做事，對於中產化的生活有向往，但是並沒有真正地可以有養成中產化生活的時間和空間（工廠做事，加班正常，住在集體宿舍）。如果是從事服務行業，一者是要求女性的穿著打扮本身實現“都市化”。二者是結交的圈子相對多元之後，能夠見識到社會的各色現象、各界人士，對城市化和中產化的吸引力難以抵抗，最終帶來的又將是城鄉觀念在家庭內碰撞與衝突。

第三種，是共同進城，一起居住型。相對來說，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進城務工方式是最有力於雙方婚姻的穩定的。這裏又有不同的形式。工地青年父母支持資源有限的話，很難在城市買房，他們一般都是租房子住在城中村，夫妻倆白天各自上班，晚上下班之後回到城中村租住的房子裏。一旦進城之後，就麵臨子女接受教育的問題。要麽是父母在老家帶娃，陪著上學。要麽就是夫妻倆務工，父母中的一方或者兩方都進城來陪讀，順便掙錢。這種情況下，為了節省在城市生活的成本，父代和子代兩代人居住在一起，在城中村本身就不大的狹小空間內，存在著諸多不方便。同時，代際之間生活的差異和矛盾也有可能會爆發。對於夫妻之間來說，又增加了一些不穩定的因素。在工地做架子工的明哥就說他對於每天回去城中村住的房子就很發愁。回去，老婆要數落他無能，但是父母聽見兒媳婦這麽說兒子，就很不樂意，有時候本來是日常拌嘴的事會因為父母的介入而成為大的矛盾。但是母親要幫著接送孩子，父親在城裏還再打份工。不住在一起吧，接送孩子也很麻煩，住在一起吧，麻煩事也不少。

二

一方麵，我們要看到不同的婚姻經營方式，都是對市場化轉型的城鄉巨變下所做的調適。另一方麵，我們也要看到，這種轉型背景下，家庭內部的婚姻困境，其發生機製與社會變化有關聯。

其一，個體所生活的社會由熟人轉向半熟人（陌生）社會。也就是說，年輕人所居住的空間在鄉鎮或者縣城，脫離了既有的村莊社會。在鄉鎮和縣城居住的人往往是多元的，並且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方式呈現出家庭麵向。鄉鎮和縣城很難形成公共輿論。如此一來，無論是工地青年認為的“女方太作，花錢如流水”，亦或者是“女方出軌，公然和別的男性交往”，這些對於鄉鎮或者縣城生活的很多人來說，他們不關心，即便是知道了也不會討論。相比於縣城，在鄉鎮生活的年輕人可能要相對顧及一下自身與鄉土文化格格不入的某些行為。總體而言，鄉鎮和縣城沒有形成公共社會的輿論約束，也沒有產生對個人不當行為的糾偏機製。個體在這種半熟人（陌生）社會裏的行為不必有來自社會的壓力。

其二，家庭倫理的瓦解和家庭責任的缺失。家庭倫理道德能有效發生作用，從夫妻婚姻關係締結初期就對雙方的行為舉止起到束縛作用。本質上，還是家庭所在的村莊社會的失效。當前，村莊社會在解體，年輕人又居住在城鎮，家庭道德倫理的作用是有限的。甚至，有一個女性，連續離了三次婚，最後嫁給了一個在縣城經商的老板，也成為村莊社會所允許的，很多人對此的評價是女的有本事。同時，也存在一部分在城務工的人對家庭責任的缺失。家庭和婚姻的維係，不僅僅是經濟支持，更要有情感交換。受著主觀上的“我就是掙錢的，把錢拿回家，還要我幹什麽”的想法以及客觀上“隻能通過網絡視頻的方式交流”原因影響，使得在城務工的一方在做好夫職和父職方麵做得並不夠好。

其三，同類群體的錯誤示範作用。不僅僅在縣城陪讀的女性受著自己姐妹圈的影響，踐行著中產化的消費生活習慣。在建築工地長期務工的男性也受著工地上“臨時夫妻”“找小姐”等解決情感和生理問題的途徑的影響。王哥說：“找小姐在建築工地很正常，出來做事就是長達幾個月，總需要解決生理問題。關鍵是有一些工地，還有‘雞頭’專門去發放小卡片。有些人本來沒有想法，也被刺激到了。”但是多數情況下，不會成為問題。一方麵，工地上現在出現了班組之間的陌生化，相互之間不認識，也不關心。另一方麵，班組內形成了相互包庇的風氣。這二者使得男性出軌、找小姐等破環家庭的行為方式大概率上都不會被家裏知曉。並且，能在家裏和外麵掌控得住，成了工地上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怪異現象。

其四，代際之間的矛盾問題。當前，在建築工地的青年家庭要實現完全的城市化生活，靠年輕人自己在工地的務工收入很難支撐得起。湖北地區的農民相對來說代際責任比較強，父輩們就會主動地延長自己的人生任務鏈：為子代買房子、買車子、娶妻子、看孫子、不間斷地給票子等。總而言之，父輩處於一種持續資源輸出的狀態，也就帶來了父輩以資源掌握為由的對家庭秩序主導的權力。自然而然，父輩退出家庭秩序主導權的時間也在延長。無論是半工半耕的代際分工還是全家務工的代際合力。擴大化的家庭內部兩代人之間的生活安排、行為習慣都存在潛在衝突。即便是當前不少老人以“娶媳婦不容易，處處忍讓”為原則在和子代家庭相處，但日常生活中，雞毛蒜皮的小事很多，代際之間產生矛盾的風險也無時無處不在。

其五，思想觀念的衝突即城鄉觀念的對立問題。在建築工地的青年工人，長期接受著來自鄉村的初生代農民工們思想行為的熏陶，又因為工地本身的封閉性，讓這一部分人較少有機會接觸城市化的生活，所以工地的青年們所具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都呈現出濃厚的鄉土性。與此不同的是，在鄉鎮或者縣城的陪讀媽媽們的生活習慣逐漸在向城市的中產化的生活方式看齊。一個工友說：“他老婆在家裏不工作，就隻是帶孩子。就這樣，還是每天三頓飯在外麵的飯館解決。她們一夥的一幫太太們，幾乎每天都要收快遞，買了很多華而不實的東西。這種行為，自己看不見還好，看見了肯定忍不了。自己在工地辛苦一天掙300塊錢，老婆帶著倆孩子頓頓在外麵吃，幾乎很少開灶，光是吃飯就得2000塊。我是希望她可以自己做飯的。”這種中產化生活方式的表象，本質上是對城市化和現代化生活方式的一種畸形認知。然而，身處於鄉鎮和縣城，又有個同類群體的朋友圈在示範，最後就帶來了女方養成了中產化的生活觀念。結果就是在關於家庭內的小事、大事的決策方麵，雙方都很容易形成一種對立。這種對立本質上就是城鄉文化之間的對立，很難調和。

三

工地青年們所麵臨的婚姻困境，從城鎮化角度來說，是當前他們仍然在以家庭的分離和個體的城鎮化為代價來維持家庭發展的結果。女性留守的很大原因是為了孩子在縣城接受教育，最終長期分居產生了一係列問題。畢竟，家庭不僅僅是經濟功能的單位，更是情感互補的載體。因此，工地青年們麵臨的婚姻困境，是社會轉型過程中以個體為單位的城鎮化實踐必然會遇到的。這一問題的解決，需要從城鎮化實踐的政策方麵入手。

在這個意義上講，當前的政策發展方向，應該鼓勵以家庭為單位的城鎮化。這種城鎮化的方式可以實現家庭的完整，同時避免一係列因為“臨時夫妻”以及“性市場無序繁榮”帶來的社會問題。然而，以家庭為單位的城鎮化實現，需要實現教育和醫療資源的普及和開放，也就是戶籍製度的進一步放寬。當前關於公共服務的福利很多還是和戶籍製度本身掛鉤。可以讓小孩在務工地讀書、家中的老人在務工地就醫，解決了這兩個核心問題，實現以家庭為單位的城鎮化發展，我國的城鎮化才能上升到更高水平。但是，對於工地青年們來說，建築工地工作本身的封閉性和流動性是導致婚姻困境問題產生的重要因素。解決他們的婚姻困境，不僅僅是家庭的城鎮化，還要從他們自身工作方麵的個體賦能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