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六點多醒來，讀到新聞，深圳日本人學校的10歲男孩遇刺後身亡。那一刻，心被一股黑暗的力量拉著往下墜，大腦像膠片播放，無序地閃現著我在日本短暫生活時的場景，閃爍著那時的光影，伴隨著那時的聲音。最後定格在那個下午，在京都銀閣寺腳下，一群天真爛漫的日本孩子背著書包放學，經過石橋，看見了騎車買菜的我，用可愛的童聲大聲喊，“Yitongおかあさんokaasan（我女兒的名字叫Yitong） ”。多麽害怕昨天遇害的10歲男孩會是其中的一個。會不會某一年，他也跟隨著父母，就像我的孩子們一樣，跟隨著媽媽，去了異國他鄉生活？隻不過，他的他鄉，恰好是他的曾祖輩侵略過的地方。而他遇害的那天，恰好是1931年日本發動侵華的日子，9月18日。
據《聯合早報》的報道，“小男孩睜大眼睛躺在一大灘血中動也不動。一名疑似是他母親的女子在旁邊哭嚎著”。日本的媒體報道，當時陪同男童上學的母親雙手沾滿大量鮮血，她用中文喊叫：“我的孩子到底做錯了什麽？救救我！” 讀到這樣的殘暴和血腥，我很想緊緊地擁抱那個心碎和悲傷的母親。目睹自己的孩子遇害，情何以堪？！我為她流淚，也為那個無辜和可憐的孩子流淚。孩子，很抱歉！我應該做更多，讓更多的人懂得，中日的人們可以彼此擁抱，而非仇恨和傷害。而他的父母已經證明，中日的人甚至可以相愛。
但是，我並非試圖說服，因為這一路徑將會和仇恨的教化一樣，是對民眾的不尊重和愚弄。無論擁抱還是相愛隻能來自於人和人真實的生活交往，如果還來不及去體驗，保持開放和質疑也是一種文明。
在2018年訪學前，我對於日本的了解甚為有限，有從教科書習得的概念，也有從網絡瀏覽到的資訊，例如侵華戰爭的曆史，日本的旅行和美食，網絡上的女優，也偶爾閱讀日本文學。雖然中日是一衣帶水，但是我從沒來和日本人有過交往，也沒有情感的連接。對於侵華曆史的憤怒，也是有的，但是更多的是政治正確的立場。曆史不能被遺忘，必須被審視和反省，就像德國人對待他們屠殺猶太人的曆史一樣。但是，在我們的生活裏，如何去理解和對待侵略者的後代？2018年3月，我帶著那個問題去了京都。
我和家人住在大文字山的銀閣寺腳下，有一條小溪從木房子的背後穿流而過，兩側正開著燦爛的白色和粉色的櫻花。夜裏月色清麗，花香濃鬱，我很想在花叢下喝一壺清酒。可是，山腳下太安靜了，整個日本社會的氛圍都太安靜了，四周無人，隻有各種蟲鳴。我既怕人又怕鬼，花下酒一直沒喝成。
小溪沿著哲學之道流淌，穿過一座小橋，流向不遠處的京都大學。小橋邊上有低矮的房子，其中是一家超市。我常常騎車去買菜，有時候帶著兩個孩子走路去。房子叢中有一道木門，常常是虛掩的，背後依著一位老婦人。她似乎每天都是半躲在黑暗的門後，窺視著熙熙攘攘的世人。有一天下午，突然下起瓢潑大雨，老婦人探出半身，彎腰鞠躬，向我們遞出一把雨傘。她說著日語，我完全聽不懂，就用中文對話，但是感受到了她的善意。於是，點頭致謝，但是，不習慣鞠躬，腰彎不下來。還了傘，算是相識，可是，從來沒能交談。時隔六年了，仍然惦記著木門背後的老人是否安在？
在京都的四個月，我們是在那裏生活，而不是旅行，經曆了善意、惡意、歧視和地震。如果把發生的故事放進生活的場景，而不僅僅是抽象為政治討論，就會覺得誤解和仇視是生活的內容之一，是可以理解和消除的。
那一年，我的女兒剛6歲，是上小學的年齡。在登記了租房地址後，她就近上小學一年級。上學的第一個星期，新生們需要接受生活能力的訓練，例如如何看紅綠燈，換鞋上廁所，獨立放學回家。下午，我打開院子的門，遠遠地看到男班主任和學生們走路回來。老師挨家挨戶地把學生送回去家。那時候，我需要寫稿子掙錢，白天要出門采訪，不能天天在家等孩子放學。
在京都的不同學區，都有政府資助的課後托管班。學校放學後，一個老師會帶領著需要托管的孩子一起下山，去到河邊的一個院子。那裏有工作人員陪孩子們下棋，輔導功課，或者課外打球，還有下午茶點。我去到那個院子裏，為女兒申請托管。可是，被拒絕了。對方的態度很堅決，沒用英語向我解釋，我又不能用日語進行交流。經過數番努力，我氣急敗壞，就覺得是日本人在歧視中國人，“為什麽其他學生有托管權利，而我來自中國的女兒沒有？”
於是，我找了一個在京都生活了幾十年的中國同胞，他能說流利的日語。我們和工作人員預約了時間，心平氣和地交流，讓對方出示相關的管理文件。終於弄明白，托管合同是每年一簽，而且是交年費的。那是一個平等的製度，而非某個工作人員基於民族主義的仇視。我主動提出，托管四個月，交一年的費用。由於托管機構有政府的補助，費用低得不值一提。最後，他們接收了我的女兒。
從那以後，每天下午放學，我的女兒就跟著其他的日本孩子，走下山坡，再過一條馬路，在托管機構裏玩，等著媽媽來接。慢慢地，等她認識了路以後，我也放心讓她早晨獨自去上學。我交代她，到了學校以後，就找一片葉子，撕一個角落，放在學校大門的旁邊。這樣，等媽媽送弟弟去托兒所時，經過學校，看到暗號，就會放心。直到某一天，突然刮起了大風。我找不到葉子，擔心得坐立不安，跑去學校的教務處確認。那是虛驚一場。
後來，有了一場真實的危險。
某天放學回來，女兒說，早晨上學，她突然想從另一個路口過馬路，是拐彎的地方。當她還在馬路中間時，一輛汽車疾馳而來。一個日本媽媽推著嬰兒車，正走在人行道上。她厲聲喊，“有孩子！車子慢下來！” 車子停了，我的女兒平安了。事後的恐懼讓我無比感激那個陌生的日本媽媽。我問女兒，那位媽媽長得是什麽樣子的？她說，記不清楚，她應該是正送孩子去幼兒園。於是，我寫了很多張日語的尋人啟事，貼在附近幼兒園門口。我想找到保護了我女兒的日本媽媽，當麵感謝。可是，沒找到。我確信，那一刻，在她的眼裏，生命是一樣的，無論遇到危險的孩子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
在日本生活的細節是綿密的，伴隨著語言的障礙和文化的差異。2018年的母親節，我帶著兩個孩子走進一個餐廳。雨很大，到達的時候，我和孩子們又濕又餓。我請服務員安排一個桌子，她搖頭說，聽不懂英語。於是，我拿起手機翻譯給她看，她拒絕看。後來，交鋒數次，她說必須要預約。我說，事先打電話預約，因為她不說英語，就沒成功。我請她教我，如何預約。她沒回答，逕自走到門口，打開了玻璃門，作出一個趕客走的姿態。我覺得很被羞辱，被歧視，把原因歸結為我是中國人。
事後，心情久久不能平複。於是，和一位日本律師談了這件事情。他很熱心地幫我查到了那個餐廳的法律文件，並且給老板發了一封律師函。老板回信了，認為員工沒做錯什麽，隻是語言的障礙，但是，他道歉了。我認為，事情進行到那一步，已經用了法律的手段，是理性和解的盡頭了，沒必要再對人心進行討伐。
就那樣，衝突是有真實的場景和人物，有說話的渠道，有辯解的可能性，而不是抽象的仇恨。和日本學者一起時，我曾經問她們關於日本侵華曆史的看法。一位東京大學的教授說，她不滿意日本對軍國主義曆史的反思，當時，她在寫文章，在呼籲政府保留一個曆史遺址，用於警醒後人。而且，那麽多年，她一直積極地努力，希望增進中日之間的民間交流。
在日本短暫生活後，才深刻地懂得民間交流的重要性。有了真實的接觸，就會感覺到對方生命的溫度，是真實又珍貴的生命，就像那個遇害的10男孩。我說他是中日男孩，不僅僅因為他有可能是日本父親和中國母親的孩子，而是因為，他是我們共同的孩子，一個曾經爛漫珍貴的生命，就像京都橋頭大聲對我喊，“Yitongおかあさんokaasan”的孩子一樣。慚愧和抱歉的是，我沒能成為在中國街頭保護他的中國媽媽。
以下是作者在日本生活期間的照片：
女兒所在小學的開學儀式
開學第一天，高年級日本女生為女兒戴徽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