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筆者在整理卞仲耘遇難資料的時候，又傳來了深圳日本學校一名10歲的男生，受到暴力襲擊，不治身亡的消息。盡管二者性質有巨大差異，我國社會環境也已經發生本質不同，不過過去曆史教訓告訴我們，社會暴力的潛流仍值得高度重視。
我們先說卞仲耘之死。時年50歲的卞仲耘，隻不過是文革數百萬抑或數千萬罹難者中，普通的一員罷了，死難者中比她更年輕的、高貴的不計其數。就連國家主席都慘死了，一個北京中學的副校長算得了什麽？
但是在現代史研究中，卞仲耘之死是一門“顯學”，這跟她是文革中北京第一個死於暴力的人，以及凶手身份特殊並一直不得解有關。然而，筆者認為在更深層方麵，卞仲耘之死作為特殊曆史案例的原因在於：她不像我的堂爺爺死於村裏目不識丁的貧下中農的棍棒之下（還有一絲氣息的時候，就被貧協主任斷定死亡，然後活埋），這些人顯然是被認為是天然愚昧、容易被蠱惑施暴的群體，加害她的對象卻是中國最優秀中學之一——北師大女附中的一群高一年級的花季女生。她們不是出身高幹、就是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她們在平時可能連一個小動物都不忍心傷害，但是讓人想不到的是，她們竟然成為最勇敢地施暴者。
卞仲耘是如何走向死亡的呢？雖然描述這個過程，會讓人內心很痛苦，但是我們又不能忘記它。
從1966年6月起，卞仲耘就已被“工作組”確定為這場史無前例革命的第一批犧牲對象，她的罪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三麵紅旗，反對黨的政策，破壞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學率，精心培養修正主義苗子，培養資產階級教師隊伍；參加舊北京市委的反革命軍事政變活動。
這些罪名有一個就夠讓人毛骨悚然了，這麽一長串給她的打擊可想而知。不過官方派出的“工作組”的批判大體上是講程序、講規矩的，當學生被發動起來，批判就失去秩序，上升為無下限的人身羞辱和騷擾了。
比如，學生開始在她的私宅和辦公室門口，貼人身辱罵性的大字報。這張貼在她家的門上的大字報寫道：
漏網的大右派，與前市委有密切聯係的大黑幫份子，反共急先鋒，對革命師生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大混蛋，大惡霸，你他媽的放老實點，否則饒不了你。
還有一張更難聽的貼在她的臥室門上：
狗惡霸，卞毒蛇，你他媽的聽著，你再敢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耀武揚威，我們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頭。你他媽的別妄想東山再起，我們要斷你的孫，絕你的種，砸你個稀巴爛。
誰能想到這些中國文化史上最粗魯、惡心、野蠻的語言，竟然出自中國最優秀中學的女孩子們之口？據卞仲耘丈夫王晶垚先生的統計，光這類攻擊個人的大字報就有數百份，十萬來字長。
（學生給卞仲耘下達的接受批鬥通知，語言粗俗）
從6月23日起，卞仲耘開始遭受暴力批鬥。尤其是隨著劉鄧希望革命控製在“工作組”指導之下的嚐試失敗後，學校更陷入失控狀態，學生更可以隨意侮辱折磨老師， 這其中的過程本文不再詳細敘述，我們僅僅看卞仲耘女士死前幾個小時遭遇了什麽。
８月５日下午２時左右，高中一年級學生開始批鬥卞仲耘、胡誌濤、劉致平、梅樹民和汪冰瑩等五位校領導，她們發明的對老師們的懲罰程序有：
人格自辱。強迫校領導們跪在台上，罵自己“我是黑幫”、“我是牛鬼蛇神”，然後，讓他們帶著高帽在操場遊街，讓他們敲著鐵簸箕繼續辱罵自己。
剃陰陽頭。在這過程中，一些激烈的學生開始用剪刀戳他們的頭骨，撕裂他們的頭皮。
潑墨潑糞。先給老師們從頭上潑墨水，又覺得不過癮，繼續澆灌屎尿；甚至還有人去熱水房找來滾燙的開水，準備從他們頭上澆下去。
“勞改”。命令老師們在酷暑下搬運沙土，卞仲耘挑的大筐被裝得堆尖，根本挑不起來，就被劈頭打倒在地；學生又勒令副校長胡誌濤去廁所刷茅坑蓋，蓋上全是結痂的糞便，學生故意不給她工具，她隻能徒手摳，指甲被磨掉半邊，露出血紅的的肉來。
亂棍群毆。在批鬥達到最高潮，學生們手中的武器很多是有釘子的桌椅腿，打在人身上，一會便是血肉橫飛。卞仲耘因為是學校的最高領導人，被打得最重，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折磨，下午五點來鍾的時候，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
如果這時候，卞仲耘得到及時搶救，可能還不致死，然而依然有一些學生踢她的身體，踩她的臉，大聲罵她“裝死”。最後，她那將死的軀體被抬上一個平板車，被用大字報紙蓋了起來，上麵還壓了一把大竹掃帚，以示繼續羞辱，這樣又停放了將近兩個小時。
（語言粗鄙化和行為暴力化，是十年動亂中激進青年的典型特征）
在晚上７點多鍾，當學校“文革籌委會”請示北京“新市委”後，卞仲耘才被送到一路之隔的郵電部醫院。但是，醫院又因為她是“黑幫”拒絕收治，在幾名心懷悲憫之心的老師和學生擔保下，醫生終於救治，此時她的身體已經僵硬，顯然已死亡多時。這次批鬥中幸存下來的胡誌濤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餘生一直需要穿特製的鋼背心，才能行動；教導主任梅樹民，因遭受的肉體折磨和精神驚悸，患上了嚴重的心髒病。
卞仲耘校長就這樣被剝奪了生命，並且女附中的孩子們對她的死又表現地極為麻木。如果不是她的丈夫王晶垚買了一台相機，拍下她慘死的情況，保留下來各種物證，並且這些資料有幸進入曆史學者的研究視野；如果不是2007年北師大實驗中學90校慶中的一次爭議事件，引起社會對卞仲耘之死的關注。她的死亡很可能就被那群“文明人”徹底遺忘，就像我那堂爺爺的死被村民忘記了一樣。
（卞仲耘的血衣和遺像）
（二）
卞仲耘的死亡不過是開始，在1966年8-9月間，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另有33695戶被抄家、85196個家庭被驅逐出京城。在暴力最嚴重的西城區，幾乎每個中學都有被打死的教師或者學生。其中最慘烈的是8月 24日，這一天有兩百多人被打死，老舍先生就是這天選擇了投湖自盡。我們需要銘記：打人者絕大多數是14-18歲的“純潔少年”。
暴力同樣發生在作為最高學府、人文思想聖殿的北京大學，僅1966年夏秋就有15人死亡，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外語教育專家俞大絪和曆史學家向達。
在這過程中，“暴力美學”也不斷完善豐富。在北師大的另一所附屬中學——二附中，學生打死了黨支書薑培良，還強迫他14歲的兒子打父親，還有人大叫“拿鹽撒在他的傷口上”。作家老鬼（楊沫之子）亦曾回憶他所在的四十七中批鬥老師的情形：“有的拿老師當活沙袋，練拳擊；有的要老師吃夾竹桃葉兒，不吃就抽；有的初中小女孩逼老師喝痰盂裏的水，說要洗滌老師的肮髒內心；一個叫艾大仁的同學，踢了團委書記黃秀玲的肚子一腳，踢得她流了產……”。
因此，我們真的有必要好好審視人類的暴力行為。人類社會縱然多數時候是處於有序的狀態，人表現出來的是善性，但在社會環境某些鏈條發生改變的時候，即便是最善良、弱小的人，內心被抑製的惡，也會以最激烈的強度釋放出來，瞬間成為行凶的惡魔。
那麽是什麽可以激發出這種災難性的暴力呢？筆者認為取決於以下幾個因素。
第一，社會假想敵的出現。人類的假想敵，無外乎是被貼上宗教、民族主義、階級色彩（諸如塑造“漢奸”、異教徒、勞動人民吸血鬼群體），因為這些最能挑動社會公憤。我們還要說的是，這種假想敵的預設具有投機性，它們針對的往往是邊緣性群體或者缺乏自我保護能力的人，從來不敢挑戰強勢群體。
第二，對假想敵的唯一方式是消滅，暴力是解決問題的最方便手段。
第三，社會對暴力的強製約束機製發生崩潰，比如“文革”初期黨委和公檢法的癱瘓。
第四，社會軟性約束和救助機製的失靈，比如普通人的冷漠縱容，醫院、NGO等人道機構對暴力的某種程度的認同或妥協。
從以上暴力產生框架看，卞仲耘之死是個“完美的悲劇”：她死於社會假想敵幻覺的最高峰，她是集民族主義和社會不公正罪惡於一身的大魔，使得對她采取任何暴力都不過分；而此時社會強製約束機製和軟性約束都失靈，她成為一個徹底無助的人，像她這樣的人隨時都有可能走向死亡。
話題再回到今年針對外國人的暴力行為，它們未必符合上述全部條件——必須看到的是，我國目前有完善的社會治安體製，並且社會上不乏對暴力的譴責，乃至有胡友鬆這種挺身而出保護外籍小學生的英雄。但是上述第一、二個因素，目前在社會上是在某種程度上存在的。
即社會上仇恨外國人的聲音越來越多，這種聲音通過快手、抖音、公眾號、微博等途徑傳播，並且獲得民眾非常多的掌聲。越來越多的人把外國人尤其是日本人當做假想敵，認為外資企業和外籍子弟學校是間諜機構，製造大眾對國家安全的恐慌，從而讓認同對外國人實行暴力。
（大量博主以渲染日本人學校為間諜機構的吸引流量，以獲取商業利益）
同時，盡管這些外國人收入較高，並且受到我國法律的保護，但是往往他們相貌特殊，容易被識別，成為攻擊對象，又因為語言等原因，缺乏危急時刻自我保護能力，他們實際上又是社會上處於孤立邊緣狀態的“弱者”。尤其是未成年的學生，簡直是暴力傷害的完美對象。
我們此刻隻能說，如果任由這種暴戾思維發酵是可怕的，必會誘發更多針對外國人的暴力，或對中外關係產生根本影響，惡化中國影響，妨礙中外正常經濟、科技、文化交流，加重中國經濟進一步轉型升級的困境。
（三）
不僅僅是針對外國人，現在針對國內同胞的暴力思維也在抬頭，集中出現在針對知識分子和有產階層（民營企業家、中產階級等）。一些博主動不動口出“殺光公知”的言論，筆者也不讚同一些思維幼稚簡單的人，簡單臉譜化分析中國與西方的做法，給西方無限貼上玫瑰色幻想。但是，對於不同的意見可以辯論，不可以訴諸暴力。他們首選知識分子作為暴力對象，顯然也是因為知識分子是最沒有抵抗能力的一個群體——這是一種極為懦弱的一種心理，恰似阿Q欺負小尼姑。
在人類近現代史上，一個國家在高速工業化階段，社會矛盾往往都是很突出，幾乎都會規律地萌發暴力極端主義，尤其是在經濟不好的時候，暴力思想就會發酵，一旦控製不住，往往會導致國家陷入嚴重動蕩，除了英美等幾個轉型比較平順的國家，都產生過這種嚴重的曆史波折。我國作為後發國家，理應吸收這方麵的教訓，避免這種悲劇，此所謂真正的“後發優勢”。
曆史也很確定地提醒我們：這種暴力一定是無秩序蔓延的，暴力起初會有某種特定對象，但是一旦猛獸出籠，最早的施暴者及有意識煽動暴力的人，都會成為下一輪暴力的吞噬對象。就拿迫害卞仲耘的第一波“老紅衛兵”為例，他們很快成為“新紅衛兵”的鬥爭對象，他們中的多數經曆了家破人亡，而後一波紅衛兵，又被形形色色的暴力群體所打倒，如此往複四五個輪回，最終這場暴力成為全民族受難的巨大內耗。
所以，在暴力的鏈條上，很難有安全的逃脫者，我們的每個公民為了自己及後人的福祉，都應該自決抵製暴力思維。互聯網平台更應該自決抵製暴力流量，最近幾年暴力思想的發酵，互聯網平台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