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亞裔暴漲，耶魯亞裔暴跌…美國教育界炸鍋了

今年，教育平權行動被禁止後的第一屆新生入學，各方都很想知道結果會怎樣。然而，各大學公開新生數據後，美國教育屆炸開了鍋：有的學校亞裔比例暴漲、有的暴跌，看得人都困惑了。亞裔學生，真能贏嗎？

最近，美國各大媒體都對各大學新生報告格外關注。

原因無他，去年，哈佛在美國最高法院敗訴。推行了幾十年的教育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被禁止在大學招生中使用，今年的新生成了檢驗成果的第一屆。

無數雙眼睛都在盯著，大家都迫切地想知道：

這屆學生的錄取情況如何？

禁止了教育平權行動，大學依據什麽標準來錄取學生？

特別是站在風口浪尖的亞裔學生，是否更容易受到青睞？

MIT暴漲耶魯暴跌，亞裔學生比例趨勢難尋

新生數據披露後，不同大學之間的差異格外顯眼，很難總結出相同的變化趨勢。美媒在報道中也用mixed、diverse來形容今年的形勢。

首先要說的就是MIT和加州理工，兩所學校亞裔學生比例增長明顯。

對比MIT今年和去年的錄取數據，不難發現：

亞裔學生比例從40%增長到了47%，增長明顯；白人學生比例從38%到37%，幾乎沒有變化；黑人學生15%到5%、拉丁裔16%到11%，下降也很明顯。

MIT新生數據，根據官網整理

再看加州理工，亞裔學生比例從37%漲到了41%，白人學生從22%下降到19%，不過黑人學生（5%無變化）和拉丁裔學生（11%到10%）的比例倒是十分穩定。

加州理工新生數據，根據官網整理

藤校這邊呈現出了不同的趨勢，各族裔數據有升有降，幅度也各不相同。

根據哈佛的統計，與去年相比，亞裔學生占比37%，與去年持平；黑人學生從18%下降到14%，拉丁裔學生從14%上升到16%。白人學生數據沒有精確統計，粗略估算，從28%上升到了31%。

耶魯大學招生辦公室的新生概況顯示，亞裔學生從25%下降到了19%；白人學生從42%是上升到了46%；黑人學生14%，與去年持平；拉丁裔學生比例曆史最高，達到了19%。

耶魯官網新生數據統計

普林斯頓大學的對比顯示，亞裔學生從25%到23.8%；黑人學生從9%到8.9%；拉丁裔學生從8%到9%，變化都不算大。白人學生比例僅公開了今年的31.3%。

普林斯頓官網2028屆新生統計

哥倫比亞大學披露了Columbia College和Columbia Engineering兩個學院的數據，亞裔學生（含太平洋島民）比例從30%上升到39%；白人學生從51%略微下降到49%；黑人學生從20%明顯下降到12%；拉丁裔學生從22%略微下降到19%。

哥倫比亞官網2028屆新生統計

布朗大學公布，亞裔學生比例從29%上升到33%；白人學生從46%下降到43%；黑人學生15%明顯下降到9%；拉丁裔學生從14%較大幅度下降到10%。

賓大尚未公開具體數據，但官網顯示，2028屆學生中57%認為自己是有色人種，23%來自代表性不足的族裔，達到了曆史最高。

另外一些大學也公開了新生數據。

公立的弗吉尼亞大學官網顯示，亞裔學生比例從21.6%下降到20%；白人學生今年占53.9%，略有下降；黑人學生從10.8%略微下降到9.4%；拉丁裔學生從7.8%上升到了10%。

私立的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顯示，亞裔學生比例從27%到26%；白人學生從35%到37%；黑人學生從12%下降到8%；拉丁裔學生從13%到12%。

不同大學各族裔錄取變化 圖源：Nicole Narea/Vox

比起族裔背景，低收入家庭或受益更多

率先公布數據的MIT，黑人和拉丁裔學生的比例降幅達到5%，引起了不少討論。

很多媒體提到了加州大學係統的錄取變化，覺得再次出現類似的變化，是曆史的重演。

加州從上世紀末開始，就在公立大學中實行了不基於族裔考量的招生錄取。

普林斯頓大學助理教授Zachary Bleemer在2020年發表的論文中提到，在禁令開始實施的那一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的黑人和拉丁裔學生的入學率下降了誇張的40%。

那麽，在教育平權行動中“打頭陣”的亞裔就贏了，其他少數族裔就輸了嗎？

目前，公布數據的大學還不算多，下結論未免為時過早。不過，《紐約時報》資深撰稿人David Leonhardt的一篇評論，倒是提出不少值得一看的觀察。

先說MIT，它的錄取變化或許並不能代表美國大學的整體變化。

“MIT並不是一所典型的精英大學。它側重於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這本就是黑人和拉丁裔代表性嚴重不足的領域。”

David Leonhardt認為，MIT一所學校的變化並不具備普適性，隨著更多大學披露新生數據，可以看到不同學校的改變不盡相同——有些大學的族裔比例大漲大落，有些則是小起小伏，還有些可能變化平穩。

比起具體族裔在錄取中的變化，David Leonhardt覺得另一個細節更值得關注——“盡管今年入學的黑人和拉丁裔學生人數急劇下降，但低收入學生的數量卻略有上升。大約1/4的新生來自美國收入靠後的一半。”

對MIT的申請者來說，最高法院的裁決可能對高收入的黑人和拉丁裔申請者最為不利，對低收入的亞裔申請人最為有利。

從追求族裔的多元，轉為追求家庭經濟多元，可能是大學接下來的努力方向。

在David Leonhardt看來，這一點可能並非大學推行的替代方案的出發點，但諸多行動確實在促成這個趨勢。

比如不少大學在招生中，更加重視結合學生的生活背景，大學也鼓勵生活在經濟落後、機遇不多地區的學生遞交申請，爭取機會。

在禁令之前，哈佛就開發了“機會地圖集”（Opportunity Atlas），可以識別來自資源匱乏社區和街區的學生；

耶魯也在使用Landscape™工具，幫助招生官更好地評估申請人。這個工具可以對申請人所在高中和社區的情況做進一步補充，比如高中人數、享受午餐費用減免的比例、曆屆畢業生申請大學時的SAT平均分等。

對於2028屆學生，耶魯還增加了“多元文化開放日訪校”等活動。高中生和家人可以訪校了解耶魯大學的四個文化中心：非裔美國人文化中心、亞裔美國人文化中心、La Casa 文化中心和美洲原住民文化中心；

MIT也會來自弱勢背景的學生提供教育資源方麵的幫助，除了從校友收集、推薦備受好評的免費資源，MIT自己也推出了Open Course Ware這樣的課程資源；

還有包括藤校在內的52所知名高校加入了Quest Bridge計劃，幫助高成就、低收入的學生匹配申請適合的大學……

更加顯著的一個措施，還是跟錢有關——

很多大學在加大獎學金、助學金的力度，希望能給予更多學生上大學、上好大學的機會。

普林斯頓大學表示，自己71.5%的學生有資格獲得資助，家庭年收入10萬美元以下的學生還可以免費入讀，哈佛等頂尖大學也有類似的助學政策；

杜克大學在去年推出一項新計劃，免除部分低收入學生的學費，弗吉尼亞大學緊隨其後，於12月免除州內低收入學生的學費……

不過，《哈佛雜誌》也評價：“（這些措施）可能為精英州立大學采取類似行動指明了方向。但很難想象真正的全國性和國際性大學，比如藤校、芝大、斯坦福，能夠做到同等規模的事。”

而David Leonhardt認為，“大學的這些新政目前看增加了學生背景的經濟多元，但同時可能減少族裔多元，加劇種族不平等。在美國，種族不平等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問題，從學生族裔比例來看，現在這些變化也很難簡答地說是好或不好。”

未來，亞裔學生將麵對什麽？

至於未來事態將如何發展，很多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David Leonhardt就提到大學也將如履薄冰，承受輿論壓力，未來可能還會有不少關於不同族裔錄取的糾紛出現。

“肯定會有保守派和反對教育平權行動的人，他們擔心大學會在錄取中作弊，通過個人陳述等內容來判斷學生的族裔背景。因而他們會仔細研究錄取數據。與此同時，學校也非常擔心被起訴。”

確實，在去年的一些報道中，就有悲觀的亞裔家長表示，就算有了禁令，可從孩子的姓氏就能判斷族裔，很難相信招生官不會因此有偏見。

教育平權從動，禁或不禁，似乎沒有給孩子申請頂尖大學帶來什麽大影響。

但David Leonhardt認為這樣的觀點或許有些誤解。

首席大法官John Roberts在當時的意見書中寫道：“意見書中的任何內容都不應被解釋為禁止大學考慮申請人討論族裔種族如何影響其生活，無論是通過歧視、啟發，還是其他方式”，“關鍵是錄取過程中必須將學生視為獨立個體”。

這也為大學的招生改革指引了方向。特別是從一些頂尖大學的動作中可以看到，學校既希望能錄取到高能力的學生，又在努力增加其中弱勢背景學生的機會，不管來自哪個族裔。

耶魯大學就是個例子。

去年，耶魯的補充essay就允許學生在三個問題中選擇其一作答，目的就是希望“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反思自己的經曆如何塑造了他們的性格和優勢”。

接下來，耶魯還將允許學生在申請中之多提交四類成績，包括SAT、ACT、AP、IB。招生辦公室外聯副主任Mark Dunn解釋，這不是為了讓學生去卷更多、更高的分數，而是放寬了申請範圍。

“即使沒有SAT/ACT成績也可以申請耶魯。”更重要的是，“比起一門母語科目的AP滿分，隻要分數相比高中背景很突出，哪怕分數本身不高也很能幫助申請。”

亞裔作家、教育學者OiYan Poon是教育平權行動的支持者。單論大學申請和錄取這件事，她認為禁令使得大學失去了一項強有力的手段，但同樣支持“裁決從未否認多元化是一個好目標，從未說過不能創造新方式”。

無法否認的是，亞裔麵對的族裔問題不是一蹴而就就能解決的。OiYan Poon在調查中發現：

哪怕是教育平權法案的亞裔反對者，也和傳統的白人反對者不同，他們和亞裔支持者同樣認為“種族主義是美國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不過，亞裔反對者更傾向把種族主義定義為個人問題，比如認為教育方麵的種族差異可以通過個人更加努力來解決。

支持者則傾向於把種族主義定義為係統性問題，需要更大層麵、更多群體的參與，共同改變。

而在反對者和支持者以外，也還有很大一部分群體是猶豫的、搖擺的。

《洛杉磯時報》的一篇報道就更直觀地點出了當下許多亞裔家長的迷茫和緊張。

大學錄取標準不透明，他們就很難在孩子的教育上徹底放下心來。到底要刷幾門AP課、培養多少特長、參加多少活動，才能讓孩子進大學穩一點。

有的家庭在養育多個孩子的過程中，也學會慢慢放低期待，不再死磕頭部大學，但也覺得孩子至少得進個TOP30、TOP50。可即便如此，什麽樣的履曆更有優勢，依舊困擾著他們。

有谘詢機構的老師介紹了一個被賓大錄取的學生案例：

一位成績並不“出色”的女孩子，平均績點4.3，SAT1520，修了9門AP課。在她的個人陳述中，她寫了母親與乳腺癌抗爭的故事。“她展示了自己麵對的獨特人生挑戰，這是她的王牌。”

但在更多家長和學生眼中，這樣的經曆不可強求，不可複製，一如大學在申請中所要求的“體現學生獨特特色的成長經曆與反思”。

還有些家長則站得更遠一些，認為大學申請或許遠不是亞裔學生們的最終挑戰。“現在就算進入頂尖大學也不能保證事業上的成功，亞裔在很多大學中占比很高，但在政府和其他工作場所的領導職位中卻比例不高。”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