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注：此文發布於2020年，原標題為：“愛國青年”蔡洋要出獄了，腦殼被打穿的那個西安人還在45號病房。
以下是正文：
相遇
2012年9月15日，西安。
擔任西安某都市報評論部主任後，江雪不直接進入新聞現場已經有些年頭，她不可能預見在未來的哪個時刻，會重新奔赴第一線。這天下午，她和朋友在家附近的茶館分別，微博上擴散的一些信息讓她隱約不安，她囑咐開日係車的朋友注意安全。
城外北郊，李建利夫婦正帶著兒子和即將過門的兒媳婦，在建材市場裏轉得不亦樂乎，大兒子婚期將至，物件也基本備齊了。他們駕駛的白色的豐田卡羅拉，買回家剛一年多，此刻在日光下鋥光發亮，正如他們的心情一樣閃耀。
然而韓寵光的情緒可不美妙，他正在轄區派出所焦頭爛額地同警察爭論。他申請的“918”遊行活動，召集了全商城的300多戶商家加入，他的心裏有股熱血正在翻騰著。可現在，眼前的民警勸他撤回遊行申請，他既疑惑又惱火，決定上街看看。
西安以鍾鼓樓區域為中心，東西南北四條大街，將這個方方正正的城市切割為規整的形狀。大街的路標用典雅的木雕裝飾著，這座古城企圖用每一個彰顯文明的細節，俘獲駐足這裏的人們。
2012年9月15日，這四條大街上擠滿了人，他們原先分布在這個城市的角角落落，和那些不知名的街道一樣默默無聞。而現在，他們昂首闊步地湧上了這四條主幹道，他們從未像這一刻一樣地堅信，自己是這個國家某種權益的捍衛者。
遊行的人潮打著各式標語
終於，在西門外的大街上，在一場被官方稱為“反日保釣遊行”的活動中，三個素昧平生之人的命運，相遇了。這一天，這座以悠久曆史著稱的城市，充斥著瘋狂的人群、被砸毀的車輛、被碾壓的圍欄，咒罵聲、呻吟聲、哀嚎聲，眼淚以及鮮血，還有一些無法隨時間消逝的隱痛——李建利的傷病、韓寵光的困惑和江雪的羞恥感。
遭難者
他們沒想到，走了四年，至今沒有走回家。
人群中，王菊玲站在車的這邊苦苦地哀求砸車者，“我們錯了，我們以後再也不買日本車了”。一轉身，那邊的丈夫已經癱倒在一輛白色麵包車下，血流如注。她嚎叫著跪倒在丈夫身邊，喊著“救命”，眼前這個身體卻毫無反應。
王菊玲：血捂都捂不住。鼻子、嘴全都冒血，是血漿，還不是血。我當時先拿手捂的，都能感覺到那個洞。
王菊玲向圍觀人群求救
圍觀群眾紛紛拿出手機拍照。韓寵光撥開人群，見到李建利的時候，他心裏估摸著這人已經沒救了，因為他認出那些粘稠的、白色中帶有血絲的東西，是腦漿。想到交通已經癱瘓，撥打急救電話不如自救，他攔下一輛出租車，和王菊玲一起將李建利抬上車，此時，一位民警出現，為他們開道。
他們的身後，砸人者還沒有放過李建利那輛白色的豐田卡羅拉，遊行的隊伍還在浩浩蕩蕩地前行……
王菊玲評價丈夫“視車如命”。在915那天，“車”和“命”兩個字，竟這樣緊緊地連結在一起。
今年55歲的李建利是土生土長的西安人，王菊玲的老家在河南，兩人因在同一家單位上班而結識。2000年，二人先後下了崗，開起了出租車，一個人開白班，一個人開夜班，夫妻相聚的時間幾乎沒有。但是收入增加了，下了崗的夫妻倆竟讓生活出現了新的轉機。回憶起那段時光，王菊玲說“有苦有甜”。
苦的細節都飛快地帶過，王菊玲更願意眼含笑意地聊起生活中的“甜”：經濟條件好了，“生活有希望，有奔頭”。在王菊玲看來，這還有什麽不滿足？兩年後，開出租車攢下了積蓄，在朋友的介紹下，二人又經營起二手車生意，良好的信譽和豐富的資源，讓他們的二手車買賣紅紅火火。夫妻倆健身、旅行，日子過得有滋有味。
喜愛旅遊的李建利夫婦
除了經濟來源始終與車掛鉤，李建利本身就是汽車愛好者，家裏的家用車換過三輛。說起丈夫對車的愛，王菊玲回憶到，她曾和朋友開著家裏新買的車出門辦事，新車被撞，急忙趕來的丈夫竟然首先鑽到車底下查看車的受損，而不是自己的傷情。至今想起這件事情，她還是將嗔怪的目光投向在病床上憨笑的丈夫。
在對“915”那天的講述中，王菊玲悔過選擇的道路，悔過回家的時機，怪過自己的命運，甚至怪過路中間阻礙車掉頭的圍欄，當然，也恨過那個肇事者——揮舞U型鎖，狠狠砸向丈夫腦袋的蔡洋。
到了最後，這個苦心經營家庭的女人——她跑出租車時因怕找不到廁所而不敢喝水，對日本的了解僅限於壽司和省油的車——萬分堅定地對我們說：“我覺得歸根結底，這事兒還是怪日本人。”
“ 愛國者 ”
他不確定警方給他的信息是否確切，以及混亂的程度到底如何。
出生於河北邯鄲的青年韓寵光，彼時正在西安經營五金生意。在遊行示威這件事上，他一直躍躍欲試。
1999年，韓寵光還是個高中生，正值南聯盟大使館被轟炸事件，街頭遊行抗議的人中，他是其中的一分子。那種每個人同仇敵愾、義憤填膺、熱血上湧的感覺，他至今記得。
13年後，在西安，韓寵光又看到了相似的景象：遊行的隊伍喊著口號，摩托車迎賓隊、豪車迎賓隊組成長長的車隊。看到車隊開道的情景，韓寵光內心那股燥熱的東西再次被撩動，韓寵光想，三天後，他申請的“918”遊行也要這樣搞。
為遊行開道的“豪車迎賓隊”
他繼續往人群中紮。東南西北四條大街上是烏泱泱的人群，他們舉著牌子，打著橫幅，像一架所到之處隻留廢墟的巨型機器，所有的個體都失去了差異化的麵目、身形和動作。
然而，眼前的場麵很快讓韓寵光從覺得熟悉，到開始感到詭異和驚慌。因為人們已經不隻是遊行，而是開始了砸車、砸店。
韓寵光：有一個戴著黑墨鏡、穿著黑色短袖T恤的人，他把人召集起來，跟他們說砸的時候怎麽砸，怎麽掀翻，遇到抵抗要怎麽樣。說一個也不放過，好像就是計劃好的一樣。
“黑衣人”換了一撥又一撥，遊行的隊伍來到了路南邊的汽車店。這家以賣日係車為主的汽車店早已聞訊關門，然而幾個小夥子還是“齊心協力”撬開了卷閘門。
韓寵光：一排小夥子喊著口號，哐哐跺，下邊變形了之後，手能塞的時候，一二三就往外扯，愣是把這個門給拉扯了，跟撕紙一樣。
另一邊，一夥人正在毆打店主。那是個三十歲出頭的年輕人，白白淨淨的臉龐，高個子，還領著一個女孩。他跪倒在地，嚎啕大哭，對著自己的同胞磕頭求饒。鮮血糊滿了臉，早已分不清是被打的，還是自己磕破的。
遇見李建利夫妻時，接近下午四點。韓寵光用手機拍下了當時混亂的畫麵，他清楚地知道，凶手很可能就出現在他正在拍攝的某個鏡頭之中。後來，他提供的視頻資料，果然為警方抓獲主犯蔡洋提供了幫助。
從西門走到玉祥門、蓮湖路、北大街、北門外，然後從北門外又折回去，回到鍾樓。這一路，韓寵光跟著遊行的隊伍，不斷地勸阻著砸車者，“我們別欺負女人”，“算了吧，都是中國人”。他知道他無法製止，隻能盡量減少破壞。
直到傍晚天降大雨，遊行的人潮才逐漸散去。韓寵光告訴我們，那天除了很多車輛商店被砸，還有很多店鋪被人乘亂洗劫。這場打著“愛國”旗號的遊行，徹徹底底地變質了。
四年後，韓寵光還記得一個六七歲的小男孩。那天早些時候，他們在西門偶遇。“他問我，叔叔，叔叔，他們為什麽要砸車，為什麽要打人呢？”韓寵光一遍遍地向我們重複這個場景。這個曾經熱血的“愛國者”，將永遠受困於這樣一句稚氣的提問。
那天之後，韓寵光將他的遊行申請撤消了。
記錄者
她是因為那一天，而毫不猶豫地再次走上新聞第一線的。
“915”當天，網上的諸多消息讓江雪按捺不住心情，第二天，她走訪了現場。市區已經進入戒嚴狀態，各個城門有武警把守，有些地方則是一片狼藉，“整個城市，如臨大敵”。
接下來的四五天時間，江雪開始采訪親曆者。其中，“一個傷心的媽媽”張輝（化名）讓她印象深刻。
那天，這位年輕的母親開著日係車帶著兩個孩子去公園裏采樹葉做書簽，尋常生活的美好，最終演變成他們內心永恒的傷痛，孩子們不得不接受心理治療，如今的恢複情況不明。江雪去采訪的當天，母親的膝蓋上還有淤青——她跪著哀求砸車的人群，說車上還有孩子，但車還是被砸了。
砸車者攔下張輝（化名）的車
“愛國可能成為流氓的庇護所、遮羞布”，江雪說。可是，到底是什麽樣的“流氓”在做這些事情？
“915”一年後，造成李建利重傷的主犯蔡洋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那時他才21歲。蔡洋是河南南陽人，2009年來到西安做泥瓦工，工作之餘的最大愛好就是網絡遊戲。2012年9月15日當天，他提早下工，花35塊錢買了麵大國旗，神氣地匯入人流。
在西安的三年中，蔡洋沒有攢下任何積蓄，但他獻過五次血，還把獻血後的慰問品送給工友。據工友說，蔡洋平日看不出任何激進和暴力傾向，受了委屈，也選擇忍耐。但當他跳起來把手中的鋼製U型鎖砸向李建利的那一刻，卻使足了全力。
重傷李建利的肇事者蔡洋（汽車後座者）
“本質上來說，那天遭受傷害的每一位無辜者，都是在為我們每一個人受過”，江雪在她的文章《“九一五”：西安之痛》中這樣寫道。被問起那一天對她最大的影響是什麽，江雪回答她不會考慮買日係車了。但是，這個選擇不是因為“反日”或“愛國”，而是出於對“同胞”深深的恐懼。
江雪後來告訴我們，“915”後的一個月，西安開了第一家日係服裝品牌優衣庫連鎖店。那天全場爆滿，人們瘋狂搶購的勁頭，絲毫不遜色打砸搶的那一天。
鍾聲
2016年10月19日，915事件四年後的西安。
李建利還住在四年前的那間45號病房裏。直到今年8月，王菊玲才領到了52萬元社會救濟，今後漫長的康複治療怎麽繼續，還根本毫無著落。李建利有著超人的記憶力和學習欲，但已徹底失去了右半邊身體的活動力，曾經熱愛旅行的王菊玲，四年來走過最遠的地方就是西安近郊。領到救濟款那天，兒子開著四年前被砸的那輛車，載著他們出門散了散心。
李建利的住院費用一日清單
韓寵光已經在另一座城市開始了新的創業。來見我們那天，他的私家車後座上放著兩本書，一本關於網絡金融，一本關於莫奈的藝術。他說他最愛做的事情還是看書，什麽書都看。不知道在哪本書裏，有他心中困惑的答案。
江雪從原先供職的報社離職兩年了，當年報社拒絕發表她關於“915”的報道，她在四年後又發布在了自己的自媒體平台上，閱讀量破了十萬。做獨立媒體人給了她更多的自由和不確定性，她說自己始終有股莫名卻執著的“正義感”，那是她大學學法律時就已經埋下的。
在西安的最後一天，我們跟著韓寵光和江雪前往醫院探望李建利。四年來已經基本失去聯係的三方，再次相見了。江雪細致地詢問起他們生活的現狀，李建利兩口子突然泣不成聲。
醫院正南方六七百米，有一座報時的鍾樓，每到整點，《東方紅》的樂聲就會滲透到方圓幾公裏的每個角落，當然，也包括李建利的45號病房。那裏的牆麵上常年貼著“意識不清/清醒期臥床患者的康複鍛煉計劃”，窗台上放著三盆小型綠植，王菊玲說這算是偷偷養的，因為醫院不允許。
告別了李建利，我們往鍾樓走。西安——它依舊是最受外國人喜愛的排名第二的中國城市，也是日本人心目中“中國古文明的象征”。我們站在它的街道上，抬頭看著時鍾指向整點，沉默地等待攝影機和記憶將這一切收錄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