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NDY ZHU HUIJGEN：我從中國被領養，至今仍在尋找自我和歸屬
自記事起，我就一直希望自己不是中國人。
我討厭自己不易打理的黑發，討厭自己的眼睛，在荷蘭，那個我長大的地方，它們讓我顯得像個外國人。晚上睡覺時，我希望自己醒來時能像其他荷蘭孩子一樣擁有金發碧眼。有時我欺騙自己，相信自己的願望成真了——直到鏡子提醒我，我來自何方。
1993年，還在蹣跚學步的我被荷蘭的白人父母從中國領養，因為他們無法生育。我在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小鎮長大，每周都有幾十個人——全是白人——穿著最好的衣服從我們家經過，前往教堂。從外貌、文化和種族方麵來說，這大概是離中國最遠的地方了。
我不會因為成長過程中一直伴隨著我的隔閡感而責怪我的養父母。他們盡了最大努力讓我度過了一個快樂的童年，我非常愛他們。但當中國本月早些時候確認將不再允許大多數外國父母收養中國兒童時，我感到一陣寬慰，隨之而來的是一股壓抑的憤怒。
自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開放國際領養以來，被安置在海外家庭的中國兒童數量估計超過16萬。這些孩子中約有一半去了美國。這個話題通常是從養父母的角度來討論的：這項領養製度如何讓他們得以建立家庭，如何讓他們拯救這些孤兒，而現在突然的禁令又如何讓申請收養的夫婦陷入困境。
Jialun Deng
很少有人關注這些領養安排的陰暗麵及其對被領養者的影響。
中國於1979年出台的嚴格獨生子女政策迫使許多中國父母放棄他們剛出生的孩子。這些通常是女孩，因為傳統上社會更偏向男性家庭繼承人。因此，一個以盈利為目的的海外領養行業應運而生，在這個行業中，人的生命有時候是可以被買賣的。
對於很多像我一樣脫離了本土文化、在與自己格格不入的國家長大的人來說，尋找自我和歸屬感是一生的事情，充滿了探索，也充滿了困惑、遺憾和失落。
我是荷蘭小鎮阿爾布拉瑟丹小學裏最早的非白人孩子之一。有些同學會踢我的自行車，試圖破壞它，因為正如一個男孩所說，“一個肮髒的中國人不配有這個。”無處不在、不可或缺的自行車是荷蘭民族的象征，對他們來說，我還不夠荷蘭。我聽到大人說“斜眼”，看到他們用手指拉起眼角。
即使在我的大家庭裏，我有時也覺得自己是個入侵者。當我的父母告訴親戚他們要把一個非白人嬰兒帶進家裏時，並不是每個人都支持。我的表妹出生後，祖父母的房子裏很快就堆滿了她的照片，而我的照片在那裏隻有幾張。我並不介意，隻是嫉妒我的表妹看起來和其他人一樣。我卻和任何人都不一樣。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與電影或電視中罕見的亞洲角色建立了聯係，他們不是千篇一律的按摩店服務員，也不是不善社交的數學怪人。我心目中的英雄是吳珊卓在《實習醫生格蕾》(Grey’s Anatomy)中飾演的聰明、潑辣的克裏斯蒂娜·楊醫生。當時我還不知道，但研究人員已經用一個詞來形容我所經曆的一切：“文化再適應”(reculturation)，也就是一個人發展出自己的身份，並適應出生地和收養地的文化差異。
在成長過程中，我感覺自己的一部分從未離開過中國，我渴望與中國重新建立聯係。三年級的一天，每個學生都要做一個家譜。我把自己的名字寫在中間，線條向外發散，以問號結尾。我流著淚回到家，懇求父母帶我去中國。
為了支付這次旅行的費用，他們把我們的房子做了二次抵押。2003年，12歲的我回到故土。突然發現身處同類之中，會產生一種強烈的效果；我終於感受到了尋找已久的歸屬感。現在，引人矚目的是我的父母。陌生人會盯著陪同中國孩子的兩個白人。我喜歡中國的食物，那種濃鬱的味道是荷蘭菜所沒有的。我學會的第一句普通話是對餐館工作人員說：“不要辣椒”。我發誓要學中文，然後再回去，最終在2019年，我以記者的身份回到中國。
在中國的報道進一步讓我看到了收養的現實。
由於獨生子女政策導致孤兒院人滿為患，嬰兒成了一種商品。中國的地方官員有時會從父母手中奪走嬰兒並將其出售。收養行業開始優先考慮海外父母，他們有能力支付可能超過5000美元的強製性“捐贈”，這筆錢對許多中國夫婦來說是遙不可及的。一些西方的收養機構反過來打白人救世主牌，暗示中國養父母不會真正愛一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孩子。
事實上，在開始國際收養之前，中國父母已經收養了數以百萬計的嬰兒。但是，1991年出台了對中國父母的資格的嚴格新要求。海外收養在2000年代初達到頂峰，之後因中國經濟蓬勃發展持續減少，政府為孤兒提供了更多資金，並最終於2015年宣布取消獨生子女政策。
許多被收養的中國孩子現在已經成年，他們正在尋根。這可能帶來情感的強烈波動。
去年，我陪著2000年被荷蘭父母收養的朋友保拉·弗羅利克去中國農村的家鄉尋找她的血親。她找到了他們，還發現自己有一個同卵雙胞胎，由親生父母撫養。當這對雙胞胎女孩出生時，她們的祖母想要一個男孩，在那個時候，如果頭胎是女孩，夫婦可以生第二胎。但由於她們是雙胞胎，必須先放棄其中一個女孩。後來，這家人花了多年時間尋找保拉，卻不知道她在世界的另一邊。
為了尋找親生父母，我去年去了中國西南部的貴陽，在那裏我查看了我的收養文件。上麵寫著，一個女人——可能是我的母親——在她去洗手間的時候讓兩個陌生的城裏人抱著我。她再也沒有回來。他們在我身上發現了一張紙條，上麵寫著：“孩子很健康。希望她長命百歲。”我還在繼續尋找，但我不會抱不切實際的期望。
9月5日，在中國外交部的每日新聞發布會上，當我緊張地舉手向政府發言人詢問有關國際收養將被停止的報道時，矛盾的情緒在我心中盤旋，當時這個消息尚未得到確認。當發言人宣布這一本質上就是在合法販賣兒童的政策確實已經結束時，我感覺得到了一種宣泄。
但我知道，中國政府可能永遠不會完全承認該製度如何被濫用，這衝淡了我的寬慰之情。我仍然感到憤怒——對收養製度遺留下來的種種問題感到憤怒，對人們始終關注那些希望收養的父母的感受，而不是孩子的感受感到憤怒，對人們暗示我應該為被收養而感恩感到憤怒。
中國收養時代的結束，以及我與出生國的重新聯係給我帶來了一些釋懷。我知道自己可能永遠不會被完全接受為荷蘭人或中國人，但我已經學會了為自己的雙重身份感到自豪。這就是我。
我不再對著鏡子生氣了。
Cindy Zhu Huijgen (@czhuijgen) 是荷蘭報紙《Trouw》駐北京記者。她是《Dit Is Ook China》（這也是中國）一書的作者，這本書講述了她被收養的經曆以及在中國的生活。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